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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说二十世纪上半叶对世界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是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那么二十世纪下半叶则非弗里德曼莫属。因此，当美国经济学泰斗、货币主义经济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港译“佛利民”，台译“傅利曼”)于2006年11月16日以94岁高龄去世时，西方学界一片追念之声，中国的经济学人和自由主义者也倍感所失。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官方这次对人们悼念这位自由主义大师没开杀禁，不但网上敞开讨论和纪念，报刊也大篇幅推出悼念文章，谨慎一点的只称他是“货币主义大师”，突出他的货币经济理论，而不少媒体都引用撒切尔夫人给他的“自由斗士”评价，广州《南方都市报》评论他“为捍卫人类自由而言说”。
随着自由市场经济在全球的勃兴和计划经济的全面衰落，弗里德曼的地位和影响在二十一世纪还将进一步提升。然而，这位犹太裔经济学家的理论在早年却备受冷落。五十年代以来他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于1956和1957年先后出版《货币量理论研究》和《消费函数理论》，其主张与当时奉为圭臬的凯恩斯主义格格不入，为此他饱受美国经济学界排挤，其著作甚至不能摆上杜克大学那些名校图书馆的书架上。
1962年，这位凯恩斯主义的“反革命”出版了《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主张实行浮动汇率和负税率的新经济理论。在该书的导论中他写道，“对自由的严重威胁在于权力的集中。对于维护我们的自由而言，政府是必要的……但将权力集中于政府手中，也是对自由的威胁”。这本书集中体现了弗里德曼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而且也奠定了他能与哈耶克、米塞斯等齐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地位。
1963年，弗里德曼与施瓦茨两人合作发表《美国货币史》，系统批判凯恩斯的观点，认为正是美国政府过于干预经济运行规律，才造成了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美国货币史》鸿篇巨制，精深入微，一般人难以阅读，弗里德曼在晚年又专门写了一本《货币的祸害》，深入浅出介绍货币的历史及货币政策。
1974－1975年的经济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或交替上升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陷于重重矛盾的境地，弗里德曼的理论终获学界承认，于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弗里德曼经济理论运用的第一大贡献在智利。1976年在瑞典国王给弗里德曼颁予诺贝尔奖时，现场观众突然举起写着“自由归于智利人民”的横幅进行抗议，大减“资本主义下台、弗里德曼下台”，原因是他为智利政变的军政府提供了政策建议。1973年智利的通货膨胀率超过百分之三百五十，皮诺切特军政府向弗里德曼求援。当时活跃在智利的一群被称作“芝加哥男孩”的新锐经济学家们，把弗里德曼当作他们的精神偶像，他们按照弗里德曼的建议，帮助皮诺切特政府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削减财政预算，紧缩货币。正是弗里德曼的经济思想，将智利经济从崩溃边缘挽救回来，直到现在，智利的经济表现在拉美国家中仍出类拔萃。
1979年，美联储通过制定货币供应目标和加息等一系列手段有效控制了美国的通胀，此后弗里德曼先后成为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首相撒切尔的经济顾问。名声大噪的弗里德曼接着开始周游全球，到不同的国家推广他的经济理论，其中中国便是他重要的一站。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弗里德曼有着改造世界的雄心，尤其对于中国这个转变中的大国兴趣浓厚。而作为一个货币理论研究者，他很早就关注中国的货币现象，从北宋的“交子”到民国的通货膨胀，无一遗漏。八十年代以来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重点关注，并预言中国将崛起，在与妻子罗斯合著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Two Lucky People：Memoirs of Milton and Rose Friedman）中，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的兴趣和重视，谈到中国的篇幅仅次于美国，然而其中文简体版的这部分却被大幅删减，因为他与赵紫阳谈话的那部分内容在中国仍是“禁区”，另一个原因则与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有关。他在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写道，“对自由的严重威胁在于权力的集中。对于维护我们的自由而言，政府是必要的……但将权力集中于政府手中，也是对自由的威胁”，认为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也得不到保障。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一波接一波，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理论在中国有限地传播着。
在改革进行二十多年之后，中国在2004年刮起一股反思改革的风潮中，弗里德曼被一些人批为“新自由主义”的“头面人物”和“宗师”。2005年4、5月间批判风潮甚嚣尘上之时，有人更翻出弗里德曼1988年9月致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信，指其经济思想是中国新自由主义的“黑纲领”。
1988年9月，弗里德曼在张五常等人的安排下访问中国，在各大城市访问演讲，考察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性巨变，其间被突然通知要与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见面。在见面前弗里德曼向赵紫阳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也就是前述的那封信），对中国经济改革提出“几点意见”：一是结束外汇管制；二是结束通货膨胀；三是尽可能快、而且全面地放开对个别价格和工资的控制；四是用分散化和私人控制来取代政府对经济和国营企业的集中控制。“六四”事件后这次会面被列为赵紫阳罪证之一。也因为此，不少人认为是弗里德曼对当时中国的改革产生影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香港学者陈文鸿根据自己与中国经济智囊的接触，认为弗里德曼对当时中国的影响微之又微（见页五十四专文）。
尽管当时中国的改革是在中国逐步从计划经济的牢笼中摆脱出来时，市场化是一个必然的方向，因此这个方向性选择与弗里德曼关系不大，而在具体操作上，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中国领导人对改革还是有通盘考虑，主张渐进改革，逐步推进，例如在价格改革方面主张“调放结合”的“价格双轨制”，价格放开之后再取消外汇管制，而弗里德曼则主张立即取消。这在赵紫阳与弗里德曼的会谈中得到验证。张五常后来回忆说，“米尔顿巴不得立刻取消外汇管制，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则认为只有在放松了国内价格管制之后才能取消外汇管制。”
赵紫阳会见弗里德曼，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上是向他问计，实际上是希望借助弗里德曼为当时的“价格闯关”提供支撑。当时中国经济刚经历86、87年的软着陆后再度过热，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价格双轨制”的弊端日益明显，主持经济政策的赵紫阳限于两难困境之中。然而这时邓小平自己决定要“价格闯关”，1988年6月在连续几次接见外宾时反复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决定“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显然，当时左右为难的赵紫阳也愿意搏一把，试图突破经济改革的大关，然而当政府宣布政策之后，社会上的通货膨胀预期进一步强化，造成了全国性恐慌和经济失控，“价格闯关”戛然而止，但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不满，成为酝酿八九民运的酵母。
不过，如果从市场经济的整体发展来看，弗里德曼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议其实也暗藏玄机，那就是价格改革要与所有制改革同步进行，而所有制改革的前提就是政治改革。当时中国的价格改革已是山穷水尽，政治改革须同步进行，已成为当时包括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官员的共识。“价格闯关”失败后赵紫阳代人受过，形象和地位严重受损，埋下了“六四悲剧”的种子，但更大的悲剧在于改革的总舵手邓小平忽视了这一点，从而让中国的历史进程在一九八九年翻船受挫。不过，六四之后邓小平显然意识到这点，重提“白猫黑猫论”，以突破意识形态对所有制改革的束缚，而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无疑与所有制的放宽有密切的关系。
对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西方经济学者难以理解，判断经常出错，弗里德曼也不例外。“六四”后弗里德曼在《旧金山记事报》撰文认为，中国会有高度的通货膨胀，经济将崩溃了。但后来中国经济一直很稳定。为此他承认自己错了，他对自己的学生、华裔著名经济学家邹至庄说，“我得到一个教训，以后我知道，我对中国情形不懂的时候不应该随便说话”。后来他干脆说，“谁能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他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样，成为广泛流传的名言。2006年，中国进行最后一轮的价格改革，资源价格开始渐进型“闯关”。自1984年迈开第一步来，中国的价格改革已经走过了二十二个年头，距离1988年的价格闯关也已经十八年。时间之长，足见中国经济改革之复杂。
1993年弗里德曼第三次访问中国，当时中国正在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主导下进行宏观经济调控。这显然不符合弗里德曼的经济主张，不过当时中国经济生机蓬勃，让他更看好中国的发展。更让他欣慰的是，那一年中国开始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首次向全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指标，而当时美联储宣布不再将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目标。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可能是弗里德曼的经济思想在中国的最直接运用。目前中国坚行此法已逾十年，而世界各国纷纷采用利率、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弗里德曼当含笑九泉。
在中国学界，弗里德曼的影响更为深远。中国国际金融学先驱陈彪如和货币金融学权威陈观烈早年都曾得到弗里德曼指导，深受影响。陈彪如是中国国际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他出版的《国际金融》是金融系学生必读教材。九十年代以来，尽管中国大学的教科书只提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但是人们在深入探究中发现其经济思想的灵魂，并在中国去追求自由市场之美。
弗里德曼一生中四次踏足中国的土地，最早一次是1980年，最后一次是1999年访问香港。在去世前一个月，还在报纸上撰文，对香港放弃“积极不干预”政策耿耿于怀。在他眼中，香港是自由市场经济最成功的典范，而在他心中，他何尝不希望中国依靠自由市场体制在大国中和平崛起呢？从中国刚向世界打开国门，到中国在世界上崭露头角，弗里德曼都怀着一颗赤诚而热烈的心来见证这个大国的历史性巨变，同时也希望自己的自由经济思想随着这个大国的崛起辐射到世界的每个角落。（2006.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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