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篇报道，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率广东代表团赴华东考察期间，专程前往阿里巴巴公司，特地去看看"马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阿里巴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事情缘起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和他谈起上海为何没出马云，让汪洋震动很大，大概也有广东为何没出马云、没有出现阿里巴巴这样公司的感慨。 阅读全文
（此文大概是十年前写的，2003年的时候针对性改了一下，改了开头和结尾。最近有人约稿写解放思想的文章，一直无从下手。好在最近看到了朋友卢麒元《也谈思想解放》一文，从西游记里对孙悟空的禁锢与解放来谈，鞭辟入里，堪称一流的杂文。于是想到多年前我也在祖宗的宝库里翻出一点东西，就翻了这篇旧文出来。中校） 阅读全文
离港半月，回到香港的小窝了。
一切照旧，就像春节前我刚匆忙启程回深圳一样。
出门时忘了带出门的废纸袋还在墙角，等着我来清理。
笔记本电脑还躺在电脑桌上，不知怎么熬过这半个月的寂寞。
一张五十元的人民币孤零零地仰卧在茶几上，提醒这里不应是被忽视的地方。
一切好像我刚刚离开似的。
我回来了。我收起了钞票。我丢出来垃圾袋。我打开了电脑。
原来世界变了，艳照门闹得沸沸扬扬了。
离开香港时抓了几个人，我还以为就此告一段落了。
一切都没结束啊。
香港娱乐圈的艳照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不但对香港社会而且对全球华人世界、网络世界都会产生深远影响。在这个偷窥成风的大潮中，我也希望从艳照门中去偷窥这个城市，来了解我所在的这个欲望之都。事件中，演艺明星、政府官员、网民、媒体、学生、家长、老师等，各有表演，充分展现很自我也很本能的一面，给我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偷窥香港的机会，让我看到了香港的另类”隐私”–我所谓的香港精神的灵魂所在。
奇拿（KIRA）上傳圖片（經過剪裁）
从艳照门里看到了什么？是看到了香港人的八卦精神，还是娱乐精神？看到了香港娱乐圈的很黄很暴露，还是香港人的无良不道德？还是整个香港的虚伪？我想，这一些都是香港目前需要讨论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还不是很坏很严重，因事件的发展一直没有脱离香港精神的两大基石：自由与平等。
香港的自由不用多说，香港社会的平等在这次事件中充分显示出来。事件中，香港警察以卫道士形象出现，迅速采取行动，在春节前就抓了8个人，最后要起诉首犯钟亦天。而网民却对警察大表不满，认为警察选择性办案，而且照片性质上不清楚就草率逮人，浪费公帑。网民还自发组织捐款每人100元，支持钟亦天打官司，结果有12.8万人响应。在政府部门可能涉嫌滥权的时候，香港社会立即诉之以行动，香港人骨子里的公正与平等意识由此可见。
更重要的是，香港社会的自由与平等始终处于法律的保护之下，在这次事件中也体现出来了。2月15日，香港律政司最后撤销了对首犯钟亦天的控罪，当即释放。律政司说：虽然没有请法定专业机构对钟亦天发布的”艳照”评级，但显然这些照片无法评为淫亵物品，最多只能被定为不雅物品，因此，为了公众利益，必须撤消控罪，当即释放钟亦天！香港律政司打了香港警方一耳光，不仅仅是对香港法治的捍卫，也捍卫了香港的自由与平等。这一耳光告诉香港警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部门更不能因为当事人是大公司大老板而随便逮人抓人。
没有法治，就不能保证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如果人与人之间不平等，那么必然有人不自由；而只有每个个体都享有平等的自由，那么才可能有法治社会。在香港社会的价值体系中，自由、平等与法治互相联系，密不可分。我来香港工作三年多，最深刻的体会就是香港社会体现的平等让人印象深刻。（这里是整体而言，不要和我抬杠说，香港也会出现不平等的情况。）自由与平等成为香港法治的核心价值，维系着香港社会的繁荣与稳定。
在香港公司里，听到最多的是”陈生”、”张太”、”李小姐”，不像内地到处是”王总”"刘处”之类。香港这种不体现职位和级别的称呼，让初来乍到的内地人是很不习惯，而且显得同事间似乎显得还很生疏。你如果要显得亲密点，可以叫”阿华”、”强仔”，不过这得要比较熟络才行，在香港，大家似乎更喜欢直接叫别人的英文名，这样不论生疏还是密切，都很合适。内地人去香港，很多人对英文名有种潜意识的反感，大概认为这些是英国人留下来的殖民文化吧，但是却不知道，英国人的这个殖民遗产无形之中加强了香港的平等意识。
也许有人会认为，称呼上的平等算不了什么，实质上的平等才重要，从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别能体现平等吗？在香港，人人都希望赚钱成为李嘉诚，因为有钱人的社会地位和威望高，但他们享受的权利在法律上都是一样的。富人要去公立医院看病，他照样要预约或排队，很难去走后门。假如他不能忍受看病排队，他就要花更多的钱去私人医院看病。香港实行公费医疗，门诊经常人满为患，排队经常要两三个小时，富人一个小时的收入或薪资可以超过千元，他去看私人医生的成本也许还没有这么高。
在公司，老板与员工的关系也得到法律的保护，体现的是平等的契约精神。而且香港对劳工的保护非常细致，拖欠薪资的老板不但会被罚款而且还可能被判监。因此，内地出现的”史上最牛的女秘书”–八小时外拒绝老板的使唤–在香港不会有，因为香港人基本都这样，工作之外的私人时间不能随便使用，否则要很高的加班工资。内地游客很不习惯香港的小店晚上八九钟就关门，这不是香港老板不想赚钱，而是深夜经营的人工成本实在太高。
香港社会的平等，不仅仅体现在契约关系、人际关系的平等，更重要的是保护弱势群体，消除社会歧视，实现真正公平。消除对弱势群体的歧视，包括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疾病歧视等，给他们融入社会、享受权利并承担义务的平等机会。比如对于盲人，街道、社区、交通工具等都有一套视障指引标识。使用轮椅的残障人士和老年人，在公共场合都有轮椅通道使用，不然他们会投诉这是歧视。
香港中環的輪椅、推車通道
可见，香港虽然以自由竞争为基本理念，但却非常注重机会平等。香港政府就专门设有一个平等机会委员会（简称”平机会”），依靠香港的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及《家庭岗位歧视条例》，消除基于性别、婚姻状况、怀孕、残疾及家庭岗位而产生的歧视，藉此促进香港社会的机会平等。机会平等中还有一个要点，那就是起点平等，最主要的就是教育这个基本起跑线，要保证每个人都受到基本的教育。香港社会非常注重资历，但由于父母贫穷，导致下一代享有教育不充分（义务教育之外还有个人特长、兴趣的培养，比如贫困人口就难以让孩子扩大阅读、学好钢琴等），从而出现贫穷递延，近年来香港为消除这种隔代贫穷，加大了对贫困人口的教育投资，保证每个儿童得到公平和发展机会。
说到香港对起点平等、教育公平的重视，有一件事不可不提。近年香港的大学纷纷到内地招生，当然是想选拔智商、情商都突出的学生，因此除了看高考分数，还要面试考生。香港某高校招生老师有一年到北京准备面试考生，发现面试名单上都是大城市的孩子，就问为什么没有农村和小城镇的学生。内地老师告诉他，因为那些学生穷，不愿意花这个路费来试一下去香港的运气。对此，香港来的招生老师大为感慨，最后决定取消全部面试，因为他认为这种面试对不能前来的学生不公平。
香港大學
这个报道是多年前看到的，我一直想找到更详细的报道和那位老师，至今未能如愿，不过香港社会的平等从此在我心中扎下根，让我有一种冲动，去追寻香港精神最深处的东西。众所周知，由于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贵贱、尊卑、亲疏等等，中国人形成各种不平等的等级意识，内心深处在所难免。富人瞧不起穷人，城里人瞧不起乡下人，大家都想高人一等，都想着自己有与众不同的特权。不过，在香港社会的自由竞争的要求下，这种传统伦理和规范显示出极大的不适应性，与市场经济的权利平等、法治精神相冲突。在香港，父母教育孩子过于严苛（不一定是体罚），会被检控虐待儿童。特权更被视为洪水猛兽，当年梁锦松就因为涉嫌买车避税事件被迫下台。因此，艳照门事件中，香港警方”选择性办案”就犯了”不平等”这个大忌。华人社会五千年来根深蒂固的等级和特权意识，在香港实现突破，达致真正平等，从这个意义来说，香港对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可谓善莫大焉。
自从在本专栏刊出《香港股市不如A股》一文后，收到不少朋友的电邮，来和我探讨香港股市的问题。来香港之前，甚至在来香港后的一段时间，我对香港的金融市场的印象一直很好，不过随着对香港社会经济了解的深入，这种印象和感觉发生了变化。
不可否认，作为位居全球前列的国际金融市场，香港的股市还是以其体系健全、效率高、法治等特点在全球占有突出地位，也是内地股市可以参照发展的一个对象。而我在《香港股市不如A股》中所要指出的问题是，香港股市的投机性或者说赌性要甚于世界其他股市，包括我们的深沪股市，但其监管一直很宽松，这就为资本大亨在香港股市玩弄”财技”提供了机会。
众所周知，2002年美国在安然事件发生后，美国社会从股市、媒体、证监会到国会都反应强烈，迅速刮起一场监管风暴，对上市公司采取了极其严苛的监管规则。严厉的监管让世界各地的上市公司望而却步，包括2000年以来大批原本想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国有企业。由于美国上市要求提高以及监管加强，最后只有少数国有企业在美国上市，大批企业选择了监管宽松的香港交易所上市。最近几年香港股市因为内地企业大量上市而发展迅速，追根溯源，还是拣了美国人的便宜。
不过同时的香港也曾采取行动加强监管，包括在当年3月通过《证券与期货条例》，7月出台双重呈报制度(公司上市需同时向联交所和证监会申报有关资料)等，但最重要的举动要属”仙股退市”（即考虑把３０天平均股价低于０．５港元的公司从主板中除牌）改革。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最后却酿成股灾，发展成”仙股风暴”，当时联交所行政总裁邝其志、证监会主席沈联涛、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马时亨等被问责，甚至连财政司司长梁锦松都受到了追偿损失的冲击。这次监管改革最终夭折，直到如今香港市场都没有建立退市制度。
对于这次改革的失败，香港社会曾充分总结教训，仙股退市制度的力度与分寸都有明显偏差，因而饱受市场非议，但更直接的原因是利益团体的不买账，操纵市场给政府施压。而政府最终的退让无疑助长了利益团体的气焰，这给香港市场日后的监管带来不小的难度。这也是作为国际金融市场的香港的尴尬，一方面需要大力吸引国际大资金参与进来，另一方面在市场规则的制定上又不得不考虑他们的需要。
因此，在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方面，香港股市与欧美股市相比立即显示出它的短板。2004年，在美国和香港上市的中国人寿因为违背信息披露义务被美国投资者告上法庭，但是在香港却没有多少动静。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证券法中有”辩方举证”和”投资者集体诉讼”这两个非常有利于投资者的制度。不过同为英美法系的香港股市一直没有引入集体诉讼，因此监管部门被指责在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上显得不够坚决。在香港，以维护香港股民利益着称、有”股坛长毛”之称的魏大卫(David Webb)就说，监管当局虽有法定权力，”但是商界的权势人物及其政客代表并不希望促进针对上市公司的诉讼活动顺利展开。”
魏大卫是一个从IT界转向金融界发展的英国人，自2003年开始担任港交所非执行董事，2006年又高票连任，由于他站在中小投资者立场上讲话，经常直言批评大公司及商界精英，被大股东、上市公司及证券商等视为香港股市的”麻烦制造者”。在06年的改选中，他还推动陆恭蕙成功当选港交所董事。魏大卫和陆恭蕙在港交所董事会虽然只是少数，但两人都是公司治理改革的倡导者，在监管层面难能可贵地代表了中小投资者的声音。
魏大卫认为，香港要提高自己在服务领域里的竞争力，就必须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及其政客对改革的阻挠、加快改革步伐。他连任后表示，将会继续推动港交所的改革。但马上就有证券商的代表在媒体上放话，担心日后港交所政策跟市场现实脱节。香港利益团体的心态由此可见一斑。尽管如此，香港股市好在还有强大的法治，有敢说的魏大卫，发展前景还是可以看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