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避之不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徘徊不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避重就轻……人们难以看到自上而下的改革希望，而自下而上的力量仍在打压中顽强地生长。深圳，改革已死，但变革的力量犹存。

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舞台上，没有几位改革者能够像邓小平这样成功——成功地把十几亿国人民从封闭转向开放，从贫穷带向富裕，成功地在三十年内让一个贫弱的国家走向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并有了大国崛起的梦想。这一切在三十年前都难以想象。而与邓小平改革开放相伴随的一个词就是“深圳”。深圳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前沿阵地，深圳的成功也成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最有力的证明。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深圳已经成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图腾，也因为如此，深圳这个南海边的城市，一度曾想改名叫做“邓小平市”。

的确，在中国，只有深圳才有资格叫这个名字。在深南大道（这条深圳的主干道也被建议改名为“小平大道”）邓小平画像前，有人献花鞠躬，有人焚香磕头，也有人对着微笑的邓公痛哭流涕，诉说着自己难以理喻的遭遇……然而，在这个邓小平一手设立的经济特区，邓小平的身影已经悄然远去。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在这个纪念“改革”的年份里，我们可以在深圳的街头看到无数“改革开放”的字眼，但在深圳的报纸上难以读到真正的改革意涵：

2009年深圳开始大部制改革，但是改革近一年，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仍有20个副职，而在内地湖北的改革中，早已实现财政与编制政务在网上公开，较好解决超编问题；深圳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走在全国的前列，但近年却简单合并同类项，“换汤不换药”；

2008年5月深圳大张旗鼓宣布将进行区长差额选举，三年内市长直选，但是到现在两年过来也未见什么动静，而在2008年的3月南京就已尝试区局级干部的差额选举；

1988年深圳在全国率先进行住房制度改革，但是到22年后的2010年，媒体曝光深圳不少公务员占用保障房、经济适用房，“在第二次保障性住房初审合格家庭公示名单中，至少299户有成员在政府机构工作，有些家庭甚至多人同为政府机构人员，还有不少人住在豪宅”，而具有豪宅地段和规格的侨香村经济适用房将以5000元以下的低价卖给公务员，更让全国人民惊诧不已；

2010年深圳两会宣布施政目标之一是，全市GDP在2015年赶上新加坡，并详细向媒体认证2015年完全可以达到目标，而与此对应的是2008年无锡市对党政领导政绩考核取消了GDP考核指标，河北、湖南、四川等地也陆续宣布淡化GDP指标；

相对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徘徊不前，近年来深圳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上有一系列的动作，尽管深圳市在文件上突出强调了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对社会工作给予强烈支持，而且还聘请香港资深社工过来督导，借鉴香港经验，不过去年底以来深圳社工被曝拖欠、克扣工资，社工流失现象非常严重，人们对深圳的社会改革的印象也大打折扣。在去年下半年深圳社工以不签劳动合约、克扣工资为名将深圳社联社工服务中心告上法庭后，今年8月深圳再爆社工机构违法事件，入职两月才签劳动合同，而且社工中心在未与社工协商情况下，私自订立劳动薪资，以欺诈手段让社工签字。

不难发现，最近几年来深圳的“改革”要么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要么是不能改革或者不敢改革，要么是不再具有开创性的改革，要么是落后于全国一些地方的改革形势……在判断深圳改革的发展趋向上，我们还可以将这些状况理解为深圳改革的沉寂期或者调整期，但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足以让人们对深圳的改革丧失信心——

8月初，深圳福田区未经合法程序，强拆合法有效的户外广告，导致一些广告主在市委门前上访拉横幅。深圳的改革就是以培养和完善市场经济机制为目标，而市场经济就是讲规则、守合约的法治经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一再对深圳未来的改革提出法治化方向，2008年3月30日至31日，汪洋到深圳调研时要求“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方面走在前列”，今年1月他又在省两会上提到“一个法治化的环境才是吸引人才的重要条件”。

显然，无论是深圳社工机构违反劳动法，还是深圳福田区肆无忌惮砸掉广告牌，都是公然践踏市场经济的合约精神，他们不仅砸掉深圳未来改革的法治“王牌”，也砸掉了深圳改革开放的“金字招牌”。

三十年后，人们在质问：深圳的改革是否走到尽头？

深圳改革的两翼

三十年来，在深圳的改革过程中，有两种力量自始至终贯穿其中，一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力，一是自下而上的变革力量。深圳改革的成功，是两种力量协调作用的结果。这两种力量，就像两只翅膀，推动深圳经济起飞，创造深圳神话般崛起的奇迹。1997年，邓小平病逝，深圳顿失恃怙，深圳改革的拐杖自此丧失。而2000年以来，对自下而上的改革呼声和力量，深圳充满疑虑和恐惧，甚至不惜打压，自残般地折断了另一个翅膀。

对于深圳的主政者来说，既然是特区，改革就不能回避，但如何妥当改革则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与八十年代的改革不同，当时的改革者都扛着中央的尚方宝剑——那时候深圳的主要领导都是中央直接派下，授命直奔改革的使命而去，但在九十中期以后却都是从广东省下来。这种微妙的变化让深圳人感到有所失落，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九十年代以来深圳在中国改革的战略地位相对下降。这种地位下降，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主政者的风险考量。

即使是扛着尚方宝剑，八十年代的改革也不是一帆风顺。从改革伊始到九十年代初，无论好坏，无论成败，围绕深圳的改革就不断出现各种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深圳的主政者自然站在风口浪尖之上。不过在每次重大争议的关口，最终都有改革的最高权威来为深圳说话——1984年和1992年，邓小平曾两次肯定深圳的改革成就，尤其是在南方讲话中以三个“有利于”解决了姓社姓资的问题，关于深圳特区和改革的性质也就不再有争论，保证了深圳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进行。从这个意义来讲，邓小平不但是深圳的造物主，还是深圳的救世主。邓小平在深圳人心中的地位之高之神圣，就是这样确立的。邓小平这样的权威一言九鼎，使深圳前十几年的改革有了自上而下的权杖，深圳改革的争议越大，这种作用就越明显。

然而，邓小平的离去使这一切发生改变。深圳失去的不仅仅是改革的精神象征，而且失去了改革的坚实拐杖。一方面，不能意识到改革内涵上的转变，深圳在九十年代后期逐渐丧失改革方向，另一方面，因为改革失去仰仗，在各项改革上畏手畏脚，碰到问题绕道走，矛盾也就因此越积越多，后面的改革也就越来越困难。

更严重的是，失去自上而下的拐杖，也让深圳改革的另一只翅膀失去支撑——对于自下而上的声音和力量，深圳缺少来自上层的权威性认可，也就不能从历史高度去把握，疑虑，恐惧，最终扼杀……

被忽略的另一股力量

回溯深圳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无论是主流宣传，还是民间评论，对深圳三十年成就的总结，都强调来自中央的改革开放路线，以及给予经济特区的政策优惠，但与此同时，来自市场和民间社会的内生动力也是深圳改革成功的主要因素。

二十一世纪之初，深圳的主政者即已意识到深圳在一系列优势丧失之后面临的挑战与改革困境，试图在政策层面继续得到中央的支持。这包括深圳率先向中央申请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就是人们简称的“新特区”），以及近年向中央申请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等等可以进行改革和创新的 “帽子”。

从改革的逻辑上来看，深圳作为中国作为首屈一指的特区，进行各种改革和创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还需要这些形式上的“帽子”吗？事实上，2005年深圳隆重纪念经济特区成立25周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深圳时即已指出，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本来就可以承担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任务和使命。然而，从现实的体制背景和改革风险来考虑，深圳需要的不仅仅是戴一顶顶改革“帽子”，而是希望从上面获得改革的“拐杖”。正是这种考量，深圳近年改革模式和过程，都无法回避这种自上而下的路径依赖。

这种自上而下的外在推力自然在深圳传奇的故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却忽略了深圳发展过程中另一股重要力量，那就是社会内在的变革力量，也即自然而然的、自下而上的内生动力。这种内在的生存发展动力，在深圳过往三十年中所爆发的巨大能量，已经创造了无数个深圳奇迹，但是却被有意无意忽略了。

市场机制：无形的手

深圳华强北的商业发展传奇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在九十年代中，华强北一带还是制造业的天下，中华自行车、飞亚达手表、华强三洋、赛格、京华电子等制造业均扎根于此。但是21世纪初，华强北却已经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电子产品商贸中心，华强北的电子产品价格甚至影响到全球电子元器件的行情。华强北从上步工业区向商贸转型，始于九十年代中深圳的简单加工业从关内向关外迁移，华强北一带的厂房闲置下来后被市场重新发现和利用。除了电子商品外，万佳超市在华强北的开业，也带动了华强北日用品市场的兴旺发达，销售额媲美北京王府井和上海南京路。

华强北的这种飞跃式转型不见于政府的规划和计划，而是市场“无形的手”在推动。在一般人眼中，华强北是中国“山寨之都”，是山寨模式的滥觞之地和发展中心，但是他们不知道，“山寨模式”虽有争议，但却是市场机制在中国的一个典型。因此不能简单地以“模仿”“抄袭”来否定“山寨模式”，深入研究其形成机理和市场机制的关系，对于中国其他产业的发展不无益处。

除了华强北之外，水贝的黄金珠宝加工业、大芬的油画村等，在市场机制下都自然形成都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产业规模。对于所在的区级政府来说，这些产业的形成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都开始作为地方支柱产业大力扶持，大芬的油画村近年还成为深圳文化产业发展的示范基地。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国内最为完善，市场机制也最为灵活，因而也更有生命力。这与自然界的生态环境有相似之处，一个雨水、阳光充足的地区，各种植物都会努力求生存、争发展，如果有大石头等障碍物压着，只可能使这些植物的生长过程更为曲折，一旦搬开石头，这些植物马上恢复蓬勃生长。就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深圳就是率先搬开了石头的那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先天禀赋也很不错——有沿海的地理优势，又靠近香港这个国际平台——深圳这里内生的增长动力就可想而知了。

更为重要的是，深圳的制造业不但迅速形成规模，而且还在周边地区（包括香港、东莞等地）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深圳模式在珠三角不断复制扩张，各个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发展的结果，是整个珠三角都成为了“世界工场”。这是深圳内生力量的扩张效应或带动效应，也是深圳过去三十年成为内地学习模仿对象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深圳这种市场作用和内生动力，像自然界丛林的生态系统一样，有着自我平衡和自我完善的机制。不过，众所周知，深圳的改革过程不是一帆风顺，中间屡次出现反复，但是只要市场化的方向没变，市场的内生动力就一直存在。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988年深圳突破宪法规定，率先进行土地拍卖，这种自下而上的突破最终推动自上而下的改变，其后不久中国宪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

因此，有人说，深圳乃至整个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我认为这话其实不准确，确切的说，中国的各种改革应该是搬走石头的过程，其中深圳和中国沿海地区搬得早一点，搬得快一点。

经济体制改革：有心无力

搬石头搬到现在，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深圳在经济体制领域改革的石头都搬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差不多都是“顽石”了，要么是涉及到其他领域的配套改革，成为改革的瓶颈所在；要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比如金融体制改革等。

在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前几年，深圳在金融领域进行突破性的改革和试验，至少可以得到中央层面的默认甚至支持。例如在八十年代梁湘在深圳就提出发行特区货币，与港币和人民币对接，在特区内使用和流通，胡耀邦和赵紫阳都表示支持，而且特区货币都已经印出来了，但是因为一些突发因素，特区货币最终束之高阁，未在市面上流通。不知道深圳市的博物馆有没有收藏一张尚未流通的特区货币，我想，这些货币应该是讲述深圳改革的最好见证者。尽管特区货币没有成功，但是深圳当时在金融领域的改革都是创下纪录的。

深圳更能显示特区之“特”的特点是，有些改革中央没有批准，深圳也抢着动起来了。1990年深圳、上海都在筹备证券交易所，当时中央之批准了上海交易所于年底开业，时任上海市长更在纽约公开宣布，但是当时的深圳却抢在上海之前让证券交易所开锣……这也就是深圳“没拿准生证就生了孩子”的一个经典案例。

到了21世纪，深圳的改革都希望拿到“准生证”，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孩子”生下来从另一个方面看来，这种局面的出现与中国经济社会面扩大、改革进入深层次有关，在这个层面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摸着石头过河”，哪里能走就走哪里，现在盘子大了，需要科学决策、规范进行，将改革的风险损失控制到最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深圳在经济体制领域已经没有了突破性改革的空间，即使有，意义也不大，也就是示范效应减弱，其他地方可能根据本地的经济社会情况采取另一套做法。

改革的意义不大，但是风险仍不小，尤其是改革出了纰漏之后的政治责任更难以承受。八十年代以来到九十年代初的深圳改革先锋，从梁湘、袁庚到李灏，最后都因改革中的纰漏黯然下台。1992年8月深圳新股认购抽签表舞弊事件，导致十万股民聚集在深南大道示威，砸汽车、摩托车并与武警发生冲突，包围了市委市政府到次日凌晨，市领导只能从后院翻墙出来……抽签表事件在深圳金融史上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大事，对深圳后来的改革具有微妙的影响。事后深圳市领导向中央作了深刻检讨，市委书记李灏黯然下台，市长郑良玉被调走。相比之下，1995年2月23日在上海交易所发生的327国债期货事件，导致中央最后关闭国债期货市场，对中国金融市场影响可谓深远，至今未消，但是最后上海市的领导却没有承担什么责任。

因此，有人认为，虽是特区，深圳与上海的地位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深圳改革出了差错是吃不了兜着走，上海那边却没啥事的。以此而论，越到后期，深圳改革的风险收益比越高，改革者的动力自然越小。尤其在近十几年（甚至再往后十几年）深圳经济发展很好，不必搞什么大的动作都可以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何必去搞什么有风险的改革呢？还不如修修路，搞搞形象工程来得简单又实在！

回到深圳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在金融领域的改革，没有中央层面的许可，深圳如何能动起来？以前深圳在金融领域的改革都是获得先行先试的权力，但是在中央提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天津滨海新区之后，深圳的战略意义显着下降，金融领域改革的一些先行先试权都纷纷转移到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例如在2009年中央批准上海洋山港率先试点包括银行、期货、保险在内的综合性离岸金融业务，人民银行选址天津滨海新区进行碳金融试点，等等。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试点，首批城市选择了深圳、上海、广州和东莞，第二年进一步扩大至全国其他地区，都是因应形势需要，深圳并未显得有何特别。因此，在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深圳显得有心无力。

行政体制改革：改而不革

近年来深圳确定的改革重点在行政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包括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部制改革以及社会组织管理改革等等。不过，最近深圳曝光的几起事件，让深圳陷入“改而不革”的尴尬境地。

今年7月，有深圳市民在网上指出，深圳大部制改革已近1年，但是一些部门副职超标现象依然严重，其中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被曝有20个副职。尽管深圳有关部门公开回应网友对该市科工贸信委领导“1正20副”的质疑，称“改革过渡期不可避免出现部门副职超配”，但这并不能挽回人们对深圳改革“换汤不换药”的形象。深圳关注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专家李红光指出，在一些部门的行政审批改革中，只是简单地合并同类项，比如一百多项审批看似精简为几十项，但是实际上没有减少多少。现在网友揭发的大部制改革也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翻版。

作为深圳有名的狗友，李红光通过对深圳养狗条例的研究，推动了深圳养狗立法的规范和进步，李红光也由此进入行政审批研究领域，在她的努力下推动了深圳一些行政审批制度的改进。这是深圳内生动力在行政体制改革领域的一个典型，虽然不如经济领域那么广泛和普遍。

政治体制改革：打压回避

不过，越来越多的深圳人像李红光一样，开始从关注自己的权益出发，从私人领域维权走进公共领域。在2003年深圳还出现一批独立候选人参选人大代表，希望通过参与到立法过程来推动深圳社会的进步。其中还出现一位成功当选者，那就是深圳高级技工学校校长（海归博士）王亮被一千多位选民“另选他人”的方式击败官方推荐的正式候选人。然而，两年后的2005年，深圳市监察局消息称王亮因为滥用资金问题已被立案调查，深圳市政府也免去王亮的技工学校校长一职。王亮自此再无音讯。王亮到底有什么经济问题，也没有进一步公布。而其他落选的独立候选人在竞选过程不同程度受到打压。2003年这场选举虽然被媒体广泛报道，成为许多学者的研究课题，但是在深圳民主进程上却没留下什么。

选举过程中，独立候选人充分利用选举法来竞选，得到社区选民较大支持，如果政府採取不打压也不支持的态度，这场选举其实可能成为深圳民主与法治建设的新进程，深圳也可以顺其自然地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然而，深圳人自下而上表现出来的参与公共事务热情最终被打压下去，以至于5年后深圳推出更激动人心的改革时已经没了激情和期待。

2008年5月23日，深圳市委市政府对外发布《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19项改革包括了区级差额选举等重大突破，因此深圳被媒体纷纷称为“政治体制改革试验田”，“掀开政改序幕”。尤其当时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深圳这一改革还是被海内外舆论过度解读，寄予厚望。然而这次改革在深圳得到并没有热切的回应，与这次自上而下的改革没有多少共鸣。就国内来说，区级干部的差额选举几年前在南京等地就已经进行了，深圳这一改革已经落后了。按照深圳当时的计划，三年内实现区级差额选举，但是到两年后的今天，这一改革在深圳几乎已被人淡忘。

九十年代以来,深圳市主动提出政改目标，也仅只有2008年这一次。对于有些人把深圳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也纳入政治体制改革范围而大书特书，我是不能认可的，深圳认为这有混淆视听之嫌疑。政治体制改革是关于权力如何产生、如何行使以及如何监督的问题，而行政体制改革只是政府在得到授权后如何在内部分配、监督的问题，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深圳的行政体制改革，尤其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主要是与经济活动有关，因此似乎更应看作是经济体制改革。

2003年初时任深圳市长于幼军提出深圳将借鉴香港的文官制度，实行“行政三分”。行政三分其实也是政府内部权力的一个再分配，但是由于触动到内部利益集团强大反弹，方案一改再改，最後也没剩下什么东西，但即使这样一个方案，最後也在上面的压力之下不了了之。据说北京有人认为，“行政三分”就是西方的“三权分立”，是万万不能搞的。实际上行政三分也就是一个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完全不相干，但竟然会如此下场，不知道是深圳的利益集团误导了北京高层呢，还是北京的保守派对“三分”二字太敏感？

在改革三十年之际，有识之士再次呼吁深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成为“政治特区”，但是在深圳看来是“政治雷区”，主政者回避都来不及……自下而上的变革诉求，与自上而下的“改革”要求，就这样擦肩而过，两种力量一旦不合拍，不能产生共鸣，改革显然无从谈起。

错失转型机遇

深圳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的顾虑重重，丧失了改革机会，在于经济体制改革领域相关的社会体制改革方面，深圳更是与内生的变革动力背道而驰，错失机遇。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之后，近年来中国的改革方向，已经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优先”，从少数人先富起来，发展成为大多数人都富起来，缓解社会矛盾，实现中国社会的顺利转型。在这个中国社会转型和改革的关键时期，深圳本应在十年前就可以为这种转型作出贡献，遗憾的是，深圳忽略甚至压制了自下而上的改革诉求，不但滞缓了深圳第二轮的产业升级转型，也为今日深圳埋下不稳定的种子。

今年以来震惊全国深圳富士康员工“十二跳”自杀，使人们知道了在经济发达的深圳特区，农民工权益保护竟然是如此之弱。实际上，早在2001年7月，律师周立太代理深圳龙岗一家韩资工厂对56名女工强制搜身案，就已引起媒体广泛关注，也因此揭露了深圳在农民工权益保护方面的诸多问题。然而在2001年底，深圳龙岗区司法局以清理“黑律师”的名义，把为打工者维权的重庆执业律师周立太“驱逐出境”。从1996年以来，周立太和他的同伴们办理了四千六百多个工人维权案件，其中一千多件是工伤赔偿案件，一次次改写了深圳工伤赔付的标准。是他，让深圳打工妹的一双手价值从11万元增加到342万元，创造了国内最高的工伤赔偿标准。

周立太成为工厂老板的眼中钉，也被地方政府视为破坏投资环境的罪人，最终被驱逐出境。而那个时候广东省已经提出产业升级转型，而周立太事件则反映地方政府仍出于各种动机，保护低级加工制造业。今年在珠三角工厂广泛出现增加工资的浪潮，富士康接连两次宣布加薪，幅度甚至高达百分之六七十，很多中小企业反映承受不了，这不能不说是多年低劳动力成本发展的报复性反弹。如果深圳在10年前意识到周立太维权的重要意义，加强劳工权益保护，促使企业改善工作环境，增加劳工待遇，也许富士康的连跳悲剧早就可以避免，珠三角农民工工资待遇也许可以慢慢增长起来，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么被动。

周立太维权本可以成为深圳向追求社会公平转型的一个契机，但深圳对这个机遇的扼杀，不仅使其后来的改革没有意义，甚至也没有了方向。2004年李鸿忠主政以来深圳提出“效益深圳”的口号，其实与以前的速度深圳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反映的都是“效率优先”。然而，在经济领域的“效率优先”已经走到了极限，没有其他领域的改革像配合，已经难以进一步深入了。

尽管如此，深圳经济发展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毕竟深圳已经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也已经成气候，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较珠三角其他地区要小，但是曾经拥有的两大优势正在丧失。一是人才优势，十几年来深圳不仅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深圳白领阶层的工资还呈负增长，2000年时深圳还可以称是全国白领收入最高的城市，但现在深圳白领的平均工资水平已经不能与北京、上海相比了。与此同时，深圳房价一直高企，高房价的人才挤出效应已经出现，2007年广州媒体《深圳，你抛弃谁》的报道就反映了深圳白领打工者的去留选择。

第二个正在丧失的优势是深圳高端服务业的流失。2009年在海南宣布建设国际旅游岛之际，一直在深圳举办的观澜湖高尔夫国际赛事移师海南，而在此前海南也开始举办帆船赛等国际赛事，而这些运动正是在深圳率先发站起来的，但现在海南借“国际旅游岛”的东风，后来居上。在深圳找不到机会，就向深圳之外发展，这是市场内生力量的本能选择。有人说这是转移，有人说这是扩张，也有人说这是复制，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就会有不一样的结论。

2007年11月《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企业大举外迁，是深圳本地优势丧失的一个反映。最近的加薪潮以及深圳扩关对中小企业造成冲击，深圳又面临新一波的企业外迁潮。这是淘汰低端落后产业，还是深圳创业环境的恶化？

虽然处于新一轮改革的门口，但是在短期（两三年）内深圳的外在推力与内生动力都还会纠结在一起，但从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来看，真正能够推动深圳生活向前迈进的还在于深圳的民间社会，在于深圳民间对公民社会的渴望，这也是深圳未来的希望所在。

公民社会的渴望

在中国社会急遽转型的今天，深圳当然还有更多可以发挥自身特色的空间和机遇，尤其是在推动中国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命题上，深圳几乎可以当仁不让。因为深圳的中产阶层正在形成一股公民社会的力量，改变了深圳的社会面貌和结构，也改变了深圳的城市形象和价值体系。这也是一股自下而上的变革力量。

在深圳，年收入介于10万元人民币到60万元人民币的人群可称为中产阶层。据深圳房地产界估计，深圳富有的中产阶层人数至少200万。这个庞大的阶层不但富有，而且普遍年轻、有知识，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不但是深圳消费的主力军，而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共领域。

在近年激烈的社会转型中，深圳的中产阶层在公众面前的表现越来越突出。无论从纵向的历史对比，还是从横向的城市之间对比，深圳崛起的中产阶层明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新的公民意识，也即深圳人的纳税人意识和公共参与意识在国内城市中非常突出，如李红光为了向深圳两会提交建议，就曾自费在报纸上做广告。从业主维权、消费者维权到积极参与人大选举，深圳人关注对象从私领域逐步转向公领域，显示自己作为城市主人的存在。

（二）新的价值观念，以自我肯定为主导，既不同于传统的功成名就，也不单纯地以赚钱为目的，而是以内在的充实感和满足感来肯定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新的经济概念，深圳企业不简单追求企业规模上最大，也不单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也而是以创新为基础，确立自己在行业内的标杆地位和话语地位，如招商银行、万科地产虽然不是行业老大，都成为行业内的标杆企业。

（四）新的生活风尚，在新的价值观念下，深圳人的生活方式体现为内在充实，不但多姿多彩，而且也积极健康，如深圳自助游和自主探险的“驴友”保守估计有数十万人，他们在网上自己组织，不但让个人充实，而且同时进行环保宣传、扶贫支教等活动。其他如车友、虎友、狗友等，在深圳也各自形成自己的大大小小生活圈子。

遗憾的是，深圳主流媒体一直宣扬深圳在技术上的自主创新，而对上述社会上的新观念、新事物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主流话语也有意无意忽略这些公民新意识、价值新观念、经济新概念以及生活新风尚。他们难以意识到，深圳中产阶层表现出来的这种新气象，不但形成“新深圳人”形象，也是迈入公民社会的可喜征兆。

公民社会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如NGO（非政府组织）等则是和谐社会的关键。然而，深圳当局不但不能正确认识“新深圳人”的崛起和NGO的发展，也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崛起和发展，近年来在业主维权、民间团体自治、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等问题上进退失据，结果让人大失所望。

深圳当局的进退失据一方面是因为以往宁守勿进的惯性思维，另一方面则在于“新深圳人”的崛起的确给他们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在中国，对于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大家都已经驾轻就熟，但对于由下而上的变革诉求则无以应对。

在强大经济力的推动下，深圳日益澎湃的社会力，是推动公民社会形成的中坚力量。如果来自上层的决策，能够响应和驾驭这种自下而上的推动力，深圳就有可能为中国探索出一条建立公民社会的成功路径。

失去的拐杖

在这个改革的历史机遇上，深圳不能再犹豫。事实上，拥有这么多热情高涨、年轻有知识的“新深圳人”，拥有蓬勃生长的公民力量，深圳的改革还在寻求什么拐杖呢？

温家宝总理在深圳的讲话多次提到“体制改革”，希望深圳在制度创新上作出新的贡献。当时《羊城晚报》报道指出，温家宝指示特区还要“特”下去，特区特别要大力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还要按中央的要求搞好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制度改革。

深圳市民也对深圳迈开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寄予厚望，期待深圳藉此开创新的特区时代。然而，由于当前中国不但缺少一个邓小平似的改革权威，而且中央政府的权威在地方的相对下降，没有可以信赖的拐杖，成为深圳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最大的顾虑。

近年来深圳一直希望成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而且在2005年第一个向国家发改委提交申请，但结果却是上海浦东新区最先获得批准，其后天津滨海新区成为第二家，而至今深圳也没看到希望。对此，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9月视察深圳时说得非常明确：“经济特区本来就具有改革‘试验田’的功能和使命，理所当然地承担着国家改革创新综合试点工作。”言外之意，作为特区，深圳在改革创新的空间上其实应该比综合改革试验区更有条件，也应更有作为。事实上，深圳二十多年的改革也就是国家综合改革试验的体现。难道是深圳人不能意识到这点？不是。深层次的原因不难理解，深圳对自己进行改革不自信，而是希望从中央获得各领域改革的明确授权，其目的一则为改革增加权威，二则化解改革失败的风险。

如果不能启动真正的社会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先锋的深圳，它的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然而在未来改革的方向上，无论是深圳上下，还是深圳内外，目前还远远未达成共识。2010年6月，一部名为《喉舌》的纪录片在香港获得国际大奖，但在深圳几乎无人知道。纪录片讲述了深圳媒体人、文化人对一个宽松体制的渴望，但深圳在意识形态上令人窒息的氛围，使得体制内上与下激烈碰撞，官方论述与民间话语各行其道，改革的共识在深圳难以达成。

官方论述的深圳改革史恢弘壮阔，而民间市井对梁湘这样的“蔬菜市长”念念不忘。在改革三十年之际，深圳对于改革和改革者也选择性纪念。深圳市评选三十年三十人的活动中，对深圳改革居功甚伟的梁湘等人竟然没进入候选名单。前广东省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是深圳经济特区的策动者和推手，他在80年代曾说：没有梁湘，就没有深圳改革的今天。但是直到今天，梁湘的骨灰还留在广州，不能实现归葬梧桐山的愿望；梁湘的雕像仍被弃置于吉田墓地石料场，而离墓地不远的烈士陵园中却有许宗衡外甥的石雕像……

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避之不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徘徊不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避重就轻……人们难以看到自上而下的改革希望，而自下而上的力量仍在打压中顽强地生长。

深圳，改革已死，但变革的力量犹存。

（本文全文发表在香港《多维月刊》，其中部分文字发表在《经济观察报》和《南方都市报》上。）

相关文章

• 2010/08/18 -- 谁在砸深圳的“改革”招牌 (0)
• 2009/06/15 -- 作为新老特区，深圳应有特别作为 (0)
• 2009/05/08 -- 其实深圳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0)
• 2009/05/06 -- 公民社会——一個城市的樣本 (2)
• 2009/04/08 -- 突破观念窠臼 创业板才能一飞冲天 (0)
• 2008/12/12 -- 深圳行政改革要借鉴香港的心法 (2)
• 2008/12/04 -- 金融中心不一定要大而全 (0)
• 2008/11/26 -- 改革三十年看深圳 (0)
• 2008/11/05 -- 今天的新华网头条值得玩味 (0)
• 2008/10/21 -- 高交会如何借力资本市场 (0)

 听说深圳的福田区这几天在强拆户外广告，以改善整体市容景观，以崭新的市容市貌迎接特区建立三十週年和2011年大运会举办；

相关文章

• 2010/08/22 -- 深圳，改革之死 (2)
• 2009/06/15 -- 作为新老特区，深圳应有特别作为 (0)
• 2009/05/08 -- 其实深圳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0)
• 2009/05/06 -- 公民社会——一個城市的樣本 (2)
• 2009/04/08 -- 突破观念窠臼 创业板才能一飞冲天 (0)
• 2008/12/12 -- 深圳行政改革要借鉴香港的心法 (2)
• 2008/12/04 -- 金融中心不一定要大而全 (0)
• 2008/11/26 -- 改革三十年看深圳 (0)
• 2008/11/05 -- 今天的新华网头条值得玩味 (0)
• 2008/10/21 -- 高交会如何借力资本市场 (0)

这个叫周杰的演员，过气十几年了，如今拿“爱国”作为幌子煽动民粹，想以两岸关系来赚名气，网友都说太恶心了，可以看看他帖子后面的回复：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5eaf230100ht07.html?tj=1#comment221

这个演员是不是以前那个“周杰”？看了这篇文章，我认为他太“二”了。台湾人一直瞧不起大陆人，更不用说十几年前了。问题在于大家要正视历史和现实——人家是把你当作另外一边的人，而你却要当作一家人、亲兄弟去凑近，套热乎，台湾人更瞧不起。台湾人交往一定要注意分寸和技巧，不可以热脸贴冷屁股。

不要说台湾这些演员在大陆表面上一套，回台湾又一套，其他台商、台湾人也差不多这样——他们就是认为，你们是你们，我们是我们……这是60年造成的隔阂，这是现实，你得承认。你如果心急着要统一是没用的，因此，处理好现实的关系，平稳发展，才是重要的，现在这样对台湾的策略，也是这样的——不急着统一，我们慢慢交往，相互了解再说。

另外，交往中要自尊，同时也要尊重对方。在于语言习惯上。台湾人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为什幺要用你们大陆的标准呢？即使在你们大陆播放，给大陆人看，为什幺不能用台湾国语——台湾也要推广自己的文化啊！而且，这个台湾文化不是另类的，而是中国传统的，在他们看来，也应该是中国正统的，就拿着为演员的例子来说：

在台湾，把“我和你”，说成“我汗你”，这是老北京的口音，“和”字，这是台湾经过专门的考究后决定国语正音为“han”，这是台湾那边对中国国粹的保留；

窝心这一词，在中国本身是有两种含义的，只是作为“憋屈”的用法在大陆更普遍，作为“开心”的用法好象只在苏浙一带小范围，但是这个用法带到台湾……

诸如此类的语言习惯，不值得大惊小怪，相互学习借鉴，才是正道。你尊重他们，他们才会尊重你，相互尊重，才有相互信任和交往的基础。如果动不动就搞抵制，以所谓的“统一”煽动民粹，这对我们国家的统一不仅没有益处，而且有害。慎之慎之！

相关文章

• 2008/03/21 -- 奥步奥步，蓝营焦虑 (0)
• 2008/03/19 -- 台湾总统大选现场直击：选情跌宕起伏 (0)
• 2008/03/15 -- 台湾总统大选实时播报开始了！ (0)
• 2008/03/15 -- 「四个笨蛋」胜过两颗子弹？ 让赌局变盘 (0)
• 2008/03/14 -- 非常奇特的台湾大选网站：未来事件交易所 (0)

最多回响文章

• 2008/12/28 -- 留言板 (35)
• 2009/06/21 -- 石首事件和平结束 (16)
• 2007/03/16 -- 今天真的很生气，很伤心 (12)
• 2006/05/19 -- 80后，中国“下流”的一代？ (8)
• 2006/07/15 -- 狗年说狗 (6)
• 2006/06/15 -- “123”计划修订为“1234计划” (5)
• 2009/02/27 -- 推荐一篇文章 (5)
• 2009/03/03 -- 最近中了无敌兔的毒 (5)
• 2007/06/15 -- 又一个深圳奇迹：赶上香港了！ (4)
• 2006/01/02 -- 中校自选自评2005年十大新闻 (4)

呙中校先生：

 拜读阁下在最新一期亚洲周刊所载之《被误读的香港高铁》一文后，本人以为阁下对反高铁人士之立场及理据有所误解，特致函与阁下讨论。

阁下在文中试图以经济理由证明兴建高铁是合理的。这个方向原意不错，因为这是兴建高铁的唯一理由；但阁下能否理解，港府之高铁方案，最大败笔正是连经济效益也十分有限？ 

首先，时间成本对营商者固然重要，但即使如此，也不能说明港府之专用信道是合理的。专用通道方案中，从西九到深圳关卡需时11分钟，但即使与西铁共享轨道，需时也不过13分钟。额外付出数十亿港元建造专用通道，来节省这两分钟的时间，究竟有甚么意义，实在是大有疑问。更何况如果要到广东省以外的城市，飞机将会更快，而机票不见得会比高铁票价更昂贵 。 

其次，高铁香港线对货运方面影响至微。本来高铁就不是载货而是载人的，而高铁有限的班次，亦难以纾缓普通铁路乃至空运的运输压力。因此，期望高铁可以令货运更快捷、流量更充裕，无异缘木求鱼—更别提如果真有显著效果，将做成大量专营中港运输的货车司机失业或收入减少。 

再者，高铁带来的经济效益，恐难以弥补高铁高昂的建造及保养费用。政府预期五十年内，高铁带来的经济效益达八百多亿，但问题是单造价就近七百亿，而且高铁的维修保养费用又要多少？港铁现时每年用于铁路的地租、维修费用等就要用二十亿以上，而高铁的维修保养费很可能会比普通铁路昂贵得多…这八百多亿的经济效益，如果连兴建及维护高铁本身的费用也可能弥补不了，那这个纯经济目的、脱离普罗大众使用模式的方 案，还有甚么意义可言？日本为了支付高铁的保养费用，将自己的铁路系统斩件私营，最后反过来令整个系统低效化，香港的港铁则早已上市，政府又会不会要为了保住港铁的营运能力，不得不抛售手上持有的港铁股分，令港铁变成纯正的私营公司？又或者被逼用大量公帑补贴，直接浪费纳税人的金钱？ 

从以上可见，港府提出的高铁方案，即使从纯经济的角度而言，也是站不住脚，而且需要付出跟效益不成比例的社会成本。盼阁下能够重新思考高铁的真正机会成本，而不是片面地为反高铁人士扣上"反融合"的帽子，让他们在全球华人读者面前蒙上不白之冤。

 陈志浩(Jacky Chan)

1月20日

陈先生：

你好 ！很高兴得到您的来信探讨。拙文《被误读的香港高铁》由于篇幅有限，很多地方没办法展开，一些段落文字也被删减，因此有些观点没能充分说明。

标题为“被误读的香港高铁”，我意指，高铁项目不但被反对高铁的人士误读，也被支持高铁的政府精英及建制派人士误读。政府及建制派的误读，也就是着重在经济方面来解释高铁的意义，而我认为，高铁对香港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至于你说的“阁下在文中试图以经济理由证明兴建高铁是合理的”，除了经济效益，还有社会效益，如环保（假如香港不修高铁，修一条直达公路去深圳中心区坐高铁，环保成本亦不低），如人员流动（不仅指内地游客来香港，而是珠三角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还有对人才的吸引力，1000公里范围内的泛珠三角地区与香港的心理距离缩短，这个效应是没办法测算的。此外，就是高铁所带来的融合，香港的自由、民主、法治也对内地社会的变革将会起到催化作用，这也是我文中的主要内容之一。

至于高铁在中国大陆形成的陆港经济，其效应也非单纯在经济效益上，当一个社会在一个全新的交通格局上运行的时候，经济效应的确是首先表现出来，但其后在文化、生态、社会组织等的效应也会显现，对于香港来说，无疑是参与到这样一个大的社会变化之中。由于这方面内容过于抽象，故原文中没有指出。

你来信中说，“专用通道方案中，从西九到深圳关卡需时11分钟，但即使与西铁共享轨道，需时也不过13分钟。额外付出数十亿港元建造专用通道，来节省这两分钟的时间，究竟有甚么意义，实在是大有疑问。更何况如果要到广东省以外的城市，飞机将会更快，而机票不见得会比高铁票价更昂贵 。”兴建香港高铁，肯定不是只为了去广州、深圳方便，而是接轨全国交通网，更方便快捷去全国其它城市。如你所说，其它城市坐飞机可以去啊。但坐飞机肯定不如坐高铁方便，飞机航班要受天气影响，更重要的是，坐高铁肯定比做飞机出行要环保得多。

采用共享信道方案，还是专用通道方案，考虑的不仅仅是成本问题，还要考虑未来的扩展性问题。我认为现在人流估计10万人，是最保守的。以现在日本东京-大阪经济带来说，人口规模与珠三角差不多，经济规模上珠三角则还有很大发展空间，目前新干线的人流量达到40万人次，广深港高铁日后的人流量可想而知——这还没有考虑全国来港人流。

至于你说“高铁香港线对货运方面影响至微”，我认为没错。我文中谈到的货运主要是针对中国目前情况而言，是为了论述陆港经济而作的铺垫。中国高铁客运专线建成之后，将释放原有线路的货运能力，这是毫无疑问的。目前，中国还在规划几条货运专线，运行速度可能不需要那么快。中国未来以铁路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已经出现雏形。而在这个体系之中，香港没有铁路货运是一个软肋，其物流中心地位日后可能被广州、深圳取代，可能也没有意义。这个方面需要专文另外讨论。我认为，香港只有完全放弃物流中心这块算了，专心致力于人流带来的效应。

“如果真有显著效果，将做成大量专营中港运输的货车司机失业或收入减少。”的确如此，有得有失，一方面决策时要平衡社会总体利益，比如中国高铁建成网络，航空公司受损最大，决策时航空业与全社会的利益要做平衡；另一方面，要另寻出路，没有哪一个公司可以长寿，也没有哪一个产业一直繁荣，出现技术革命或者经济危机时，就需要产业转型或者升级，比如，现在的中国国内的航空公司就要发展国际航班，减少国内航班。另外补充一点，假如因为有高铁

货运，导致货车司机失业，我认为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环保，碳排放大幅降低。

高铁的维修保养费应该是很高的，不过，港铁愿意租用高铁，并支付港府一笔费用，我相信这笔费用应该是港铁已经计算了各项成本开支（包括折旧、维修保养、人工等）后，然后再交一笔租用费出来，港铁自己说不定还有盈余。如你所说，港铁是上市公司，自己应该会先算一笔账。

“片面地为反高铁人士扣上"反融合"的帽子，让他们在全球华人读者面前蒙上不白之冤。”我的文章，你可能误解太多。我文章的意思，是指反高铁人士中有一部分人心里是反大陆化、反融合的。“反融合”的帽子不是给所有反高铁人士的。我们编辑部反高铁人士占多数，据我所知，好像没有几个反融合的。这个我是清楚的。

香港高铁值得讨论的话题的确很多，但是很少能见到平心静气的讨论。但现在很多争论，都是意气出发，我认为对香港高铁、香港社会毫无意义。因此很愿意和你一起探讨。

对你的来信，再次表示感谢！

呙中校于亚洲周刊

2010年1月21日

呙先生：

很高兴阁下能抽空回信。

阁下所提及在经济以外支持建高铁的理由，尤其是从促进大陆社会变革的方面，确是开展了本人的眼光，可惜这些论点在亚洲周刊刊登的时候却少有展开，未知是否经过删减？

至于经济方面，本人以为，港府所提方案的缺憾是大而无当，一方面追求高速，但另一方面却比不上其它管用但较廉价的方案。比方说，港府并无选择建造一条普通速度的铁路去接驳深圳福田站、或者是香港东铁的落马洲站，这样即使是西九站专用通道，也可以节省一些因追求高速而花的费用，还可以避免一地两检所引伸的基本法问题。毕竟，即使这不是高铁，只要是普通的列车，不停站也会比停站快得多。这个方案在我个人而言，最少比政府现时的方案容易接受。

说到港铁愿意租用高 铁的原因，很可能不是盈利问题，而是政府以最大股东的身份要求它这样做。毕竟港铁虽已上市，但它还是政府控制下的公营机构。也因此，如果将来高铁的保养费用超出港铁的负担能力，政府还是需要为它做一些拨备。当然，我作为香港市民，不会希望高铁变成公共财政的计时炸弹。

最后有个不情之请；请问这几封电邮，可以在本人的blog、还有一些相属的论坛里面刊登吗？因为这里包括了一些香港以外的角度，希望可以让其它人作参考。

陈志浩(Jacky Chan)

1月21日

陈先生：

你好！这几封邮件，你可以放进你的博客，毕竟我那篇文章说得不大清楚，可以做补充之用。

至于经济效益方面，的确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

共享信道、专用信道之争，港府在06年-07年展开（所附高铁决策过程）。07年前港府主张的还是共享通道，后来铁道部规划的直达列车显然与以前不是一个概念，北京、上海之外的其它几个大城市也向香港开通直达列车，班次太多，共享通道肯定会相互影响；其次是这些内地来的列车都是高铁动车组，需要使用无碴铁路，原有的有碴铁轨不能共享。当然，有人说香港境内不必开那么快，250公里以下，就可以使用有碴的了；还有一种办法是学法国，用胶水把碴固定，把有碴变无碴……中国内地研究客运专线时，德日法的专家都建议，告诉客运专线应无碴。无碴轨道的造价要比有碴要高，但是维修成本低，安全性也较好。综合起来，客运专线选无碴为上策。有碴无碴的问题可以解决，但是前面的问题还是主要的。

如果另建专用通道，建成一条有碴轨道，速度不要那么高的行不行？我想，这一样会引起争议——为什么不一次到位修一条高标准铁路？既然与中国大陆接轨，中国大陆都300公里以上了，为什么在香港的速度要降下来？而且专用通道也要采用隧道设计（地面征地时又不知道有多少个菜园村），成本一定是不菲的。

至于在深港边界设立高铁总站，成本效益兼顾，解决一地两检……不过我认为这与去深圳福田区中心站坐高铁没多大分别，也就是说，香港不必建高铁，现有通路都够了，从红勘发出直达专列到落马洲，可能25分钟就够了，10分钟过关，赚深圳地铁10分钟到中心区高铁站，45分钟时间坐上高铁，连通内地……很多朋友也都是这么想的，认为香港没有必要修高铁。这个问题要说起来，恐怕不是一言两语。这里简单说两句，就是一种交通格局的变化，将导致经济格局与社会面貌较大程度变化。隋唐时期开通大运河，是中国交通史上的大事件，同时也奠定了未来千年中国经济格局与历史变化，大运河导致中国的经济重心不断东移，从长安、开封到江浙……20世纪初，铁路兴起，一些小村庄成为地区中心城市，如石家庄取代保定成为直隶的中心，哈尔滨崛起，长春取代吉林，郑州（当时是县的规模）取代开封……这些火车拉来的城市不胜枚举；20世纪80年代中国海运兴起，沿海经济地位提升。高铁带来的陆港经济，又将是什么情况呢？开封到郑州其实也不过40公里，与深港之间差不多吧，郑州通铁路后，开封就急剧衰落。

当然，香港有完善的交通体系，有空港、海港，即使受影响，相信也不会坏到哪里去，不过，香港要想好到哪里去，这就得认真掂量。

先说这些，再次感谢你的来信探讨。以上内容仍可以放进你的博客。另外，我也想把你上一封信放进我的博客，不知可否？

此致

安好

呙中校 于亚洲周刊

1月22日

香港高铁大事记

2006年2月6日，香港行政会议指示九广铁路公司以共享通道方案作进一步规划，即兴建北环线连接落马洲，及使用现有西铁及九龙南线的部份路轨，终点站设于西九龙，全长30公里。预计每小时列车数目为3至5班。

2007年1月，深圳决定新增一个福田站，而铁道部又表示来往香港的高速列车将比预期多。预计于2020年，将有10个城市开办每日共15对（即往来每方向15班）长途直通车；至2030年，长途直通车更增至每日共23对（即往来每方向23班），有15个城市开办。因此选择「专用通道方案」还是「共享通道方案」仍未有定案，起码要到2007年中，九广铁路公司提交北环线及广深港高速铁路的研究报告，才明朗化。

2007年5月19日，有消息称九铁已经完成香港段的研究报告，其倾向于以全隧道方式，也就是专用信道方案的一种，接驳西九龙与边境。该方案造价约300亿元，大概于2014年通车。

2007年8月2日，香港政府在粤港联席会议第10次会议上提出已决定以「专用通道」方案兴建香港段，总站设于拟议中的西九龙站，即机场铁路九龙站的东面，设有8条路轨及4个月台。届时由西九龙至福田，只需13分钟；由西九龙至新广州，需时约48分钟。

2007年10月，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在施政报告中宣布的十大基建项目之一。

2008年1月2日，港铁公司（2007年12月2日前称为地铁公司）展开首两项招标，包括一条26公里长隧道及西九龙总站的初步设计，并研究西九龙总站上盖发展地标式摩天大楼的可行性。

2008年4月22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会议批准港铁公司对高速铁路香港段进行进一步规划及设计。路线走向取「专用通道方案」的中线方案，而西九龙站亦计划延伸至西九龙文娱艺术区（西九文化区）的地底，使乘客可直达西九文化区。如以上述方式兴建，西九龙站可容纳14个月台（10个为长月台，4个为短月台）。行政会议同时批准港铁公司对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进行进一步的规划及设计，并根据服务经营权模式给予港铁营运香港段50年。由于融资方式的改变，政府并没有批准把西九龙站上盖交予港铁发展。

2008年10月1日，港铁公司公布新走线方案。

2008年11月28日，香港特区政府按照《铁路条例》将香港段的方案刊宪。

2009年2月24日，铁道部副部长陆东福和香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郑汝桦在香港签署有关广深港客运专线香港段与内地段的衔接技术安排备忘录，根据备忘录安排，铁道部与特区政府将继续加强沟通，争取实现香港段在2009年内动工及其它相关安排，将香港纳入中国高速铁路网络。

2009年10月20日，香港特区政府拍板兴建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石岗横台山菜园村将会全面清拆。

2009年12月18日，香港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推迟政府对兴建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600多亿港元的拨款申请。

2010年1月16日，香港立法会财务委员会通过高铁668亿元拨款，另增加8000万港元来提高拆迁补偿。

呙先生：

首先，我们就这个题目来回的电邮都可以公开，这点我是没意见的。

技术上的问题呙先生讲的都可以理解，可以解答一些有关高铁速度的问题。至于交通格局的问题，香港跟呙先生所举的例子有个不同，就是香港有跟深圳不同的法律体系和经济制度，所以外商还是有去香港不去深圳的理由。不过，当中国的法规继续改善，这一点就会显得不重要了。可是，这个理由港府却一直说不清，尤其它未能证明，如果将来其它中国城市发展到跟香港一样水平的时候，香港有高铁跟没有高铁，是不是真有分别—所以，港府在没有让香港继续提升、或最少是作出令普罗市民的未来生活有改善的规划和改革之前，就一再花钱去搞珠三角融合，最后只会让香港继续降格，或者是像港府常说的"边缘化"。如果从香港 本位去看，这是不可避免的结论；对全中国有益的事情，对香港却不一定如此，这就是其中一个所谓的"深层次矛盾"。所以有点离题的说，在现今的政治环境下，这种大工程只要无法跟普罗市民的利益直接挂勾、或者无法洗脱官商勾结的阴影，就注定会出现大规模的反对，这恐怕是中央未必能理解、或者理解了也不敢随便解套的。

至于港铁租用高铁方面，股东大会会在年中召开，这就可以看看会不会出现呙先生所说，小股东提出反对的事情了。这也代表公众将会知道每年港铁要负担的维修费用有多少。到了这一步，政府也就不能像之前一样，随便蒙混过关了事，它跟港铁将如何做，值得拭目以待。

陈志浩(Jacky Chan)

1月22日

相关文章

• 2010/01/29 -- 香港不能错过陆港经济 (0)

最多回响文章

• 2008/12/28 -- 留言板 (35)
• 2009/06/21 -- 石首事件和平结束 (16)
• 2007/03/16 -- 今天真的很生气，很伤心 (12)
• 2006/05/19 -- 80后，中国“下流”的一代？ (8)
• 2006/07/15 -- 狗年说狗 (6)
• 2006/06/15 -- “123”计划修订为“1234计划” (5)
• 2009/02/27 -- 推荐一篇文章 (5)
• 2009/03/03 -- 最近中了无敌兔的毒 (5)
• 2007/06/15 -- 又一个深圳奇迹：赶上香港了！ (4)
• 2006/01/02 -- 中校自选自评2005年十大新闻 (4)

相关文章

• 2010/02/08 -- 与陈志浩先生讨论香港高铁 (0)
• 2009/05/20 -- 香港经济转型的困境与突破 (0)
• 2008/01/26 -- 被地产业绑架的香港 (0)
• 2008/01/21 -- 香港经济在通胀中嬗变 (0)

鲍有祥小档案
五十年代初出生于中缅边境的昆马（中缅划界前属于中国），父亲是当地佤族头人鲍岩嘎，在云南沧源县岩帅乡读完小学。成年后投身缅甸「佤族独立革命」，1972年结识缅共领导人李自如，后任缅共中部军区副司令员。1989年脱离缅共成立佤邦后，任佤邦联合军总司令至今。■

相关文章

• 2009/09/14 -- 缅北消息：缅政府向华商赔偿2亿人民币 (1)
• 2009/09/14 -- 一个果敢女兵的悲情逃亡 (2)
• 2009/09/14 -- 被世界遗忘的亚细亚孤儿：果敢 (3)

相关文章

• 2009/09/15 -- 佤邦VS缅军：鲍有祥傳奇 (0)
• 2009/09/14 -- 一个果敢女兵的悲情逃亡 (2)
• 2009/09/14 -- 被世界遗忘的亚细亚孤儿：果敢 (3)

过哨卡没几分钟，路旁有三个人挥手拦车，司机紧急停车，原来他们想搭乘我们的车回南伞。但是我们的车已坐满，最后他们让一个女孩跟我们的车先去南伞。

在车上，我问女孩是否南伞人。那女孩竟回答：「干脆实话跟你们说了，我其实是果敢同盟军的一个女兵。」

女孩说，她是同盟军的文艺兵（属彭家声部），八月二十三日开始打仗时她带着十几个新兵随部队转移，这些新文艺兵都是十六七岁的女孩。随着彭家声部队的不断后撤，她们也到了中国边境线附近。那时边境线上已经有很多难民等着进入南伞。当时她们决定解散，十几个女孩去找自己的父母，作为普通老百姓或回家，或逃难。她在南伞找到朋友家躲起来，几天下来她发现彭家声的部队大势已去。这时她也与嫁到郑州的姨妈联系上。这次就准备去中国内地找姨妈。

一般来说，果敢人凭当地政府的证件是可以到南伞这边做生意和探亲访友。但是果敢人在缅甸没有公民身份，不能办护照，也难以进入缅甸内陆和中国内地（除非他们有钱去走后门）。但她还是决定冒险去试一试，和两个果敢同胞坐长途车准备去临沧，一般车程要十个小时。深夜到达哨卡时被赶下车查身份证，虽然他们可以说临沧土话，也可以说流利的普通话，长得也和南伞人没什么差别，但是他们没有中国身份证，结果被武警盘问了一个多小时，最终被识破，但武警没有把他们送到难民村，而是让他们沿路返回南伞。

说起与缅甸中央军的交火，她有点兴奋，说他们曾有五十人抵挡住缅军的五百人，而最终双方伤亡差不多，使得缅军非常恼怒。「这次虽然败了，但是我们不会屈服，果敢人最终会站起来。」她说中央军「没有人性」，「清水河那边一个平民女孩被十几个缅兵捉去，你说会有什么结果？」

我问她，现在果敢人如何看待中国政府的表态。她神色凄然的说，果敢人早已预料到中国政府会这样，谈不上「失望」，中国唯一能帮到他们的是安置一下难民。

我们问：「是否想加入中国来？」女孩说：「我是果敢生，果敢长，我还是希望做一个果敢人。」我说，现在中国和海外有许多华人都在关注和支援果敢同盟军，你能否回应一下？她说她是军人，是有组织纪律的，不能对外乱说。

到南伞后我们给她留下名片，但她再也没有与我们联系，消失在南伞的人海中。（呙中校）■

相关文章

• 2009/09/14 -- 被世界遗忘的亚细亚孤儿：果敢 (3)
• 2009/09/15 -- 佤邦VS缅军：鲍有祥傳奇 (0)
• 2009/09/14 -- 缅北消息：缅政府向华商赔偿2亿人民币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