馒头大战中胡戈PK陈凯歌，谁是谁非？谁无耻谁无趣？侵权还是合理引用？在我看来这些都无关紧要，最紧要的是我们看到，“馒头”撑死了专业人士，平民挑战精英话语权，网络颠覆了知识分子。
网络对知识精英的挑战由来已久，似乎从网络一诞生就开始了。在中国，我们最早可见的例子是十一年前的清华大学女生朱令“铊中毒”案。当时医院对朱令病情的诊断是什么神经炎，但朱令同学通过互联网发信求助，大量回信结果表明应是“铊中毒”，最后的化验结果也确实如此，而医院一开始就基本否定了“铊中毒”。这个案例应是中国互联网挑战知识精英的开端，虽然主角也是知识精英——大学生，他们利用互联网求助的对象也是国外的专业人士，但这是中国互联网上首次出现的非专业人士挑战专业人士，可以看作是草根阶层运用互联网质疑权威的开始，尽管结果令人遗憾，朱令至今卧病在床。
随着邮件列表、牛屎铺（news group，即新闻组）等网络讨论工具的淘汰，BBS、论坛社区等新型网络讨论平台的兴起和普及，互联网在中国各个领域开始发挥作用，各色人等在网络上畅所欲言，终于在2003年迎来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公共元年”。2003年，从孙志刚事件到宝马案，从黄静案到刘涌改判，中国的网民们一次次地利用互联网成功挑战精英把持的话语权，不但凸显了网络时代平民阶层的话语张力，而且以其特有的广度和速度影响了中国社会生活的进程。其中，刘涌案颇值得玩味。从司法角度来说，为保证客观公正，法官判案不应受到舆论的干扰，但从法治的根本原则来看，法院的判决应体现基本的是非善恶，例如英美的陪审团就让正常、理智的普通民众参与，以体现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判断。刘涌案中，网络民意代表了最广泛最基本的价值判断，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英美法系陪审员的角色，因为精英的判断不一定更加公正公平，个别人的判断更不如绝大多数人的判断客观合理。在互联网这个平台上，知识精英复杂的推理论证显得机械笨拙，优势反而成了劣势。
然而，对知识精英威胁最大的还不是自身这个弱点，而是互联网的“非中心”特点。在互联网出现以前，知识精英作为知识的拥有者和传播者，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间传统媒体居功厥伟。但这个过程一直是单向的，即信息和知识从精英向大众流动，因此在这个过程中精英始终居于中心位置，占据主导地位，而大众始终是被动接受“馒头”，精英的话语权威几乎难以动摇。但实时互动的网络出现后彻底地改变了这一状况，普罗大众开始通过网络向精英嘴里塞“馒头”。
作为真正的大众文化媒介，网络从一开始体现的就是非中心主义，从来没有所谓精英和平民的意识。“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比尔·盖茨）。由于多元、交互以及快捷的特性，互联网使每个人成为网络上的一个结点，从而打破了精英文化体系的层级结构，另一方面，互联网又以海量空间和智能化打破精英文化体系的知识垄断格局，使普通个体可以在互联网上迅速崛起成为“意见领袖”。因此，互联网让每一个人都有成名的机会，而且比以往要寻常得多。在这些人中，将有许多名不见经传者从社会的各个角落脱颖而出，成为网络上的风云人物或媒体聚焦下的闪耀明星。
这些“脱颖而出”的价值、思想和理念等有别于主流思想，将对精英文化形成强烈的冲击和震撼。因此，互联网带来的绝对是一场文化变革。我们现在虽然不敢说它会颠覆传统的精英文化体系，但可以认为，它正在解构这个精英文化体系，在某些领域甚至已经颠覆精英的话语权威。“刘涌案”中网民们就是利用网络表达基本的价值判断来冲击法律权威的公平公正性，胡戈则用后现代的语言成功地颠覆了精英们花了三亿人民币、用了三年时间构建的电影论述。
虽然网络“馒头”对知识精英构成威胁，但也是精英们的精神食粮，睿智开明者或一笑而过，或坦然受之。当然，少数精英不甘权威扫地、丧失话语权，出来说几句骂几句也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把网络视为洪水猛兽则大可不必，至于像某经济学家说的要顶住“网络的压力”，则无异于“蜀犬吠日”。要知道，网络就是这新出来的太阳！

仔细比较一下两部片子，不难发现，《英雄》除了在场面、画面上好过《无极》之外，在其他方面和《无极》是一样的烂，一样的无聊。不过，《无极》再无聊也只是忽悠了一把老百姓，而《英雄》则无耻到愚弄老百姓、让中国人顺顺贴贴做奴隶；《无极》再烂也还没什么毒，大家看了骂了最后落得个娱乐，而张艺谋在《英雄》中公然为极权张目，为暴政辩护，蛊惑人心之毒，其无甚乎？
众人会说，就这么一部烂电影，你还谈及蛊惑人心，未免太抬举了吧。不是抬举。有事实为证。《英雄》主角之一、香港演员梁朝伟在《英雄》公映前后接受南华传媒旗下的英文杂志《B International》采访时说，通过《英雄》，他认为北京当年采取的举动是正确的，维护稳定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此言一出，香港舆论一片哗然，抨击他支持暴力镇压。在香港这样一个崇尚自由法治、高度西方化的地方，都有人对《英雄》有如此感想，何况生长在红旗底下的大陆人呢？
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毒馒头”，试图通过轰轰烈烈的商业运作、打扮得花枝招展来引诱观众。不过据说，真正自己掏腰包去看的人不多，很多人都是因为单位包场去看。中小学生、企事业单位公职人员大多数被要求包场去看《英雄》。本人也是“公款消费”的受害者之一，好在本人早已“剧毒”缠身，这个“毒馒头”还不能奈我何。
《英雄》宣称在全国的票房超过2亿元，不过我相信其中大部分票房都是来自公款消费或学校包场。按城市包场票价20元计算，那么观影人数达到1000万，估计其中绝大多数是涉世未深的中小学生。可怜多少幼小的心灵，就如此被荼毒。
所以，要讲无耻，张艺谋比陈凯歌更无耻。陈凯歌之“无耻”，是不自知之耻，还可以原谅。张艺谋之“无耻”，是无义无节之耻，根本就不可以原谅。（2006.2.20）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容涉及到诸多领域，后来苏联和中国的追随者将其概括为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但其实质内容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了《共产党宣言》，阐述了他们的共产主义理论与人类解放之间的联系，成为共产党人革命和奋斗的最高纲领和最终目标。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贡献”是帝国主义理论和提出一党专政。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认为，「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在单独一个像俄国那样落后的国家里取得胜利的论断，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态度，而是对它的背离。」
中国共产党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的国情以“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出政权”进行暴力革命，执政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于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此外，在前苏联和中国五十年代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剥夺了资本家、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但马克思早就指出，在生产力没有发展到可以消灭私有制的时候，不能消灭私有制，即使消灭了也会卷土重来；前苏联和中国都对新闻进行严格管制甚至审查，而马克思十分重视出版自由在政治民主权利中的地位，他在主编《莱茵报》时期曾对新闻审查制度有过多次激烈的批判，与普鲁士当局长期进行坚苦卓绝的斗争。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南辕北辙。

1979年邓小平复出后放弃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理念，把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以“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来作为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但在意识形态领域，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西方的三权分立。
随着改革开放的思想深入人心及社会经济的迅猛变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现实日益脱节，中国民众以及共产党干部的马克思主义观念逐渐淡薄。同时在一党专政之下，中国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急遽拉大，弱势群体利益得不到保护，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这时新左派在中国应运而生。中国左派在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局限性，使他们在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不得已向西方寻求理论资源。然而，自由主义在当前西方掌握了话语权，中国左派只能把目光锁定在非主流的学院派知识体系如法兰克福学派、分析马克思主义以及批判法学之类上。其中，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视为重要的理论资源。
法兰克福学派以发达富裕的资本主义为批判对象来搭建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其理论从“本能结构”开始，沿“审美之维”扩展。2001年来华访问的哈贝马斯谈了他对中国新左派的看法：“读了他们的东西，我感觉到他们的观点有为极权、专制服务，为文化革命辩护的倾向。”“我看他们常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总觉得用得不对劲……欧洲和美国都有直接为文化革命辩护的理论，他们可以直接拿来应用，不必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因此有人认为，中国新左派在世界左派阵营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怪胎。
中国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也严重落后于西方。西方的马克思经济学家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比如美国经济学家谢尔曼、原藉日本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森岛通夫（Morishima）以及罗埃默（Roemer）等。罗埃默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剥削、公正和收入再分配理论加以修正，得到了主流西方经济学的承认并为世界银行2006年报告采用。
2004年中共中央启动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之后，新左派自以为时机来临，利用社会大众对改革不公的不满以及郎咸平对国企产权改革的批判，发起对新自由主义的凌厉批判。2005年7月15日刘国光发表了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讲话，被新左派视为“七一五讲话”而大举开展研讨会。这篇讲话不但体现不出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水平，而其中文革式的语气更让人对新左派大感失望。显然，新左派仍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专政理论来阐释，而不是发展学术本身，因此或可称为“官僚左派”。（亚洲周刊2005年11月）

西方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有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英国政治学家柏克和约翰.洛克, 法国思想家邦雅曼.贡当斯和阿列克西.托克维尔，英国当代思想家依赛亚.伯林，美国当代哲学家罗尔斯、诺齐克等等。当代最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当属经济学家哈耶克，他于1944年出版《通向奴役之路》，对斯大林模式进行了批判，并于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80年代末以来，哈耶克成了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之一。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五四之前就已传入中国，在三四十年代，胡适等人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四九年后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但却在台湾获得发展，台湾民主运动领航人殷海光成为中国新一代自由主义思想家。随着经济的放开，八十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重新崛起，代表人物有李慎之等。1997年，哈耶克的著作在中国大量公开发行，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股“哈耶克热”。
九十年代末期，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就中国面临的问题和转轨路径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一直持续到现在。其间，官方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未介入，但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普遍受到打压，如茅于轼、刘军宁等。不过，由于中国经济改革的需要，九十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开始成为中国的显学，一些从事自由经济理论的西方经济学家也频频在公共场合露面，主导了中国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的话语权，被视为“主流经济学家”。
西方经济理论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作出了贡献，但在实践过程中以厉以宁、张维迎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有意无意地忽视公正，片面强调“效率优先”，宣称“改革要利用腐败”，抛弃了自由主义中关于公平、公正的核心价值，成为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为此不但受到左派的猛烈攻击，又因对政治制度改革的暧昧态度而受到广泛质疑和批评。“主流经济学家”从渐进改革出发，认为面向市场的经济发展会为制度变迁准备社会经济基础，使现行制度能够“自然”地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宪政方向演化。有人因此批评渐进派“只重效率而无视道义、只见技术而无视制度和人的基本价值”，是为现行体制辩护的狭隘发展观，是与西方自由主义背道而驰的“伪自由派”。（亚洲周刊2005年11月）

中共对主要矛盾的判断，不但决定执政党的方针路线，而且将决定中国一段时期内的发展方向。一九五七年毛泽东提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决定了中国此后二十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方向，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主要矛盾确立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而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现在，公共品短缺是不是主要矛盾，中共还要费一番思量，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公共品实际上已经严重匮乏，而且还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
所谓公共品，就是现实中社会公众可以共享的产品、服务或资源，从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到国防、治安、法律制度、公共政策、超大型基础设施、基础科研等，都属于公共品。纵观当今中国，除了国防和交通设施、城市基础设施之外，其他公共品几乎都普遍严重短缺，甚至连医疗卫生、义务教育这些最基本的公共品都不能保证。零三年中国教育投入占ＧＤＰ的比重仅为百分之三点四，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百分之五点五，甚至低于许多非洲穷国。中国九成农民要自费看病，全国有两千多个县还没有建成初级医疗保障体系；城市医疗条件虽好，但普遍存在看病难、费用高而且医德医风差等问题；在世界卫生组织一百九十一个成员国中，中国在卫生费用负担公平性方面排在倒数第四位。另外，占中国人口七成的农民还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城市养老金缺口达到八万亿之巨，司法不公导致上访人数成倍增长，贫富分化、分配不公导致社会治安恶化，公共政策的制定流于形式……由此可见，公共品匮乏严重其实还不在于社会对其需求的增加，而在于公共品的提供者——政府严重缺位。换言之，不是老百姓变刁了，而是政府变差了。
向全社会提供公共品是政府天经地义的责任，这无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中国都是没有疑义的。中国的教科书宣称西方国家政府惯于向人民开“空头支票”，而声称自己是“人民当家作主”，从马克思的“公仆”说到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邓小平的“领导就是服务”、胡锦涛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但在当今中国人民既当不了家也作不了主，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都成问题！这难道不是对“人民共和国”的反讽么？
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从一九七八年的3588亿元增长到二零零五年的182321亿人民币，增长近五十倍，经济增长之快举世少见，但公共品的严重匮乏导致社会矛盾越积越深，越积越多，而且在政治高压氛围中日益激化。如收入差距与贫富悬殊导致阶层分化对立、治安形势严峻，司法不公、分配不均破坏社会的和谐与公正，群体事件越来越严重，社会危机也越来越深。
公共品的匮乏同时也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为潜在的经济危机埋下种子。由于公共品缺失，市场由此产生替代效应，从而增加了整个社会成本，降低生产效率，如广州等地就出现了市场化的镖局。更重要的是，由于社会保障的缺失，人们形成储蓄偏好，而不愿意消费，因此近几年来内需一直难以启动，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仰仗外来投资和出口，这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当然，对于执政当局来说，公共品缺失的最大危机莫过于政治危机，也就是政府（执政党）信誉和权威随着公共品的缺失而逐渐丧失。当老百姓自己组织或花钱聘请镖局来维护治安的时候，公安部门也就不被老百姓当回事；当陕西小伙刘亮拿着中奖彩票不能兑现宝马车的时候，人们发现彩票管理部门和公证机关也不过是利益集团的工具；当人们不再到法院告状的时候，法院就不再是公平和正义的象征……这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想象，而是中国现实的局部图景。
不论执政当局的合法性来源如何，一旦失去公信力也就失去权威，也就不可能和老百姓达成“社会契约”，老百姓就可能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也就是近期各种群体性事件中政府与民众为何越来越难以达成妥协的症结所在——这对于中国执政当局来说是一幅可怕的图景，因为威胁到中国共产党深入基层的社会基础。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公共品匮乏的危机已经深入到当今中国各个层面，对于全社会来说，所谓稳定和增长都是建立在脆弱的沙滩上，对于执政当局来说，这场危机正在掏空中共的执政基础。（2006-2-9，亚洲周刊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