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香港之间地下金融发达,洗钱猖獗,当局加强打击地下钱庄,限制提现但遭舆论强烈批评,在总理温家宝表态后撤销。深圳出现「职业提现人」,现金投放占全国近一半,当局考虑在华南新建印钞厂。
十一月十九日,正在新加坡访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深圳商业银行限制存户提款发表谈话说,「不赞成现在的做法」,「应该采取法律的办法处理」。温家宝也谈到深圳规模惊人的货币流通量与地下钱庄交易,「一个深圳市,几乎占全国(流通量)的一半,这里就有许多不正常的因素了,包括地下钱庄,(货币)非法流出,非法流入,如果不加管理的话,就会对内地、对香港的金融稳定都带来影响」。温家宝如此高调关注深圳资金问题,加上中国当局大事宣扬深圳破获杜氏特大地下钱庄案的旧新闻,让深港之间庞大的资金流动备受关注。
十一月以来深圳居民突然遭遇「钱荒」,银行ATM(自动取款机)难以取到现金,有的ATM到晚上根本就停止服务,给市民带来极大不便。不久各银行证实已对存户取款加以限制:同一个人帐户下每天最多提取现金三万元人民币(约四千美元),且一周取现不得超过五万元,一个月取现不得超过二十万元,公司帐户取现额度则分别是每日十万元、每周二十万元和每月五十万元。一些银行还开始采取每周装钞一次、每次不超过十万元的办法,来控制ATM机的提现数量。部分银行ATM机晚九点至次日早七点停止提现。
据人民银行深圳支行的解释,是因为深圳现金投放太多,其中「相当多的利用大额提现来进行黄赌毒、走私、洗钱、偷漏税等各种违纪、违规、违法行为,对深圳正常的经济秩序和广大金融消费者的利益都有不利影响」。据深圳银行业人士透露说,深圳现金投放一直很大,零一年以来就占全国四成以上,但今年前三季度数据发现,深圳现金净投放更是异常猛增,接近全国一半,十月央行两个处长专程到深圳来过问此事,因此深圳人行压力很大,不得已在十一月初召集深圳各银行一把手举行紧急会议,达成「人民币提现指引十一条」的口头办法,深圳各商业银行也在十一月二日开始实施。不过,在温家宝表态之后,十一月二十日深圳各商业银行网点陆续接到上级通知,取消ATM 取款限制,不过柜取现仍从严控制,超限客户要填写资金用途,审批通过之后才能提款。
在十一月中旬,中国各大媒体高调报道今年六月深圳捣毁杜氏特大地下钱庄,而这早已是旧闻,八月初国家外汇管理局就已在网站上公布,当时也有不少媒体跟进报道,但现在突然旧闻重提显得不同寻常,一般认为中国当局正在加强打击资金非法流动,结果导致十一月十六日港股大跌超过一千一百点。据亚洲周刊了解,其背景与央行十一月十二日公布的十月份金融数据有关。央行数据显示,十月份居民户存款大幅下降了五千零六十二亿元,同比多降五千零五十二亿元;企业存款下降一千九百四十七亿元,同比多降一千四百三十六亿元。深圳银行业人士认为,银行存款大幅下降,而同期股市、楼市成交也开始明显萎缩,因此应当有相当部分资金流向境外,而流向应该是香港的股市和楼市。这些资金流动最快捷最方便的渠道就是通过深港之间的地下钱庄,因此当局重拾旧闻,震慑地下钱庄,有着杀鸡儆猴的意味。
由于中国实施严格的货币管制,地下钱庄在各省市都普遍存在,而沿海省市则最为发达,形成一个庞大的地下金融体系,对中国的金融安全带来很大威胁。中国各地地下钱庄带有一定地域特色,如浙江及内地的湖南、江西等省的地下钱庄就以非法吸存、放贷为主要业务,而沿海其他省市就以外汇兑换为主,形成深圳-香港的港元美元交易、珠海-澳门的港元澳币交易、环渤海-韩国的韩币交易等主要地下市场。由于靠近港澳,广东深圳的地下金融市场最庞大也最活跃,成为国内外汇兑换的集散地,北京、上海、云南等地的地下钱庄也要通过深圳-香港来中转。这些地下外汇兑换,有居民和企业的正常需求,但更多与走私、贩毒、卖淫等非法经济活动的洗钱有关。
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居民和企业用汇需求日益增多,但循正常渠道兑换外币麻烦而且手续费高,地下钱庄的发展空间很大,杜氏地下钱庄在一年半内的业务量就达到四十三亿人民币,因此尽管深圳当局加大打击力度,但屡打屡现,疲于应付。这次中国当局突然高调打击地下钱庄,极可能与下一步货币改革有关,不排除人民币再一次大幅升值。十一月十九日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就表示,可以考虑扩大人民币浮动的幅度。
有香港媒体认为,深圳限制提款以及打击地下钱庄是为了防止境内居民炒港股。但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捣毁地下钱庄并不是打击内地私人炒港股,而是对国内资金非正常流动的一种限制或打击。在深圳炒港股的私募基金人士认为,现在直接带现金过香港的不多了,因此应该不是针对炒港股,主要是为了打击洗钱,不过他对于打击地下钱庄的成效并不看好,认为上千万的大资金如果需要进出的话,是不需要地下钱庄的,而是可以通过虚假的投资、贸易等手段来规避当局的外汇监管。
蛋糕店年周转二十亿
地下钱庄与洗钱关系密切,中国近年破获的地下钱庄大案几乎都涉及金额巨大的洗钱活动。在深圳,只要有需求就有市场,各路资金都到深圳来寻求出路。侵吞国有资产、走私贩毒、地下赌场、卖淫嫖娼等非法活动也纷纷聚集深圳以求洗钱方便。深圳不少银行都有不少这样的帐户,一家洗衣店、桶装水店一年的现金流转就有几个亿,有一家蛋糕店的现金流转更高达二十亿元。这些可疑帐户以前各银行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但是最近都加强了监管。
深圳华强北是亚洲甚至全球最大的电子元器件商品交易市场,但是这里的交易很多通过现金进行,各地采购商要到深圳取现。加上地下赌场、虚假移民、房地产、黄金珠宝走私等的需求,都导致深圳对现金需求不断增加,深圳也因此形成一批「职业提现人」,他们通常都是很多人排队取现,带着墨镜、背着包,用几张卡不停取现。银行在一部ATM机上每天投放二三十万现金,马上就被一取而空,从而导致普通居民的取款得不到保证。到晚上九点以后,这些提现人更是骑着摩托车,揣着几十甚至数百张卡,对ATM机一个挨一个的取现。对于大额资金,则是到柜提现,也有人专门进行支票提现。
由于ATM取现困难,深圳商业银行经常被客户投诉,压力很大。深圳银行业用蝗虫来形容这些提现人,但对于这些「蝗虫」还没有有效的惩治办法,这次仓促推出限制提款措施,结果遭到舆论强烈批评。其实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全国的现金需求都很大,只是深圳更突出,现在北京、南昌的印钞机器二十四小时不停运转,都难以满足全国的现金需要,因此当局正在考虑在华南新开一家印钞厂。
黑钱占深圳两成产值
现金投放如此之大,而深圳本地经济显然不足以支撑这么大的资金流动。前三季度中国累计现金净投放一千九百五十八亿元,以一半估算,深圳的现金投放量接近一千亿元。分析人士认为,深圳现金投放多而几乎没什么回笼,其中大部分资金应该被转移到境外。另一方面深圳的经济增长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地下金融,如从深圳引以为豪的电子产品、黄金珠宝交易到居高不下的房地产市场,都有黑钱涉入,据不完全统计,黑钱至少占深圳本地生产总值的一成,真实比例则高达两成。毫无疑问,深圳已经是中国地下资金的集散地和地下钱庄聚集地,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地下金融之都。■
中国近年破获的地下钱庄要案
2007 年6月,深圳破获涉及31省市的杜氏地下钱庄案。2007年5月,江苏破获涉案金额14亿元的非法外汇交易团伙。2006年12月,上海破获涉案金额53 亿元的最大地下钱庄案。2006年9月,北京破获雅宝路大型地下钱庄案。2006年1月,新疆德隆案武汉开审,涉嫌以地下钱庄洗钱上百亿。2005年9 月,北京警方宣布摧毁一大型非法外汇交易团伙。2005年3月,上海宣布破获涉及八省市的特大地下钱庄案。2005年2月,环渤海辽宁、山东地下钱庄倒卖韩币达40亿元。■
我一向对易中天先生的书很感兴趣的,从《读城记》到《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品三国》等,都是通俗易懂的好读物,对于《成都方式》则更有兴趣,因为这本书的副题是”破解城乡改革难题的观察与思考”,而我也一直在关注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和城乡制度变迁,只不过我一直关注的是深圳这个城市。
在收到复生兄辗转寄来的《成都方式》一书时,正好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正在播出成都市城乡统筹改革的内容。尽管在拿到《成都方式》之前,在网上已经看到一些关于这本书的评论,不过我还是认真地把这本书读完了。两相对照,发觉电视和书除了在叙事风格上各有千秋外,对于”成都方式”的具体内容看来是”英雄所见略同”。
对于”成都方式”的具体内容及意义,我不想评论,一是我不能说我对成都发生的事情很了解,二是我还没有看到独立性比较强的关于”成都方式”的调查研究。因此,要评点《成都方式》这本书就有点为难,因为我不知道这本书应当归属于哪一类。是散文随笔?是调查报告?是学术分析?为此,我就谈谈自己对这本书的一些直观感受,粗略归纳为”五多五少”:
一、官员出现多,群众出现少。
我想,这一点应该是大多数读者对这本书的第一感受,也是大家最不能接受的地方。《成都方式》中出现的被采访的党政干部有几十位,但是被采访的群众好像只有一位,那就是浦江县复兴乡的农民李启松。对于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这么大的社会课题,竟然只有改革决策者的自说自话,而缺少改革的主体–群众,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不把这本书看作是调查研究,因为没有调研的主体。另外,被采访的学者也只有一位,那就是四川大学教授姜晓萍。不过姜晓萍这位学者也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因为她与官方有合作,直接参与到改革的设计中去。
二、官员讲的多,自己分析少。
《成都方式》书中大半部分是作者与成都党政官员的对话,而其中又主要是官员在介绍他们进行的改革和经验,虽然不是自吹自擂,但是基本上媒体已经报道的内容。作者提问内容不多,也不见深入和精彩,让人觉得是被采访者主导了采访话题好方向。也许,作为长期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学者,对于社会科学那一套的研究方法并不能熟练运用。
三、定性分析多,数据分析少
也大概是人文学者的原因,《成都方式》中定性讨论多,数量分析或统计分析少,没有用数字来说话,只有少数党政官员谈话中举出几个数字而已。没有历史数据的纵向对比,就难以掌握发展方向和趋势,也难以说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没有横向的数据对比,也就难以显示差距,这些都是社会科学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数字和图表看起来很枯燥,但是如果处理得好,也是很有说服力和震撼力。
四、基本概念多,深入分析少。
如果说《成都方式》的调查研究是走马观花,那么对”成都方式”的分析就显得蜻蜓点水。作者分析比较集中的地方在最后一部分”不败之地”,对成都的改革进行了归纳总结,但是对于民主、法治、科学的探讨不显得有什么特别之处,也看不出成都方式对这几点上有何特别意义和贡献。这点与《艰难的一跃》有点相似,在《艰难的一跃》中,作者对于美国制宪的原则都点到了,但是对这些原则的依据和必要性也是缺少深入分析。总的看来,易中天先生在语言技巧、叙事结构等水平很高,但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上显得比较薄弱。
五、成绩讲的多,问题分析少。
当然,由于主要是官员成绩讲得多,而作者对问题分析少。作为新特区的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验区,党政领导突出成绩是可理解的,但是作为局外的研究者,对改革中所暴露的问题应该有独立的分析,遗憾的是这部分内容也是很少。不管作为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独立性和批判性都是不可或缺的。正是由于这种欠缺,使这本书总体感觉是成都官方的宣传,而不是一个学者独立完成的成果。
当然,如果易中天先生认为他的《成都方式》只是一种记录式的访谈笔记的话,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调查报告或学术研究的话,那么我上面说的都是废话。不过,我想这种官方式的访谈笔记似乎没有必要来做了,毕竟,如果大家要了解成都市的党政领导是如何做的,如何想的,我们大可通过电视、报纸这些喉舌来获取,而且,这样的工作更没有何况以易先生来做这个工作,给人的感觉是牛刀没用到地方。不过,我们还是相信,易先生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来介绍”成都方式”,会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成都正在进行的改革,我们也更期待下一步有力度有深度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