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很早就在网上看到了，但是没有想到会如此发展，现在不仅全中国媒体在关注，国际媒体也在关注吧，关注中国如何落实物权法。
这事也真巧，高潮恰好发生在物权法通过之后。也许历史就是必然性事件播的种，偶然性事件点的火。在中国，这样的事情随时会有。这是活生生的历史。中国正处在一个激烈转型的时期，对于新闻人员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参与机会。像这种事件，可以现场拍叙事宏大的记录片。难怪，包括央视、香港有线新闻在内的各地十多家媒体赶赴现场，现场采访报道22晚24时以后强制拆迁。
新华网、人民网、猫眼讨论纷纷，回复达到几千条，网友义务做现场报道。
不过，关键时候，重庆市领导出面组织，暂停拆迁，第二天听证。
重庆媒体得到命令不许报道。据说重庆派人去北京了，想阻止对钉子户的报道，现在网易的《直击钉子户被强拆过程》（连线现场）已经没有连线内容了。
这个事件是中国私产保护、互联网发展和法制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又恰好出现在物权法通过之后。据说中央领导已经过问此事。
该事件虽然是维权的胜利，但却是法治的失败，因为目前看来还是以长官意志为大，法院的命令没有执行——到底还是人治，到底还是党大！

深圳在全国率先推出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选用21个指标来综合反映居民的生活福利状况。这21个指标，基本反映政府在社会民生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当然也不是全部，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生活作调整。市委市政府在《关于制定〈深圳市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的意见》中指出，这个指标体系是是全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工作决策的“指挥棒”，足见其在政府工作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民生福利也是政府提供的服务，这种服务是否有效率也是可以评估的。事实上，从香港和其他地方的实践来看，政府在民生福利领域是不能包打天下的，也不是最有效率的。民生福利要搞得有水准有效率，还需要引入竞争机制。具体来说，要动员起社会自治的内在力量，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在调整社会技能、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作用。
以香港为例，香港政府为市民提供的社会福利服务还算是不错的，从医疗、教育、住房到公共基础设施等，涉及到民生各个方面，但是在香港另外还有一支数目庞大的民间组织力量，为市民提供政府不能做到、或者需要高成本才能达到的服务。据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统计，现有香港民间组织机构335个，提供90％的社会福利服务。例如，香港政府以前不负担学前教育和幼儿托管，中下阶层家庭父母上班后小孩的日托就成为问题，这时民间针对性推出了“儿童成长计划”；另外像一些社会青年成天无所事事，不学习也不想上班，政府即使创造就业机会、提供就业培训，恐怕也难以提高他们的就业率，但是深入社区的民间社团可以对症下药，从社区生活环境和氛围来影响这些青年。其他如长者服务，政府提供的福利服务也不少，香港社会福利署就有“长者咭计划”、“长者社区支援服务”、“安老院社照顾服务”等服务，但基本是整齐划一的，但是人的生活需要更是多方面，每个人的身体状况、生活方式和习惯千差万别，在这种情况下，各慈善团体的长者服务就显示出自己的特色。
香港的这种社会团体数以万计，服务范围从环境保护、慈善救助到反家庭暴力、反性侵害、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妇女就业指导、心理障碍指导等等，可谓触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对香港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成为香港政府在民生福利领域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而且香港社会发现，这些民间组织不但可以为政府所不能，而且在双方都可以作为的领域，民间组织做得更有效率和成效。例如，在医保领域，民间组织与医院相联系，提供“母婴健康”服务、卫生教育服务。
这样，民间组织在社会福利方面不但是政府的重要合作者，而且是一个有力的竞争者。在香港，政府部门如果服务不好会受到舆论和市民的强大压力，搞不好就要下课，为此，一些政府部门干脆把资源和任务调配给民间组织，既可以实现社会福利保障的工作目标，又减轻了自己的压力，同时也促进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政府、市民及民间组织实现“三赢”，成为香港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重要特点和成就。
香港政府与民间组织对社会服务共同负责的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在1973年香港政府发表的社会福利白皮书中明确提出。从那时起香港政府正式表示，将与民间志愿社会福利机构携手，共同为市民提供福利服务。服务方面以民间提供为主，政府提供为辅。目前，香港政府部门与民间组织在社会服务领域形成稳定的分工合作，即与法律关系紧密的感化和社会救济这两项工作由政府直接管理的机构承担，而大量为家庭、儿童及青少年、老年人、残疾人、社区服务的工作则由民间组织来完成。
而经费方面则以政府提供为主，民间筹措为辅。香港政府每年都有不少预算提供给各社会团体，尤其是服务于社区的项目。据统计，香港社会福利的经常性开支，由1992－1993年度的70.7亿元增至2003年322.9亿元，占政府总经常开支的15.7%，仅次于教育和卫生。这些经费中的三分之二都用于津助民间服务机构。而在香港民间组织的经费来源构成中，政府资助也达六成五，非政府基金资助及市民捐献占一成四。在经费的具体运用上，政府会根据社区服务的需求确定具体的社区服务项目，再以项目招标、申报审查、事后评估等形式“发包”给一些经资质认定的民间组织。在经费支出之外，政府有时也会向民间组织提供办公场地和活动场所。显见，在社会团体的利用和管理上，香港政府也充分利用了市场竞争机制，让各社会团体在社会服务上展开竞争，让他们努力提高服务素质、降低成本，这样政府就能够运用有限的资源，实现效用的最大化。香港的社会团体不但促进社会和谐，而且创造了就业机会，据估计，2002年香港第三部门聘请149230至371800名全职受薪人员，占2002年的总劳动人口3,267,000的4.6%至11.4%。
香港的这个经验对深圳的公共财政支出有重要借鉴意义。深圳的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基本上以政府支出、政府服务为主导，但是对于如何评估政府部门的服务质量和效率，如何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似乎还没有列入议事日程。另外，其中把教科文卫体支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作为考核对象，也欠科学，某区兴建几个大剧院、音乐厅、体育馆，支出比例是上去了，但是否意味着老百姓享受到更多的好处呢？
民间团体对香港社会贡献卓越，这是香港公民社会的主要特征。公民社会是和谐社会的必然基础，而公民社会的基础在于民间组织的发达。这些组织就是通常所说的第三部门，它是各种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公民的自愿性社团与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基金会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的统称，起着沟通政府、市场、公民的作用。200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健全社会组织，增强服务社会功能”的方向，鼓励“社会力量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等领域兴办民办非企业单位”。可见，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精神是非常明确的。
深圳可能是中国最有条件率先迈向公民社会的城市。因为深圳已经崛起一批素质高、年纪轻且经济上独立的中产阶层，而且也出现一大批积极参与社会服务的义工和社区服务者，等等。为此，深圳市长许宗衡最近几次提到公民社会，认为现代社会正在向公民社会转型。他在谈及对公民社会的理解时说，公民社会强调政府责任的同时，也强调市民和公民的责任。不错，公民社会含有社会自治的内涵，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不少深圳市民希望承担起社会“责任”来，但是他们却没有被赋予条件和机会，因为缺少适当的组织机构来实现。
深圳市民在社会管理与服务中已经具有强烈的自发自觉意识，但是我们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却还不能让他们来自己承担“责任”。这个矛盾如何解决？显然，深圳必须加强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必须让民间组织规范有序发展，分担社会管理职能，否则公民社会无从谈起。如果深圳能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公民社会领域探索出一条路来，那无疑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中国改革作出新的贡献。（2007年3月18日）

我一直在想，人会不会变？要变的话，又是怎么变的？
从武汉到深圳，又从深圳到香港，我想，我肯定是变了。至于我如何变了？变得如何了？没有人告诉我，我也不知道。
前些时候，YYH跟我说，不能接受龙应台的观点。这是因为龙应台的“祖国观”引起的。龙应台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演讲中被一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问到，是否还承认“中国”为“祖国”？大陆人在海外遇到台湾人，总是很关心对方的统独立场，如果条件许可就会问他对“中国”是否认同。这位向龙应台发难的大陆人也不例外。许多台湾朋友对大陆人关心这个问题感到不耐烦，甚至香港朋友也对大陆人感到不可理解。但是我能理解，有大陆背景的基本都能理解。
龙应台说：“文化中国是我的祖国（motherland），但是目前这种政权所统治的中国绝对不是我的祖国。”龙应台的这个观念，多数大陆人，无论左中右大概都不能认同，在上海的YYH也不能认同。在长期的、标准划一的爱国主义教育下，“国家”是至高无上的，没有国哪有家，即使“国家”再坏，你也不能怀疑、抛弃或背叛你的“国家”。这是大多数中国大陆人的爱国观。
中国的传统文化先集体再个人，而西方恰好相反，显然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取向。但是我现在越来多地靠近了后者，认为没有独立人格的公民，也就无所谓国家。而想想若干年前，我曾经强烈地主张，即使母亲再坏，但她始终是你的母亲。
我能理解YYH在国家观念上的价值取向，我也能理解我自己。没有太多的争论。这时我发现，我真的是变了。
这种变化如何发生的？值得我去认真思考研究一番。想起一个大学同学来。成为我思考的引子。这位同学在校时是党员，而且是学生干部，尽管是党员，但是他还是能和我们这些普通同学打成一片，不像其他干部，一副党员派头。毕业后他去了国内排行第一的机关报，但是一直觉得他没什么变化，大家在一起还能聊很多。这两年他做了办公室主任，想必也是处级以上干部了吧，但是却发现与他话不投机半句多。他说，我们对某省一把手的报道捕风捉影，拼凑了一些事实，来说明这位高官在中央作了检查，说我们的报道上纲上线，怀有敌意和偏见。对于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他有一套说辞，但是他很忌惮，不和我多争论。但是他太太则不然，对社会黑暗现象义愤填膺，态度鲜明。我在想，这是不是因为屁股决定脑袋？或者在心理深处，有要为自己说话的潜意识？我想，这已经不是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
然而，更让我惊诧的还是在今天。今天，我那个很少上MSN的兄弟，突然从MSN冒出来说，想对我们刊物提点意见。我想这是好事，就叫他“有屁就放”。
他说：只是觉得有些罗嗦，故意夸大其词 。
我想，他也看出问题来了，不愧是我弟，我们杂志的确有些文章有水分，至于“夸大其词”，我希望他举出具体例子。他说，例如最近一期关于于丹的文章，说实话，文字比较隽永，观点也较独特，可仔细读来，发现对当前国内社会文化生活有偏激之说，什么“废墟一片” ，什么“精神饥渴” ，什么“国人回归传统” ，这些对吗？！
我一听这话，感觉有点不对劲，怎么就像党委书记在讲话呢？平心而论，报道中充斥了太多的主观感情判断，是不妥的，对于我们刊物的这种风格，我一直是有保留的。
我弟说，你们那边的叙述方式或许和我们不一样，或许杂志和报纸的表达方式本来就应该不一样。对于我们刊物这种风格我不想和他争论，强烈建议他给我们老总发信，直接谈自己的看法。
但是他对当前社会状态的看法，很让我吃惊。因为，与大陆的朋友交流，无论左中右，基本上对于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价值真空、信仰缺失等社会状况，是深表忧虑的。（从新闻报道的处理看，或许这一类的价值判断不应由记者写出来，而应由被报道和被采访的对象自己讲出来。）可以这么说，只要是稍有判断力的知识分子，对这个判断不反对的话，也会表示某种理解。但是我弟对我们杂志的这番教训，就让我心里直嘀咕，他看问题不会那么失准吧。不管怎么样，他也是受过研究生教育的知识分子，现在也是记者一个啊。
他说，“尽管如此，我想无论是什么样的媒体，如果不抱有敌意，就应该尽量客观的描述事实和理性表达观点。”
我说，“于丹这样的文化新闻也不存在什么敌意的问题。只是你不能接受这种价值判断罢了。我想，也许你一直从好的方面去看中国社会，而我们一直从坏的方面去看，结果不但在表现层面上有差异，而且对我们的价值判断也产生影响。”我尽量从价值观的不同来理解出现的分歧。
他说：“我想说的是，——你或许觉得很好笑——但这是我们很多记者的共同声音：尽管国内有很多待提高的地方，但是国内的人民还是比较幸福的。如果你们那边的媒体不能客观的表达这些基本事实，那就不好了。”“美联社以前做的就是这样，现在还不是乖乖投降”。
我说，“我就奇怪，即使我们报道的是负面新闻，那也是有敌意？也是不客观？我觉得，你现在真的不同了。”
他说：“ ^_^，哼，不是的，我是从内心发觉这个社会真的在点滴进步。”
我说：“进步是一方面，但是不能因此否定阴暗面 。”对于所谓“点滴进步”，我都不想去驳他了。
他说：“我一直在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看待武汉这个城市的变化，的确在点滴进步，不容否认。” “哎呀，阴暗面慢慢就会有阳光照耀的。”
我说：“我们从不否认中国社会在进步 。”
到这里，我感觉他变了。多年前，一个刚从大学新闻系毕业、寻求新闻理想的少年，现在哪里呢？我不想和他再多谈这方面的问题，我认为，价值观念的差异导致看问题的不同，是难去调和的。但是，这难免我心中的郁闷。
谁知，这竟然只是其一。
他接着说，““永州两万人警民冲突一人死”——就这行字，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 ”“国内真的不平静！？其实呢？国内还算安稳的。”
“永州两万人警民冲突一人死”是前两天发生的新闻，我会把最近发生的新闻嵌到我的MSN名字中，这样朋友们就可以知道最近有什么大事，也可以知道我最近在关注什么。因此，朋友就说，看我的MSN名字，就知道有什么新闻了。KANE更说，把我用过的MSN名字收集起来，就可以作为社会记录来看。但是我没有想到，他竟然拿这个说事。
我说，你的意思是说，“这里面有价值判断？”
他说：“无不包含作者的偏见 。”
我说：“这只是你个人的感觉。”
他说：“不是，我现在开始习惯咀嚼文外之意——潜台词在哪里？”
对于他这种心态，我很生气，回复：“我只说了一个客观事实，然而你因为它是负面新闻，就说有偏见，其实你自己这种判断，何尝不是偏见？”
他说：“我一直缺少这方面的观察，我想今后要加强领会文外之意。”
我真的没想到，因为我的观念和立场不同，尽管我说的是事实，都是有“偏见”甚至“敌意”。如果是其他人这么说，我也倒罢了，但是我弟这么说出来，我实在不能理解。我想起我那个大学同学，我反问自己，难道是因为身处境外，就耳濡目染，产生了“偏见”，因为身在境外媒体，就是“敌意”？不管怎样，和我熟识的朋友，都不会对我发出这样的质疑，尽管有时会认为我偏激一点。
我还是想平和一点，我说：“不管价值取向如何，我觉得，对于事实，都不能否认。” “其次，你是学新闻的，知道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所以，这种问题，你也不必以什么敌意不敌意，偏见不偏见来判断——我还以为你是中宣部长呢？不管价值取向如何，我觉得，对于事实，都不能否认——但是，你的表述完全概括了事实吗？”
他说：“以前，我一直对这个社会以及管理这个社会的政府有所偏见，在我们采访各个不同层面的政府之后，发现他们的工作真的很难做到十全十美，有时候也是迫不得已。——在这种社会生态里面，换其它的人或者其它的政党来，不一定做得就比现在好。”
我真的很生气，就说，我现在对他有两个判断：“一个是你的屁股可以决定脑袋了；二是你的新闻白学了。” 他学新闻7年，难道不知道媒体要找最吸引眼球的来报道，难道也叫我们这些人都去歌功颂德？难道也叫境外媒体去报道和谐社会建设成就？
两年前，他都还在和我讨论党国怎么来的，批判这个社会的特权。但是现在，他真的变了。我不想和他争论这些问题。我想让他说一些中国社会的新现象。春节期间，他回老家，我没有回，我就打电话给他，叫他关注一下我们那里的新农村建设咋样了？出现哪些新事物？
我说：“我倒是很关注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也叫你多传递一些过来；不知你有何观察（报告）给我看看。”
他接着上面的继续说了一句：“家家都有难念的经，不要动辄上纲上线，要认真理性地分析党国的实际，真的不容易。”
我说：“算了，这个问题没法和你理论。”
他说：“变化嘛，我看这样：城市里，就说公汽——以前很挤，现在也比较挤，但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司机开车牛啊，现在司机也牛，但还是文明多了；以前市民坐车不售票啊，现在用假硬币也不行了；以前从不管座位的等级，现在有老弱病残的专位；以前司机开车不管坐车的人啊，现在拐弯都有提醒…… 乡里嘛，基础差，那就从基础说起——路通了，水通了，有线电视通了，读书免费了，看病参保了，乡镇有了超市，村里有了公汽……这些事情总结起来，比起以前来说，是很大的进步了。我看共产党还行。” “所以如果他们邀请我入党，我不会象以前一口回绝，还是会考虑的。”
我说：“对于这些东西当然值得肯定。其实，就以你现在的价值取向，可以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如果作文章那也是大叙事——当然作文章不用我教你。”我的意思希望他能从更深处来分析研究这种社会变化的背后动因。 我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变化？改革近三十年来，为什么在这几年农村的基础建设才突然活跃起来？”
他说：“有钱好办事。没钱难办事。钱需要慢慢积累。”
这种观念不是他一个人所独有，不少人都和他一样。我不想驳这种观点，而是想和他探讨得深入一些：“就拿调关到青山的路来说，那是75年毛泽东时代修的，但是一直石子破路，直到去年（2006年）才开始全面翻新。”
他说：“一个道理：穷的时候那管睡席梦思，只有富了才会买床啊。”“国家有钱了，自然会照顾民生。”“虎毒不食子嘛。”
我实在不能克制自己：“再穷不能穷教育，前几年，谁管了中国的义务教育？！我看你现在真的是屁股安稳了！”
他说：“一个愤青的光辉形象 。”
我非常伤心。我也终于认识到，赖以谋生的那个位置，可以让脑袋变成屁股。我们经常说一些官员是屁股决定脑袋，是说他在那个位置上，就要做那样的事情，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他自己的一些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也许还不会随那个位置而扭曲。对于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从来不寄予厚望，这个混沌的时代，他们可以委曲求全，可以失去战斗力和批判力，但是不能失去基本的价值判断。这是知识分子的底线。因此，对于我弟的这种转变，我不能接受。失去了批判性的，我很生气，但还能理解，然而失去了价值判断力，却让我很伤心。
我敲出几个字：“亏你还是农村出来的！”
随即关闭了MSN。(2007年3月15日)

昨天香港股市大跌，今天香港气温骤降。

昨天恒生指数大跌777点，恒指期货大跌911点——这两个数字似乎都不大好，不过昨天还是有很多人趁机入市了。

今天香港气温骤降10度，从25度降到15度，早上出门，人们都穿上厚夹衣。
很久没起早了，想一想，算一算，那还是9月9日起早上山，都已经半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