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lking about “七”上“八”下的草纸时代
来自李成空间的评论。好像说我原文很悲观。 其实不然，我还是认为我们社会能够前进，只不过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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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上“八”下的草纸时代
――回呙师兄《80后，中国“下流”的一代》
居住在北京朝阳区的吴先生就职于中国人保寿险总公司某部门，最近他发现和他同住的小李空闲时间突然多了起来。一问之下，吴先生得到的答案是，由于部门发展与个人理想的冲突，小李辞去了工作，并且赋闲在家的前提是没有找到下家。“我希望干喜欢干的事业”，小李对吴先生说。
小李去年大学毕业，辞职以前同样在某家保险金融机构总公司任职，而吴先生在人保寿险工作之前曾在国内保险界著名的南开大学学习精算。而在此之前吴先生曾在青岛某家国企拿过四年一千多的月薪，在放弃老北洋的工科学位后才得以进入保险公司。
这是一件比较生动的70、80年代的对比的案例，呙师兄在文章中写道：“谁也不曾想到，80后一代会如此突兀地步入社会，而我们的社会还不知如何应对。说其突兀，在于80后这一代的行为、思想与他们的前辈迥然有别。尤其令我深深不解的是，他们中最大的与78年、79年那一代只是相差一两年，但是差异却已经泾渭分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80后现象”，探讨“80后群体”、“80后生人”，但80后才刚刚在社会中奏响序曲”。是的，年华一年一年过去，没有信仰在蜜糖中学习成长的单男单女80s已经开始进入社会了。
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代。他们经历了英雄主义最后消亡的八十年代，他们看的是如今电脑儿童不再看的葫芦兄弟、变形金刚这些最初的成功学教材，而在日本电视机中收看到的省市电视台质量低劣的节目不断告诉人们每条由政党规定的教条却在每条简陋的广告在不断提醒人们“限制”在逐渐越来越少。他们对幼年发生事件的回忆是概略的，对家庭成员面容视觉上的记忆也是模糊的。但是，他们确实倾向于能精确记住某些事情，某种意识。
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代。在小学时他们开始懂得少先队除了可以发红杠白底的牌子带在衣服左臂上可以荣耀以外，少了许多父辈经历过的三忠于四无限。他们被请求省下零花钱捐款给国家因为收到制裁、改革停滞不前而财政拨款缺乏的亚运会。他们发现父母的脸上开始凝重，偷听到的小声交谈说如果在这次中考中缺乏那么一点点分数，他们会被迫拿出几万块积蓄交给学校。他们发现所有的对他们而言利空的改革一项一项有条不紊地开始了。
再没有毕业分配的说法、取消福利分房购房货币化、医疗改制、父母由于学历被迫从工厂下岗美其名曰“分流”，据说大学学费已经开始再翻番了，由于家里开始准备学费被告知花钱要节省。真等到了上了大学，建国初奇怪的行政大区设置让80%的大学在经济领先自己家乡几个数量级的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发现每个月家里寄的钱不够花了，为什么有的小官的孩子总是穿的那么光鲜亮丽呢。
这是一个普通小城市80后的孩子受教育的前二十年。
“他们敢于挑战权威和传统，更勇敢地表达自我，但是却不懂自尊自重。他们追求自由，向往解放，但不过是身体和物欲的解放。他们对物质和感官享受孜孜以求，但精神追求却越来越少。他们资讯丰富，时尚科技、八卦娱乐无所不知，但知识却相当贫乏。他们感情热烈，爱憎分明，但对社会认识简单，价值失准。他们渴望有所成就，期待成功，但他们认为，成功等于人情（关系）＋金钱＋权力，甚至加上不择手段… ….”，师兄不无悲凉地写道。
而这些已经或者踏入社会的八十后，脑子里想的是：我只能靠自己，因为没有什么可以依靠；我希望享受生活，因为我不知道以后的状况；我想成功，因为我太多希望想成功的理由。所有的句子都以“我”开头。
资源是稀缺的，当真正头破血流，对生活有着悲壮的情绪之后，对物质的追求便成了最后的圣杯。社会并没有像宗教般高尚，当他们真正发现资源确实而且只能确实稀缺，他们的意识被舆论、社会所不接受，而事实又在说七十年代性格的老师朋友哥们忍辱负重才可以取得一点点成绩，八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又会怎么考量自己的前程呢？又会做出怎么样的行动呢？
有的人“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意愿、学习意愿、消费意愿全面下降”，有的则跟在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的七十年代尾巴后面小心翼翼，更多的则和我一样――文章开头的小李――渴望改变，对真挚的生活的渴望。
PS:写完这篇文章，流下一身冷汗。加之温度不低，冷热汗相混，非常讨厌。附上师兄的原文，请参考。
中行上市狂潮折射香港优势
尽管香港股市近来遭受一场不小的股灾，股指在五月二十二日大跌五百零八点，为「九一一」以来最大跌幅，不过香港的市场氛围并未因此转差，因为中国银行在香港招股受到热烈追捧，成为这个国际金融中心近期以来最令人瞩目的焦点。香港金融市场以其良好的法治环境和创新精神，不但得到投资者的广泛认可，也使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日益巩固。
由于包括机构在内的投资者对中行股票热烈追捧，除去策略投资者认购的中行股票后，留给公众投资者的股票已经所剩无几。不仅如此，有基金经理都担心无法认购到中行股票，因为基金也只能在公开招股后才能认购。市场人士预计，中行将像建行一样，行使超额配售权，把首发规模进一步增加百分之十五，达到一百十四亿美元，但即使这样，也不一定能满足市场的强劲需求。
当然，中行受投资者追捧也与其悠久的历史、广泛的海外影响力有关。中国银行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其前身是一九零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创立的「户部银行」，一九零八年改称「大清银行」。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准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同年二月五日在上海开业。一直到四九年，中国银行先后是当时的国家中央银行、国际汇兑银行和外贸专业银行。一九四九年后，经北京人民政府接管改组，中国银行将总管理处迁北京，成为专营外汇业务的银行。一九七九年四月，该行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一九九四年和一九九五年，中国银行先后成为香港、澳门的发钞银行。二零零一年，中国银行成功重组了香港中银集团，将十家成员银行合并成立当地注册的「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一年后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二零零三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试点银行，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零五年十零月宣布引进战略投资者，零六年六月一日在香港上市。
内地企业来港上市带动港股欣欣向荣，为香港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报，而香港市民也对内地企业追捧有加，新股上市均大幅上扬，其中湖南有色金属上市首日的涨幅更是高达百分之七十三！到现在香港股市高位运行，而且投资者对内地企业的热情不减，中国银行选择这个时机发行上市，自然是可以卖一个好价钱。事实上，由于近年来上海深圳股市自身的问题，内地企业纷纷来港上市，而且都获得不俗的发行成绩，香港也因此已成为中国最主要的集资市场。港交所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九成融资都来自内地企业IPO。二零零五年香港融资额最大的一零宗IPO有八家是内地企业。从一九九三年首只H股在港上市，至今年二月底，内地企业在港共筹得一千四百二十亿美元。香港财华社集团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余刚接受亚洲周刊专访时认为，内地企业来港上市除了可以融资外，一方面可以提升内地企业在海外的知名度及本身的企业管治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如果中国最优秀的企业都在香港上市，香港必将成为国际投资者投资中国企业和投资中国的首选。不言而喻，这对香港金融业是非常正面的。
截至二零零六年四月底，香港主板上H股和红筹股市值达到三万七千六百四十亿港元，占总市值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九，成交量超过一万亿港元，占总成交的百分之五十三。而在香港一一零零家上市企业中，内地企业数量超过三成。在这次中行上市之后，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以及国内最大的中国工商银行也将接踵在港上市，因此到今年年底，香港股市上H股和红筹股的市值比重将超过百分之五十，内地企业主导港股格局已是不争之事实。另外，港股从零三年四月的八千三百多点，一路飞奔至今年五月初的一万七千多点，两年之内上涨幅度超过百分之百，其中H股和红筹股功不可没。
由于内地股市自身的问题，IPO被暂停多年，这也是内地企业纷纷来港上市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现在内地即将重启IPO、中国银行也准备以最快的速度发行A股，这对香港股市、香港的金融地位有何影响呢？余刚认为，由于国内A股市场目前还未完全对国际投资者开放，而且人民币还不是自由兑换，因此内地重发新股在短期内不会对香港资本市场有任何影响。
「当然，内地重发新股肯定会引起（比如上海和香港之间的）竞争——在现代社会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也许这也是香港本身的一个机遇。」由于经常往返于北京、上海及深圳等地拓展业务，余刚对香港的竞争优势有独特的见解。他说：「如果香港能够一直实行严格的上市企业管治体系、独立透明的媒体监督机制、公正独立的司法体制，并能够不断得到加强和完善，国际投资者必然会对香港金融市场有信心。如果香港在上述各方面都比其他竞争对手更胜一筹，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就不可动摇。另一方面，如果能同时注重金融创新，香港就可以在竞争立于不败之地。」
法治与创新不但是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两个支点，也是代表香港的「中环价值」的支点。在国际投行界历经锻炼之后，余刚也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香港的独特优势之间找到创新的空间，在中环创办财华社，为全球华人提供首个跨市场的中文财经资讯，并在二零零五年成功上市，成为二零零五年最佳表现的IPO。
曾任职于香港高盛及纽约摩根证券的余刚有着丰富的投行经历。他认为，QDII（合资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的启动和今后内地居民可以全面投资香港和其他海外市场，也会把内地重发新股的影响变得无关痛痒。QDII的推出对主攻财经资讯的财华社显然是一个好消息，因为QDII的推出将刺激内地投资者对国际财经资讯的需求。
不过，余刚对此看得更宏观更长远，他认为市场热烈憧憬QDII，表明香港与内地的经济与投资将进一步得到融合，「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崛起需要几万亿美元的持续投资，如果香港可以一直是中国企业的首选融资平台，香港金融业及香港经济本身也可以找到持续发展的空间。」（2006年5月23日）
银行上市引爆国资贱卖争议
随着中行在香港招股的火爆，这场关于银行是否贱卖、国有资产是否流失争论日趋白热化。
财经评论员水皮则连续发表文章认为，和市价相比，不论是交行还是建行，不论是IPO价还是此前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批发价，银行股都被“贱卖”了。其矛头直指中农建工四大银行的国有大股东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前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汇金公司是国务院为管理注入国有商业银行的外汇资金而成立的投资公司，是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第一大股东，持有工商银行一半股份。水皮指出：“谢平的责任不是引进国际投行，而是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原始股忽悠出一个最接近市场价的发行价，建行卖低了，就在中行、工行身上找补回来，否则就是失职。”但中行的这次股改及上市显然会让他失望。
对此，谢平反驳说，老外是赚了钱，但他们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如果他们不进来，上市的IP0价格不见得这么高。对于广发银行向花期银行卖了一个价钱，谢平认为是行情带动的，“有人认为广发这样的银行都能出这么高，你们建行才1.15元？但是这个话也可以这么说，正因为建行上市了，中行、工行也要马上上市，行情特别好，就把广发银行的价格带上来了”。
国有商业银行在改制过程中是否贱卖，的确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不少学者就认为，要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虽然很难，但实现实质正义必须要用程序的正义来加以保障，因此真正值得批评的是中行（包括此前的建行）在上市之前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方式。为此他们主张这种引进不应该局限于以境外资本为对象，而应该对境内外资本一视同仁；另外，应该采取公开报价、自由竞争的办法，因为只有在自由兑价的前提下才能产生真正公平的市场价格，而目前中行和建行所采用的那种“点对点”私下协商的办法却很难找到真正公平的市场价格，所谈定的交易价格也就难逃“贱卖”之嫌。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曹红辉指出：“在战略投资者的选择和定价上，则采取公开招标的形式，明确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标准、选择目标、操作方式、透明度等，并及时将其各个投资者的具体条件在委员会内予以公开，增加选择的透明度和竞争性。”
中国的银行改革是在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后加快步伐的，因为根据加入WTO的承诺，从2007年1月1号开始，外资银行可以完全享受国民待遇，跟中国的银行展开全面竞争。为此中国金融决策当局决定，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清理庞大的内部机构、引进战略投资者，时间之仓促可想而知。
曹红辉对亚洲周刊表示，由于改革中的体制性弊端，导致“几家银行在股份制改造、战略投资者的选择和发行上市等问题上急功近利，抢时间抢进度，缺乏对银行改革战略、操作模式的规划、实际效果的评估与反思，将上市成功与否作为绩效考核甚至政治任务，对启动改革的具体条件、工作进程的适当性也缺乏整体考虑，忽视整体的实际改革效果”。
中国的银行改革是在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后加快步伐的，因为根据加入WTO的承诺，从二零零七年一月一号开始，外资银行可以完全享受国民待遇，跟中国的银行展开全面竞争，中国银行体系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直到零四年初中国才决定银行股改的具体方式，即利用外汇储备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来进行股份制改造。从这时到零五年十月建行上市、零六年中行、工行上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清理庞大的内部机构、引进战略投资者，时间之仓促可想而知。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曹红辉对亚洲周刊表示，由于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比较弱，决策能力差，金融改革的决策权变相流失到一行三会（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及保监会），一行三会由执行者变成决策者，这种体制性弊端，导致「几家银行在股份制改造、战略投资者的选择和发行上市等问题上急功近利，抢时间抢进度，缺乏对银行改革战略、操作模式的规划、实际效果的评估与反思，将上市成功与否作为绩效考核甚至政治任务，对启动改革的具体条件、工作进程的适当性也缺乏整体考虑，忽视整体的实际改革效果。此外，还引发境外机构的逆向选择，在商业谈判中对战略投资者的选择、定价方式和水平、上市时机等内容进行倒逼，使得重大交易的谈判缺乏足够的竞争性，偏离市场均衡水平」。而且由于分业管理，各部委之间、一行三会之间互不买帐，协调难度很大。曹红辉认为，中国应在国务院之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集中市场意见和专家智慧，以民主集中原则来负责金融决策，而不是少数人关起门来作决策，这样才不至于出现“贱卖”、“国资流失”的争议。（2006．5．24，亚洲周刊）
80后，中国“下流”的一代？
“知道吗，要等水烧开了再把面条放进锅。”一个刚大学毕业的朋友曾告诉我要如此下面条。我当时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技巧”，因为这是我自小下面条就知道的事情啊。到后来又发生一件事时，我才恍然大悟。有一次他去超市买冰冻小笼包回来，把小笼包连着包装的塑料托盘一起放进电锅里煮，我发现时小笼包已经和电锅烧粘到一起了！我问他，从哪里学来这种做法，他说：包装袋上写着要“隔水蒸”啊。原来如此！我差点晕倒。晕转过来时我也就明白了，那天他教我下面，大概是他刚刚得知了下面的诀窍，来好心教我一把！
我这位朋友刚大学毕业，如果说涉世未深的话还可以理解，五谷不分的话也可以接受（城里的孩子毕竟没几个见过农田），但是像这种四体不勤却是我未曾想到的。尽管像他这样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新一代年轻人不少显示出让我们难以理解和接受的言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也就是我们越来越多谈到的80后现象。
谁也不曾想到，80后一代会如此突兀地步入社会，而我们的社会还不知如何应对。说其突兀，在于80后这一代的行为、思想与他们的前辈迥然有别。尤其令我深深不解的是，他们中最大的与78年、79年那一代只是相差一两年，但是差异却已经泾渭分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80后现象”，探讨“80后群体”、“80后生人”，但80后才刚刚在社会中奏响序曲。
我对80后现象的关注始于近两年，大概是此前一直还把他们当孩子、当学生看待，而直到这两年他们开始成批踏入社会，走向工作岗位，才发现这个群体的特别之处。尤其是我到香港以后，与不少来自内地的年轻大学生接触，他们基本上都是内地读中学然后来香港读大学的。在香港这个自由发达的社会，的确给予他们很大的发展空间，遗憾的是他们在内地已经养成的习惯都带到香港来，而香港是一个非常重视规则规范、文明礼貌的社会，自然他们的行为让周围的香港朋友对他们颇有微辞甚至不满，而这在他们看来，是香港人不接纳他们。80后生人表现出来的鲜明个性，一方面让我们感到羡慕，但更大程度上是让我们忧虑。
他们富于热情，敢于偿新，但总是浅尝辄止，遇到艰难困苦更不敢面对。有的大学女生尚未毕业就开始物色老公，更多的则干脆报考公务员，尽管工资不算高，但他们说有灰色收入。有的找不到满意工作就干脆休业在家，靠父母养着，或者随便找一个轻松的事情得过且过。
他们昂然自信，但是却过于自我，在工作中眼高手低，而当他们大学毕业面临市场竞争时却是不知所措。我的朋友就感叹，现在招进来的大学生，什么都不会做，却会挑三拣四，基本的工作技能没有，人际关系也搞不好。
他们敢于挑战权威和传统，更勇敢地表达自我，但是却不懂自尊自重。深圳一家有名的房地产公司对新招进来的毕业生进行培训，总经理亲自讲课，期待甚殷，在自由提问时间，一个毕业生问：郁总，我什么时候能坐一下你的保时捷？那位老总没想到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此后还有两个学生向他问了同样的问题。
他们追求自由，向往解放，但不过是身体和物欲的解放。
他们对物质和感官享受孜孜以求，但精神追求却越来越少。
他们资讯丰富，时尚科技、八卦娱乐无所不知，但知识却相当贫乏。
他们感情热烈，爱憎分明，但对社会认识简单，价值失准。
他们渴望有所成就，期待成功，但他们认为，成功等于人情（关系）＋金钱＋权力，甚至加上不择手段……
去年8月，广州的一位大学老师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大学生，除了自己你还关心谁》，后来在网上和媒体上引起强烈反响。这篇文章提到他十几个学生的种种问题：缺乏礼貌，主人睡地板自己睡床；自理能力差，卫生纸用完无人理，用完东西“身首异处”；待人接物，习惯老师为自己服务；缺少团队意识，我行我素不管他人；眼高手低，对待工作挑肥拣瘦……基本上显示了这一代年轻人的特点。从这篇文章的回复和反响来看，我的判断是，这些的确是80后的普遍特征，而不是个别现象，这也为我在生活中的观察所验证。而且我也发现，农村的孩子比城市的孩子要好一些，贫困子弟则比富家子弟要好得多。
最近，一本名为《下流社会》的书畅销日本。作者三浦展认为，年轻一代源源不断加入“下流社会”，其最大的特征并不仅仅是低收入，更在于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意愿、学习意愿、消费意愿等的全面下降，也可以说是“对全盘人生热情低下”。中国的80后也可能成为“下流”的一代，尽管他们现在还充满激情，富有追求，但是他们的经历和素质却难以满足社会的要求，难免撞得头破血流。80后自小在温室长大，很少经历艰难挫折，而当他们在社会上遇到挫折，心理承受能力差，他们中间会有多少人能够自强自立？有多少人会走向人生的极端？当然，我想，这些都可能只是少数，更多人可能既不愿面对困难险阻，也不愿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从而随波逐流，自暴自弃，自觉或不自觉地流入下流社会。
曾有人撰文分析， “80后群体”普遍患有“社会低能症”，在于他们大多为被称为“小皇帝”的独生子女，从小在衣食无忧的环境里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导致他们成年后缺乏合作意识和团队意识，人际关系应对力和心理承受力相对薄弱，对工作难以专一，内心和行为长期处在仍未“断奶”、离不开父母呵护的状态，等等。
如果继续深究80后现象产生的原因，我想，这与他们成长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九十年代以来正是他们获取知识、认识社会的时期，但这时已经是一个理想消亡、金钱挂帅的时代，一直持续到现在。同时，这也与他们父母亲的成长背景有关。他们父母这一辈出生于五六十年代，正好在文革中成长，文革结束没几年便结婚生子。被耽搁的一代，是不是也影响到下一代呢？而我们的80后这一代，没过几年，也要结婚生子，他们的下一代又会是怎样呢？
但愿我不是杞人忧天。
呙中校2006年5月19日于香港
珞珈风物之三绝
皇皇武大，熠熠珞珈。珞珈诸山，草木甚繁。樱枫梅桂者，人所共誉，不必赘言。其实世人好虚名而从之（尤以樱为甚），而忘其他矣。花草虫鸟不能名者，皆含灵蕴秀，散落于山间，点缀珞珈，观之，赏之，醉之，乐之：
春尽花落时，山间枇杷熟，尝与舍友结伴偷之，至枇杷树下正欲攀爬，忽闻人声，急躲之，回首只见两MM哂笑不已，一攀爬，一帮手，从容上树采摘枇杷，其状之生猛，令我等倾倒。
仲夏之日于樱园楼顶，望青枣而生津，誓言赶早采摘。俟枣熟之时，拐枣树已伤痕累累，心头别是一番滋味。
金秋白果自落，尝与舍友捡食。白果通心经，然微毒，未敢多食。银杏雄伟参天，秀丽清奇，萧瑟之中更见风景。
冬日瑞雪，珞狮皆白。不效古人踏雪赏梅，而以掷雪为战，或整蛊为乐，或假态作秀，绕校一圈，拍照无数……惜彼时胶卷未得，只博一笑耳。
漂泊万里，风尘碌碌，萦绕于怀者，惟一树一藤一草三绝而已。四载落英，十年嘉华，重回珞珈，物不是人亦非，三绝更难堪。或感生命之无常，时运之乖蹇，遂改旧文以记之。弦音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