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是广东省省长
这篇文章是2008年初某报约稿，但最终他们没用，我自己也觉得没写出什么。一年之后整理文稿时瞥见此文，不揣浅陋，让它露面……
珠三角正面临一次企业倒闭潮，假如我是广东省省长，我对此会感到很宽慰，因为这实际上是一次优胜劣汰、促进产业转型的难得机会。为什么难得？因为多年来广东一直寻求产业升级转型，不过成效不突出，但是去年以来却有了积极发展，不断有企业倒闭，还有企业迁走，而且这些企业多是高污染、高能耗的加工业，如制鞋、纺织、塑胶制品、电子元件、金属和非金属制品等——这不正是广东所期待的吗？
假如我是广东省省长，我会感到很宽心。因为这次产业转型升级是在市场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加速完成，而以前需要依靠行政命令来执行，地方政府还会打个折扣，费神费力，导致成效不大。而现在我们看到的产业迁移也好、企业倒闭也好，主要市场的作用——这里面有人民币升值的国际金融、贸易因素，也有国内通货膨胀上升、加强宏观调控、要求改善民生的影响，更有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新《劳动合同法》实施。
假如我是广东省省长，我会借这个机会进一步贯彻十七大的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理念，要求“加大节能环保投入，重点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改善城乡人居环境”，从而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关系，而珠三角的这次产业转型就是要向这个目标迈进。广东的经济发展走在全国的前列，在环保节能、污染防治等方面也应该继续领先全国，在淘汰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同时，还要加强对留存企业加强环保节能的整治，尽快改善珠三角的青山绿水。
假如我是广东省省长，我会要求各市长、县长辨证、客观看待这次产业转型的带来机会和阵痛。目前，珠三角企业迎来二十多年来在广东投资办厂的最困难时刻，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春节前后会有一万多家2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倒闭。对于习惯了招商引资、做大GDP的领导人来说，这无疑是令人忧心如焚的，因为大量企业迁离和倒闭，无疑会影响到当地的GDP。但地方领导人必须转变唯GDP论的发展观，因为从长远来看，这种发展模式不可以持续，从近处看，要从中央宏观调控的大局出发。产业转型的阵痛是难免的，但唯有转型成功才可能为广东新一轮的发展奠定基础。
假如我是广东省省长，我会要求地方上做好港资、台资企业撤离的配合协调以及企业倒闭后员工处置的善后工作，在政策上引导企业转型升级，但我同时要批评港商的急功近利，指出港资企业的弱点和软肋。在近年经济形势的转变中，港资企业受的影响远比台资企业为大，关门倒闭的企业也远甚于台资。那是因为港资企业不注重研发和长期投入，多数依靠优惠政策和廉价劳动力，在全球产业链的终端从事低级加工，既不具备产业整合能力，更没有品牌和营销网络，只是全球产业链中最低级的打工者。过去二十多年，港资为珠三角发展做出的贡献不容质疑，但是港资企业的目光短浅、不思进取也造成珠三角产业转型困难。因此，珠三角这次产业转型，广东要反省，港商更要反省！港商热衷赚快钱，对科研创新等长期投入不感兴趣，有钱赚就做，没钱赚时就走，成为普遍心态。对于他们来说，企业只是一个有快速回报的商业活动，而不是一项长久经营的事业。因此，港商多的是精明的商业家（business man），但很少有杰出的企业家（entrepreneur）。
假如我是广东省省长，对于这次难得的产业转型机会，我会强调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会积极引导、促进服务业发展，让制造业在市场机制下整合壮大，尽量避免行政干预。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必须要有清晰的界定。过去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制造业，因为制造业的产出看得见摸得着，服务业发展则被忽视，但实际上服务业的就业、产出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是非常突出的。现在的产业转型正好为服务业的发展腾出机会，政府需要做的不是计划和规划，规划往往赶不上市场变化，政府要在行政审批上尽量减少限制门槛，在金融政策上为服务业创造良好融资环境。
假如我是广东省省长，我会让全世界看到一个新广东，一个人与自然都和谐共生的安居乐业之地，而不再是一个烟囱遍地、机器轰鸣、污水横流的世界大工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