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要化解风险收益问题
试错免责其实不能激励改革，徒具形式，对于宁守勿进的心态，关键在于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来化解改革风险。
2009年一开年，重庆市人大便制定公布了一部《重庆市促进开放条例》，其中“试错免责”条款作为重庆市新一轮改革的开局，显然是为了促进改革创新、免除改革创新者后顾之忧。而在两年多前的2006年3月深圳就在全国率先推出了“试错免责”的制度性安排，当时深圳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就明确规定，改革创新工作发生失误，有3个条件是可以免责的：一是改革创新方案制定程序符合条例的有关规定；二是个人和所在单位没有牟取私利；三是没有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恶意串通。
无论是当年深圳的改革创新条例，还是今天重庆的“试错条例”，都在社会上引起极大争议：改革者是否需要“免死金牌”等“护身符”？在法治不完善、监督欠缺的情况下，改革者会不会趁机谋取私利？即时改革者没有私心，他会不会借此失去风险意识和责任心？不过，在我看来，“试错免责”更像是应对改革动力不足的无奈之举。因为改革作为革新性、甚至革命性之举，结果本来就是不确定的，成功失败都有可能，如果一个社会允许改革，那么允许改革失败也应该是改革题目中应有之意。事实上，改革三十年，我们的确是如此走过来的，鼓励改革，宽容失败……如果这样，那我们现在专门为改革创新者立法“试错免责”是不是多此一举？如果不是，那是不是说明我们现在的社会不容许失败、不宽容改革失败者？现实情况好像也不是这样，因为从中央领导，到普通老百姓，都是积极鼓励和支持改革本身的，虽然大家可能对改革的具体路径和方法有不同看法。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现行体制下，改革失败与不改革的结果差异并不大，一个地方犯错了就异地重来，不要說是因為改革出現差錯，就是违法乱纪、存有私心遭到的懲處，也不過如此。既然差别不大，为什么要改革？
因此，我一直就认为，“试错条例”能否真解决后顾之忧，其实对于领导决策者来说并不那么重要。至于激励机制，“试错条例”也不能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如何有效激励改革，我认为应该从领导者“宁守勿进”的保守心态着手。现在发达地区的领导决策者普遍存在“宁守勿进”的心态，也就是宁愿保守一点，也不愿改革进取，因为改革进入到新的阶段，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改革难度加大，而因而风险很大，而改革成功的几率又相对很小，也就是说改革的收益与风险不成正比，更何况现况经济社会面都还不错，不出错不出乱子，就能达到最好的“投入产出”效果。为什么要改革呢？
“宁守勿进”心态严重束缚了思想，制约了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而且在体制内发展到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原生性层面，那就是从成本效益上分析，进取性改革成功率不高，但政治风险高，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会选择消极性改革着手，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成功率高风险低，或者干脆小打小闹随便做点什么，无过便是功，反正在现有形势下经济不会坏到哪里去；第二个层面是衍生性的，在一些领域，中央政策和领导的初衷只是适当有所控制，但到下面就是层层收紧，越到基层，越保守，有些时候甚至把好事变成坏事。可想而知，在这种“宁守勿进”的心态下，是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改革，改革往往会成为一个幌子，“试错免责”也更容易沦为某种说辞，毕竟在很多领域的公利与私心难以界定。
因此，解决“宁守勿进”心态首先要化解改革者的风险问题，我认为，改革者担忧的不是改革的所谓“失败”风险，因为改革必然导致利益的重新分配，有得利者，也会有失意者，不同的利益团体会对改革的成败做出不同的判断，而失利者的“兴师问罪”其实是改革者最难承受的思想包袱。因此，要让领导者、决策者敢于改革，敢于试错，就要分散他们的创新风险，就需要在决策过程中让各利益相关方充分表达，与他们要有充分沟通，在执行过程要让他们参与监督；不要仅依赖一两个人和几个专家，而是要实现科学决策，科学决策要遵循一套制度也就是依法决策。只有在依法决策和民主决策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科学决策，提高决策能力，并有利于决策的执行。由于参与了改革决策，并监督改革的执行过程，改革的各利益相关方对改革的后果就会产生相当的认受性。改革的认受性越高，改革才可能越成功。
（已发2009年1月6日《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