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须打造金三角，完成中国核心改革
| 中央允许香港进行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变相为内地资本项目打开了一扇窗口，带有为人民币自由兑换先行探索的意味，意味着香港已经进入了中国改革战略的核心层面，香港应借机利用深圳打造一个金融三角，成为全球金融枢纽。 |
在全球金融危机日益冲击香港经济的严峻形势下，中央在香港特首不久前进京述职时推出十四条支持香港金融经济的重大措施，包括：允许合资格的企业在香港以人民币进行贸易支付；同意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管局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有需要时为香港提供资金支持；支持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前两条对于香港来说意义重大，将推动香港成为人民币结算中心乃至人民币离岸中心，并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可自由兑换探索路径。这对香港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建设全球性的金融枢纽来说是一个重大机遇，但如把握不当，却有可能坐失良机。
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中央决策部门早已进行研究和部署，而且近期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加快了步伐，与俄罗斯、蒙古、越南、缅甸等周边八国签订了自主选择双边货币结算协议，与韩国等地进行双边货币互换。人民币周边化、国际化进程加快，也标志着人民币离国际货币地位越来越近。
首先成为人民币国际结算中心
而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香港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其他地区相比，合资格企业被允许在香港以人民币进行贸易支付的措施，显然是明确了香港发展人民币结算中心的方向。在发展人民币国际结算中心上，香港和上海都是最可能备选城市。而上海对这个目标早有动作，近期由上海市金融办、上海市金融工委牵头，央行上海总部一并参与的一项“试点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课题研究已基本成型。虽然现在香港率先允许进行相关试点，却不排除上海在将来也会获得许可。上海和香港，谁能在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的基础上，推动人民币成为区域储备货币，最终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谁就将在未来中国的全球金融战略中占有主导地位，也就更有可能成为世界级的国际金融中心。
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简言之就是全球金融枢纽，一般认为纽约、伦敦当之无愧，而东京勉强可称，其他城市如芝加哥、法兰克福、巴黎、苏黎世、新加坡、香港等则可看作是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国经济蒸蒸日上，在大中华区内出现一个全球性金融枢纽是可以期待的，这也是中国作为影响世界的经济、政治大国的需要。中国经济蒸蒸日上，在大中华区内出现一个全球性金融枢纽是可以期待的，这也是中国作为影响世界的经济、政治大国的需要。这个枢纽是香港？新加坡？还是上海？这三者之中，香港最具优势，相对新加坡而言香港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内地作为经济腹地可以倚靠，相对上海而言香港则已经有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
如果说伦敦是以英镑作为支撑的全球金融枢纽，纽约则以美元为后盾，未来香港似乎可以人民币作为依靠成为全球金融枢纽。因此，这次金融危机给香港带来的不仅是“危”，而且有“机”，至少让中央有意加快人民币业务在香港发展。因此，扩大人民币业务不应只是应对金融危机、纾缓眼前的金融业困境的一种策略，而应上升成为香港建设全球金融枢纽的重大战略。
为人民币自由兑换先行探索
尽管有关的措施只允许香港合资格企业进行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但由于涉及人民币贸易项目的自由化，在某种程度等于变相为内地资本项目打开了一扇窗口，带有为人民币自由兑换先行探索的意味。这意味着香港已经进入了中国改革战略的核心层面，因此对香港、对中国整体都意义重大。不过香港也必须认识到因此将带来的种种挑战：
首先是香港人民币数量规模实在太小。自2003年香港与内地签署CEPA以来，香港银行被允许开展人民币业务，香港也十分憧憬由此发展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然而几年下来，香港的人民币业务发展十分缓慢，规模也非常小，目前只有700亿元左右。这显然不足以支持人民币贸易结算的需要，因此这次香港与内地又有人民币互换协议。可见，如果香港要成为日后的人民币离岸中心，那就需要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之前，借助“一国两制”和“近水楼台”的优势，尽快建立并完善境外人民币清算体系及法规、架构，并形成市场规模，那么在人民币可兑换之后，香港就可以执全球人民币离岸市场之牛耳。
其次是香港在中国经济体系中的信息劣势。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质，金融部门需要尽可能的接近信息源。近年的研究指出，信息外部性和不对称信息不仅是塑造信息腹地、决定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金融中心地区等级和全球层次的重要因素。但香港和上海与人民币的决策信息中心（北京）都距离甚远。金融决策、监管等重要部门都在北京，使得上海连“国内金融中心”都名不副实，为此为此2005年8月人民银行设立了上海总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弥补上海的这种缺陷。事实上，在港英时代，香港重大财经决策都来自英国，香港经济的繁荣对英镑起到相当大的支持作用。香港回归后，财经政策悉由特区政府自行决定，体现了“港人治港”，但两地之间的沟通机制似乎未能完善。如果香港要在未来中国金融战略格局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样的障碍就必须解决。
此外，在人民币经济体系中，香港还有一个信息劣势就是，虽然与内地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是香港的金融业与内地市场的沟通却不那么直接，交易成本也高。更重要的是在金融决策信息上，香港与内地是分属境外和境内两个系统，北京央行制定的金融政策在内地金融部门可以系统地传达，但香港这边未必能完整把握有关政策的影响。如果香港未来是以人民币作为倚靠的全球金融枢纽，那么信息劣势无疑是其最大的软肋。参照上海，要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香港也需要这样一种安排来弥补信息劣势，而这种机构设在深圳是最好不过。
完善与央行金融沟通机制
另一个问题是香港与内地之间潜在的互不信任心态，使得一些问题变得很微妙。香港从官方到民间，始终有人担心北京对香港关心过多会冲击“一国两制”，从而使“港人治港”变味，以至于中央在香港财经问题上只给予支持，而不便提供建议。而中央对香港的疑虑还包括香港目前的金融部门主要以外资为主，决策者中不少是外籍人士，金融大行也主要是跨国大机构，他们对香港的金融决策和政策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甚至起着主导作用。当然，外籍越多，越能彰显香港的国际化，但是中央对未来的考虑应该非常审慎，这种心态反映在决策上自然就有所保留，比如支持香港的同时，逐步也让上海建立金融中心的基础，让时间和市场自然选择，也许有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对中国是一件好事。
目前，香港在发行人民币债券业务上，其实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以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在香港、深圳间试点应该更有条件，毕竟在2004年2月香港中行与深圳人民银行之间已经签订了人民币在港清算协议，建立了初步的人民币结算制度。再如，深圳“地下金融”泛滥，表明这里的确存在着大量的资金往来需要，这更需要香港与深圳之间建立一个疏通人民币的渠道。凡此种种，都说明香港人民币业务的发展实际上是落后于实际的经济发展需要。
倚靠深圳打造金融三角
为了更好取得中央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支持，香港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从理论上提出如何以香港为支点，引领中国金融走向世界的大论述，但这个论述不能是空洞的口号，不仅要让北京信服，而且更要成为香港上上下下的共识；二是在发展模式上探寻一个让中央放心的制度性保障。这样的保障模式就是香港必须倚靠深圳的力量，构成北京-深圳-香港的“金三角”来共同达成。
长期以来，香港一直把深圳看成是自己发展金融业的一个竞争对手。其实不然。香港与深圳在金融业上事实上更具互补性，深圳在金融业与香港竞争的地方可能不到五分之一，根本不会影响到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因此，深港两地金融业应加快合作，否则两地的金融优势都可能丧失。现在，香港在扩大人民币业务发展上，更需要获得深圳的支持与合作。
深圳人民币规模庞大，且深港之间的金融地下通道惊人，深圳几乎就是中国的“地下金融之都”。如何把这部分资金招安疏导，无疑需要深港两地的深度合作，从而为香港人民币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强大支持。在挺港十四条措施出台之前，国务院还通过了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同意珠三角地区进行外汇衍生品交易，深圳或广州极有可能率先进行，相信这将有助于降低香港的人民币贸易结算汇率风险。
针对信息劣势，香港应支持深圳提升在国内的金融地位，包括进行一些金融业务试点，把一些金融决策、监管权利下放，甚至提升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的级别，或者类似央行在上海所设的总部，或者是央行在深圳的特派机构，便于与香港金管局直接沟通。显然，打造深圳在金融领域的特殊地位，成为香港与中央沟通的桥梁，但又在境内，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香港的信息劣势，并可成为香港新的金融优势。与此同时，利用深圳这个“金融特区”，中央可以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更容易掌握第一手信息并适时决策，包括对地下金融的掌控、香港人民币结算试点效果等。因此，深圳对于中央和香港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桥梁，并将在未来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此文已发1月4日《南方都市报》：http://epaper.nddaily.com/F/html/2009-01/04/content_67600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