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独家获悉，温家宝在记者会上针对王立军事件的讲话是北京中央集体讨论后的决定，而且特意在两会记者会作为压轴戏推出，显示北京对王立军事件的特别用心。在这次记者会之前，北京有关部门就已经与主要媒体通气，对几个要提的关键问题作出安排，其中就包括王立军事件，而且要求有关媒体记者提前两个小时来到会场。

据权威消息人士称，王立军是个监听狂，掌握有大量薄熙来录音，涉及薄熙来及其家人的秘密。因此，随着王立军事件调查的深入，形势对薄熙来越来越不利，十八大升为政治局常委已基本无戏，软着陆的可能性也在降低。

三月十四日的全国两会记者会，是总理温家宝最后一次在两会后见记者。记者会上温家宝低调开场，却强声结尾——藉王立军事件来对重庆近年的政治路线严厉批判，出人意料，震撼全场。

当时记者会已经进行两个多小时，面临结束，主持人李肇星把最后一个提问机会给了路透社记者。路透社的白人记者用中文提出了这次记者会上最震撼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大家很关心的重庆市发生的所谓“王立军事件”。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以后，中央的有关部门已经进行调查。您本人是怎幺看待这个事件的？您觉得这一事件会不会影响中央政府对重庆市政府和市委领导的信任？”

温家宝刚开始的回答四平八稳，在众人意料之中：“王立军事件发生以后，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国际社会也十分关注。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央高度重视，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调查。目前调查已经取得进展，我们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严格依法办理。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对于这个尖锐敏感的问题，即使温家宝再有个性，媒体也以为他会泛泛作答。但是没想到的是，温家宝其后讲话的强度突然拉升：“多年来，重庆市历届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改革建设事业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在中国的政治语言中，无论上下级还是官员之间，见诸于外的批评一般都比较委婉含蓄，点到即止。但是温家宝在这里直指“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非常罕见，而且以特别的手势和语气加以强化。显然，这里是他要表达的重点所在。

“必须反思”“吸取教训”的调调，也与前几天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市长黄奇帆会见记者时所回答的不一样。3月9日，薄熙来在人民大会堂重庆厅首度回应王立军事件，称自己“用人失察”。有评论认为，这是在中央定性之前，薄熙来试图抹掉王立军逃走的政治色彩，减轻自己的责任。

更让人意外的是，温家宝跳出王立军事件，紧接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高度来评论重庆：“我在这里想讲一段话。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这段话看似与重庆无关，但谁都明白，温家宝在这里旗帜鲜明地否定了重庆在薄熙来治下的发展路线，提到彻底否定文革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提到改革开放这个“重大抉择”，意指重庆有复辟文革、反改革开放的危险。这与温家宝在前面回答其他记者的问题遥相呼应。在前面，温家宝也提到这个历史决议，称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温家宝一次记者会上两次提到历史决议，显示出他对文革复辟的担忧。因为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来走上民主、法治之路，那幺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现有改革呼声得不到回应情形下，社会就有可能像重庆那样滑向文革的轨道。

显然，温家宝把王立军事件和重庆问题提高到违背十一届三中全以来“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也即意味着对薄熙来和重庆近年发展路线作出了政治定性。也就是说，薄熙来与重庆这几年来犯了路线错误。在中共历史上，路线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再往前走一步就是分裂党之类的了。自七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路线错误几乎不再提起，胡耀邦当年下台也只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陈希同、陈良宇则是经济错误。

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政治定性不是温家宝个人单方面作出的，而是北京中央集体讨论后的决定。在谈及“建国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时，温家宝不再像以前那样可以脱稿讲出，而是时不时看着讲稿，一字一句读出。知情人士透露，这个讲话是为回应王立军事件精心准备的，而且特别藉两会记者会向全党全国表明，中央对文革复辟的错误路线是坚决否定的。

亚洲周刊获悉，北京高层对王立军事件极为重视，由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亲自督办，有关王立军的消息不能随便发布。3月5日两会期间某网站播出黄奇帆对王立军事件的回应，就让北京非常恼火，随后北京不准重庆在未经批准情况下发布有关王立军事件的消息，只能转载新华社通稿。

随着王立军事件调查的进展，事件逐步发酵，从王立军“滞留”美领馆的性质问题，已经全面延烧到薄熙来与黄奇帆的政治问题。更不妙的是，薄熙来已经深陷“窃听风暴”——王立军是个监听狂，对技术着迷，据说他录下了大量关于薄熙来的录音，其中不少涉及薄熙来及其家人、身边小团体的秘密。这些录音可能是给薄熙来政治定性的关键证据。因此，在十八大入常基本无戏的情况下，薄熙来能否软着陆也成为一个悬疑。

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召开，会上重新评估了文化大革命，平反了一批重大冤假错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华国锋被迫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其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会议确立了邓小平实际最高领导者的地位，成为中共党史乃至中国现代史的一个里程碑式转捩点，中共自此转变执政理念，不再以阶级斗争为政策中心，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次会议以及1980年6月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六中全会，实际上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宣告了文革的实际终结，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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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第18期，2011年5月8日　．李成

在深圳百花二路的路口，一场新书发布会正在「物质生活」书吧进行。突然，书吧外的喧哗吵闹声打破了发布会平和的气氛。原来，深圳福田区园岭街道办的执法队强拆了包括了书吧在内的户外招牌，由街道办找设计公司为区内商户统一形象设计。

强拆行动在深圳激起轩然大波，不但拆走了深圳人的文化记忆，也拆掉了深圳三十年来树立的改革开放形象。

为迎接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确立深圳的国际形象，深圳市今年以来展开了第三阶段的市容市貌整治工程，户外招牌重新统一设计安装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但由于拆除招牌未与商户、业主充分协商，有关部门也没表示说给予赔偿，而且强拆后户外招牌由各街道统一设计风格，被质疑是典型的「权力美学」。

再加上深圳近来强制遣散了所谓「高危人群」、实行「菜刀实名制」，这一系列迎大运的强制性形象工程，在深圳乃至全国都被广泛质疑和批评，质疑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锋的深圳，到底是在树立国际形象呢，还是在自毁形象？

「物质生活」书吧被业界和深圳人视为深圳的「人文风景」，不仅仅在于它这里卖的书精挑细选，富有人文关怀气息，而且经常举办文化沙龙、讲座、新书发布等，因此深圳人喜欢把外地朋友带到这里来聊聊天天，看看书。

深圳物质生活书吧的负责人晓昱称：「物质生活书吧耕耘十一年，是（深圳）这个文化沙漠难得的文化地标。招牌是知名设计师韩家英设计的，哪里有碍市容？」韩家英设计的这块招牌曾获香港设计中心「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金奖」，而书吧也在二零一零年九月被评为「华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文书店」。

被强拆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书吧，而且还有其他商家的招牌。书吧旁边的商铺老板说，不管你同不同意就拆了，而且拆了一个多星期到现在，一个说法都没有。「拆了招牌以后下雨会漏水，而且有安全隐患，他们也不管」。被拆招牌的花店老板表示，对生意已产生影响，现在客人都难以找到地方。而百花二路上招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招牌还在，因此有网友质疑，是不是对国有大企业和民营小公司区别对待：「说白了，私营企业是后娘养的，书吧要是中石化书吧，他敢拆吗？」

深圳一些地方在强拆后已经完成招牌框的统一安装，福田区梅华路是白底灰色框，一眼望去，白花花的一溜；南山的蛇口一街道全是红色打底的招牌……因此有人嘲讽道，光统一招牌是不够的，还要统一发型，甚至统一思想……

晓昱在微博上公开消息之后，马上有上万人转发了这个消息，媒体、文化界纷纷表示关注。深圳文化人胡野秋称：「我不想讨论政府想替代的招牌是否比原来的好看，我只关心是谁拥有这种规定别人审美情趣的权力？这种权力审美的可怕，比拆几块招牌更甚。而且这种不经协商、不打招呼的粗暴行为，与『依法行政』距离有多远？糟糕的是，在我们的城市中，这种权力审美正以越来越强势的姿态，侵入我们的生活。」

在物质生活书吧招牌被拆一周后，关于大运会与深圳城市形象的因特虎双周沙龙在这里召开，探讨最近深圳推出的「菜刀实名制」、「将八万高危人群赶出深圳」以及「强拆招牌」等三大政策与城市形象的关系。这场沙龙有学者、作家、记者、设计师、大学生、企业家以及普通市民参加，大家几乎众口一词严厉批评深圳三大政策。

文化记忆被摧毁

晓旻作为直接受害方说：「希望改变自己没有文化、没有历史的城市里面恰恰却摧毁了一个历史、摧毁了一个文化的记忆，无异于是对大家情感上的伤害。我的『物质生活书吧』事件只不过是这么多事件中，如菜刀实名制和八万人被驱逐的沧海一粟。」

媒体人王蔚明说：「我们学上海、学北京，（结果）学到了拆招牌、学会了控制刀具，学会了驱逐人群。」

来自政府部门的深圳老林也指出：「我觉得这三项政策不是合理性的问题，是根本不符合逻辑的问题……关于清理高危人群的问题，我仔细看了一下这八种人群的定义，我觉得很好笑，这八种人恰恰是应该得到深圳政府关爱的。」

除了统一招牌之外，深圳市还进行了临街老旧建筑的「穿衣戴帽」工程，也就是外墙重新粉刷包装，一些办公楼员工只能戴着口罩上班。华强北一家餐馆老板陈先生在几次和政府部门交涉后，终于保住了招牌，但是「穿衣戴帽」工程还是「包」住了他的店面，他不得不在脚手架上挂出「正在营业」的横幅。

陈老板说，他曾经私下与区里的官员沟通过，市里对于强拆招牌有「充分协商，给予赔偿」的政策，但是到了下面的执行单位，强拆时都不协商更没有赔偿。

有市民质疑，深圳全市的市容市貌提升工程投资上百亿元，但很多工程没有招投标，钱到底是怎么花的？

为了借助大运会向世界展示深圳的城市形象，向国际社会推介深圳，深圳在三月二十四日宣布，悬赏二十万元(约合三万美元)向全球征集城市形象标识。但是深圳上述的三项政策已经对深圳的形象产生严重损害。

为此，享誉国际广告界的深圳设计师、北京奥运标志设计者陈绍华最近宣布：我决定，退出「深圳城市形象设计全球招标」一切活动，政府的观念和立场不改，城市永无形象可言。尽管民间对深圳的三项政策强烈质疑和批评，然而迄今为止，深圳官方还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对媒体采访要求也没有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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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香港飞德里

香港的旅游业比较成熟。不过去克什米尔的旅游，先是由台湾团开发，香港团跟进。从我跟旅游团的经验看，去印度的话，一般自由行很难搞定，即使你英文再好。

1月31日，德里飞斯利那加

在印度北部感受到印度之大，人口之多、历史之悠久，就像中国一样。我刚才之所以说自由行很难搞定，首先，行很难。不说铁路、公路。我们坐飞机到德里机场，安检进去以后没想到：在哪里登记找不到、什么时候登记也不知道，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走。看电子显示幕找不到资讯，我们是旅游团，好在领队已经为我们打了「预防针」；然后领队不停的去问、去看，领队跑来跑去的查询，如果是自由行的话，搞不清楚情况会很着急。因为领队有经验，还算好。等上了飞机，又等了一个多小时。去克什米尔只有一个航班，可能去班加罗尔、孟买这些发达的地方比较好。

结果本来是10：20德里起飞，12：45要到的，结果下午一点多才起飞，三点半才到斯利那加机场。入境，四点出机场。

在飞机上看景观非常壮丽。雪山（喜马拉雅山的支脉）延伸到克什米尔。到了喀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领队告诫，不要对着军人拍照。印度驻军非常紧张。机场军用、民用混在一起，非常混乱。当地人的服饰很有特色。街头有塔塔的车、日本车、韩国现代车。在车上拍了一些照片，剧院、建筑，看起来年久失修，一个银行看起来不错，建筑得很好。

下午5点到达尔湖船屋，去达尔湖边的夏利马尔花园（Shalimar Bagh）、地毯手工艺店

船屋，英国人到了喀什米尔的时候，不能在岸上住。就住在船上，这是船屋的来历，夏天印度人都来这里旅游，是当地一个收入来源。我们划小艇到船屋，在船上有很多当地人来做生意，卖一些漆器手工艺品。当地通用美元，小地方要卢布。比如上一次厕所要十卢布。当地很多地方管理非常不靠谱。比如后面我们去泰姬陵，买了门票进去以后，上一次厕所还要交钱。

达尔湖，喀什米尔最有名的一个湖。我是在车上拍的照片，看上去不好。最好的拍照时间是太阳落山的时候。湖边有一个花园，夏利马尔花园（Shalimar Bagh），是蒙兀儿第四代君主Jahangir王（信奉回教）于1619年为其爱妃Nurjahan（信奉印度教）而建，树上有很多鸟，一见到人就飞起来。那边是鸟的天堂、猴子的乐园，还有牛、松鼠，动物都其乐融融。景色最好是太阳落山的时候，花园的主轴对着一个桥，桥后面有座山，山上有一个印度教的庙。参观完以后，就被带到一个地毯厂购物，但是大家都不感兴趣。香港团友对地毯兴趣不大，手工制造的羊毛地毯，一个要三四百美元。还有漆器。

我们住的船屋房间，又潮又冷，不过船屋提供电热毯，上面再盖羊毛毯，但是羊毛毯不知道被多少人用过，应该没有洗过。房间有一个烧木炭的炉子。我们在喀什米尔睡了两个晚上。喀什米尔男人袍子里都放着一个火炉，外表看起来像个大肚子，原来用火炉取暖。早餐很简单，有煎蛋、奶茶、芝士；午餐都是咖喱，有咖喱鸡、咖喱鱼﹑咖哩……行程匆匆忙忙。船屋布局都是以前英式的。这个地方不通手机、没有网吧，这边形势紧张，印度政府把通讯都掐掉了。自由行的话，如果到了这个地方因为电话不通，没法跟外界联系，会很恐惧。

2月1日，上午去古尔玛雪场（草场），下午游达尔湖。

湖的早上像油画一样。

上午我们去了一个滑雪场，靠近巴基斯坦。雪场在夏天是草场，旅游团安排骑马的项目，冬天安排的是人拉雪橇。后面很高的雪山当地叫猴子山，翻过去就是巴基斯坦。一个香港游客说，这里的滑雪场要好过北海道、韩国。我们这个团有十九个人，三个内地人。

喀什米尔的穆斯林是高加索人，跟新德里人不一样。市区有很多摆摊的，有碉楼，里面有军人架着枪。每天早上五六点，有上百个喇叭播可兰经，一天有五次，想不起床都不行。中午，我们开始游湖。吃喝用水，都来自那个湖，排泄也是来自这个湖，因为当地没有自来水系统。可能他们几千年都是这样。当地即使瓶装水，也处理的不是很好，既使烧开了的水也会有一层沉淀物。洗衣服、洗菜也在湖里面。

2月2日，斯利那加飞德里，晚上七点半到，赶往爱加拉，5个多小时

我们飞回德里，然后去泰姬陵，下了飞机，首先在车上堵了一个多小时。高速公路什么车都可以上高速：牛啊、摩托啊……，跟我们的高速公路不一样。小朋友跑过来卖纪念品，交易货币美金通行。

在印度不止在机场有安检，景点也有安检，在稍微好一点的酒店也有安检。安检最严的是喀什米尔机场，大概六﹑七道安检。你的包里面大大小小的东西，都要拿出来查。泰姬陵外面拍了很多照片，里面不准拍照；泰姬陵在恒河的支流之上。本来还想在河对岸修一个黑色的泰姬陵，与目前的白色泰姬陵交相辉映，但是还没有建国王就死了。印度城市感觉跟中国八十年代的中小城市差不多。

2月3日，上午游泰姬陵与爱加拉城堡，下午赶往齐浦尔，5个小时

爱加拉城堡，世界文化遗产，我们跟旅行团太紧张了，这些文化区旅行团只给一个小时，只能走马观花。城堡里面的雕刻，有点像柬埔寨吴哥窟。酒店里面吃完午餐和晚餐之后，每个人都需要在桌子上留一美元小费。印度很多地方都要给小费。

到了下午以后，去了另外一个比较荒凉的古堡，游客比较少。一路上见到很多小砖窑，比较煞风景。

太阳要落山了，感觉非常漂亮。

2月4日，上午游风之宫殿、琥珀堡，下午游天文台、城市王宫。

到了齐浦尔，这里叫粉红之城。这个邦最漂亮的城市乌代浦尔，叫白色之城，还有一个蓝色之城久德浦尔。齐浦尔一些建筑都是粉红色的。里面还有一些比较老的建筑。琥珀堡，是最老的一个景点。我们要骑大象上去，大象每天只能跑多少趟，多了就不能跑了，这是印度政府规定的。这个有点像西藏的布达拉宫，都是依山而建。在琥珀堡山上，可以拍到齐浦尔的旧城。琥珀堡下面有个印度教的庙。回来的路上能看到湖边上有水上宫殿。路上遇到一个迎亲的队伍。大街上随处可见有人在墙根尿尿。

印度街头，电线纠缠在一起，拍了一张。路边有很多露宿的人。印度最辉煌的古迹都是伊斯兰教留下来的，而印度教最辉煌的建筑在柬埔寨吴哥窟。我们去了齐浦尔一个天文台，但是太阳直射，太热了。里面有观星的地方。旁边有王宫。印度独立之前，北部有很多土邦，有很多国王。路边拍到孔雀羽毛做的扇子。街头牛是最悠闲的，到处乱跑，没人管，牛是他们的神物。国王依然存在，是世袭的。王宫的守卫可以合影。国王依然住在王宫。路上能看到有人将萝卜当水果卖。猴子也是他们的神物，到处爬。

在印度，一个小孩对我触动很大，卖气球，一个劲追着一对父女后面卖。小孩看起来很苦，身上很脏，旁边的小摊贩都在赶他。我本来想给他十到二十卢布，但是领队说不能助长这种风气。领队说他们可能是从孟加拉国过来的。我们给了他一个饼干，他咬了一半又给姐姐吃。他姐姐也在附近卖气球。

2月5日，上午赶往德里，6个多小时到德里，游顾特拜高塔，下午游吉祥天女庙、甘地墓，晚上飞香港

从齐浦尔赶到德里。德里郊区看起来还有零星工业区，但不确定。到了德里就开始堵车了。德里能看到一个顾特拜高塔，是一个宣礼塔。有很多小学生参观。

路边有人生火做饭，没人管，印度比中国好的地方就是自由，什么都自由，动物自由，人也自由(听众满堂大笑)。领事馆附近更像一个现代城市的样子。

我们还去了一个吉祥天女庙，印度教的庙，里面不能拍照，手机、相机都要存放。旁边有一个很高级的酒店。我们还去了甘地墓公园。这也不是甘地真正的墓。只有一个长明灯。他的骨灰洒到了海里。晚上我们去了德里标志性的建筑叫“印度门”，像凯旋门。

这次我们去了以上四个地方（地图）。白色之城乌代浦尔法国人最喜欢去。(亚洲学堂2011年第4堂课,李永峰整理)

——————————————————

印度旅行八天团（香港×泰旅行社）

1月30日，香港飞德里

1月31日，德里飞斯利那加，去达尔湖边的夏利马尔花园（Shalimar Bagh）、地毯手工艺店

2月1日，上午去古尔玛雪场（草场），下午游达尔湖

2月2日，斯利那加飞德里，晚上七点半到，赶往爱加拉，5个多小时

2月3日，上午游泰姬陵与爱加拉城堡，下午赶往斋浦尔，5个小时

2月4日，上午游风之宫殿、琥珀堡，下午游天文台、城市王宫

2月5日，上午赶往德里，6个多小时到德里，游顾特拜高塔，下午游吉祥天女庙、甘地墓，晚上飞香港

2月6日凌晨回到香港

如果想看图片，请上picasa：

克什米尔

https://picasaweb.google.com/guozhongxiao/20110201Kashmir

https://picasaweb.google.com/guozhongxiao/20110131

泰姬陵

https://picasaweb.google.com/guozhongxiao/20110203

斋浦尔

https://picasaweb.google.com/guozhongxiao/2011020402?authkey=Gv1sRgCPbvwOfcpM30fg

https://picasaweb.google.com/guozhongxiao/20110204?authkey=Gv1sRgCLrK3M73tqq6qwE

德里：

https://picasaweb.google.com/guozhongxiao/20110205?feat=direc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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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我的博客关注度很低，我也不当一回事，为啥这黑客还有兴趣呢？在此敬告那些手痒的黑客，如果想显摆，你们玩点高难度的去，不要折腾一个思想性的个人博客，这样就实在是下三滥了，我想，有品的黑客都是不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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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避之不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徘徊不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避重就轻……人们难以看到自上而下的改革希望，而自下而上的力量仍在打压中顽强地生长。深圳，改革已死，但变革的力量犹存。

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舞台上，没有几位改革者能够像邓小平这样成功——成功地把十几亿国人民从封闭转向开放，从贫穷带向富裕，成功地在三十年内让一个贫弱的国家走向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并有了大国崛起的梦想。这一切在三十年前都难以想象。而与邓小平改革开放相伴随的一个词就是“深圳”。深圳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前沿阵地，深圳的成功也成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最有力的证明。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深圳已经成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图腾，也因为如此，深圳这个南海边的城市，一度曾想改名叫做“邓小平市”。

的确，在中国，只有深圳才有资格叫这个名字。在深南大道（这条深圳的主干道也被建议改名为“小平大道”）邓小平画像前，有人献花鞠躬，有人焚香磕头，也有人对着微笑的邓公痛哭流涕，诉说着自己难以理喻的遭遇……然而，在这个邓小平一手设立的经济特区，邓小平的身影已经悄然远去。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在这个纪念“改革”的年份里，我们可以在深圳的街头看到无数“改革开放”的字眼，但在深圳的报纸上难以读到真正的改革意涵：

2009年深圳开始大部制改革，但是改革近一年，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仍有20个副职，而在内地湖北的改革中，早已实现财政与编制政务在网上公开，较好解决超编问题；深圳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走在全国的前列，但近年却简单合并同类项，“换汤不换药”；

2008年5月深圳大张旗鼓宣布将进行区长差额选举，三年内市长直选，但是到现在两年过来也未见什么动静，而在2008年的3月南京就已尝试区局级干部的差额选举；

1988年深圳在全国率先进行住房制度改革，但是到22年后的2010年，媒体曝光深圳不少公务员占用保障房、经济适用房，“在第二次保障性住房初审合格家庭公示名单中，至少299户有成员在政府机构工作，有些家庭甚至多人同为政府机构人员，还有不少人住在豪宅”，而具有豪宅地段和规格的侨香村经济适用房将以5000元以下的低价卖给公务员，更让全国人民惊诧不已；

2010年深圳两会宣布施政目标之一是，全市GDP在2015年赶上新加坡，并详细向媒体认证2015年完全可以达到目标，而与此对应的是2008年无锡市对党政领导政绩考核取消了GDP考核指标，河北、湖南、四川等地也陆续宣布淡化GDP指标；

相对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徘徊不前，近年来深圳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上有一系列的动作，尽管深圳市在文件上突出强调了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对社会工作给予强烈支持，而且还聘请香港资深社工过来督导，借鉴香港经验，不过去年底以来深圳社工被曝拖欠、克扣工资，社工流失现象非常严重，人们对深圳的社会改革的印象也大打折扣。在去年下半年深圳社工以不签劳动合约、克扣工资为名将深圳社联社工服务中心告上法庭后，今年8月深圳再爆社工机构违法事件，入职两月才签劳动合同，而且社工中心在未与社工协商情况下，私自订立劳动薪资，以欺诈手段让社工签字。

不难发现，最近几年来深圳的“改革”要么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要么是不能改革或者不敢改革，要么是不再具有开创性的改革，要么是落后于全国一些地方的改革形势……在判断深圳改革的发展趋向上，我们还可以将这些状况理解为深圳改革的沉寂期或者调整期，但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足以让人们对深圳的改革丧失信心——

8月初，深圳福田区未经合法程序，强拆合法有效的户外广告，导致一些广告主在市委门前上访拉横幅。深圳的改革就是以培养和完善市场经济机制为目标，而市场经济就是讲规则、守合约的法治经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一再对深圳未来的改革提出法治化方向，2008年3月30日至31日，汪洋到深圳调研时要求“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方面走在前列”，今年1月他又在省两会上提到“一个法治化的环境才是吸引人才的重要条件”。

显然，无论是深圳社工机构违反劳动法，还是深圳福田区肆无忌惮砸掉广告牌，都是公然践踏市场经济的合约精神，他们不仅砸掉深圳未来改革的法治“王牌”，也砸掉了深圳改革开放的“金字招牌”。

三十年后，人们在质问：深圳的改革是否走到尽头？

深圳改革的两翼

三十年来，在深圳的改革过程中，有两种力量自始至终贯穿其中，一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力，一是自下而上的变革力量。深圳改革的成功，是两种力量协调作用的结果。这两种力量，就像两只翅膀，推动深圳经济起飞，创造深圳神话般崛起的奇迹。1997年，邓小平病逝，深圳顿失恃怙，深圳改革的拐杖自此丧失。而2000年以来，对自下而上的改革呼声和力量，深圳充满疑虑和恐惧，甚至不惜打压，自残般地折断了另一个翅膀。

对于深圳的主政者来说，既然是特区，改革就不能回避，但如何妥当改革则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与八十年代的改革不同，当时的改革者都扛着中央的尚方宝剑——那时候深圳的主要领导都是中央直接派下，授命直奔改革的使命而去，但在九十中期以后却都是从广东省下来。这种微妙的变化让深圳人感到有所失落，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九十年代以来深圳在中国改革的战略地位相对下降。这种地位下降，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主政者的风险考量。

即使是扛着尚方宝剑，八十年代的改革也不是一帆风顺。从改革伊始到九十年代初，无论好坏，无论成败，围绕深圳的改革就不断出现各种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深圳的主政者自然站在风口浪尖之上。不过在每次重大争议的关口，最终都有改革的最高权威来为深圳说话——1984年和1992年，邓小平曾两次肯定深圳的改革成就，尤其是在南方讲话中以三个“有利于”解决了姓社姓资的问题，关于深圳特区和改革的性质也就不再有争论，保证了深圳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进行。从这个意义来讲，邓小平不但是深圳的造物主，还是深圳的救世主。邓小平在深圳人心中的地位之高之神圣，就是这样确立的。邓小平这样的权威一言九鼎，使深圳前十几年的改革有了自上而下的权杖，深圳改革的争议越大，这种作用就越明显。

然而，邓小平的离去使这一切发生改变。深圳失去的不仅仅是改革的精神象征，而且失去了改革的坚实拐杖。一方面，不能意识到改革内涵上的转变，深圳在九十年代后期逐渐丧失改革方向，另一方面，因为改革失去仰仗，在各项改革上畏手畏脚，碰到问题绕道走，矛盾也就因此越积越多，后面的改革也就越来越困难。

更严重的是，失去自上而下的拐杖，也让深圳改革的另一只翅膀失去支撑——对于自下而上的声音和力量，深圳缺少来自上层的权威性认可，也就不能从历史高度去把握，疑虑，恐惧，最终扼杀……

被忽略的另一股力量

回溯深圳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无论是主流宣传，还是民间评论，对深圳三十年成就的总结，都强调来自中央的改革开放路线，以及给予经济特区的政策优惠，但与此同时，来自市场和民间社会的内生动力也是深圳改革成功的主要因素。

二十一世纪之初，深圳的主政者即已意识到深圳在一系列优势丧失之后面临的挑战与改革困境，试图在政策层面继续得到中央的支持。这包括深圳率先向中央申请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就是人们简称的“新特区”），以及近年向中央申请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等等可以进行改革和创新的 “帽子”。

从改革的逻辑上来看，深圳作为中国作为首屈一指的特区，进行各种改革和创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还需要这些形式上的“帽子”吗？事实上，2005年深圳隆重纪念经济特区成立25周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深圳时即已指出，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本来就可以承担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任务和使命。然而，从现实的体制背景和改革风险来考虑，深圳需要的不仅仅是戴一顶顶改革“帽子”，而是希望从上面获得改革的“拐杖”。正是这种考量，深圳近年改革模式和过程，都无法回避这种自上而下的路径依赖。

这种自上而下的外在推力自然在深圳传奇的故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却忽略了深圳发展过程中另一股重要力量，那就是社会内在的变革力量，也即自然而然的、自下而上的内生动力。这种内在的生存发展动力，在深圳过往三十年中所爆发的巨大能量，已经创造了无数个深圳奇迹，但是却被有意无意忽略了。

市场机制：无形的手

深圳华强北的商业发展传奇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在九十年代中，华强北一带还是制造业的天下，中华自行车、飞亚达手表、华强三洋、赛格、京华电子等制造业均扎根于此。但是21世纪初，华强北却已经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电子产品商贸中心，华强北的电子产品价格甚至影响到全球电子元器件的行情。华强北从上步工业区向商贸转型，始于九十年代中深圳的简单加工业从关内向关外迁移，华强北一带的厂房闲置下来后被市场重新发现和利用。除了电子商品外，万佳超市在华强北的开业，也带动了华强北日用品市场的兴旺发达，销售额媲美北京王府井和上海南京路。

华强北的这种飞跃式转型不见于政府的规划和计划，而是市场“无形的手”在推动。在一般人眼中，华强北是中国“山寨之都”，是山寨模式的滥觞之地和发展中心，但是他们不知道，“山寨模式”虽有争议，但却是市场机制在中国的一个典型。因此不能简单地以“模仿”“抄袭”来否定“山寨模式”，深入研究其形成机理和市场机制的关系，对于中国其他产业的发展不无益处。

除了华强北之外，水贝的黄金珠宝加工业、大芬的油画村等，在市场机制下都自然形成都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产业规模。对于所在的区级政府来说，这些产业的形成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都开始作为地方支柱产业大力扶持，大芬的油画村近年还成为深圳文化产业发展的示范基地。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国内最为完善，市场机制也最为灵活，因而也更有生命力。这与自然界的生态环境有相似之处，一个雨水、阳光充足的地区，各种植物都会努力求生存、争发展，如果有大石头等障碍物压着，只可能使这些植物的生长过程更为曲折，一旦搬开石头，这些植物马上恢复蓬勃生长。就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深圳就是率先搬开了石头的那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先天禀赋也很不错——有沿海的地理优势，又靠近香港这个国际平台——深圳这里内生的增长动力就可想而知了。

更为重要的是，深圳的制造业不但迅速形成规模，而且还在周边地区（包括香港、东莞等地）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深圳模式在珠三角不断复制扩张，各个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发展的结果，是整个珠三角都成为了“世界工场”。这是深圳内生力量的扩张效应或带动效应，也是深圳过去三十年成为内地学习模仿对象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深圳这种市场作用和内生动力，像自然界丛林的生态系统一样，有着自我平衡和自我完善的机制。不过，众所周知，深圳的改革过程不是一帆风顺，中间屡次出现反复，但是只要市场化的方向没变，市场的内生动力就一直存在。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988年深圳突破宪法规定，率先进行土地拍卖，这种自下而上的突破最终推动自上而下的改变，其后不久中国宪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

因此，有人说，深圳乃至整个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我认为这话其实不准确，确切的说，中国的各种改革应该是搬走石头的过程，其中深圳和中国沿海地区搬得早一点，搬得快一点。

经济体制改革：有心无力

搬石头搬到现在，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深圳在经济体制领域改革的石头都搬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差不多都是“顽石”了，要么是涉及到其他领域的配套改革，成为改革的瓶颈所在；要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比如金融体制改革等。

在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前几年，深圳在金融领域进行突破性的改革和试验，至少可以得到中央层面的默认甚至支持。例如在八十年代梁湘在深圳就提出发行特区货币，与港币和人民币对接，在特区内使用和流通，胡耀邦和赵紫阳都表示支持，而且特区货币都已经印出来了，但是因为一些突发因素，特区货币最终束之高阁，未在市面上流通。不知道深圳市的博物馆有没有收藏一张尚未流通的特区货币，我想，这些货币应该是讲述深圳改革的最好见证者。尽管特区货币没有成功，但是深圳当时在金融领域的改革都是创下纪录的。

深圳更能显示特区之“特”的特点是，有些改革中央没有批准，深圳也抢着动起来了。1990年深圳、上海都在筹备证券交易所，当时中央之批准了上海交易所于年底开业，时任上海市长更在纽约公开宣布，但是当时的深圳却抢在上海之前让证券交易所开锣……这也就是深圳“没拿准生证就生了孩子”的一个经典案例。

到了21世纪，深圳的改革都希望拿到“准生证”，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孩子”生下来从另一个方面看来，这种局面的出现与中国经济社会面扩大、改革进入深层次有关，在这个层面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摸着石头过河”，哪里能走就走哪里，现在盘子大了，需要科学决策、规范进行，将改革的风险损失控制到最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深圳在经济体制领域已经没有了突破性改革的空间，即使有，意义也不大，也就是示范效应减弱，其他地方可能根据本地的经济社会情况采取另一套做法。

改革的意义不大，但是风险仍不小，尤其是改革出了纰漏之后的政治责任更难以承受。八十年代以来到九十年代初的深圳改革先锋，从梁湘、袁庚到李灏，最后都因改革中的纰漏黯然下台。1992年8月深圳新股认购抽签表舞弊事件，导致十万股民聚集在深南大道示威，砸汽车、摩托车并与武警发生冲突，包围了市委市政府到次日凌晨，市领导只能从后院翻墙出来……抽签表事件在深圳金融史上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大事，对深圳后来的改革具有微妙的影响。事后深圳市领导向中央作了深刻检讨，市委书记李灏黯然下台，市长郑良玉被调走。相比之下，1995年2月23日在上海交易所发生的327国债期货事件，导致中央最后关闭国债期货市场，对中国金融市场影响可谓深远，至今未消，但是最后上海市的领导却没有承担什么责任。

因此，有人认为，虽是特区，深圳与上海的地位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深圳改革出了差错是吃不了兜着走，上海那边却没啥事的。以此而论，越到后期，深圳改革的风险收益比越高，改革者的动力自然越小。尤其在近十几年（甚至再往后十几年）深圳经济发展很好，不必搞什么大的动作都可以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何必去搞什么有风险的改革呢？还不如修修路，搞搞形象工程来得简单又实在！

回到深圳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在金融领域的改革，没有中央层面的许可，深圳如何能动起来？以前深圳在金融领域的改革都是获得先行先试的权力，但是在中央提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天津滨海新区之后，深圳的战略意义显着下降，金融领域改革的一些先行先试权都纷纷转移到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例如在2009年中央批准上海洋山港率先试点包括银行、期货、保险在内的综合性离岸金融业务，人民银行选址天津滨海新区进行碳金融试点，等等。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试点，首批城市选择了深圳、上海、广州和东莞，第二年进一步扩大至全国其他地区，都是因应形势需要，深圳并未显得有何特别。因此，在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深圳显得有心无力。

行政体制改革：改而不革

近年来深圳确定的改革重点在行政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包括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部制改革以及社会组织管理改革等等。不过，最近深圳曝光的几起事件，让深圳陷入“改而不革”的尴尬境地。

今年7月，有深圳市民在网上指出，深圳大部制改革已近1年，但是一些部门副职超标现象依然严重，其中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被曝有20个副职。尽管深圳有关部门公开回应网友对该市科工贸信委领导“1正20副”的质疑，称“改革过渡期不可避免出现部门副职超配”，但这并不能挽回人们对深圳改革“换汤不换药”的形象。深圳关注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专家李红光指出，在一些部门的行政审批改革中，只是简单地合并同类项，比如一百多项审批看似精简为几十项，但是实际上没有减少多少。现在网友揭发的大部制改革也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翻版。

作为深圳有名的狗友，李红光通过对深圳养狗条例的研究，推动了深圳养狗立法的规范和进步，李红光也由此进入行政审批研究领域，在她的努力下推动了深圳一些行政审批制度的改进。这是深圳内生动力在行政体制改革领域的一个典型，虽然不如经济领域那么广泛和普遍。

政治体制改革：打压回避

不过，越来越多的深圳人像李红光一样，开始从关注自己的权益出发，从私人领域维权走进公共领域。在2003年深圳还出现一批独立候选人参选人大代表，希望通过参与到立法过程来推动深圳社会的进步。其中还出现一位成功当选者，那就是深圳高级技工学校校长（海归博士）王亮被一千多位选民“另选他人”的方式击败官方推荐的正式候选人。然而，两年后的2005年，深圳市监察局消息称王亮因为滥用资金问题已被立案调查，深圳市政府也免去王亮的技工学校校长一职。王亮自此再无音讯。王亮到底有什么经济问题，也没有进一步公布。而其他落选的独立候选人在竞选过程不同程度受到打压。2003年这场选举虽然被媒体广泛报道，成为许多学者的研究课题，但是在深圳民主进程上却没留下什么。

选举过程中，独立候选人充分利用选举法来竞选，得到社区选民较大支持，如果政府採取不打压也不支持的态度，这场选举其实可能成为深圳民主与法治建设的新进程，深圳也可以顺其自然地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然而，深圳人自下而上表现出来的参与公共事务热情最终被打压下去，以至于5年后深圳推出更激动人心的改革时已经没了激情和期待。

2008年5月23日，深圳市委市政府对外发布《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19项改革包括了区级差额选举等重大突破，因此深圳被媒体纷纷称为“政治体制改革试验田”，“掀开政改序幕”。尤其当时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深圳这一改革还是被海内外舆论过度解读，寄予厚望。然而这次改革在深圳得到并没有热切的回应，与这次自上而下的改革没有多少共鸣。就国内来说，区级干部的差额选举几年前在南京等地就已经进行了，深圳这一改革已经落后了。按照深圳当时的计划，三年内实现区级差额选举，但是到两年后的今天，这一改革在深圳几乎已被人淡忘。

九十年代以来,深圳市主动提出政改目标，也仅只有2008年这一次。对于有些人把深圳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也纳入政治体制改革范围而大书特书，我是不能认可的，深圳认为这有混淆视听之嫌疑。政治体制改革是关于权力如何产生、如何行使以及如何监督的问题，而行政体制改革只是政府在得到授权后如何在内部分配、监督的问题，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深圳的行政体制改革，尤其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主要是与经济活动有关，因此似乎更应看作是经济体制改革。

2003年初时任深圳市长于幼军提出深圳将借鉴香港的文官制度，实行“行政三分”。行政三分其实也是政府内部权力的一个再分配，但是由于触动到内部利益集团强大反弹，方案一改再改，最後也没剩下什么东西，但即使这样一个方案，最後也在上面的压力之下不了了之。据说北京有人认为，“行政三分”就是西方的“三权分立”，是万万不能搞的。实际上行政三分也就是一个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完全不相干，但竟然会如此下场，不知道是深圳的利益集团误导了北京高层呢，还是北京的保守派对“三分”二字太敏感？

在改革三十年之际，有识之士再次呼吁深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成为“政治特区”，但是在深圳看来是“政治雷区”，主政者回避都来不及……自下而上的变革诉求，与自上而下的“改革”要求，就这样擦肩而过，两种力量一旦不合拍，不能产生共鸣，改革显然无从谈起。

错失转型机遇

深圳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的顾虑重重，丧失了改革机会，在于经济体制改革领域相关的社会体制改革方面，深圳更是与内生的变革动力背道而驰，错失机遇。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之后，近年来中国的改革方向，已经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优先”，从少数人先富起来，发展成为大多数人都富起来，缓解社会矛盾，实现中国社会的顺利转型。在这个中国社会转型和改革的关键时期，深圳本应在十年前就可以为这种转型作出贡献，遗憾的是，深圳忽略甚至压制了自下而上的改革诉求，不但滞缓了深圳第二轮的产业升级转型，也为今日深圳埋下不稳定的种子。

今年以来震惊全国深圳富士康员工“十二跳”自杀，使人们知道了在经济发达的深圳特区，农民工权益保护竟然是如此之弱。实际上，早在2001年7月，律师周立太代理深圳龙岗一家韩资工厂对56名女工强制搜身案，就已引起媒体广泛关注，也因此揭露了深圳在农民工权益保护方面的诸多问题。然而在2001年底，深圳龙岗区司法局以清理“黑律师”的名义，把为打工者维权的重庆执业律师周立太“驱逐出境”。从1996年以来，周立太和他的同伴们办理了四千六百多个工人维权案件，其中一千多件是工伤赔偿案件，一次次改写了深圳工伤赔付的标准。是他，让深圳打工妹的一双手价值从11万元增加到342万元，创造了国内最高的工伤赔偿标准。

周立太成为工厂老板的眼中钉，也被地方政府视为破坏投资环境的罪人，最终被驱逐出境。而那个时候广东省已经提出产业升级转型，而周立太事件则反映地方政府仍出于各种动机，保护低级加工制造业。今年在珠三角工厂广泛出现增加工资的浪潮，富士康接连两次宣布加薪，幅度甚至高达百分之六七十，很多中小企业反映承受不了，这不能不说是多年低劳动力成本发展的报复性反弹。如果深圳在10年前意识到周立太维权的重要意义，加强劳工权益保护，促使企业改善工作环境，增加劳工待遇，也许富士康的连跳悲剧早就可以避免，珠三角农民工工资待遇也许可以慢慢增长起来，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么被动。

周立太维权本可以成为深圳向追求社会公平转型的一个契机，但深圳对这个机遇的扼杀，不仅使其后来的改革没有意义，甚至也没有了方向。2004年李鸿忠主政以来深圳提出“效益深圳”的口号，其实与以前的速度深圳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反映的都是“效率优先”。然而，在经济领域的“效率优先”已经走到了极限，没有其他领域的改革像配合，已经难以进一步深入了。

尽管如此，深圳经济发展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毕竟深圳已经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也已经成气候，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较珠三角其他地区要小，但是曾经拥有的两大优势正在丧失。一是人才优势，十几年来深圳不仅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深圳白领阶层的工资还呈负增长，2000年时深圳还可以称是全国白领收入最高的城市，但现在深圳白领的平均工资水平已经不能与北京、上海相比了。与此同时，深圳房价一直高企，高房价的人才挤出效应已经出现，2007年广州媒体《深圳，你抛弃谁》的报道就反映了深圳白领打工者的去留选择。

第二个正在丧失的优势是深圳高端服务业的流失。2009年在海南宣布建设国际旅游岛之际，一直在深圳举办的观澜湖高尔夫国际赛事移师海南，而在此前海南也开始举办帆船赛等国际赛事，而这些运动正是在深圳率先发站起来的，但现在海南借“国际旅游岛”的东风，后来居上。在深圳找不到机会，就向深圳之外发展，这是市场内生力量的本能选择。有人说这是转移，有人说这是扩张，也有人说这是复制，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就会有不一样的结论。

2007年11月《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企业大举外迁，是深圳本地优势丧失的一个反映。最近的加薪潮以及深圳扩关对中小企业造成冲击，深圳又面临新一波的企业外迁潮。这是淘汰低端落后产业，还是深圳创业环境的恶化？

虽然处于新一轮改革的门口，但是在短期（两三年）内深圳的外在推力与内生动力都还会纠结在一起，但从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来看，真正能够推动深圳生活向前迈进的还在于深圳的民间社会，在于深圳民间对公民社会的渴望，这也是深圳未来的希望所在。

公民社会的渴望

在中国社会急遽转型的今天，深圳当然还有更多可以发挥自身特色的空间和机遇，尤其是在推动中国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命题上，深圳几乎可以当仁不让。因为深圳的中产阶层正在形成一股公民社会的力量，改变了深圳的社会面貌和结构，也改变了深圳的城市形象和价值体系。这也是一股自下而上的变革力量。

在深圳，年收入介于10万元人民币到60万元人民币的人群可称为中产阶层。据深圳房地产界估计，深圳富有的中产阶层人数至少200万。这个庞大的阶层不但富有，而且普遍年轻、有知识，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不但是深圳消费的主力军，而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共领域。

在近年激烈的社会转型中，深圳的中产阶层在公众面前的表现越来越突出。无论从纵向的历史对比，还是从横向的城市之间对比，深圳崛起的中产阶层明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新的公民意识，也即深圳人的纳税人意识和公共参与意识在国内城市中非常突出，如李红光为了向深圳两会提交建议，就曾自费在报纸上做广告。从业主维权、消费者维权到积极参与人大选举，深圳人关注对象从私领域逐步转向公领域，显示自己作为城市主人的存在。

（二）新的价值观念，以自我肯定为主导，既不同于传统的功成名就，也不单纯地以赚钱为目的，而是以内在的充实感和满足感来肯定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新的经济概念，深圳企业不简单追求企业规模上最大，也不单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也而是以创新为基础，确立自己在行业内的标杆地位和话语地位，如招商银行、万科地产虽然不是行业老大，都成为行业内的标杆企业。

（四）新的生活风尚，在新的价值观念下，深圳人的生活方式体现为内在充实，不但多姿多彩，而且也积极健康，如深圳自助游和自主探险的“驴友”保守估计有数十万人，他们在网上自己组织，不但让个人充实，而且同时进行环保宣传、扶贫支教等活动。其他如车友、虎友、狗友等，在深圳也各自形成自己的大大小小生活圈子。

遗憾的是，深圳主流媒体一直宣扬深圳在技术上的自主创新，而对上述社会上的新观念、新事物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主流话语也有意无意忽略这些公民新意识、价值新观念、经济新概念以及生活新风尚。他们难以意识到，深圳中产阶层表现出来的这种新气象，不但形成“新深圳人”形象，也是迈入公民社会的可喜征兆。

公民社会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如NGO（非政府组织）等则是和谐社会的关键。然而，深圳当局不但不能正确认识“新深圳人”的崛起和NGO的发展，也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崛起和发展，近年来在业主维权、民间团体自治、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等问题上进退失据，结果让人大失所望。

深圳当局的进退失据一方面是因为以往宁守勿进的惯性思维，另一方面则在于“新深圳人”的崛起的确给他们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在中国，对于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大家都已经驾轻就熟，但对于由下而上的变革诉求则无以应对。

在强大经济力的推动下，深圳日益澎湃的社会力，是推动公民社会形成的中坚力量。如果来自上层的决策，能够响应和驾驭这种自下而上的推动力，深圳就有可能为中国探索出一条建立公民社会的成功路径。

失去的拐杖

在这个改革的历史机遇上，深圳不能再犹豫。事实上，拥有这么多热情高涨、年轻有知识的“新深圳人”，拥有蓬勃生长的公民力量，深圳的改革还在寻求什么拐杖呢？

温家宝总理在深圳的讲话多次提到“体制改革”，希望深圳在制度创新上作出新的贡献。当时《羊城晚报》报道指出，温家宝指示特区还要“特”下去，特区特别要大力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还要按中央的要求搞好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制度改革。

深圳市民也对深圳迈开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寄予厚望，期待深圳藉此开创新的特区时代。然而，由于当前中国不但缺少一个邓小平似的改革权威，而且中央政府的权威在地方的相对下降，没有可以信赖的拐杖，成为深圳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最大的顾虑。

近年来深圳一直希望成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而且在2005年第一个向国家发改委提交申请，但结果却是上海浦东新区最先获得批准，其后天津滨海新区成为第二家，而至今深圳也没看到希望。对此，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9月视察深圳时说得非常明确：“经济特区本来就具有改革‘试验田’的功能和使命，理所当然地承担着国家改革创新综合试点工作。”言外之意，作为特区，深圳在改革创新的空间上其实应该比综合改革试验区更有条件，也应更有作为。事实上，深圳二十多年的改革也就是国家综合改革试验的体现。难道是深圳人不能意识到这点？不是。深层次的原因不难理解，深圳对自己进行改革不自信，而是希望从中央获得各领域改革的明确授权，其目的一则为改革增加权威，二则化解改革失败的风险。

如果不能启动真正的社会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先锋的深圳，它的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然而在未来改革的方向上，无论是深圳上下，还是深圳内外，目前还远远未达成共识。2010年6月，一部名为《喉舌》的纪录片在香港获得国际大奖，但在深圳几乎无人知道。纪录片讲述了深圳媒体人、文化人对一个宽松体制的渴望，但深圳在意识形态上令人窒息的氛围，使得体制内上与下激烈碰撞，官方论述与民间话语各行其道，改革的共识在深圳难以达成。

官方论述的深圳改革史恢弘壮阔，而民间市井对梁湘这样的“蔬菜市长”念念不忘。在改革三十年之际，深圳对于改革和改革者也选择性纪念。深圳市评选三十年三十人的活动中，对深圳改革居功甚伟的梁湘等人竟然没进入候选名单。前广东省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是深圳经济特区的策动者和推手，他在80年代曾说：没有梁湘，就没有深圳改革的今天。但是直到今天，梁湘的骨灰还留在广州，不能实现归葬梧桐山的愿望；梁湘的雕像仍被弃置于吉田墓地石料场，而离墓地不远的烈士陵园中却有许宗衡外甥的石雕像……

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避之不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徘徊不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避重就轻……人们难以看到自上而下的改革希望，而自下而上的力量仍在打压中顽强地生长。

深圳，改革已死，但变革的力量犹存。

（本文全文发表在香港《多维月刊》，其中部分文字发表在《经济观察报》和《南方都市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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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叫周杰的演员，过气十几年了，如今拿“爱国”作为幌子煽动民粹，想以两岸关系来赚名气，网友都说太恶心了

这个叫周杰的演员，过气十几年了，如今拿“爱国”作为幌子煽动民粹，想以两岸关系来赚名气，网友都说太恶心了，可以看看他帖子后面的回复：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5eaf230100ht07.html?tj=1#comment221

这个演员是不是以前那个“周杰”？看了这篇文章，我认为他太“二”了。台湾人一直瞧不起大陆人，更不用说十几年前了。问题在于大家要正视历史和现实——人家是把你当作另外一边的人，而你却要当作一家人、亲兄弟去凑近，套热乎，台湾人更瞧不起。台湾人交往一定要注意分寸和技巧，不可以热脸贴冷屁股。

不要说台湾这些演员在大陆表面上一套，回台湾又一套，其他台商、台湾人也差不多这样——他们就是认为，你们是你们，我们是我们……这是60年造成的隔阂，这是现实，你得承认。你如果心急着要统一是没用的，因此，处理好现实的关系，平稳发展，才是重要的，现在这样对台湾的策略，也是这样的——不急着统一，我们慢慢交往，相互了解再说。

另外，交往中要自尊，同时也要尊重对方。在于语言习惯上。台湾人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为什幺要用你们大陆的标准呢？即使在你们大陆播放，给大陆人看，为什幺不能用台湾国语——台湾也要推广自己的文化啊！而且，这个台湾文化不是另类的，而是中国传统的，在他们看来，也应该是中国正统的，就拿着为演员的例子来说：

在台湾，把“我和你”，说成“我汗你”，这是老北京的口音，“和”字，这是台湾经过专门的考究后决定国语正音为“han”，这是台湾那边对中国国粹的保留；

窝心这一词，在中国本身是有两种含义的，只是作为“憋屈”的用法在大陆更普遍，作为“开心”的用法好象只在苏浙一带小范围，但是这个用法带到台湾……

诸如此类的语言习惯，不值得大惊小怪，相互学习借鉴，才是正道。你尊重他们，他们才会尊重你，相互尊重，才有相互信任和交往的基础。如果动不动就搞抵制，以所谓的“统一”煽动民粹，这对我们国家的统一不仅没有益处，而且有害。慎之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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