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已发表在《南方都市报）
大部制改革现在是两会的焦点，让各界充满期待。大部制改革的核心是行政三分（决策、执行、监督相互独立，互相制衡），因此5年前深圳进行的种以行政三分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就特别为人关注了。虽然近年来不再提深圳的行政三分改革了，但是回顾那次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我们全局性的大部制改革仍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2002年初，负责深圳改革试点方案的课题组先后考察了香港、英国、新加坡等地。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政府的运作，特别是决策、执行、监督如何分离进行研究后，课题组以香港的文官制度为模式为深圳起草了改革方案。
2003年初深圳市对外宣布，将进行行政三分为基础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行政三分还没开始实施就遭遇到很大阻力。该方案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几易其稿，甚至几度推倒重来，最后出来的方案自然与最初的想法和设计相去甚远，而且仍然争议不断，因而行政三分改革最终在后来抗击非典的形势下逐渐沉寂。
毫无疑问，大部制和行政三分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改革必然涉及到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因而既得利益部门对改革的反弹自然非常强烈，尤其是那些被撤并的部门。如何打破利益部门的阻扰和干扰，自然是行政三分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遗憾的是，深圳当年利益部门内部没有改革的动力，对改革不理解不支持，这应是深圳5年前改革遗留的主要教训。
如果进一步探究深圳那次改革，很容易发现，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导致这种来自内部的改革压力很容易遭遇反弹，也很容易在内部达成妥协，最终导致改革扭曲甚至流产。如果有外部压力（群众和社会舆论都有改革的强烈要求）同时发挥作用的话，改革的局面可能大为改观，因为利益部门在社会压力下阻扰改革的成本会相当高，要达成内部的妥协也很难。这就告诉我们，改革，即使是政府部门内部的改革，都要寻求老百姓的广泛参与和全社会的支持，这才是改革顺利进行和成功的保证。
当时深圳的行政三分改革不但老百姓不了解，甚至连专家学者都对改革方向产生分歧。深圳那次行政体制改革虽然从2001年就开始规划进行，但是媒体一直没有报道，直到深圳是政府公开宣布。改革决策过程不透明，信息不公开，老百姓对改革没有了解也没认识，而且深圳公民社会的建设才刚刚起步，中间组织力量很薄弱，媒体监督的功能也有待加强，因此，老百姓即使有要求改革的要求和动力，但是都没有一种机制让它们形成压力。
因此，目前的大部制改革只有自上而下的内部压力显然不够，需要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动力，形成改革的共识和压力。这种来自全社会的外部压力既需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也需要社会各界认识广泛讨论来形成共识和压力，还需要让改革过程透明化，要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和动员作用。
（此文已发表在近期的《亚洲周刊》）
不出意料，在中国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前选出的政府班子中，前北京市长、中共政治局委员王岐山顺利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并与新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张平、留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组成「财经铁三角」，担纲中国总体经济发展战略与金融政策。
仔细分析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新一届财经领导班子，不难发现中共高层对当前财经形势的高度重视。温家宝报告主要谈了过去五年工作和二零零八年的经济部署，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是主调，而「财经铁三角」中，王岐山是统筹财经全局的总舵手，张平则是中国实体经济的掌门人，周小川则是金融体系的护法神。十七大前后一直有传闻说周小川将去职，但因为目前通货膨胀形势严峻，为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周小川得以留任。而有「小汪洋」之称的张平（他实际上比汪洋还大九岁，但因为他从安徽到中央，几乎一直接着汪洋的职位上来，故有「小汪洋」之称）在二零零五年八月才从安徽调进中央先后任发改委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两年多后就执掌有「小国务院」之称的国家发改委，其宏观统筹能力得到高层赏识。更难得的是张平公布的学历一直只是中专文凭，以低学历大器晚成，足见其务实能干。
当然，如果仅以宏观调控的背景来看待这个财经班底的组成，显然是忽略了这个铁三角所带有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期待。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过英国和德国，人民币不断升值而逐步走上自由兑换之路，中国崛起的宏大命题也在这几年形成，并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热点。十年、二十年之后，中国能否真正崛起为一个全球影响力的大国，未来五年在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改革与转型就十分关键。
未来五年，中国在实体经济领域要从高度依赖出口成长的外向型经济朝内向型经济转型，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内需全面启动，这是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国家发改委不可回避的任务。中共十七大报告说「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而在虚拟经济领域，如何抑制通胀，如何防范和化解美国次按危机带来的金融风险，如何让人民币市场化稳步有序推进，如何让中国在全球市场竞争中拥有一个健康、高效的金融体系，成为一个金融大国，则是王岐山、周小川面临的重大课题。
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显示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成为国际货币已经成为中国未来五年的战略目标。人民币能否顺利国际化，成为国际强势货币，不但关系到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最终成败，也将影响到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避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对人民币的冲击，显得至关重要。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具有丰富金融从业经验和危机处理能力的王岐山在十七大中脱颖而出。据说十七大前中共政治局委员最初的名单送给几个前领导人提意见，前总理朱镕基看了之后只说了一句–政治局委员中怎么没有一个懂金融的？这一问问到了中国经济决策的要害，于是时任北京市长的王岐山被特别提拔进了政治局，而且被确定为主抓财金大计的下一任副总理。
而八十年代就在中国财经领域崭露头角的周小川是坚定的市场派和改革派，九十年代来推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利率市场化、汇率改革不遗余力。一九九五年周小川出任外汇管理局局长后就推动人民币实现经常项目下可兑换，而直到二零零五年人民币才开始启动汇率改革，其间对形势的判断、改革的勇气和魄力可见一斑。二零零五年以前中国实体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但奠定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对全球经济举足轻重，而且也推动中国加快汇改，迈向金融大国。实际上，二零零五年汇改两年来，不但中国贸易顺差持续增长，而且国际大亨也开始热衷中国金融市场，而中国资本也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崛起，中国股市打一个喷嚏也让全球市场要打冷颤–崛起中的人民币似乎要催生一个有全球战略的金融大国。
然而，美国次按危机带来的金融风险和经济衰退，给中国正在推进的金融发展战略带来阴影，防范全球流动性退潮带来的金融冲击成为当务之急。不过，美国次按危机带来风险的同时，也为中国创造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这是因为，一方面崛起中的人民币与堕落中的美元并不是对抗发展，相反是带有相互呼应的此消彼长；另一方面，美国次按问题持续恶化已推倒了全球金融的骨牌，金融机构贬值的贬值，破产的破产，这为中国参股欧美金融业、提升中国金融业整体水平提供了机会。当然，目前也许不是最好的时机，次按危机毕竟还没见到底，欧美对中国的收购也还抱有偏见和敌意，这些需要时间和策略来化解。
因此，王岐山、周小川、张平等人的不仅仅是宏观调控，也不仅仅是防范国际金融风险，更重要的是，如何推动中国金融业在国际舞台上华丽转身，实现一个金融大国崛起的惊艳传奇。■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更多地想到目前的双T形势（Taiwan and Tibet），隐隐觉得相互可以映照。虽然现在中国不是当年入侵阿富汗的苏联，美国在最近的双T形势中也可能没有牵涉，但是双T之中的阴谋与阳谋，却是另一部绝好的电影剧本，只是祸福相倚，谁会笑到最后呢？一直想就双T写点东西，下篇就从这里写起吧！ 阅读全文
（已发《新京报》） 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理想与激情的时代，八十年代的深圳更是光荣与梦想交融，海水与火焰交织。直到如今，深圳人还在怀念八十年代，因为那个时代不仅仅有”时间就是金钱”的”深圳速度”，更有”杀出一条血路”的”深圳精神”，这条血路不仅仅是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经济建设，而且是追求民主、法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之路。蛇口如是，深圳亦如是，袁庚如此，梁湘更是如此。
然而十几年来，我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当年在蛇口乃至深圳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最近曾见到近年出版的《招商局与深圳》一书，这本书充分突出了蛇口工业区的经济成就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意义，遗憾的是对当时进行的民主选举、蛇口青年大辩论等有政治体制改革意义的重大事件没有论述。
实际上，当年的袁庚把政治体制改革看得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重要，他深深知道，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没有保障，不可能获得成功。除此之外，袁庚对蛇口的梦想不仅仅局限于工业区这么简单，而是希望借蛇口这个试管，孕育更宏大的梦想。 当年李嘉诚一度要求入股蛇口工业区，如此一来，蛇口这一批创业者就是原始股东，马上可以坐拥千万。然而袁庚没有答应。蛇口人说，如果蛇口工业区完全股份化了，那就意味着是一个商业企业，袁庚要在蛇口进行更宏伟的政治改革试验就没法实现。可以想见袁庚当年在蛇口改革的气魄和蓝图，他怎么会简单地局限于经济领域呢？
相比于蛇口工业区创造的经济效益，袁庚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更为巨大，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直是缺乏的。他在蛇口进行的民主直选、竞争辩论，让今天的我们觉得自愧不如；他提倡舆论监督，包括对他自己的批评报道毫不掩饰，不仅仅展示了他的宽广胸怀，更反映了他对权力制衡关系深刻洞见；他一再提起「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更是倡导思想解放、言论自由的经典……
今天我们进行的新一轮思想大解放，认真审视袁庚等人及他们的改革，可能发现袁庚的理论造诣其实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常识，他的思想境界也没有高到天上去啊，但为什么我们在今天还要把他顶礼膜拜，把八十年代的深圳奉为改革的圣地？ 的确，袁庚是人，不是神，他的改革思想简单明晰，我们都想得到，说得到，但是我们都难以学到、做到。
理论与实践的背离，梦想与行动的脱节，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难有更大突破的困境所在。我们甚至在袁庚面前溃退。袁庚是改革进程中的一座山，但我们今天却还在山腰徘徊，我们只能仰视他，望山而叹。 袁庚这座山不高，但是十几年来我们一直不能翻越，是谁牵绊了我们的步伐？还是因为我们自身的懦弱和倦怠？
袁庚这座山不高，但是我们必须翻越，才能实现国家的复兴和民族的崛起。袁庚这座山不高，但需要我们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去翻越，需要我们首先勇敢地解放自己，才能真正打开解放思想的新局面，需要像袁庚那样，以赤诚之心面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才能真正站在袁庚的肩膀上。
陸媒探訪馬宅周邊？ 陸委會：該男子24日已離境
時間： 2008/03/24
台灣媒體24日報導，新總統當選人馬英九住家附近23日晚間出現1名來自中國成都商報的記者李微敖，他不僅詳細探查馬英九住家附近的地形位置，同時還拍照紀錄，雖然李微敖表示，自己是以觀光身份來到台灣，拍照紀錄並不是為了採訪，而是要將文章刊載在自己的部落格中，不過由於李微敖確實具有中國記者身分，加上目前台灣當局並沒有開放大陸記者來台採訪，因此李微敖的行為也備受注意。
對此台灣陸委會24日表示，李微敖是香港城市大學研究生，這一次是應台灣文化大學的邀請，來台進行學術交流，23日是該學術交流團在台的最後1日，原本排定自由活動，將到宜蘭旅遊 但是全團最後都留在台北，並沒有前往預定地。
陸委會表示，該學術交流團已經在24日下午離境，至於李微敖的行為涉不涉及違規，陸委會方面沒有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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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微敖（博客：liweiao.com）是我的朋友，他是和城大其他学生一起去台湾观选的，3月23日那天，我们还一起拜访了台湾大学，弔祭了傅斯年之墓。我对他还是熟悉的，今年2月，我和他一起去拜访了蔡元培在香港的墓地。他怎么突然被怀疑为”情治人员”了呢？
李微敖在台湾大学
李微敖说他只是和其他马迷一样，慕名去马英九住宅，等着看到他，也没想到最后还和他握上手。他也没想到，一时间成为台湾媒体上一个热点，上述报道出来后，就有不少台湾媒体找他。好在大选已经结束，这个事情也再没被怎么关注。
朋友告诉我，中央广播电台是亲绿的，大选结束了无事找事做呢。但是，即使这样，也拿出点专业水平来好不好，拿个相机拍照就被怀疑也太低级了！
为此，李微敖专门写了一个声明来澄清：
聲 明
尊敬的陸委會、媒體及各位朋友：
大家好，我是大陸籍香港城市大學傳播與新媒體專業碩士在讀學生李微敖。在這裏，我要就部分传媒朋友报道我是”疑似大陸’情治人員’或是大陆’媒體人士’”的問題做一個聲明。
關於此次來台的過程：
3月19日，包括我在內的香港城市大學大陸籍學生10人和1位老師，由香港抵達台北。
這次我們是應台灣”中國文化大學”的邀請，來台進行學術交流活動，活動的主旨就是觀摩此次台灣總統大選。
20日-23日，我們在台北市縣周邊進行參觀，包括故宮博物館、自由廣場、321造勢晚會現場、322投票現場等等。
具體到3月23日，這天是自由活动，當晚8時左右，我獨自一人，由所住酒店附近出發，乘坐出租車到達馬英九先生家樓下–因為我對馬先生關注已久，希望在這次離開台灣前，了卻這一心願。
當時那裏還聚集了不少等待的媒體和”馬迷”。我對此很感興趣，因而除了拍攝馬英九先生住家外觀留念外，還對媒體及”馬迷”進行了拍照紀念。
晚10時30分許，馬英九先生回家。我與眾多”馬迷”及媒體蜂擁而上，只是想近距離看看這位新當選的總統先生，並握手留念。
看到馬先生被保衛人員隔離，我情急之下，喊出”我是從大陸來的”，引起馬先生注意，並上前與我招呼、握手。隨即他離開，回家。
隨後，在場媒體對我進行了採訪。不久，我也回到所住酒店。
3月24日上午，我按事先買好的機票，與其他9位同學及老師，回到香港。
關於我的”媒體身份”
在馬英九先生離開后，有很多台灣媒體朋友前來採訪我。基於”曾是同行，應該互相支持”的考量，並認為自己所作所為正大光明，無任何不可對人言，因此我接受了採訪。
或許因為當時心情激動的緣故，我的表述里可能存在一些”口誤”（相信這種情況大家也可以理解），我願意在這裏重新表述一遍：
我現在的身份是香港城市大學傳播與新媒體碩士專業在讀的全職學生，籍貫是中國湖南。在2007年8月入讀香港城市大學之前，我的確曾經在成都日報、湖南衛視及成都商報做過編輯及記者工作（這一點，當時於香港”中華旅行社”申辦簽證面談時，我也向簽證官一一做了說明），並無絲毫隱瞞。2007年9月正式入學后，我已經不再為任何媒體工作–包括這次的台灣之旅，身份就是簡簡單單的”大陸在港就讀的全職學生”。在與台灣媒體同行交換的名片上，我也沒有注明任何工作單位的信息。
關於我是否”情治”人員
馬英九先生的住家地址和地形，經過台灣各媒體的反覆報道，相信早已不是秘密–我從所住酒店坐出租車出發，就是一路向路人打聽而來的，相當順利。這樣的”情報”，不需要進行任何現場勘察即可獲得，是否含金量太低？
在與馬英九先生打招呼前，我直接表明自己是”從大陸來的”。事後，我也坦率地接受了媒體的採訪，沒有隱瞞任何情況。
相信像我這樣的”情治人員”，只可能在周星馳的電影中出現。相信這樣的媒體分析，也僅僅是為了”娛樂”的需要。
致謝、道歉並祝願
最後，我要感謝各方對此的關注，感謝中國文化大學的盛情邀請，感謝香港”中華旅行社”及移民署、陸委會等方面給予我們的幫助和支持，感謝在台期間，我們所接觸到的每一位普通民眾–他們都是如此地熱情、友善而樂於助人，這給我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當然，因此次”誤會”，而給有關各方造成了麻煩，我要在這裏真誠致歉！
真誠祝願兩岸之間能夠更加和平、友善，真誠祝願兩岸之間的交往能夠更加便利、順暢，真誠祝願傳媒不再為這樣的事情”小題大做”，可以”等閒視之”。當然，也祝願我自己不會因此受到影響，下次能夠以正常的大陸觀光旅遊客的身份，再去多看看心愛的故宮珍藏，再去心儀的國立台灣大學，漫步徜徉……
李微敖 上
公元2008年3月25日
E-MAIL: liweiao@yahoo.cn
最近一则关于深圳外来工退保的新闻引起广泛关注。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何小平在两会期间对媒体说：”去年深圳共有439.97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而退保人数竟然高达83万人。根据现行政策，企业为农民工代缴部分只能留在原地，这意味着一年里退保人就把八亿多元贡献给了地方社保。”何小平认为，养老保险跨地转移难,使这项惠民政策让农民工觉得是累赘。深圳关于外来工的社保政策一直广受非议，退保人数之高反映社保政策对外来工没有吸引力，不过这几年退保人数逐年增多，反映了中国经济一个重要趋势，那就是中国剩余劳动力开始转向短缺，持续近二十年的人口红利渐趋枯竭。
所谓”人口红利”，简单点说就是指劳动力丰沛，可以为经济成长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政府和企业的养老、医疗负担很轻，而储蓄、消费容易增加，对社会经济发展非常有利，因而被形象地视为对经济成长的一种”红利”。但是近年珠三角出现的民工短缺潮，反映中国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应”，除了少部分转移到长三角等地区之外，多数选择回老家生活，结婚生子。两三年前，有学者称，”中国今后十五年处于收取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广东正处在人口红利期”，但是现在的情况远没有那幺乐观。金心异在《广东十一问》中第一问就提出广东人口红利问题，引起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高度重视。汪洋说这些问题都要研究，给予回复。
如果按照正常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专家们预计广东的人口红利期机会窗在2037年关闭。不过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因素，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并不像其他地区那幺有规律，因此非常有可能出现人口红利期陷阱，也就是大量劳动力回潮造成劳工短缺，同时引起消费不足等问题。目前，广东经济发生的变化给我们敲响了中国人口红利陷阱的警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我国人口生育的高峰期，到九十年代这些人口就为中国经济提供大量剩余劳动力，而且也进入结婚生育阶段，住房消费等随之提升，促进了这十年来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大跃进式发展。然而随着这一代人的老去，新一代独生子女进入社会，中国的劳动力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我的几个亲戚在广东打工十几年，现在都纷纷回家，或者务农（这几年粮棉价格大涨，种田比外出打工更划算），或者做生意，他们的子女刚成人，但是已经不像父辈那样吃苦耐劳了–不愿去工厂工作，宁愿在网吧、酒店打些杂工，自己挣钱自己花，反正还不需要赡养父母。我在想，上亿人涌向沿海的迁移景象是不是行将结束？
去年A股市场火爆时曾看到一份分析中国股市长期趋势的投行报告，认为人口红利消失将是未来影响中国股市、楼市的重要因素，而这个时间点将在2010年左右。这与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基本一致。2007年3月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局局长伊曼纽尔·吉米内兹日前在北京表示，由劳动力队伍扩张和赡养率下降形成的”人口红利”将于2010年左右在中国消失。如果人口红利消失，那会呈现什幺景象呢？吉米内兹说，根据一些中国机构的研究，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２７％得益于”人口红利”。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成长会下降四分之一左右。假如劳动力出现严重不足，那幺经济成长下降幅度应该更大，尤其像广东这样高度依赖加工制造业的地区。正因为如此，广东现在对人口红利问题非常重视。
面对可能出现的人口红利陷阱，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尽快进行产业升级，转变经济成长模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广东很早就提出产业结构转型目标，但是成效似乎不显著，目前广东出现的中小企业倒闭潮，就反映出广东的转型困境–一方面需要转变发展模式，要淘汰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这类企业成批倒闭，给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带来冲击。广东经济发展相对全国来说具有超前性，一般来说较内地超前5年左右，广东目前的转型困境5年后也会在其他地区涌现，因此广东的人口红利警讯不可不重视。
除此之外，从更长远来说，20年后中国社会还将面临这一次人口红利消失的冲击–那就是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大量退保回家之后，20年后他们靠谁养老？一对独生子女夫妇要赡养4个老人，能否承受得了？这些老人把青春献给了沿海发达地区，却在内地养老，内地是否应该承担？可见，人口红利问题关系到中国长远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广东能否在这个问题上探索成功，无疑是广东新一轮改革的重头戏。
我第二次到台湾，是从高雄进，台北出，从南到北来比较不同的选举形势。高雄是台湾第二大城市和工业、军事重镇，也是民进党历次选举中赖以支持的大票仓。此外，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谢长廷曾担任高雄市长，而且被认为在当地「政绩突出」，现任市长也是民进党籍的陈菊，因此无论如何民进党都要死守高雄这个大堡垒。对于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马英九来说，就是要在绿营深处努力开辟更多的蓝天，争取尽可能多的选票。因此，南部的选情不可谓不激烈。
不过，大选临近的高雄街头看起来与往常没什么特别，平静得让人觉得气氛诡异。蓝绿厮杀的紧张激烈可以从互相攻击的文宣上看到，例如国民党在谢长廷的政绩工程–爱河边挂出「马，上，拼经济」的巨型条幅，而民进党则在马萧高雄竞选总部普遍挂出「马英九不要唱衰高雄」的匾额。不过，街头看到的文宣多数还是民进党的，如「中国劳工抢饭碗、台湾劳工穿破衫」、「黑心商品吃入腹、危害身体没命活」等。
三月二十日晚上高雄有一场谢长廷出席的造势晚会，场面壮观，据说有十万人参加。主持人借「一中市场」和「西藏事件」，大打悲情恐惧（大陆）牌，再配以悲愤激昂的音乐，重低音效果响彻全场，极具震撼力。几个老太太泪流满面，高喊「谢总统要冻蒜（当选）」，似乎马英九当选就是世界末日。而在这时候，台北来的消息不断说马英九选情不容乐观，加上绿营造势现场的渲染，让我们这些「马迷」们更加郁闷。据说此事马和谢的行情是五五波，大家就在议论民进党会出什幺奥步，让选情一夜翻盘，实现谢长廷所说的「逆转胜」。
第二天我们乘坐高铁到了台北，台北的气氛要紧张热烈得多。曾经试探问过几个台北市民，虽然没有明确表态挺谁，但是看得出他们对政党轮替的期待。有个台湾朋友则直接告诉我，八年前她投给了陈水扁，这次一定要投马英九。这时候有消息说民视准备在晚上播放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夏馨的专访，拋出马英九美国绿卡有效的证据。大家想，这也许是民进党最后的奥步了吧。下午马英九召开临时记者会，对可能的绿卡问题作最后的「消毒」。不久，前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表示，根据美国法律，任何人持有绿卡，一年内不使用，就会自动失效。包道格的发言似在为马英九解套，在这种情势下，民视最后取消播出夏馨的专访。实际上，马英九大胜已经底定，只等着第二天投票了。
三月二十二日投票当天，我们前往行天宫的投票所观看投票及开票。投票所借用的是行天宫的一间经房，因此和收惊祈福的善男信女挤在一起，而且没有严格的隔离线和明确的指示牌，只有一个警察和几个义警在维持秩序。场面看起来有些拥挤不堪，不像正在进行一场全球关注的总统大选，实际上这个投票所严格按照法律有序运作，可以观看，但不许拍照。下午四点投票时间截止后，开票也在投票所进行。工作人员收拾票匦、重新布置场地后，就开始唱票、计票及验票。
唱票要好几个人来完成：一个人从票匦中取出票，并展开；唱票的会大声念出选票的选择，例如「马英九一票」；接着画正字的人，会应一声「马英九一票」，然后画上正字的一笔……唱票结束之后，大家最后作清点和统计，确认无误后，然后上报到中选会。开票过程看起来是手工操作，比较原始，但台湾选举开票却是全世界效率最高的，一般在投票结束几个小时之后，结果就出来了，不像别的地方，要几天甚至一个月。
开票仅一个小时，谢长廷已经大幅落后马英九，谢苏竞选总部一片愁云惨雾。到六七点的时候，大部分选票都已开出，马英九领先谢长廷超过二百万票，谢长廷已经没有翻盘的可能了，绿营支持者几乎都要哭起来。而这边国民党迫不及待提前宣布马英九当选，蓝营支持者又是欢呼又是放烟火庆祝，不少人激动地说：「八年了，我们熬了八年了」。
这次台湾大选不乏大陆人士前往观摩，其中绝大多数是在香港、澳门工作和学习的内地人士。对于马英九的当选，观选的大陆学生认为对中共来说未必是好事，但是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还是有利的。据观选的澳门内地学生说，赴台前澳门中联办曾告诫他们，不要接受台湾媒体的采访，以免被民进党利用影响选情。北京对这次大选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选前还好，选后还是有一位内地学生被台湾媒体误会。来自内地的香港城市大学研究生李微敖随老师、同学一起赴台观选，在选后的三月二十三日晚上去马英九住宅等候马英九，并接受了台湾电视媒体的采访。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被台湾某媒体误会成「情治人员」，指「他不仅详细探查马英九住家附近的地形位置，同时还拍照纪录」。
对此李微敖感到很无奈，他说他申请赴台时已经很清楚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去马英九住宅的动机也和其他「马迷」一样，只是仰慕很久而已。为此，李微敖特别向陆委会和媒体发了声明来澄清。好在大选已经结束，这个「谍案」没有引起更大反应。
这次观选虽然只有四天，但是大选形势的跌宕起伏，充满悬念，不到最后一刻不能轻言胜败，整个过程紧张刺激，这也是大家为什么要去台湾观选的一个原因吧。■
一月份去台湾的时候，因为是第一次去，立委观选安排得满满的，没有找到机会去台湾大学。这次观摩台湾大选，终于在离开台湾那一天找到时间，逃了选后研讨会，拜访仰慕已久的台湾大学，还有仍活在台大人心中的傅斯年。 阅读全文
近日在全国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广东省省长黄华华表示，全国关注的港珠澳大桥融资方案在二月底已达成共识，大桥主体部分投资422亿元人民币，粤港澳三地按香港百分之五十点二、广东百分之三十五点一、澳门百分之十四点七来分摊补贴，具体金额将视乎招标结果而定。然而由于商业融资前景的不乐观，这座争议25年之久的大桥的商业效益及战略价值备受争议。
港珠澳大桥项目的从环保问题到走向，争议由来已久，反映出珠三角地区之间的利益博弈。最初提议时只是连接香港和珠海，后来澳门积极要求加入，于是就有了单Y方案，再后来深圳提出要加入后就变成双Y方案，但是双Y方案被认为投资成本过高，而且香港财团认为双Y方案会分流珠三角西岸的物流到深圳港口，不利于香港，因此双Y方案在最后被搁置。2006年深圳在眼看双Y方案无法实现后，于是提出要兴建深中大桥，另辟新路。因此，对于港珠澳大桥目前的窘状，深圳应该是最宽心的。
金心异一直跟踪研究港珠澳大桥的发展，而且力主修建深圳至中山的深中大桥。最近他撰文对港珠澳大桥的战略价值表示怀疑，认为港珠澳大桥帮助港商西迁的目的十有八九要落空，珠三角西岸和粤西地区的经济状况难以产生足够多的物流、车流经过大桥，而且大桥建设成本高昂，虽可以节省一定时间但不一定降低运输成本，因此”港珠澳大桥的价值只是完善了香港通往中国大陆的公路网络而已”。他最后提出，港珠澳大桥单Y方案（只连接香港、珠海、澳门三地）是否是一项错误的选择？香港人是否后悔坚拒双Y（港珠澳再加上深圳）方案？
如此看来，港珠澳大桥建成后对珠海、澳门颇为有利，效益明显，而对投资份额不低的香港来说，这个大桥的效益在10年内都可能难见效益，似乎成了一个鸡肋。对香港来说，与内地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迫切需要尽快融入全国的交通网络之中，港珠澳大桥就是沿海高速线路上的一个枢纽，但是从战略上看，由于港珠澳大桥不通铁路，又不连接深圳，不但经济效益不明显，其战略价值就明显要低于深中大桥。
港珠澳大桥是不是鸡肋，我想要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待，”鸡肋”也许是一个重大机遇。港珠澳大桥首要功能是加强香港与珠三角西岸地区的联系，其次是沟通香港与广西乃至中南半岛的经济联系。珠三角西岸未来经济发展不充分，港珠澳大桥货流不足够，这也许会让港珠澳大桥成为香港、珠海、澳门之间的城市联系通道。但即使是这样一个城市通道，对香港来说，也不是没有重大战略价值，对广东来说也不是无利可图。我一直认为，珠三角东岸发展空间已趋饱和，香港要成为世界一流大都会，就需要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容易获得的土地、人才等生产要素，但是目前的深港合作即使再紧密，深圳也难以提供给香港这样一个空间，这也是我对深港大都会不感冒的原因。
当然，香港与深圳的合作空间还是有的，只不过香港的未来发展必须有更开阔的视野，把惠州、珠海、江门、中山等地纳入香港的大都市发展战略之内，因为香港只有一千平方公里的面积，出去山地、海岛，可用土地不多，而惠州、珠海、江门、中山等地还有大量平整的土地可供开发利用。不是担心港珠澳大桥的客货流量不够吗？香港政府就应采取措施，鼓励港商开发珠三角西岸。路是人走出来的，发展的空间也可以自己创造出来。现在港商对大桥的投资兴趣不大？香港政府可以把投资大桥建设与投资珠三角西岸结合起来考虑，激励港商积极参与两大建设，让投资者总有一头有钱赚。
除了发展当地经济之外，我认为香港还应把珠海等地作为卫星城来发展，在当地发展一些为香港人服务的养老、医疗、教育等专门社区，这样既可以利用当地的廉价资源，又可以把香港本地的资源腾出来，降低香港本地生活服务成本，吸引更多高质素人才。香港在珠三角西岸投入的资源越多，港珠澳大桥的价值和意义显然越大，珠三角西岸发展起来对广东来说又何乐而不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