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上班第一日，夏历正月初九。
但是没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可以让人振奋。
林黛玉扮演者陈晓旭出家为尼成为各中文媒体焦点。唉，林妹妹
奥斯卡颁奖礼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没有什么亮点，除了《窃听者》。
不出所料，《窃听者》当仁不让摘得最佳外语片奖。如果不是德语片，该片完全可以获得最佳电影。
昨天也是中国股市开市第一日，结果勉强开出红盘。我说，这与党中央精神不符。党中央在年二十九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在大年初一又通过新华社发表美国股市崩盘的文章《历史上两次股市大崩盘 百万富翁一夜赤贫》，警醒投资者之意昭然若揭。
不听党中央的话，结果就要遭殃，股市在今天大跌8.84%，为深沪股市历史上第一跌幅，不少朋友发来消息，说亏了多少万。我只能安慰他们，不要急，今年还是一个牛市，后面还有机会的……
让我想不到的是，有人竟然还在今天满仓，而他昨天还是轻仓的。看来，昨天猪年开市第一日收红，迷惑性不小啊，多少人都趁着早盘下跌时抢进去了……
尽管我们的《亚洲周刊》杂志很早就介绍了《落叶归根》这部电影，但是一直没打算去看，不是看不起老赵，而是对国产电影没有多少信心（2006年的国产电影，大概只有《疯狂的石头》、《天狗》及《三峡好人》值得称道）。
今天在油麻地的百老汇中心，有《窃听者》、《盛夏光年》以及《落叶归根》同时可供选择，谢晓阳最后选择了《落叶归根》。看后大家说，嘛嘛啲。电影的确很感人，让人落泪，但不是拍得感人，而是电影背后的故事本身真实感人。
农民兄弟千里背尸返乡，是2005年1月的一则新闻，国内各大报纸都作了详尽报道（
http://news.sina.com.cn/s/2005-01-13/17515536594.shtml）。就《南方周末》的追踪报道来看，这个故事已经就是一部荒唐真实的现实讽喻剧，里面已经具备了人性的对比（农民工的善良老实和信义，对比包工头的黑心狡诈与不守信用）、人物的冲突（包工头之间的矛盾）、生活的残酷（中国底层民众的生活贫困艰辛）、社会的黑暗（社会歧视、道德败坏等）以及文明的落差（传统的“落叶归根、入土为安”习俗与现代文明习惯等）等，甚至包括惊险元素，如从躲掉医疗费而几个人摸黑背尸逃出医院……据说导演拍戏前，还专门通过记者找到了背尸的湖南老乡，大概想挖掘出更多真实的生活吧！
遗憾的是，影片展示这些真实生活的同时，硬塞进去了更多当今中国荒唐但真实的故事，什么车上打劫、孤独老人花钱办假哭丧、饭店老板大敲竹杠、发廊妹出淤泥而不染、单亲母亲卖黑血拾荒供养儿子读大学、三峡移民……等等。这些故事我们都听过见过，有的甚至经历过，因此每一件都可以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但是这些故事通过一个背尸返乡串起来，给人感觉不自然，而且模糊了背后的“落叶归根”意义。其效果就与影片中死者的名字“刘全有”一样，什么都有，但结果什么都没有。
这使我想起了余华小说《兄弟》（下部）。《兄弟》（下部）同样试图反映把当代中国真实而荒诞的现实，什么处美人比赛，什么卖疯乳器，什么处女膜修补，但是只是简单罗列起来，反而让人觉得不真实不自然——但是对此批评，余华不能接受，认为现实生活中比小说还荒诞，他认为自己真实反映社会现实。余华显然不了解，“真实”并不等于艺术，拼凑起来的“真实”也未必真实。
当代中国的确是一个庞大无比的怪物，出现什么荒诞事情都不奇怪。南方周末的傅剑锋采写过不少这样的报道，包括不做砍手党但最后讨薪杀人的打工青年，白天做人民教师、业余做妓女的乡村女教师徐萍，卖身不卖心的兰州性工作者苟某，等等。我对他说，你这些报道都是现成的写实电影或小说题材啊，你要把这些写成报告文学或剧本才行啊。可惜他太忙。他说要写成剧本，找人拍独立电影，也不知进展如何。
回到《落叶归根》，想写实却落入机械拼凑的境地，想宏大叙事却总理不清细枝末节，最后也就难免失败了。相比起来，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则在平淡中娓娓道来，意味隽永。
当代中国处于一个社会激烈转型、精神文化急剧撕裂的疯狂时代，即使写实白描都有着取之不尽的题材和故事，可惜的是我们没有的作家和艺术家。
蓦地，我突然想起章诒和在《可萌绿，亦可枯黄——言慧珠往事》中说的话：“我们这个时代，根本就不配产生言慧珠！什么都不配产生！一个无足轻重的过渡时期。”那时我如醍醐灌顶，原来这个时代不配产生大师的。
（题外话：《落叶归根》在网上饱受批评的一个原因在于剧情的时空错乱。对于辗转千里背尸，剧情没有交代要多少时间，一次次转车、背人花了多少时间，一点都没交代。为了应付观众，就给死者吃七七四十九天不腐不臭之民间药方，真会忽悠人。这也罢了，更离奇的是，老赵要背尸到重庆，却上了从深圳开往昆明去的车，而且辗转经过湖南宁远、广西、云南昆明、昭通、香格里拉、成都（西南财经大学所在地），最后到达万州，也就是从东向西到香格里拉后，又再折回向东到重庆万州。实际上，深圳就有直接到重庆或万州的长途汽车。对于这种基本的地理概念，我想编剧、导演到演员都应该有的，但是还是要这么来回折腾，我想导演大概是出于拍摄公路景观的考虑，把世外桃源般的中甸风光与艰辛困苦中挣扎的小人物形成对比。但这种安排也太离谱，太忽悠人了，看电影时我在想，香港观众大多数对祖国大陆就没有什么地理概念，这次可就更是谬种流传了。他们今后去重庆、三峡旅游会不会摸错方向呢？香港朋友们，你们出了问题可以去找剧组，记住导演叫张扬。）
下面是网友整理的荒诞剧情：
1、赵本山(记不住那些名字，直接说演员得了)要把死人送到重庆，怎么坐上了深圳到昆明的汽车？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重庆是个比昆明大得多的交通中转站，有去昆明的车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去重庆的车，为什么不直接坐？
2、被赶下了这辆车，为什么不另外坐一辆班车？赵本山不是还有钱吗？坐班车不是比这省事得多？你既然有本事把一个死人弄上前一辆车，就有本事弄上另一辆车，这才叫拍电影的逻辑性。
3、郭德纲的劫匪简直就是侮辱广大人民群众的智商。
4、赵本山和一伙驾驶员住一起，问有去重庆的吗？结果胡军就是，那你就直接把人送重庆呀，送一半莫名其妙就走了，要去找女人，你怎么知道那女人不去重庆？顺便说一句，赵本山唱“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引得胡军差点没死过去，没见过这么弱智的编剧。
5、赵本山把一死人扔警车里，说是喝醉了。一辆昌河车，前面两大活人，后面一死人，别说死了那么多天怎么也得有点味儿(别说什么午马的中草药能去味)，一酒醉的人怎么也得有点子酒味吧？还有，酒醉的人就不会呼吸？不会喘气？开车的是个警察，有那么弱智的警察吗？赵本山要是犯罪分子，还弄一死人到你车上，你这都看不出来，还一路和对方称兄道弟。
6、赵本山跑去吃一街边小店，一顿下来说鸡是野鸡，两百，鱼是娃娃鱼，四百。赵本山一毛钱都要掰两半花的主，点菜前就不看个究竟？吃前不先问个价？你蒙谁也蒙不到农民呀，六百一顿，你直接杀了他算了。再有，退一万步说，就算野鸡和家鸡赵本山分不清(我都分得清，就野鸡那一身毛，别说农民了)，那鱼和娃娃鱼是一路货吗？赵本山就愣吃不出来？
7、五千都是假币？导演你简直太小看农民兄弟了，那五千元钱不颠三倒四数个底透，压根就不会往兜里装，别说农民没文化，真钱假钱你一准没他们知道，那野鸡店的老板也是农民，一眼就瞅出假来。再说了，用五千的假钱，这胆子也忒大点，难道赵本山他们原来是在黑帮打工不成？不是黑社会，谁能一下子拿出五千的假币来？
8、一辆车坏路边，车主二话没说就把一轮胎送给赵本山，这叫什么精神？这叫白痴，我说的是导演，全世界你再去找驾驶员给要个轮胎来试试。
9、赵本山动不动就说“就为了那一句承诺”，狂吐中，你是拍电影还是拍感动中国的宣传片？
10、再后面———不清楚，睡着了。(知情不多)
补充：在云南某城，宋丹丹说自己儿子在当地的西南财经大学上学，可是西南财大是成都响当当的名牌大学！西南财大的学生看了肯定要骂编剧：你的母校才会有这种不孝之子呢。
|
|
《大话妹》除了剧情、音乐，值得说的地方还有很多，包括男女主角的服饰、佩戴以及唯美的场景等，都是吸引人的要素。看来，韩国把流行文化这门产业的确做得很深很精致了。
阅读全文
|
我妈妈说我的智商只有76。我的智商到底有多高，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一个杀伤力很强的人，很多人因我而受到伤害，他们有的对生活失去了希望，有的甚至自杀身亡。所以我一直怀疑我有潜在的超能力，而这种超能力又不知为什么对我的老师作用尤强。
1．我至今仍记得第一位因为我而牺牲的老师。
那时我上小学一年级，老师带着我们去野外作自然实践课。看到春风拂绿，杨柳抽枝，老师不禁想起一个问题，于是问道：“同学们，你们知道如何识别风向吗？” “我知道！”同班的一个小女孩一边回答一边从从地上捡起一片树叶向空中抛去，“捡一片东西往空中一抛，看它往那边飘，不就知道了吗。” “嗯，很好。”老师表扬道，“那还有哪位同学愿意再给大家示范一下，看看现在刮的是什么风？”
“我！”我自告奋勇走了出来，从地上捡起半块砖头向空中抛去……“报告老师，现在刮的是上下风！”…… 我记不清楚老师当时的表情是什么样子，我只记得他拼命的挣扎了几下就气绝身亡了。后来据医院里的医生说他是由于突然受到强烈刺激导致气血逆行走火入魔而死。就这样，我害死了一名人民教师。
2．一年级老师教我们认识家禽动物。
老师：“有一种动物两只脚，每天早上太阳公公出来时，它都会叫你起床，而且叫到你起床为止，是哪一种动物？”我回答：“妈妈！”把老师笑得差点断气！
3． 期中考试回家以后，妈妈问我考的怎么样，宝贝儿子说：我就一道题没有填出来。 妈妈问是什么题呀，宝贝儿子说：有一道题问3乘以7得多少，我当时不管三七二十一填了15。 我妈把刚喝的水喷到我爸脸上，哎….我太伟大了！
4． 一天上数学，老师问1+1=？，我说不知道。老师叫我回去问。我问妈妈，妈妈在烧饭，叫我滚出去。我问爸爸，爸爸在看球，大叫‘爽’。我问姐姐，姐姐在唱歌，唱到BABY。我问哥哥，哥哥在打电话，说：我在外面等你。
第二天，老师问1+1=？我说：你给我滚出去，老师给我一个耳光，我大叫爽，老师骂我饭桶，我反骂卑鄙，老师说滚！我说：我在外面等你。我们数学老师当场高血压又犯了，晕倒了…..
5． 小学我上语文课时，全校语文老师都去听倪老师课。 倪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被”字，问我：“这个字你认识吗？” 我回答“不认识。” 倪老师就这样开始启发我：“你家里有床吗？”我答“有”，“床上有什么？”“席子”，“席子上呢？”我答：“我妈妈”，倪老师心想，这也对，妈妈身上就是被子了，就接着往下启发：“你妈妈身上呢？”“我爸爸”。 倪老师万没料到我会这么说，在这么多老师面前出洋相，一急之下问道“那被子呢？”我回答说：“被子在地上！”倪老师“被”我也气得发羊羔病住院了！
后来学校换了个老师让我们造句，我从容不迫完成作业，老师对我是刮目相看，我写的造句是： 难过—-我们家门前的大水沟很难过。 如果—-罐头不如果汁营养丰富。 天真—-今天真热，是游泳的好日子。 十分—-妹妹的数学只考十分，真丢脸。 从容—-我做事情，都是先从容易的做起。 人参—-老师说明天每个人参加大队接力时，一定要尽力。 棉被—-小玉的卫生棉被偷了。 便当—-小明把大便当做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要做的事。 老师当场毙命 哎……
我自言自语说到：“我长的很有创意，丑并不是我的本意，上天不要发脾气，我会勇敢的活下去，衬托世界的美丽！！！！！之后的一段日子里，相继又有几位老师惨遭不幸，好在没有出了人命，也就没有捅出太大的漏子来。不过我的名气却是不胫而走，一时间也成了城里的名人。然而，名人也有名人的痛苦，我就深深的体会到了这一点。
6． 当我初中的时候，物理课上物理老师问我：你说，如何变轨？ 我：据〈〈金刚经〉〉说若人在阳世光做坏事死后就会变鬼！原来老师正在讲卫星如何变轨！ 上历史课睡觉被老师叫醒，老师问我：“文成公主嫁给谁了？” 小王小声告诉我：“松赞干布。” 我没听清，张口就答：“宋朝干部。”后来历史也没上成。
7． 一日我从理发店扮酷回来，一开门，众女生惊呼：“酷哥来也！” 我不好意思的挠挠头：“哪里！哪里！只是剪了个酷头而已。” 恰巧校长从一旁走过，一本正经的说：“捡个裤头也要交公！” 我们大脑马上就#￥%-*-%￥# 好在没什么，我往宿舍走去，从女生宿舍楼下走过，看到了一个好友，高声吹嘘说，看，我剪了一个酷头。二楼马上 一女生伸出头来说：我的裤头，你拣的是我的裤头……！！！！！
第二天考试，生物老师拿来一只用布盖着的鸟。然后他把鸟的腿露出来让学生猜这是一只什么鸟。我实在是不知道，就 交了白卷。老师一看很生气，就问：“你为什么交白卷？你叫什么名字？”我一听，气呼呼的把裤腿卷了起来，露出两条腿说：“现在该轮到你来猜猜我是谁了吧？”生物老师马上倒了下去~~
我的名气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城里所有的中学都出于为本校老师的安全考虑，拒绝接收我入学。没办法，带着对重点中学无限的憧憬，我去了乡下。乡下的中学虽然条件是苦了点，但是没有了舆论的压力，我也算活地逍遥自在。然而是金子始终是要发光的，乡下中学特有的沉默并没有抑制住我的爆发，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又横空出世，突然崛起，迅速占领了农村市场。
8． 那是一次智力竞赛，我们班和另外一个班经过最后的角逐仍没有分出胜负，于是主持人宣布了最后的决出办法：每个班抽签派出一名代表，两个代表再进行猜硬币，猜对者向猜错者提问一个问题，如猜错者回答正确，则猜错者胜；反之，则猜对者所在班级胜出。
天灵灵，地灵灵，该我的差使躲也不行。我居然被抽为代表，并且顺利地猜错了硬币，进入问答阶段。 老师和同学们一下紧张了起来，每个人都用殷切的眼光看着我。尤其是班主任李老师，面色沉重，一言不发。
我也感觉到有一些压力，不过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我的对手–王小佛，王小佛是当时我们学校最具威力的“名师杀手”，他手底下也攒着好几条人命案子。据说，上一任校长就是断送在它的手中。不过我还是有几分底气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也是曾叱诧一时的人物。
提问开始了，王小佛两手插在裤兜里，慢条斯理的说道：“我妈妈今天煮了几个鸡蛋放在我兜里，你知道有几个吗？” “哄！”周围一片哗然。 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起哄，但是我知道这个问题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鸡蛋！我几乎没听清楚他问的什么问题，我只听见清清楚楚的有“鸡蛋”二字。要知道在乡下的几年苦日子几乎没有什么可吃的，有两个鸡蛋那可真是美味佳肴了。我似乎看到了那亮晶晶的蛋清和黄嫩嫩的蛋黄……
“如果我答对了，你会给我一个吃吗？”我早已忘记了什么智力竞赛，什么班级荣誉，我感兴趣的只是鸡蛋，鸡蛋！
“如果你答对了，我把两个鸡蛋全给你！” “哄——”又是一片哗然，我看到对方同学脸上一片愕然，而我的同学们一个个欢呼雀跃，相互拥抱着庆祝胜利，李老师也向我投来欣悦的目光。我不知道他们在高兴什么，不过大家都在朝我笑，我也不好意思地朝他们笑了笑，然后答道：
“是五个吗？”同学们的笑容刹那间凝滞了，渐渐地，退潮一般消失地无影无踪。 对方的同学却突然大叫大笑起来。这世间的事情真是瞬息万变，一转眼的功夫，大家哭的变笑，笑的变哭，哭哭笑笑的搞地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还没来得及仔细琢磨怎么回事，会场里忽然乱了起来，只见一人仰面朝天，口中鲜血如柱喷出，然后慢慢地倒了下去。
“李老师！” “李老师！”是我们班主任老师！我也连忙赶了过去。只见老师面色惨白，双目紧闭，不省人事。 “是他害死了李老师！” “是他！” “是他！” 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 一束束愤怒的目光利箭一样向我射来。 我的眼前一片空白，耳边回响起一个声音：“多隆！关门！放狗！闲杂人等一律后退！”
后来据说李老师并没有死，只是大病一场，病好出院以后，看破红尘，在五台山削发为僧，从此不再教书！
大年初一
香港气温创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
下午市区温度录得25.3度
预计明后两日气温会略为下降
因为冷锋南下
财经时报2月10日刊发《深圳，大胆再大胆》，该文我拟的标题是《深圳，邓小平远去的背影》。财经时报斟酌再三之后改之，并且对某些字句作了修改，可以想见我们报刊的难处。
对于深圳最近连续发生两起的摘牌（劳动局招牌）讨薪事件，以及罗干最近在《求是》杂志发表“公平公正是和谐社会的关键”本来也想带一两句的，但是由于时间和字数的关系，就算了。不过，为了让大家看到原文一些关键的表述，我决定应一些朋友的要求，在这里贴出原文和对应修改之处（粗红标识）。（gzx于2月11日）
修改删除的主要地方在于：
1、原文第一段：“邓小平塑像前簇拥着鲜花。四面八方的人们来到这里，因为这里曾经是改革的圣地，邓小平理论的实践地，中国新时期的延安。2007年2月这个地方显得更为特别，因为今年不但是邓小平逝世十周年，也是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发表十五周年。缅怀一个意气风发的改革时代，追思一代伟人的改革功绩，没有哪里比深圳莲花山顶的邓小平铜像广场更合适。”这部分全部删除，罗嗦了一点，全部删除不影响文章思想的表达。
第二段最后原文：“但深圳也失去了很多，邓小平的背影在这里逐渐远去……”
改为：“但深圳也失去了很多，历史的背影在这里逐渐远去……”
2、原文：“包括深圳在内的珠三角地区经济每年以百分之十几的速度高速增长，而农民工收入却不增反降！”编辑改成“增长缓慢”——这个处理我认为是适当的，因为这个农民工收入的数据官方很容易拿出反例，来说明增长，改成“增长缓慢”就没话可说了。至于我说的“不增反降”是来自社科院学者的研究，而且是名义收入下降。
3、原文：“促进公平分配，缩小两极分化，不但是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攻克的最后最艰难的堡垒，而且还可以为政治体制改革带来契机，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可惜，深圳拒绝了。
处理了周立太这样一个“小律师”，却让深圳失去一个重大改革的历史机遇，而且在现实中成为深圳今后几年劳资冲突不断的诱因，也就是一些媒体所指出的，让“深圳血汗工厂有恃无恐”。周立太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深圳数百万外来工的悲剧，更是当代深圳的悲剧。”这部分仅保留第一句话，后面全部删除，原因是对深圳批得太狠了，语气不符合主流色彩。
4、原文：“然而，该方案在政府内部遭到的阻力之大出乎意料，于是改革方案被迫一改再改，到最后就是不了了之。”把“到最后就是不了了之”删去。
5、原文：“对于掌握实权的部门和干部来说，改革就是要放权，就意味着寻租机会的减少，意味着利益的丧失。这是改革最现实的阻力。曾经参与深圳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专家李红光说，掌握实权的部门不愿意削减自己的权力。”后一句话被删去。
6、原文：“然而，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深圳的改革不但不能与上海、北京等地相比，而且在一些领域甚至落后于内地一些城市，深圳本地媒体的表现就被批评比内地的城市更保守更没有闯劲。”后面关于深圳媒体的评述删去。
7、原文：“2002年10月，深圳市党政一把手率领庞大的代表团，浩浩荡荡开往上海江苏考察。学习精神固然可嘉，但是现实的确反映深圳改革不仅落后，而且在全国的影响力不断下降。当时的深圳，正陷入“被谁抛弃”的集体迷惘之中，然而即使这种集体情绪的爆发，对深圳改革也难以推动。
2005年10月，《南方都市报》公布了一项网上调查，结果显示87%的网民觉得“深圳政府改革创新勇气与魄力尚不够大”。笔者与深圳公务员多有接触，发现资历尚浅的年轻公务员普遍关注深圳改革，而且颇有激情，但是处级以上的干部基本上是谨小慎微，更让人惊异的是这些人对改革之类的话题几无兴趣。深圳市政府的一位高层就说，按照深圳目前的经济基础和实力，保持十年二十年的发展没问题。既然不怎么改革也可以保持经济的良好发展，又何必冒风险去改革呢？”
这部分仅保留第一句话，改为：“2002年10月，深圳市党政一把手率领庞大的代表团，浩浩荡荡开往上海江苏考察。学习精神与紧迫感可见一斑。”语气转为比较正面的表述。
8、原文：“对于深圳的主政者来说，既然是特区，改革就不能回避，但如何妥当改革则是一个费思量的问题。与八十年代的改革不同，当时的改革者都扛着中央的尚方宝剑——那时候深圳的主要领导都是中央直接派下，授命直奔改革的使命而去，但在九十中期以后却都是从广东省下来。这种微妙的变化让深圳人感到有所失落，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九十年代以来深圳在中国改革的战略地位相对下降。这种地位下降，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主政者的风险考量。”后面两句话被删去。
9、原文：“从这个意义来讲，邓小平不但是深圳的造物主，还是深圳的救世主。邓小平在深圳人心中的地位之高之神圣，就是这样确立的。”被删去。
10、原文：“然而，邓小平的离去使这一切发生改变。深圳失去的不仅仅是改革的精神象征，而且失去了改革的坚实拐杖。一方面，不能意识到改革内涵上的转变，深圳在九十年代后期逐渐丧失改革方向，另一方面，因为改革失去仰仗，在各项改革上畏手畏脚，碰到问题绕道走，矛盾也就因此越积越多，后面的改革也就越来越困难。”前两句话被删去。
11、原文：“也许，来自中央的明确授权，虽然不是深圳可以仰仗的尚方宝剑，也可以聊充深圳的改革拐杖？”这一句删去。
12、原文：“深圳市民也对深圳迈开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寄予厚望，期待深圳藉此开创新的特区时代。然而，由于当前中国不但缺少一个邓小平似的改革权威，而且中央政府的权威在地方的相对下降，没有可以信赖的拐杖，成为深圳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最大的顾虑。”后一句删去。
13、原文：“实际上，在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制度改革领域，深圳不但有更大的作为空间，而且也有了相应的基础和条件，那就是深圳已经拥有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队伍。”
改为：“但是如果跳出历史窠臼，实际上在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制度改革领域，深圳不但有更大的作为空间，而且也有了相应的基础和条件，那就是深圳已经拥有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队伍。”
14、原文：“遗憾的是，深圳主流媒体一直宣扬深圳在技术上的自主创新，而对上述社会上的新观念、新事物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主流话语也有意无意忽略这些公民新意识、价值新观念、经济新概念以及生活新风尚。他们难以意识到，深圳中产阶层表现出来的这种新气象，不但形成“新深圳人”形象，也是迈入公民社会的可喜征兆。”
整段删除。
15、原文：“然而，深圳当局不但不能正确认识“新深圳人”的崛起和NGO的发展，也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崛起和发展，近年来在业主维权、民间团体自治、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等问题上进退失据，结果让人大失所望。”
改为：“政府管理部门应正确认识“新深圳人”的崛起和NGO的发展，研究如何应对这种崛起和发展。”
16、原文：“深圳当局的进退失据一方面是因为以往宁守勿进的惯性思维，另一方面则在于“新深圳人”的崛起的确给他们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在中国，对于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大家都已经驾轻就熟，但对于由下而上的改革诉求则无以应对。”
改为：““新深圳人”的崛起的确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在中国，对于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大家都已经驾轻就熟，但对于由下而上的改革诉求尚缺乏经验。”
17、原文：“如果能响应和驾驭这种自下而上的推动力，深圳就有可能为中国探索出一条建立公民社会的成功路径。”
改为：“如果能响应和驾驭这种自下而上的推动力，深圳就有可能为中国探索出一条建立新型和谐社会的成功路径。”
这里把“公民社会”改为“新型和谐社会”，编辑似乎想用“新型”来特指，可以理解，但不是很赞同。因为“和谐社会”是一个很抽象很笼统的概念，而“公民社会”在学术界已经是一个有具体表征的社会型态，因此我认为，和谐社会是过渡性概念，最终充实它的就是公民社会——就像八十年代提的商品经济一样，也是一个过渡概念，最终取代它的是“市场经济”。
18、原文：“事实上，拥有这么多热情高涨、年轻有知识的“新深圳人”，深圳的改革还在寻求什么拐杖呢？”
改为：“事实上，拥有这么多热情高涨、年轻有知识的“新深圳人”，深圳还需要彷徨四顾吗？”
|
|
周立太的出现为深圳提供了一个从效率向公平转换的历史机会，但遗憾的是深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邓小平不但是深圳的造物主，还是深圳的救世主。然而，邓小平的离去使这一切发生改变。深圳失去的不仅仅是改革的精神象征，而且失去了改革的坚实拐杖。
关键词：深圳?改革 邓小平 特区
|
|
小平塑像前簇拥着鲜花。四面八方的人们来到这里，因为这里曾经是改革的圣地，邓小平理论的实践地，中国新时期的延安。2007年2月这个地方显得更为特别，因为今年不但是邓小平逝世十周年，也是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发表十五周年。缅怀一个意气风发的改革时代，追思一代伟人的改革功绩，没有哪里比深圳莲花山顶的邓小平铜像广场更合适。
对于一千多万深圳人来说，这里更是圣地中的圣地，他们衷心感谢小平在南海边划的这个圈，为他们打开了人生的辉煌空间，更感谢邓小平屡屡在关键时刻为特区改革保驾护航，指点迷津。有人在邓小平铜像前匍匐在地，长跪不起，有人甚至痛哭流涕，更多的人肃立默思。邓小平去世的这十年来，深圳经济规模在全国城市中跃居第四，但深圳也失去了很多，大家发现，邓小平的背影在这里逐渐远去……
经济特区名存实亡
首先失去的是作为改革试验地的“特区”。今年的全国人大，将审议通过“两税合并”，以统一全国税制，使内外资企业在同一个标准上公平竞争。2003年，深圳作为经济特区的优势仅剩下最后一项，那就是百分之十五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两税统一后，这个优惠随之消失，“经济特区”对深圳来说名存实亡。“这个本意是要废除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但它顺带着也废除了所谓‘深圳经济特区’这些年来唯一的一项优惠政策：15%的所得税率。对国内别的地区的内资企业来说，从33%到拟议中的25%，实际上是在行减税之实，但对‘深圳经济特区’的内资企业来说，则实际上是增税10%，这样大幅的增税，将对深圳的经济稳定造成怎样的冲击？”著名媒体人士、深圳主义者金城如是说，“无论如何，于深圳而言，一个时代真的结束了。而且，大家也都相信这个现实了。”
然而，失去“特区”却是一些深圳人的不可承受之重，因为他们把“特区”看作是深圳的生命之源，看作这个城市的灵魂。深圳纪念改革开放的日子，不是1979年1月招商局在蛇口开天辟地的一声春雷，也不是1979年3月国务院将宝安县升格为深圳市，而是以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设立深圳经济特区为准。2005年8月，深圳隆重纪念了自己的二十五周年。2000年8月如是，1995年亦如是。
然而，“特区不特”早在1994年就被著名学者胡鞍钢旗帜鲜明的抛出来，而且在当时还引发了一场大争论。到了2000年，在中国加入WTO的大背景下，经济特区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维持局部利益的“特权”，与WTO倡导的公平竞争理念背道而驰。然而，理论界未能为当时的深圳走出特区时代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深圳的当政者也不愿抛下“经济特区”这块金字招牌。2000年以来，深圳不断在特区的荣光和现实的竞争中挣扎，无可避免地陷入“何去何从”的迷惘之中。
丧失改革转向的历史机遇
深圳陷入的困境是深圳不能准确把握邓小平改革内涵的结果。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指出要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在九十年代开始重点关注这个问题。在南方讲话中，邓小平重点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显然，改革的前期是效率优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后期就要强调公平，以缩小两极分化，迈向共同富裕。2003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和谐社会理念，强调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两大基石。从效率优先到强调公平，无疑是根据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作出的重大转变。
遗憾的是，深圳对于这个历史性转变没有把握。从地区发展的角度来看，特区的存在明显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尽管这几年深圳实际享受到的特区优惠政策屈指可数。从胡鞍钢提出“特区不特”，到WTO引发公平争议，到和谐社会的公平理念，特区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均已当然无存，但是深圳即使得不到特区之实，而还要强顶特区之名，这是深圳的无奈，也是深圳的遗憾！
而在特区内部，深圳也没能从效率的快车转到公平的天平上，让越来越多的人享受改革的成果。1995年深圳市劳动局企业员工收入分配课题组对深圳的114家国有企业调查，发现在相同的岗位上，外来工的月工资是800元左右，而有深圳户籍的员工工资则高达2500元左右。但此后的情况似乎更差了。九十年代后期，由于内地农村普遍不景气，出现李昌平所说“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状况，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沿海发达地区，珠三角工厂在这几年也就获得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样也就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包括深圳在内的珠三角地区经济每年以百分之十几的速度高速增长，而农民工收入却不增反降！
最近几年，珠三角地区治安形势不断恶化，表面原因是外来人口过多、警力不足所致，但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两极分化、贫富差距过大，对建设和谐社会构成严峻挑战。深圳、广州虽然禁摩、清理整顿，但是治标不治本。1990年底，邓小平说：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992年底，邓小平提到，“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十五年后我们重读这段讲话时，不能不钦佩邓小平的远见卓识。
尽管农民工这点可怜的工资已经低得不能在低，但还是经常被拖欠。来自深圳的统计数字显示，仅97年至99年三年间，由深圳劳动部门处理的企业拖欠的工资就近4.5亿。除此之外，外来工还要面对高额的子女入学借读费、暂住证收费、医疗收费等等不公平待遇，遇到工伤事故更是难以索赔。
2001年12月以“打工者律师”闻名的周立太被深圳市龙岗区司法局责令停业，但周立太认为自己是合法营业，一度提起行政诉讼，但最终还是被“请”出深圳。自1997年起，这位来自重庆的律师为深圳八百多名工伤事故受害者打赢官司，获得赔偿，最有名的是他在2001年8月为56名被非法搜身的女工提供法律帮助，轰动海内外。如果我们把周立太所作所为的背景切换在2004年，结果会是如何？那年中央不但提出了和谐社会，而且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强调要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为农民工说话。显然，周立太的出现为深圳提供了一个从效率向公平转换的历史机会，但遗憾的是深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促进公平分配，缩小两极分化，不但是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攻克的最后最艰难的堡垒，而且还可以为政治体制改革带来契机，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可惜，深圳拒绝了。
处理了周立太这样一个“小律师”，却让深圳失去一个重大改革的历史机遇，而且在现实中成为深圳今后几年劳资冲突不断的诱因，也就是一些媒体所指出的，让“深圳血汗工厂有恃无恐”。周立太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深圳数百万外来工的悲剧，更是当代深圳的悲剧。
改革动力消解殆尽
当然，从改革的大趋势看，周立太事件反映了深圳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取舍，而从改革的现实政治来看，则是深圳在改革的机会与风险之间的选择。任何改革都是有风险的，但是不同时期改革的风险与收益是不一样的。1979年4月，邓小平对要办特区的广东省说：“中央没有钱，给你们一些政策，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确，当时的改革者所拥有的除了政策，那只有坚定的改革决心。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深圳的改革者自然是无所畏惧。但是到九十年代后期，深圳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全国第四，利益关系盘根错节，改革的阻力很大，失败的风险也倍增。
2003年，深圳市向社会公布了酝酿已久的“行政三分”改革方案，即借鉴香港的文官架构，将整个政府按照大行业、大系统分成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职能块”，建立一个决策、执行、监督三种职能相互分离又相互协调的全新政府架构。有人据此认为，如果深圳的“行政三分制”改革一旦成功，即其中的制衡功能发挥作用，深圳将会成为中国大陆的城市中政府最清廉、行政效率最高的地方。因此，当时社会各界对深圳的这次改革关注度很高，期望值则更高。然而，该方案在政府内部遭到的阻力之大出乎意料，于是改革方案被迫一改再改，到最后就是不了了之。
对于掌握实权的部门和干部来说，改革就是要放权，就意味着寻租机会的减少，意味着利益的丧失。这是改革最现实的阻力。曾经参与深圳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专家李红光说，掌握实权的部门不愿意削减自己的权力。2003年7月深圳市公布第三轮行政审批改革结果，但发现深圳市行政审批项目实存497项，比第二次改革后政府公布保留的385项还要多。好一点的部门阳奉阴违，把行政审批的一些小项目合并成大项目，当作是缩减了审批程序。
因此，尽管深圳有着千百个改革的理由，但是深圳内部的改革动力已经被现实利益消解殆尽。改革动力消解，不但使深圳在关键领域的改革缓慢甚至停滞不前，而且让深圳在全国的改革话语权逐渐丧失。从改革之初的八十年代到九十中期，深圳充分发挥了试验地和排头兵的优势，在外贸、财政、金融、人才、市场等领域的改革独步先行，成功经验也逐步向全国推广，深圳也一度多年是全国取经学习的改革先锋。然而，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深圳的改革不但不能与上海、北京等地相比，而且在一些领域甚至落后于内地一些城市，深圳本地媒体的表现就被批评比内地的城市更保守更没有闯劲。
2002年10月，深圳市党政一把手率领庞大的代表团，浩浩荡荡开往上海江苏考察。学习精神固然可嘉，但是现实的确反映深圳改革不仅落后，而且在全国的影响力不断下降。当时的深圳，正陷入“被谁抛弃”的集体迷惘之中，然而即使这种集体情绪的爆发，对深圳改革也难以推动。
2005年10月，《南方都市报》公布了一项网上调查，结果显示87%的网民觉得“深圳政府改革创新勇气与魄力尚不够大”。笔者与深圳公务员多有接触，发现资历尚浅的年轻公务员普遍关注深圳改革，而且颇有激情，但是处级以上的干部基本上是谨小慎微，更让人惊异的是这些人对改革之类的话题几无兴趣。深圳市政府的一位高层就说，按照深圳目前的经济基础和实力，保持十年二十年的发展没问题。既然不怎么改革也可以保持经济的良好发展，又何必冒风险去改革呢？
寻找失去的改革拐杖
对于深圳的主政者来说，既然是特区，改革就不能回避，但如何妥当改革则是一个费思量的问题。与八十年代的改革不同，当时的改革者都扛着中央的尚方宝剑——那时候深圳的主要领导都是中央直接派下，授命直奔改革的使命而去，但在九十中期以后却都是从广东省下来。这种微妙的变化让深圳人感到有所失落，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九十年代以来深圳在中国改革的战略地位相对下降。这种地位下降，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主政者的风险考量。
即使是扛着尚方宝剑，八十年代的改革也不是一帆风顺。从改革伊始到九十年代初，无论好坏，无论成败，围绕深圳的改革就不断出现各种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深圳的主政者自然站在风口浪尖之上。不过在每次重大争议的关口，最终都有改革的最高权威来为深圳说话——1984年和1992年，邓小平曾两次肯定深圳的改革成就，尤其是在南方讲话中以三个“有利于”解决了姓社姓资的问题，关于深圳特区和改革的性质也就不再有争论，保证了深圳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进行。从这个意义来讲，邓小平不但是深圳的造物主，还是深圳的救世主。邓小平在深圳人心中的地位之高之神圣，就是这样确立的。
然而，邓小平的离去使这一切发生改变。深圳失去的不仅仅是改革的精神象征，而且失去了改革的坚实拐杖。一方面，不能意识到改革内涵上的转变，深圳在九十年代后期逐渐丧失改革方向，另一方面，因为改革失去仰仗，在各项改革上畏手畏脚，碰到问题绕道走，矛盾也就因此越积越多，后面的改革也就越来越困难。
近年来深圳一直希望成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而且在2005年第一个向国家发改委提交申请，但结果却是上海浦东新区最先获得批准，其后天津滨海新区成为第二家，而至今深圳也没看到希望。对此，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9月视察深圳时说得非常明确：“经济特区本来就具有改革‘试验田’的功能和使命，理所当然地承担着国家改革创新综合试点工作。”言外之意，作为特区，深圳在改革创新的空间上其实应该比综合改革试验区更有条件，也应更有作为。事实上，深圳二十多年的改革也就是国家综合改革试验的体现。难道是深圳人不能意识到这点？不是。深层次的原因不难理解，深圳对自己进行改革不自信，而是希望从中央获得各领域改革的明确授权，其目的一则为改革增加权威，二则化解改革失败的风险。
也许，来自中央的明确授权，虽然不是深圳可以仰仗的尚方宝剑，也可以聊充深圳的改革拐杖？
公民社会的历史机遇
温家宝总理在深圳的讲话多次提到“体制改革”，希望深圳在制度创新上作出新的贡献。当时《羊城晚报》报道指出，温家宝指示特区还要“特”下去，特区特别要大力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还要按中央的要求搞好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制度改革。
深圳市民也对深圳迈开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寄予厚望，期待深圳藉此开创新的特区时代。然而，由于当前中国不但缺少一个邓小平似的改革权威，而且中央政府的权威在地方的相对下降，没有可以信赖的拐杖，成为深圳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最大的顾虑。
实际上，在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制度改革领域，深圳不但有更大的作为空间，而且也有了相应的基础和条件，那就是深圳已经拥有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队伍。在深圳，年收入介于10万元人民币到60万元人民币的人群可称为中产阶层。据深圳房地产界估计，深圳富有的中产阶层人数至少200万。这个阶层不但富有，而且普遍年轻、有知识，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不但是深圳消费的主力军，而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共领域。
在近年激烈的社会转型中，深圳的中产阶层在公众面前的表现越来越突出。无论从纵向的历史对比，还是从横向的城市之间对比，深圳崛起的中产阶层明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新的公民意识，也即深圳人的纳税人意识和公共参与意识在国内城市中非常突出，如李红光为了向深圳两会提交建议，就曾自费在报纸上做广告。从业主维权、消费者维权到积极参与人大选举，深圳人关注对象从私领域逐步转向公领域，显示自己作为城市主人的存在。
（二）新的价值观念，以自我肯定为主导，既不同于传统的功成名就，也不单纯地以赚钱为目的，而是以内在的充实感和满足感来肯定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新的经济概念，深圳企业不简单追求企业规模上最大，也不单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也而是以创新为基础，确立自己在行业内的标杆地位和话语地位，如招商银行、万科地产虽然不是行业老大，都成为行业内的标杆企业。
（四）新的生活风尚，在新的价值观念下，深圳人的生活方式体现为内在充实，不但多姿多彩，而且也积极健康，如深圳自助游和自主探险的“驴友”保守估计有十万人，他们在网上自己组织，不但让个人充实，而且同时进行环保宣传、扶贫支教等活动。其他如车友、虎友等，在深圳也各自形成自己的大大小小生活圈子。
遗憾的是，深圳主流媒体一直宣扬深圳在技术上的自主创新，而对上述社会上的新观念、新事物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主流话语也有意无意忽略这些公民新意识、价值新观念、经济新概念以及生活新风尚。他们难以意识到，深圳中产阶层表现出来的这种新气象，不但形成“新深圳人”形象，也是迈入公民社会的可喜征兆。
公民社会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如NGO（非政府组织）等则是和谐社会的关键。然而，深圳当局不但不能正确认识“新深圳人”的崛起和NGO的发展，也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崛起和发展，近年来在业主维权、民间团体自治、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等问题上进退失据，结果让人大失所望。
深圳当局的进退失据一方面是因为以往宁守勿进的惯性思维，另一方面则在于“新深圳人”的崛起的确给他们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在中国，对于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大家都已经驾轻就熟，但对于由下而上的改革诉求则无以应对。
在强大经济力的推动下，深圳日益澎湃的社会力，是推动公民社会形成的中坚力量。如果能响应和驾驭这种自下而上的推动力，深圳就有可能为中国探索出一条建立公民社会的成功路径。在这个改革的历史机遇上，深圳不能再犹豫。事实上，拥有这么多热情高涨、年轻有知识的“新深圳人”，深圳的改革还在寻求什么拐杖呢？（《财经时报》2007年2月10日刊发，发表时有改动和删节，改动细节见http://gzx1975.spaces.live.com/blog/cns!97827FA32B786915!585.entry）
|
转贴茅老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但对“人权”做了精辟的诠释，而且把人类社会的进步与人权观的关系讲透彻了。目前北京当局对人权的解释正从“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发展权”，向“公平正义”演进，最终也会演进到茅老的这个界定。可笑的是，茅老现在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对于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他们到底害怕什么呢？
去年在深圳有幸见到茅老，一个精神矍铄、思维活跃的老人——衷心祝愿茅老幸福、快乐！
根据我很有限的历史知识，我估计过去五千年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的两千五百亿人口(此数是根据几个假定条件估算出来的)中，绝大部分都生活得很不幸。他们一辈子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填饱肚子。从出生开始，就在饥饿中挣扎。大部分活不到壮年就死了。所以一直到公元1820年，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只有26岁。就算勉强有得吃了，又往往碰到兵荒马乱，妻离子散，流离失所。灾荒和病疫经常会发生。到十九世纪为止的人类，始终被马尔萨斯的人口受粮食限制的规则所制约，不能摆脱饥饿和疾病。从表面上看，这是由于科技不发达，但是据我看，人类绝大部分的灾难是人类自作孽造成的。否则的话，人类的发展可以加速好几倍。
十九世纪以后，人类慢慢地进入发展阶段，而且呈加速的趋势。最近的五十年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不但彻底摆脱了饥饿，人口能够迅速增加，寿命也大幅度延长，享受的物质财富成十倍地增长。当然，人类的自作孽还没有完全停止，所以挨饿的人照样还有。但是从规模上看，越来越缩小了。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人们挨饿是粮食生产不足，其实完全不是。粮食再多，没钱的人照样挨饿。他们的问题是没钱，只要有了钱，再多的粮食也能够生产出来。粮食生产的后备力量非常充足。也不光是粮食，当今全球经济基本上是一个供给能力过剩的经济。有些贫困的国家，其所以贫困并不是没有生产能力，而是自作孽造成的。我们中国人对此最有亲身感受。还是这块土地，还是这些人民，二十多年来，生产增加了六七倍。原因是我们不再自己斗自己了。今后怎么样?就看我们是不是还要用各种理由制造出内斗的事端。这可不是容易的事。有迹象表明，一场内斗正在临近我们。
人类过去几千年发展非常缓慢，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十九世纪以前的停滞，和十九世纪以后的快速发展?我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人权观念的出现，逐渐被确立，慢慢地得到承认，并且越来越巩固。当今的发达国家都是人权得到尊重的国家；而欠发达国家都是人权被蔑视的国家。为什么人权如此重要?道理并不深奥，只要没有偏见，很容易理解。
首先从最根本的人跟人的利害关系来分析。这种关系有四种不同的情况，即利人利己，损人利己，损己利人，和损人损己。从全社会的角度看，第一种情况最好，其他三种情况都有人受到损伤。要防止其他三种情况的发生，必须强调不得伤害别人，或者每个人有不受伤害，保护自己的权利。这就是人权的最初思想。这个思想并不复杂，但是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像不许烫发，不许穿高跟鞋，不许在公园里跳舞等等。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人，但当局却严加禁止。现在这些行为已经自由化了，但是一个人没有做任何损害他人的事，甚至做了有利于别人的事却说他犯了法。这样的事还经常发生着。孙大午案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他们为社会创造财富，解决就业，但是他们的企业被关闭，被没收。
如上所述，人类历史充满着悲剧。许多学者，政治家，都在思考怎样避免这些悲剧。有从政治层面着想的，认为人间悲剧是统治者的残暴造成的，所以主张统治者施仁政；有从道德层面着想的，认为人间一切坏事都是私心造成的，要避免对人的伤害必须取消私心，所以提倡反私；有从阶级分析出发的，认为罪恶来自阶级压迫，要避免悲剧的发生必须取消拥有资产的资产阶级，实现公有制;也有人认为问题出在对坏人打击不力，所以要让好人专政，叫坏人永世不得翻身。这许多想法都尝试过，实践过，他们统统都失败了。事实证明这些想法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没有抓住根本。根本是什么?答案非常简单，就是普通人常常被有权有势的人侵犯。要避免社会的悲剧就要提倡人跟人平等，反对有权有势的人凭权势侵犯普通人。这就是人权。
为什么提倡施仁政无效?因为如果万一统治者不施仁政就没有办法纠正他。有人想出了民主，让老百姓选举统治者。这个想法前进了一步。但是选举有其背景。残害人民的萨达姆在伊拉克也搞选举，而且得票率接近百分之百。难道老百姓真的愿意选一个残害自己的人当总统吗?显然不是，只不过被人控制，身不由己。民主选举是不错，但是首先需要有自由，有不被人控制的权利。这就是人权。
提倡无私对不对?可以直截了当地回答，不对。有私心的人提倡无私，是叫别人无私，从而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地侵犯别人的私。即使真真做到毫无例外地人人无私，这个社会并不美好。人都没有了私心，人还追求什么?人活在世界上为了什么?人们以为自己无私可以服务于别人，让别人改善处境。可悲的是别人也已经不再追求自己的利益，你为别人着想，别人并不领情。无私的社会是一个非常滑稽的社会。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不过一部分人有私，另外一部分人无私，倒是能够互相配合的。问题在于谁应该当无私的那部分人?谁应该当有私的那部分人，倒是一个难题。其实这个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倒是能够解决的，那就是承认人可以，甚至应该有私心，但是不得侵犯别人的私。或者说，私是平等地赋予每一个人，不允许一部分人有特权可以侵犯别人的私。而这就是人权。
施仁政和无私是中外古今典型的政治号召。因为行之无效，后来有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认为通过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可以达到人类的共同理想，平等自由，个人获得解放。可是事实上这个理论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当然，失败得如此彻底并不都是马克思的错误， 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政策。而是各种各样的独裁者后加上去的，不过他的理论的确有根本性的错误。首先他没有想到，公有制不可能让全体公民共同参与生产资料的经营管理，只能由少数人代表公众来实施，结果把真正的所有者排除在外，变成了旁观者，经济权力的集中导致政治上的独裁。其次，他没有想到私有制果然有问题，但是公有制的问题更大。因为大家对公共财产漫不经心，缺乏责任感，官僚风气盛行，企业普遍亏损，效益低下，社会弥漫着懒惰气氛。生产萎缩，民众生活困难，连粮食都不够吃，成为短缺经济。这和私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相比较，确有天壤之别。所以后来发展的趋势不是公有化，而是世界性的私有化浪潮。当今还在坚持公有制的几个国家，已经途穷末路，经济不能自立，全靠国际援助过日子。而经济蓬勃发展的都实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即使还在名义上坚持共产主义，暗地里都实行了相当彻底的私有化。
至于搞无产阶级专政，更是匪夷所思。全世界都高呼民主的时候，竟然有少数几个国家公然要专政。专政的理由是不对坏人专政，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好人就要倒霉。这里有几个问题。首先是如何区别好人坏人?按照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无产阶级都是好人。这种说法显然站不住脚。无产阶级里和别的阶级一样，既有强盗小偷，也有贪污腐化分子，更不用说残害百姓，杀人不眨眼的专制魔王。其次，什么叫"乱说乱动"?坏人不可以乱说乱动，难道好人就可以乱说乱动了吗?事实上专政的实践是有些人可以为所欲为，不受制约，被专政的人则被剥夺了基本权利，没有发言权，没有申诉权，人身自由被剥夺，甚至连生命都没有保障。结果是冤狱遍全国，跟秦始皇时代差不多。人权恰恰和专政不同，它强调人人都得到同样的法律保护，谁也无权置身于法律之外，谁也没有不遵守法律，侵犯他人的特权。
人类历史充满着杀戮，阴谋，背信弃义。造成这些冲突的原因无非是争权夺利。但是说到底是争权，夺利还在其次。因为如果没有权，光有钱，这钱也会保不住。而只要有了权弄几个钱原本不在话下。权具有垄断性或排他性。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皇帝，一个部只能有一个部长。如果争夺的是绝对最高权力，争权必定是你死我活的，没有调和的余地。我们看看宫廷里发生的事就会深信不疑。最高领导权的归属是通过最残酷的斗争获得的。最高领导人和他周围同事的关系就是谁能够保持或者夺取这个位置。彼此的怀疑不论如何信誓旦旦也消除不了。开国皇帝都要杀功臣，因为不杀他们自己就有可能被杀。夺权要靠结成死党，靠威胁恐吓，当一切手段都用尽之后最后必定是靠赤裸裸的武力。所以有经验之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关系维持了几千年，一直到人民共和国，其本质没有丝毫改变。要改变这种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必须改变一方掌握生杀予夺之权，一方得不到任何保护的状态。新关系应该是权力的平等，任何人不得任意侵犯别人的基本权利，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同样的法律保护。这就是人权。由于人权的确立民主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已经不大有被阴谋搞下台的危险。但是他们也放弃了特权。如果有人到法院状告他们，他们得乖乖地接受法官的质询。谁也没有不遵守法律的特权。
对于大量从事生产劳动的普通人而言，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没有紧张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但是每个人的劳动果实能不能安全地获得，在过去是很没有把握的。因为当官的，有权有势的人很容易通过巧取豪夺把别人的劳动果实占为己有，而被剥夺的人没有反抗的权利。在这种规则下，获取财富最方便的方法，不是去创造财富，而是攫取别人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这就解释了何以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进步非常缓慢，而人跟人斗，搞阴谋诡计的研究非常发达。人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内斗方面。十八世纪以后人权观念慢慢地被确立，侵犯别人财产的行为越来越不容易，成本越来越高，而创造财富的收益能够得到保护，于是大家的注意力逐渐从彼此算计，调整到创造发明，科学技术得以空前地发展。所以说人权的确立是科技能够发展的条件。附带说一句，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武力起多大的作用。文明社会里武力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论理;而在野蛮社会里，武力有最后的发言权。挂着警察，公安，军队，法院等有武力做后盾的机关招牌的汽车可以不守交通规则，横冲直闯。因为讲道理没用，他们有最后的发言权。
当每个人都具有平等，自由的权利以后，财富的创造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第三者操心。这里用得着经济学里最起码的一条道理，即平等自愿的交换必定能够创造财富。它的逻辑解释如下:如果交换是平等自愿的，必定对双方有利，至少不会对交换的任何一方造成损害。因为人都有自卫的本性，对自己有害的事不会同意。除非自己在别人的胁迫之下，这就违反了平等自愿的前提。一件事对双方有利(或至少对其中一方有利)而没有人受损，必定有财富的增加。如果财富总量没有增加，则一方得益另一方就会受损。这原是最简单的逻辑。但是一百年前的经济学对此无法理解。那时候把财富等同于物质。物质不改变财富就不可能增加。交换以前和交换以后物质没有变化，所以财富也不可能增加。他们不懂物以稀为贵。物从多余的地方交换到稀缺的地方，价值就增加了。他们不理会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人们辛辛苦苦交换，其目的就是为了谋利。如果是等价交换，交换没有利益，参与交换的人都发疯了?他们忽略基本事实，去迁就自己顽固的陈腐观念。
当平等自愿的交换普遍地实施起来时，社会财富得以全面增长。这就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中国最近二三十年里发生的事。再回想一下交换使社会财富增加的前提，人跟人平等，每个人有参与交换的自由，人可以选择交换或不交换，也可以选择交换的对象，人追求自利是正当的，个人对物的所有权得到保护。这些条件任何一个被破坏，交换创利的结果就不可能完全实现。我们改革的下一步就是使这些条件进一步完善和巩固。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对个人财产的侵犯，往往还是以国家的名义;我们也可以看到交换的不平等，以强凌弱，像农民工拿不到工资等等。总之是人的基本权利的不平等，人权的未能到位。
中国改革以来，一方面大家享受的物质财富大大地增加，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许多丑恶现象，感到对市场经济的不满。但是应该区分正常的市场和扭曲的市场。有些人把丑恶归罪于人的自利本性。这就错了。丑恶并不是自利造成的，而是妨碍了别人的自利，或者说，是因为损人利己。市场应该是利人利己，如果大家按照这个原则来做事，绝大部分的丑恶就不存在了。当然，财富并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交换能使我们物质丰富起来，但是未必一定感到幸福。物质只是幸福的条件之一。我们追求的应该是幸福或者快乐。这光有财富是不够的。物质丰富加上人际和谐大体上相当于快乐。所以和谐是值得大家注意的一个目标。达到和谐的起码条件之一是对人权的保护。不谈人权，权势者能够欺侮平民百姓，想有和谐是南辕北辙。
由于人权观念的确立，人类社会从内斗为主转向以生产和创新为主。人类发展的轨迹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近二百年的人口增长率和过去一千多年相比，加快了12倍，而平均寿命的年增长率加快了50倍。这样的变化不能不说是文明历程的根本性转变。这个转变的原因，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人权的确立。应该讲，这个变化还远远没有完成。世界上固然有先进的发达国家，那儿人权得到尊重，但是也有经济政治落后的国家，那儿人权被践踏。当然，这些国家越来越少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就是指人权的畅通无阻。人权观念迟早要被全世界接受。负隅顽抗，螳臂当车者如果不及早觉醒，难免要被历史抛弃。
推行人权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对人权的抵制有不同的原因。拿美国来说，他的国内人权情况算是可以的，但是在国际上许多破坏人权的事都是它干的，像虐待外国俘虏，对外国的恐怖分子超期监禁，在国外设立秘密监狱(尚未证实)。这种状况是它的霸权主义造成的。在美国国内因为民权的传统非常强烈，百姓对政府的怀疑从来没有停止过。更有一部很好的宪法，有良好的言论自由的环境，使得强权欺侮个人的事很难隐瞒，更难实施。但是老百姓对自己国家在国际上的霸权坏毛病并没有切身体会，很少有人会挺身而出加以制止。联合国不是一个世界政府，无权制止一个独立国家的不良行为。只能靠国际舆论对美国的批评来限制它。霸权思想主要出自大国。所以大国应该对霸权思想提高警惕。中国是一个大国，现在我们很少能够称霸，所以霸权思想虽然有点冒头，还不算严重。将来就需要特别注意。
另外一种障碍主要发生在落后国家里，那儿民权思想还没有确立，特权还在盛行。推行人权的主要障碍来自拥有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一般也就是统治阶级。他们自己知道反对人权拿不出理由，只好横顾左右而言他。他们不敢说人权是人人平等的权利，而说人权是生存权，是活着的权利。他们最怕反特权，甚至连特权二字都不敢提。当然还有一些更落后的国家，根本不许提人权。把国家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实是把统治阶级中的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其目的就是欲盖弥彰的维护个人独裁。这些独裁者和周围人员的关系又回复到了本文前面所描绘的皇帝和群臣的关系。独裁者的命运是非常可虑的，即使费尽心思能够保命至终，也是大大地得不偿失。不如及早回心转意，改弦更张，走民主政治的道路，更为安全省心。
无论从国际的角度看或者从国内的角度看，推广人权的一个重要障碍是国家的主权观念。国家的观念由来已久，它有几千年的历史，已经深入人心，很难动摇。比如在中国，忠君报国，为国捐躯，是人生的最高境界。男子汉的模范是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最可耻的是投降敌人，当汉奸。在日本基本精神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换成了忠于天皇，并加了一个武士道精神。这种主权观念的特点是不问人权，不计对个人有什么后果，总是把国家放在第一位，哪怕老百姓经受巨大的灾难也在所不计。国家至上，主权至上的观念渗透到无处不在。体育竞赛跟国家荣誉联系在一起，国际纠纷不问是非曲直，只有敌我之分。如果国家有领土之争不问对当地百姓怎样，只求本国疆域能够扩大。这跟人权观念绝然不同。根据人权至上的观念，如果对百姓有利，有没有主权根本不是大家需要考虑的。(不过在当今世界政治的格局下，主权对于保护人权还是必要的)亡国奴之所以不可当，正因为丧失了人权。真正关系到个人生存状态的是人权，不是主权。统治者把主权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的目的，是借此可以侵犯普通老百姓的人权。我们要把颠倒了的主权高于人权的观念恢复正常，让人权高于主权。
细察当今世界上绝大部分国际纠纷都是因为主权，以国为界，彼此不相让而造成的。极少是人权问题引发的。霸权就是以国家为单位才发生的，恐怖主义也是针对国家的，不是针对人民的。如果取消了国家，既不会有任何人去制造原子弹，恐怖主义也失去了攻击的对象。许多所谓的大是大非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某些人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消除了国界这些是非也就没有了。事实上这种趋势已经出现，像欧盟二十多个国家共用一个宪法，货币也要统一，跨国旅行不需要签证。有许多国家允许百姓持有双重国籍。这种种现象说明主权观念日益淡薄，世界大同的理想可能并不遥远。但是几千年以来所形成的牢固观念肯定是不容易退出的。我们换要作长期国民教育的思想准备。这应该是全世界政治家，学者，企业家的共同目标。
向Carpent致意
Yesterday Once More
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the played I’d sing along
It made my smile.
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
How I wondered where they’d gone
But they’re back again
Just like a long-lost friend
All the songs I loved so well.
好电影要推荐：《窃听者》（窃听风暴，The life of Others）
|
|
几个冷峻的眼神和锲而不舍的态势，活脱脱地呈现出一个冷静到有点冷酷、自制得趋于苛刻的段位极高的狠角色形象。
关键词：窃听者
|
|
阅读全文
|
Page 1 of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