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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存档: 28. 三月 2008
（此文已发表在《南方都市报）
大部制改革现在是两会的焦点，让各界充满期待。大部制改革的核心是行政三分（决策、执行、监督相互独立，互相制衡），因此5年前深圳进行的种以行政三分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就特别为人关注了。虽然近年来不再提深圳的行政三分改革了，但是回顾那次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我们全局性的大部制改革仍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2002年初，负责深圳改革试点方案的课题组先后考察了香港、英国、新加坡等地。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政府的运作，特别是决策、执行、监督如何分离进行研究后，课题组以香港的文官制度为模式为深圳起草了改革方案。
2003年初深圳市对外宣布，将进行行政三分为基础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行政三分还没开始实施就遭遇到很大阻力。该方案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几易其稿，甚至几度推倒重来，最后出来的方案自然与最初的想法和设计相去甚远，而且仍然争议不断，因而行政三分改革最终在后来抗击非典的形势下逐渐沉寂。
毫无疑问，大部制和行政三分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改革必然涉及到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因而既得利益部门对改革的反弹自然非常强烈，尤其是那些被撤并的部门。如何打破利益部门的阻扰和干扰，自然是行政三分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遗憾的是，深圳当年利益部门内部没有改革的动力，对改革不理解不支持，这应是深圳5年前改革遗留的主要教训。
如果进一步探究深圳那次改革，很容易发现，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导致这种来自内部的改革压力很容易遭遇反弹，也很容易在内部达成妥协，最终导致改革扭曲甚至流产。如果有外部压力（群众和社会舆论都有改革的强烈要求）同时发挥作用的话，改革的局面可能大为改观，因为利益部门在社会压力下阻扰改革的成本会相当高，要达成内部的妥协也很难。这就告诉我们，改革，即使是政府部门内部的改革，都要寻求老百姓的广泛参与和全社会的支持，这才是改革顺利进行和成功的保证。
当时深圳的行政三分改革不但老百姓不了解，甚至连专家学者都对改革方向产生分歧。深圳那次行政体制改革虽然从2001年就开始规划进行，但是媒体一直没有报道，直到深圳是政府公开宣布。改革决策过程不透明，信息不公开，老百姓对改革没有了解也没认识，而且深圳公民社会的建设才刚刚起步，中间组织力量很薄弱，媒体监督的功能也有待加强，因此，老百姓即使有要求改革的要求和动力，但是都没有一种机制让它们形成压力。
因此，目前的大部制改革只有自上而下的内部压力显然不够，需要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动力，形成改革的共识和压力。这种来自全社会的外部压力既需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也需要社会各界认识广泛讨论来形成共识和压力，还需要让改革过程透明化，要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和动员作用。
（此文已发表在近期的《亚洲周刊》）
不出意料，在中国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前选出的政府班子中，前北京市长、中共政治局委员王岐山顺利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并与新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张平、留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组成「财经铁三角」，担纲中国总体经济发展战略与金融政策。
仔细分析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新一届财经领导班子，不难发现中共高层对当前财经形势的高度重视。温家宝报告主要谈了过去五年工作和二零零八年的经济部署，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是主调，而「财经铁三角」中，王岐山是统筹财经全局的总舵手，张平则是中国实体经济的掌门人，周小川则是金融体系的护法神。十七大前后一直有传闻说周小川将去职，但因为目前通货膨胀形势严峻，为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周小川得以留任。而有「小汪洋」之称的张平（他实际上比汪洋还大九岁，但因为他从安徽到中央，几乎一直接着汪洋的职位上来，故有「小汪洋」之称）在二零零五年八月才从安徽调进中央先后任发改委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两年多后就执掌有「小国务院」之称的国家发改委，其宏观统筹能力得到高层赏识。更难得的是张平公布的学历一直只是中专文凭，以低学历大器晚成，足见其务实能干。
当然，如果仅以宏观调控的背景来看待这个财经班底的组成，显然是忽略了这个铁三角所带有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期待。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过英国和德国，人民币不断升值而逐步走上自由兑换之路，中国崛起的宏大命题也在这几年形成，并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热点。十年、二十年之后，中国能否真正崛起为一个全球影响力的大国，未来五年在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改革与转型就十分关键。
未来五年，中国在实体经济领域要从高度依赖出口成长的外向型经济朝内向型经济转型，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内需全面启动，这是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国家发改委不可回避的任务。中共十七大报告说「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而在虚拟经济领域，如何抑制通胀，如何防范和化解美国次按危机带来的金融风险，如何让人民币市场化稳步有序推进，如何让中国在全球市场竞争中拥有一个健康、高效的金融体系，成为一个金融大国，则是王岐山、周小川面临的重大课题。
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显示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成为国际货币已经成为中国未来五年的战略目标。人民币能否顺利国际化，成为国际强势货币，不但关系到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最终成败，也将影响到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避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对人民币的冲击，显得至关重要。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具有丰富金融从业经验和危机处理能力的王岐山在十七大中脱颖而出。据说十七大前中共政治局委员最初的名单送给几个前领导人提意见，前总理朱镕基看了之后只说了一句–政治局委员中怎么没有一个懂金融的？这一问问到了中国经济决策的要害，于是时任北京市长的王岐山被特别提拔进了政治局，而且被确定为主抓财金大计的下一任副总理。
而八十年代就在中国财经领域崭露头角的周小川是坚定的市场派和改革派，九十年代来推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利率市场化、汇率改革不遗余力。一九九五年周小川出任外汇管理局局长后就推动人民币实现经常项目下可兑换，而直到二零零五年人民币才开始启动汇率改革，其间对形势的判断、改革的勇气和魄力可见一斑。二零零五年以前中国实体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但奠定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对全球经济举足轻重，而且也推动中国加快汇改，迈向金融大国。实际上，二零零五年汇改两年来，不但中国贸易顺差持续增长，而且国际大亨也开始热衷中国金融市场，而中国资本也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崛起，中国股市打一个喷嚏也让全球市场要打冷颤–崛起中的人民币似乎要催生一个有全球战略的金融大国。
然而，美国次按危机带来的金融风险和经济衰退，给中国正在推进的金融发展战略带来阴影，防范全球流动性退潮带来的金融冲击成为当务之急。不过，美国次按危机带来风险的同时，也为中国创造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这是因为，一方面崛起中的人民币与堕落中的美元并不是对抗发展，相反是带有相互呼应的此消彼长；另一方面，美国次按问题持续恶化已推倒了全球金融的骨牌，金融机构贬值的贬值，破产的破产，这为中国参股欧美金融业、提升中国金融业整体水平提供了机会。当然，目前也许不是最好的时机，次按危机毕竟还没见到底，欧美对中国的收购也还抱有偏见和敌意，这些需要时间和策略来化解。
因此，王岐山、周小川、张平等人的不仅仅是宏观调控，也不仅仅是防范国际金融风险，更重要的是，如何推动中国金融业在国际舞台上华丽转身，实现一个金融大国崛起的惊艳传奇。■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更多地想到目前的双T形势（Taiwan and Tibet），隐隐觉得相互可以映照。虽然现在中国不是当年入侵阿富汗的苏联，美国在最近的双T形势中也可能没有牵涉，但是双T之中的阴谋与阳谋，却是另一部绝好的电影剧本，只是祸福相倚，谁会笑到最后呢？一直想就双T写点东西，下篇就从这里写起吧！ 阅读全文
（已发《新京报》） 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理想与激情的时代，八十年代的深圳更是光荣与梦想交融，海水与火焰交织。直到如今，深圳人还在怀念八十年代，因为那个时代不仅仅有”时间就是金钱”的”深圳速度”，更有”杀出一条血路”的”深圳精神”，这条血路不仅仅是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经济建设，而且是追求民主、法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之路。蛇口如是，深圳亦如是，袁庚如此，梁湘更是如此。
然而十几年来，我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当年在蛇口乃至深圳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最近曾见到近年出版的《招商局与深圳》一书，这本书充分突出了蛇口工业区的经济成就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意义，遗憾的是对当时进行的民主选举、蛇口青年大辩论等有政治体制改革意义的重大事件没有论述。
实际上，当年的袁庚把政治体制改革看得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重要，他深深知道，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没有保障，不可能获得成功。除此之外，袁庚对蛇口的梦想不仅仅局限于工业区这么简单，而是希望借蛇口这个试管，孕育更宏大的梦想。 当年李嘉诚一度要求入股蛇口工业区，如此一来，蛇口这一批创业者就是原始股东，马上可以坐拥千万。然而袁庚没有答应。蛇口人说，如果蛇口工业区完全股份化了，那就意味着是一个商业企业，袁庚要在蛇口进行更宏伟的政治改革试验就没法实现。可以想见袁庚当年在蛇口改革的气魄和蓝图，他怎么会简单地局限于经济领域呢？
相比于蛇口工业区创造的经济效益，袁庚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更为巨大，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直是缺乏的。他在蛇口进行的民主直选、竞争辩论，让今天的我们觉得自愧不如；他提倡舆论监督，包括对他自己的批评报道毫不掩饰，不仅仅展示了他的宽广胸怀，更反映了他对权力制衡关系深刻洞见；他一再提起「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更是倡导思想解放、言论自由的经典……
今天我们进行的新一轮思想大解放，认真审视袁庚等人及他们的改革，可能发现袁庚的理论造诣其实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常识，他的思想境界也没有高到天上去啊，但为什么我们在今天还要把他顶礼膜拜，把八十年代的深圳奉为改革的圣地？ 的确，袁庚是人，不是神，他的改革思想简单明晰，我们都想得到，说得到，但是我们都难以学到、做到。
理论与实践的背离，梦想与行动的脱节，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难有更大突破的困境所在。我们甚至在袁庚面前溃退。袁庚是改革进程中的一座山，但我们今天却还在山腰徘徊，我们只能仰视他，望山而叹。 袁庚这座山不高，但是十几年来我们一直不能翻越，是谁牵绊了我们的步伐？还是因为我们自身的懦弱和倦怠？
袁庚这座山不高，但是我们必须翻越，才能实现国家的复兴和民族的崛起。袁庚这座山不高，但需要我们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去翻越，需要我们首先勇敢地解放自己，才能真正打开解放思想的新局面，需要像袁庚那样，以赤诚之心面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才能真正站在袁庚的肩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