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中的香港方略
这次金融大海啸的强劲与惨烈，让香港经济上的结构性问题、观念性因素、发展哲学以及制度上的心理障碍更加彻底暴露，也让香港发展更面临一个关键性转折点——这颗“东方之珠”是在未来全球经济体系的调整中随中国崛起而浴火重生，还是随金融海啸而褪尽光彩？
前几年美元泛滥所带来的资产泡沫，在全球营造了一片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香港更借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东风，经济景气，股市飙升……但不到一年时间，从美国华尔街发飙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所过之处，泡沫散尽，东方之珠也黯然失色。退潮之后才能看出暗礁险壑，才能看清谁在裸泳，现在金融危机的影响虽然未完全消除，但香港经济“深层次的问题”在这次金融狂飙中显露无遗。对香港来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为在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香港已经暴露出经济结构上的致命内伤，但是这次危机的力度远比十年前猛烈，影响也更为深远，但是香港人的思维仍旧停留在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成为香港经济转型难以逾越的鸿沟。
这波金融海啸刮到香港，香港马上出现裁员减薪潮，而餐饮、旅游这些关系就业的服务业更面临倒闭困境，同时房地产价格急剧下调，中产和中低收入者同时感到严冬到来的寒意。更为严峻的是，在珠三角从事加工贸易的上万家港资企业面临倒闭困境，不良港商撩担子“走佬”也影响到内地社会的稳定。同时，因雷曼债券所引发的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争也备受关注，这个问题更是亚洲金融风暴所未出现过的。
无论是本港服务业的困难，还是内地港商的困境，都反映出香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那就是香港经济高度依赖金融、贸易、旅游以及房地产四大行业，其中控制土地这个生产要素的房地产行业畸形繁荣，更胁持了香港经济的健康发展，导致香港经济在过去十年转型困难。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特区政府一度试图发展资讯科技和高新技术产业，但当时推出的几大项目都搞成了房地产，最终要和毗邻的深圳去“互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效果还有待检验。
随着经济的起飞，房地产一般会随之发展，但是房地产如果开发过度会反过来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香港的房地产从五六十年代起步，到七十年代起飞，到八十年代主导经济发展，并推动了香港经济迅速从工业制造向金融贸易等服务业转型，但也正是从那时起埋下今日香港经济转型的诸多弊端：
一是地价不断上涨，逼迫制造业北上珠三角，造成香港工业空心化。工业空心化的后果是大量制造业工人“结构性”失业——失业人员需要再训练或是迁移才能找到工作，一般只能从事低端服务业，而一旦经济萧条他们便是首当其冲的牺牲者，结构性失业是香港的顽疾，二十年前如是，十年前如是，现在更如是。
二是中小企业难以扩展经营，香港有很多传统饮食都非常有特色，但是经营店面都很小，一旦房租上涨就会面临关门或者搬迁，因此更难有扩张的机会。曾与几个香港朋友在台北品尝各种风味小吃，这几位朋友都不禁伤感，说香港的老字号风味越来越少了，大排档越来越少了，街头摊贩也没有了，都是地产害的！香港的富豪十有八九出自房地产业，而不是其他行业，就可窥其中端倪。这些房地产富豪利用资金优势反过来从事餐饮、超市等民生行业，结果形成垄断局面，进一步掌控香港经济。
三是地价高企不利于进行科技创业、文化创意这些周期长、风险高产业的孵化。高新技术产业因为风险高，因此在创业初期都是希望成本低廉，香港的高地租自然不能满足这个条件（香港科技产业难以发展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后面再谈）。至于房地产过度发展对香港精神空间的蚕食，让香港文化创意产业至今也没有太大成效。在香港，读书人不免要为房间摆不下一张书桌而苦恼，为书架太小摆不了几本书而要割爱。在旺角，“二楼书店”已经名不符实，因为随着租金的上涨，早期还可以在二楼营业的书店也被迫往上搬，成为六楼、七楼书店。
有人或许认为，畸形繁荣的房地产业绑架香港经济，造成香港经济转型困难可能言过其实，因为影响经济转型的因素很多。房地产行业畸形发展是其中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在香港还有一个观念性因素与之相辅相成，沟通发生作用。在香港，或许因为地狭人多、竞争激烈的原因，香港形成了急功近利、注重搵“快钱”的商业文化（也是市民文化），而对于长远投资、产业升级转型几乎没有概念。
与台商相比，可以明显发现港商的理念和行为差异。
八十年代台商晚于港商进入珠三角，刚开始也都是从事低级的“三来一补”加工业，但是大多数港商一直停留在简单的外包模式和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原始设备生产商）模式，而台商则在90年代发展到有自主创新和创意的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原始设计制造商)。比如富士康虽然也是代工电子产品，但是其制造流程、工艺有很多他们自己的创新，其科技含量也不低。少数台商从ODM发展到了OBM（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r，原始品牌制造商），但在这一块做得更好的是同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比如三星、LG已经成为世界性品牌。六七十年代香港的服装加工、电子产品在国际市场有一定竞争力，但是香港产业转型的结果是外迁到内地，而韩国当时这些制造业则是就地升级，服装制造业发展成为高档面料生产基地，电子产品现在则可以叫板日本。
港资企业对转型升级的麻木和忽视，在21世纪以来导致其在珠三角的地位趋向边缘化。据说几年前东莞市政府开始制定产业升级政策时有这样的政策导向：“抓紧台资使放心，握紧日资不放松，引资欧美下狠功，观察港资行不行。”观察的结果自然是不行，以至于这两年在市场环境的急剧变化中纷纷谢幕退场。
台湾、韩国能够实现转型，为什么香港不能？香港急功近利“赚快钱”的商业文化，导致港商既没有转型的动力，也没有这个能力。这种文化导致的结果就是港资企业三重三轻：
第一是重当下，轻长远，一旦投资回报超过3年，港商就没有兴趣。资金周转快、投资回报期短的行业都是大家积极介入的对象，如超市、快餐这些行业都吸引数一数二的大亨来参与。因此，希望港商投资升级、加大科研投入，其效果不显著。不少港企老板或者退休，或者回香港做贸易——简单直接，或者干脆拿钱去炒股炒房呢，这两年香港股市楼市转强，做得好的话，回报率以倍计算。
二是重实用，轻研发，只要拿来可以生产可以赚钱即可，产品设计研发几乎不重视，R&D投入不但排名靠后，甚至落后中国。据香港工商科技局数据显示，香港R＆D（研究与开发）比重仅从2001的0.56%上升到了2004年的0.74%，与内地(1.23%)、台湾(2.54%)、韩国(2.85%)、新加坡(2.25%)相比明显偏低。因此，尽管同在珠三角，尽管遭遇同样的经营环境，我们发现港资企业与台资企业的反应有很大差别，台资企业关门倒闭的少，多数都希望升级转型或者外迁，这与台资企业的研发能力与产业整合能力是分不开的。
三是重市场，轻品牌，市场不断扩张，但是没有自己叫得响的品牌，也没有意识投入资金去整合产业链。港商的这种商业文化根深蒂固，在珠三角也是流行模式，珠三角地区经济要转型又怎会容易？就这个意义来说，珠三角成也港商，败也港商，假如这次金融危机令港商一败涂地的话。
港商眼光短浅、不思进取的"赚快钱"的经营理念，也让香港科技产业的发展如水月镜花，产业转型步伐十分缓慢，对危机的应对能力也十分薄弱。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亚洲"四小龙"中的台湾、韩国、新加坡都能迅速恢复元气，但自认经济基础好、可以最早摆脱金融风暴困扰的香港却是最后一个走出危机的，而且是在内地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实现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现在港商在内地所遭遇的困境，其实正是香港经济转型困境的延伸。
目前，为应对金融海啸，特区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来扶持中小企业，但只能眼前的经营困境。如果不解决上述的结构性因素和观念性因素，任何措施都只是治标不治本。但即使如此，也还不足以解决香港长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因为在全球经济形势下，香港经济发展又面临外部诸多变数，但我认为关键要解决以下两大战略瓶颈：
一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发展哲学。在港英时代，香港财经重大决策来自伦敦，而回归后香港的财经政策是自当其责，特区政府沿袭了港英时代“积极不干预”的自由市场理念，说白了一点，就是无为而治的经济哲学，但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市场万能”的理念受到严重挑战，西方各国都要拾起国家主导的教条，香港应该怎么做？事实上，与同是亚洲小龙的台湾、韩国、新加坡相比，香港八十年代以来的转型欠缺的正是政府对产业经济的引导，因此这实际上已经是香港的重要教训。
实际上，全球的金融体系、金融监管乃至经济发展政策都面临一个全新时代。11月12日香港立法会通过引用特权条例，就是这一全球性问题的缩影。当然，从过去来讲，通过引用特权条例对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是一大损害，但是从未来看，金融监管在全球都会因此趋紧。这其实是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强烈社会反弹和政治效应。监管如此，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监管是一个迫切而複雜的问题，而香港金融监管的混乱也一直为各界所诟病，因此香港在这方面秉持何种理念，如何在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变革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模式，这是香港经济发展哲学的另一大课题。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香港的治理精英们能否跨过这一障碍，有勇气和魄力建立自己的经济发展哲学呢？
二是跨越“一国两制”下的心理障碍，树立中国崛起的大国意识。中国作为大国在全球崛起势必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香港人都充分意识到了，希望能够从中分享，但香港人在分享中国盛筵的同时，能否真正从中国崛起的全局来考虑问题？来考虑香港的定位和发展？这个命题对普通香港市民来说是过于宏大了，但是对香港的管治者和知识精英来说，他们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不能不就这个问题来向公众进行讨论。因为，如果不能从中国崛起的全局来考虑，香港的发展始终是种投机性的、功利性的，最终也会因为自己的不主动而边缘化。近年以来，内地庞大的外汇储备和个人储蓄让香港很鼓舞，一直希望开通港股直通车，但是中央在人民币不可兑换的制度条件下最终放弃港股直通车试点，一度让香港高官和投资者感到郁闷。香港方面不能理解中国内地的渐进式开放，不能顾及一国两制下内地的外汇管制等制度，自然只能一厢情愿从自己的角度考虑，这实在不是一个大国国民的心态。对自己有利就讲“一国”，向“阿爷”要好处，对自己不利就讲“两制”，可谓用活了“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本来是保障香港稳定与发展的，但是在一些与内地的融合过程中总会产生一些心理障碍。SARS爆发后香港经济处于经济谷底，结果在内地自由行一系列政策带动下开始复苏，现在金融危机更加严重，香港更要密切与内地的合作，包括近年被各界频频提出的所谓的“深港同城”，“粤港一体”等概念。
所谓同城化、一体化，则要达到货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及人流的高度畅通，其中最关键的是人才相互流通要非常畅顺，这对于一个高端经济体来说尤其如此。例如08年初特首曾荫权提出，香港要发展成为具有千万人口、媲美纽约和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实际上，纽约、伦敦、东京这三个世界一级国际大都会，除了人口密集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人口高度流通，人口不断“换血”，才能保证这三个城市作为金融中心的活力。过去30年的统计表明，纽约具大学资历的人口中，外国移民所占比例由最初的12.3%攀升至现在的29.4%，2000年纽约本土出生的居民只有29.5%是大学生，而来自其他美国州份而迁居纽约市的，有47.4%具大学资历。东京、伦敦也存在类似的流动性，而这正是香港所缺乏的。
作为单一的城市经济体，尽管经济高度开放，但是人口流动性差在所难免，香港如是，新加坡亦如是，但在这个问题上新加坡比香港更灵活更有远见。新加坡没有“祖国”腹地，不过一直积极吸纳毗邻的马来西亚华人精英，上世纪九十年代与中国关系正常后，又开始大力引进中国年轻学生，给予优厚的学习、生活及工作条件，但香港直到21世纪才开始给予在港毕业内地学生工作签证。实际上，从香港的历史经验来看，五六十年代香港实现工业化的第一次转型，七八十年代实现向金融服务业的第二次产业转型，其中内地新移民大量涌入都居功甚伟。香港正在经历的第三次产业转型已有八年，不能不考虑如何吸引人才。
除了产业转型，香港的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扩大等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问题其实都与人口流动性差有关。纽约、东京及伦敦与周边地区没有制度差异，更没有国境限制，可以很自然形成一个大都会，经济上升时期优秀人才会顺势往中心区聚集，经济极速扩张时又可以发展卫星城，经济衰退时中心区老龄人口及低收入人口有可以自然向周边地区迁移，这样实现人口不断“换血”，给换入者乐业之地，也要给换出者安居之所，这样才能保持生命力，但香港缺乏的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循环的人口生态体系。
要建立这样一个人口生态体系，在人口政策、边境政策香港都必须要有大的突破，但是香港各方在这个问题上都特别谨慎。大财团担心既有利益受损，中产阶层担心房价下跌，低收入人群担心就业机会……1999年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的居港权问题闹得沸沸扬扬，香港社会多持反对态度，特区政府也担心而提请全国人大释法，然而过不了几年香港社会老年化问题突出，2005年的时候香港社会又开始认真对待如何吸引内地青壮年人口。诸如此类政策摇摆不定，反映香港社会考虑问题没有长远眼光，也反映特区政府的治理不够成熟理性。
总之，这次金融大海啸的强劲与惨烈，让香港经济上的结构性问题、观念性因素、发展哲学以及制度上的心理障碍更加彻底暴露，也让香港发展更面临一个关键性转折点——这颗“东方之珠”是在未来全球经济体系的调整中随中国崛起而浴火重生，还是随金融海啸而褪尽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