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邱老总之邀，香港城市大学的前客座教授刘再复来到《亚洲周刊》的“亚洲学堂”，讲起他的“新六经”。刘教授刚从台湾待了一年回来，演讲的题目是“我最新的文化思路”。刘教授讲到后现代主义行将末路，我们要从古典主义中吸取营养。这个古典主义不是西方的，而是中国的。他特别提到李泽厚现在推崇孔子和儒家，他说他对孔子的认识介于李泽厚与XX之间。

刘教授在台湾待了一年，他说他没想到台湾的民主会搞成那样。所以，他的文化新思路就是，民主化过程需要有一种精神支撑，这种精神就是他说的新的古典主义。

他说，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中国国民性的问题不应归咎于儒家，而应在两部小说找原因，一是《三国演义》，二是《水浒传》。中国人不断造反，暴力冲突彼此起伏，这两部小说的起了很坏的作用（当然，他说，这两部小说的艺术成就还是不能抹杀的）。他后来主张“告别革命”，也与此有关。对此我问他的一个问题，如何看待韦伯提出的资本主义的精神与基督教新教伦理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中国新生代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信仰基督教？他说，他部排斥其他文化，而是应该兼容并蓄，吸收人类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尽管他作了如此回答，不过限于时间关系，我不能和他探讨儒家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国民性的形成与儒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不过是把中国的权谋和暴力文化集大成罢了。这两部小说成书在明朝，此时中国的国民性格都已经基本成型了。

为此，刘教授非常推崇《红楼梦》，甚至说他是中国人的《圣经》。是不是圣经，还需要中国人去检验，去选择。《红楼梦》就是他“新六经”之一。其他五经则是：《山海经》、《道德经》，《南华经》，《金刚经》，《坛经》（我好像看到过一篇关于他的报道，把《易经》也列入其一，谁是谁非，还要去问他了）。其中，道家两部，佛家两部，一部小说，一部神话，儒家一部都没有，也可以窥见他对儒家的观感了。

另外，互动问答中，他还提到，中国内地比香港更能体现平等，学生们更喜欢提尖锐的问题。对此，我也不是很赞成。我想，在内地的学术讨论上可能会如此（其实现在更多的是互相吹捧、拍马屁），但香港社会的平等是华人社会中罕有的，大概是法治社会的产物。我们编辑部一位香港的实习同学就说，香港学生国语不好，能听懂就差不多了，提问自然是很困难的了。我想，这大概就是六教授产生误解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