在4月17日和汪洋的见面会上，我刚开始谈了粤港澳合作中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最后向汪洋提出一个问题。我说，思想解放的重点在干部，但是现在领导干部对待改革的心态普遍是”宁可保守一点，而不愿进取一点”，也就是”宁守勿进”。因为真正的改革风险很大，成功率则很低，大家宁愿保守一点，无过便是功，反正经济形势还不错，顶多搞点形象过程、政绩工程而已。这种心态不仅广东有，在全国也是很普遍的。在这种”宁守勿进”的心态下，广东的思想解放如何在领导干部中取得突破？

给汪洋书记提的这个问题，报纸上都没有报道出来，我这里自己整理出来。事实上，在事先准备好的见面会发言稿中，我对如何打破”宁守勿进”心态有大篇论述，只是在见面现场，因时间关系而不得不放弃。

• 对于“宁守勿进“这个词，我刚开始用的是”宁左勿右”这个说法，不过觉得”左”和”右”这种说法可能帽子扣得太大，也可能不准确，用”宁守勿进”就觉得能够充分说明问题了。不过，”宁左勿右”的思维也不是没有，比如一些经济政策，因此邓小平说要”防止右，更重要防止左”非常深刻，到现在依然是我们解放思想所需要警诫的。
• 说到”宁守勿进”对思想解放的束缚，我发现在我们现行党政体系内，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原生性层面，那就是从成本效益上分析，进取性改革成功率不高，但政治风险高，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会选择消极性改革着手，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成功率高风险低，或者干脆小打小闹随便做点什么，无过便是功，反正在现有形势下经济不会坏到哪里去，前几年省内某城市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 原生性的”宁守勿进”是人性使然，在投资学上叫做”厌恶风险”，但是其中也有制度因素，就是我们如何创造条件激励领导干部积极进取。2006年3月深圳曾出台一个改革创新促进条例，其允许试错、宽容失败的理念值得肯定，但是这个条例让改革者失去风险意识和责任心，其后果也是难以设想的，另外操作起来也有问题，因为改革的效应不是短期内能衡量的，如何论成败呢？另外，上述”试错”的思路还是局限在传统的精英主导式改革上，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来”试错”，显然这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所以，我在”岭南十拍”中提出”告别摸论”，要告别”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创新的决策上不要仅依赖一两个人和几个专家，而是要实现科学决策，科学决策要遵循一套制度也就是依法决策，要让广大群众参与进来，多听证，多研讨，就像我们现在的思想解放，官方、民间都调动起来，这是民主决策。
• “宁守勿进”的另一个层面是衍生性的。在一些领域，中央政策和领导的初衷只是有所节制，但到下面就是层层收紧，越到基层，越保守，有些时候甚至把好事变成坏事。比如前不久发生在深圳的警察铐押记者的事件，我想，无论是作为哪一级领导，可能没有人敢说要他们辱骂、威胁、殴打、铐押记者吧，顶多就是说要严防记者之类的，但是到下面执行的时候就会变本加厉。这样的现象不是深圳所特有，在全国来说应该是普遍存在的。在这里我多次举了深圳的例子，并不是我对深圳有成见，而是我对深圳发生的事情相对知道得多些，举起例来更容易一些。
• 衍生性”宁守勿进”发展到极端就是到了因噎废食的地步，比如2002年北京蓝极速网吧发生火灾之后，国务院几个部委要求治理整顿网吧，到了我们广东某市干脆停止审批网吧，希望一了百了，但不知道这样会导致非法网吧大量滋生。如果这些网吧发生事故，就以它们是非法网吧来推脱责任。显然，衍生性“宁守勿进“并不是对上面的政策吃不准把握不透，很多情况是庸政、惰政，甚至是投机取巧，总的说来就是下面部门执政能力低下、为民服务意识低下造成。
• 如何打破”宁守勿进”的心态？我在前不久发表的《大部制改革需要外部压力》中提出，要充分利用来自民间的外部压力：”改革只有自上而下的内部压力显然不够，需要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动力，形成改革的共识和压力。这种来自全社会的外部压力既需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也需要社会各界认识广泛讨论来形成共识和压力，还需要让改革过程透明化，要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和动员作用。”只有在依法决策和民主决策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科学决策，提高决策能力，并有利于决策的执行。

对于这个问题，汪洋书记是如何回答的，我将在下一篇文章《网友汪洋，让人惊喜不断》中透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