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大雁往哪里飞
12月28日,突然收到消息,新京报被光明日报全面接管,总编辑杨斌及两位副总编同事被免职!刚开始大家还不知道原委,新闻报道惹祸了,还是政治上算总帐?到现在,起因渐渐明朗,原来是光明日报想下山摘桃子!谁知光明日报摘桃子不成,却惹了一身毛,现在下不了台。真是一帮利欲熏心的猪头(不好意思,得罪猪哥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尽管如此,新京报的命运可能不会有什么变化。杨斌就要回广州复命,一大批骨干记者编辑都要离开(参见安替博客http://spaces.msn.com/members/mranti/Blog/cns!1pnO639rFr97m8ie7eTTDIqA!3137.entry)……难道就如今日新京报A32版的那幅照片所揭示的那样:“头鸟带领着群鸟飞过高空,天空虽然不是很晴朗,但它们依然会载着心中的目标飞向远方。”(新京报记者康亚风12月29日摄于永安路106号)
不过,我从图上看到的是一幅悲凉景象:天空阴云密布,一群鸟儿往南飞,但队形紊乱,方向不明,因为南方也在遭遇寒冬……
记得在广州曾与杨斌有过几次见面,那时他还是南都的副总编。不久他就去了北京,听说去办新京报了,然后就是听说南都和新京报的一系列变故……不说了,越说越觉得悲哀。只是遗憾,一直没有机会去北京,也很少去广州,因此此后一直未能去会会杨斌,王跃春,还有程益中。
我们现在能为新京报同仁做点什么,我想,就是响应安替的退订呼吁,打电话给新京报发行部,让他们的广告商知道,给他们压力……不过据说,新京报发行部的电话打不通。如果能打通,我也打个电话去掺和掺和,尽管我没有订新京报。我会去把那些猪头骂一顿……不,错了,应该是打电话到光明日报去骂。?
大家想想办法,提供几个可以打得通、有人接的新京报或光明日报电话,发动大家打电话抗议吧!
网络可以封锁,打电话的权力总不能剥夺吧?(此文两张图片引自安替博客,由于安替博客在06年年初被封,图片不能正常显示,仅此致歉。同时也特意留下这两块天窗,以警来者。)
香港政改流产,凸显信任鸿沟
香港在紧张又刺激、欣喜与无奈之中度过了2005年的最后一个月。2005年12月,香港既要举办世界贸易组织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又要在立法会表决政改方案。作为一个成熟发达的国际化大都市,香港经受了各国反WTO示威者的考验,而且世贸《香港宣言》也在最后一刻达成,这些都让特区政府倍感鼓舞。不过,香港特区政府提交的关于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改议案,却被立法会否决,导致香港政制“原地踏步”,零七、零八年选举只能在目前框架下进行。香港舆论认为,这是一个没有赢家的结果,让香港的民主前景更加不明朗,只能让香港各界倍感无奈。
政改方案被否决的当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发表讲话说,“过去数月我希望立法会议员可以送一份圣诞礼物给香港的民主发展,好可惜,我的愿望落空了”。他说,遗憾的是香港平白错失了一个向民主大步迈进的机会,失望的是今日立法会的表决,令市民对早日落实更民主、更开放的选举的期望落空。
经过18个月的咨询和不断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2005年10月19日发表了《2007年行政长官及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建议方案》(通称“政改方案”),并于21日将这一议案提交香港立法会。这份政改报告书建议扩大2007年选出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委员人数由800人增加至1600人,全数五百多位区议员,都可以成为选举委员会的委员,当中包括部分由政府委任的区议员。至于2008年的立法会议席,则由60席增加至70席,分区直选议席和区议会功能界别,各加5席。
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公布方案时表示,半数新增选举委员会委员及所有新增的立法会议席,基本上由300多万选民经地区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拥有广阔的选民基础,大大提高两个产生办法的民主成分。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规定,2007年以后各任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如需修改,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二规定,2007年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法案、议案的表决程序,如需对本附件的规定进行修改,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目前,香港民主派在立法会六十个议席中占有25席,因此能否在民主派中获得至少六票,对政改方案的通过至关重要。
方案公布后,在立法会投票表决上扮演关键角色的民主派陷入两难。他们肯定政改方案有一定进步性,但若接受方案又担心民主的大旗被政府扛去,陷入被动。而政改方案给民主派明显口实的是保留委任区议员在选委会。港英政府在管治最后阶段的九十年代取消了区议会的官方委任议席,但特区政府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又再委任议员。民主派认为,委任议员不民主,不能代表民意,一直要求政府立即取消区议会委任制。而这次政府政改方案中虽让区议员进入选举委员会,但仍保留委任制,民主派认为这是夹带“私货”,有种票之嫌,自然不能接受。因此刚开始,多数人批评委任区议员不应被纳入选举委员会之内,应该全面取消委任制度。
尽管政府在区议员委任上有变通余地,但不久形势却发生变化,讨论开始转向普选时间表。随着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高调介入政改讨论,壹集团主席黎智英又半价让市民在他旗下的报章刊登争取普选的广告,泛民主派一下子找到着力点,开始策划“12.4”大游行,试图重演2003年“七一”游行,借市民的力量、以民意来推动有普选时间表的政改。
12月4日,香港约十万人走上街头,要求普选。此前,香港报章两次登出一个78岁市民要求普选的广告。10月28日,他在香港的五份报章刊登广告争取普选,内容以“告诉我,我会看见普选的一天吗?一位从1984等到2005年,现年78岁的香港人”引起市民很大的回响。11月8日,这位老人再以“我已尽了一己力量,比我年轻的香港人,普选的希望在你们身上”内容刊登广告,对市民情绪起到很大催化作用。“12.4”游行中,前特区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以市民身份加入游行,为外界倍受瞩目。陈方安生半路杀出来,一方面壮大了民主派声势,另一方面也给少数民主派议员带来压力,因此有香港媒体认为陈方安生“骑劫游行”。
“12.4”大游行之后,特区政府也开始动员各种力量,加强支持政改的公关战和心理战,也希望通过民意给民主派议员施压。这时,原本静观事态的民建联、自由党、人大政协以及《大公报》、《文汇报》等机构开始行动起来,在报纸上登广告、发起签名运动等有组织的行动,与民主派短兵相接,形成对垒之势。投票表决前,由“关注政改大联盟”发起的支持政改的街头及网上签名,共有七十七万五千多名市民签了名。
就这样,一场政改与反政改的公关战、心理战、明战、暗战就此打响,而泛民主派显然已夺先声。本来双方在香港政治发展目标上本无二致,根据基本法的规定,香港最终要实现普选,但是双方在普选时间表和路线图上分歧日渐加大。一方坚持循序渐进,逐步迈向普选,但时间表问题上绝口不提;另一方本来希望一蹴而就达致普选,但也知道不现实,最后连2012年普选也不怎么提,只要求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但双方没有互信基础,沟通又少,最后在媒体面前挑开后各趋强硬,因此政改方案的前景也越来越黯淡。
尽管明知通过政改方案已经新添很多变数,但对于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来说,仍希望借助半年来积累起来的威望和民意支持来通过方案,不到最后一刻也不轻言放弃,试图力挽狂澜。因为政改方案能否通过,不但是对他和香港民主派关系的一个检验,也是对他未来管治威信的一个考验。香港学者宋立功认为,政改方案是他在短暂两年任期内最重要的政治计划,而这个计划一开始就过不了,对日后很多施政方面的工作会有很大的阻碍。
早在十一月初,曾荫权便在报章上通过《香港家书》,呼吁民主派不要用强硬对抗的态度争取普选。他以自己与中央的交往经验指出,最有效的沟通方法,是理性及讲道理的方式,“用强硬威逼的手段,往往只会适得其反。”他希望民主派议员对香港的民主发展,不要“帮倒忙”。
在游行前的11月30日,曾荫权在电视上发表了五分钟的讲话,呼吁立法会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否则“普选的一天只会更远,不会更近”。他说,香港发展民主政制已经走到十字路口,若果立法会通过政改方案,香港的政制就可以朝向普选行前一大步;若果立法会否决政改方案,07、08年的政制将停滞不前。“若是这样,我们怎能期望2012年的政改方案可以更易取得社会共识、取得立法会三分之二的支持呢?”
尽管曾荫权言辞恳切,但在反对政改方案者看来特首讲话不但不能起到降温的作用,反而会驱使更多市民星期日上街争取普选。这表明,双方在政改方案上相去甚远,舞步明显不合拍,在沟通上难以达成共识,只能各说各话了。
最后港府对政改方案微调,提出逐步减少委任区议员议席,换取政改方案获得通过,但若方案在民主派反对下遭否决,此建议则不会执行。同时,加大对泛民主派少数议员的公关。在选举前几日,民主派五六名议员不断受到政府官员游说,心理压力极大。选举前一天12月20日晚,曾荫权临阵“发功”,夜会部分泛民主派议员,作最后的努力。而民主派核心成员也针锋相对,商量对策。当晚,民主党主席李永达与45条关注组汤家骅和前线刘慧卿交换意见后,决定翌日实施“速战速决”策略。结果,最后立法会在21日以三十四票赞成、二十四票反对、一票弃权,先后否决了零七年的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和零八年的立法会选举办法。
这个结果尽管不出人意料,但的确让人感到无奈。世贸香港会议在149个成员的争执下,在最后一刻都能达成“尽管不满意但能接受”的妥协方案,而香港政改却继续原地踏步,不能不让人感到可惜。政改方案变通空间小,而政府预期太高、应变策略少,民主派也缺少灵活变通,是这个方案流产的主因,这反映出香港政治还很不成熟,无论是政府还是各政治团体都还需要历练。
更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政改方案被否决后各方不是总结教训,反而是相互指责、推卸责任。民主派似乎为这次拉倒政改方案沾沾自喜,认为责任在政府,殊不知政治的艺术在于灵活变通、求同存异、相互妥协;而支持政改者则把责任归咎于民主派,似乎政府一点责任都没有。更有媒体指责泛民主派“践踏民意”,是“阻碍香港政制民主化发展的绊脚石和罪人”。香港民主派与特区政府、中央政府原本就缺乏互信和沟通,因此这种指责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加深分歧,更难以寻求共识。支持方和反对方都以民意自居,而且确实都有相当民意的支持,而这种互不买帐的相互指责只能加深双方的不信任和强化民意的对立,让香港社会面临分裂和分化的趋势,这不但是香港民主政治发展的最大挑战,也是香港社会的最大忧虑。
香港反世贸骚乱亲历记
17日下午两点左右,我和《经济观察报》的记者申兴赶到中环广场时,各条道路都已经被警察封锁,只能在香港展览中心的走廊上远远看着。警察告诉我们,游行队伍现在被挡在示威区。示威区划在鸿兴道及货物装卸区范围,我走到杜老志道后不愿再走,申兴便凭着记者证直接从杜老志道赶到示威现场,顺便也把我的相机带过去了。
五点钟左右,我听到骆克道上人声喧哗,才知道是示威者已经冲到了骆克道与杜老志道的交界路口。原来示威人士采取以逸待劳、声东击西的战术,虽然公开说两点钟出发游行,但这只是小队伍,另外几支队伍直到四点钟才从维园出发,而且一再突破规定示威路线,结果把骆克道堵塞了。
谁知这时游行队伍重施故技,绕道从轩尼诗道突破警察防线,可谓防不胜防,警察只能眼睁睁看着示威人群载歌载舞、敲锣打鼓从轩尼诗道经过。轩尼诗道遂告瘫痪。游行队伍经轩尼诗道,直上菲林明道天桥,警察一路溃退,最后只能坚守中环广场一带。而另一只游行队伍则冲入了告士打道,也汇聚到菲林明道天桥下的中环广场附近。大约到六点半的时候,港岛交通干线告士打道瞬间即告瘫痪。这时红墈海底隧道往港岛方向被迫关闭,由于出港岛方向车辆到后来也没有了,红墈海底隧道遭遇了建成以来的首次无车行驶纪录。
刚开始我在菲林明道天桥观看,后来天桥上人越来越多,桥下两边也挤满了示威人群和微观市民,局势越来越紧张。我认为,香港警察经验不足,不知道疏散围观人群,像桥上这种地方,如果一有混乱就难免人挤人,容易出事故。不过,据说这天香港用于世贸的9000警察全部用上了,没有力量管这一摊子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还是担心桥上不安全,就绕到桥下去看。这时,朋友在电话里说,香港警方已经进入最高戒备状态,随时可能采取拘捕行动;电视里也在不停播放警方给市民的喊话,叫市民离开中环广场一带。我就想,香港警方只会空喊,现场这么多人,谁能看到电视听到广播啊?谁又知道情况很严重了?看着形势越来越紧张,我想,警方随时可能扔催泪弹,不然控制不了局势。于是赶快电话告知现场同事,叫他们随时注意安全。
七点半左右,中环广场与港湾道之间的地带已经挤满了示威者和围观人群。最里边就是几个韩国农民与警察对峙。这时候有十几个扎着头巾的韩国农民从中环广场前边冲过来,围观者纷纷让道。世贸会议开始前,中环广场周围竖起了约两米高的白色木板,里面用木条支撑,把会场与其他地区隔离。这些刚过来的韩国农民发现白色木板不是很牢固,一个韩农向木板连踹两脚,就踹倒了木板。其他几个韩农纷纷仿效,于是中环广场门户大开,喷水池这边的示威者于是纷拥而入。这里距离会展中心入口不到十米,距离世贸会议核心地带——会展中心新翼虽说还有两百米距离,但是这个入口突破后,在里面就很难挡住示威者了。世贸会场的最后防线可以说已被示威者突破。
警察急忙过来驱赶,示威者卸下木板上的木条与警察对抗。木条很长,加上农民身手灵活,警察的警棍与胡椒喷雾器根本不是对手。警察阵脚大乱。这时候镁光灯闪个不停,各大媒体纷纷抢拍最火爆的镜头。形势急迫。这时警察向空中抛出黑色物件,在示威者上方像烟花一样炸开,于是现场一片硝烟。
我马上意识到警察刚才释放的是催泪弹,马上大喊:“警察放催泪弹了,赶快跑!”于是周围的围观市民慌忙向告士打道方向跑去。但这时大家已经闻到瓦斯味道,眼鼻感觉火辣辣,眼泪鼻涕一齐下,大家纷纷捂头掩鼻而奔。我听到催泪弹爆炸的声音时,心里瞬间感到非常恐慌(似乎是某种被镇压的感觉),不过跑了几步之后便自己骂自己:这是在香港,你恐慌什么?!这时候就只有瓦斯呛人的难受了。
由于是顺风而跑,催泪瓦斯扩散很快,跑到告士打道时已经吸入大量瓦斯,记者连喉咙都感到火辣辣地痛,不停咳嗽,呼吸困难,有要呕吐的感觉。记者在路边喝了几口矿泉水,直到十分钟后才慢慢恢复。这时在湾仔地铁站一带还能嗅到瓦斯的气味。湾仔地铁站早在六点四十五分就已关闭,地铁站人员叫市民去金钟站去坐车。但我还不想就此回去。
九点钟左右,警方再次释放催泪弹,示威人群被驱赶到告士打道上,与警察形成对峙。到十一点钟时,双方仍然相持步下,我就骂香港警方真是优柔寡断、迟疑不决,迟迟不把人抓了算了,害得我在这里干等。后来估计警察一时采取不了什么行动,于是走路到金钟坐地铁,这时都快十二点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发现我的决定是明智的,警方迟至凌晨两三点钟才开始抓示威者。
12月17日香港反世贸骚乱,虽然没有什么财产损失和人员死亡,商店市民也没有直接受冲击(商店受影响,生意额锐减),但港岛的主干道——轩尼诗道、骆克道与告士打道堵塞几个小时,港岛中心区交通全面瘫痪,其中快车道告士打道堵塞达二十个小时,因此可以算是1967年暴动以来香港遭遇最严重的骚乱事件。但香港媒体定性不一:亲北京的《东方日报》和《太阳报》称之为“暴乱”,称示威者为“暴民”;《明报》头版大标题为“湾仔沦陷”,《苹果日报》则以香港“最长的一夜”开版,两报报道内容也有称之为“暴乱”的,但不称“暴民”;其他报纸也基本持中性评价。
我将之称为“骚乱”而不是暴乱的原因是:此次激烈冲突尚未到暴乱级别。词典解释“暴乱”为“武装骚乱”(相当于英文rebellion),或“行凶作乱,以武力破坏社会秩序”(相当于英文riot),可这次示威者既没有武装,也没有使用武力破坏社会秩序,尽管与警察的冲突非常激烈,但都在适可而止的程度内。词典解释“骚乱”为“混乱不安定,动乱”(有英文turbulence,chaos等义)。这次示威活动的确造成港岛地区交通瘫痪十几个小时,湾仔地区秩序失控,场面混乱,因此我认为称之为“骚乱”是非常恰当的。(2005-12-20)
中国第二次工业化推动亚洲经济
本年度「亚洲企业一千」总营业额增长一成六,但总纯利增长四成二。中韩两国纯利增长迅猛,韩国以百分之八十一点五的增幅夺魁。日本以六百六十二家上榜企业仍居榜首,丰田汽车连续四年蝉联亚洲最大企业,中石油取代日本公司成为亚洲最赚钱企业。中国进入第二次工业化时期,能源、钢铁、汽车等行业高速成长,成为亚洲经济前进的火车头,让亚洲地区的产业和贸易开进新轨道。
位居日本之后的韩国、台湾及中国大陆分别只有六十九家、六十家和四十六家企业上榜,与日本差距明显。其中韩国企业以三百六十九点二亿美元的总纯利录得百分之八十一点五的增幅,高居亚洲地区榜首。台湾企业总纯利达二百零七亿美元,增幅也高达百分之五十七点八,但台湾企业不少利润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形成台湾企业与本地经济有所区隔的现象。泰国、香港、中国大陆的增幅也很可观,分别达到百分之六十六点七、五十七点五和四十五点八。
日本 662 69.50% 42.31%
韩国 69 9.48% 13.57%
台湾 60 3.46% 7.62%
中国 46 7.01% 13.89%
新加坡 45 3.40% 4.05%
香港 30 1.56% 5.53%
印度 21 2.07% 4.92%
马来西亚 21 1.24% 4.98%
泰国 21 1.09% 2.12%
印尼 13 0.80% 0.60%
菲律宾 10 0.31% 0.21%
巴基斯坦 2 0.07% 0.20%
*1000大企业总营业额为64,208亿美元
**纯利总额为2,720亿美元
中国的工业化始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一五计划」)。一九五一年春,一片废墟的中国为恢复和加速经济发展,开始编制「一五计划」,并计划从一九五三年起开始执行。由于技术人员和各种资料奇缺,中国向苏联提出增派专家,并提供各种工业标准和技术资料。一九五零至一九五三年间,苏联专家带来了大量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总重达六百吨。
由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加上受到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一五计划」几经修改,在一九五三年仍未最终定稿,但中国政府果断决定按预定时间表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启动了「一五计划」。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鞍钢三大工程提前竣工。它是「一五计划」第一个建成投产的重要项目。随后,鞍钢、武钢、包钢、一汽、长江大桥也开始施工并建成投产。一大批新的工业部门、工业基地开始出现,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工业门类残缺不全、工业布局严重失衡的状况,新中国的工业体系逐步形成。
一九五六年,中国宣布「一五计划」提前实现。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总共援助了中国一百五十项(原计划为一百五十六项)建设项目,尽管这些援助都不是无偿的,但当时的这种援助确实是真诚的。这些项目的建成,帮助中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骨架,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台湾县市长选举与历史的进程
12月3日,是我的自由纪念日。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纪念日也中了狗屎运,赢了一个小赌盘。虽然只是一餐饭而已,不过也添了点喜气。
12月2日我们编辑部开赌,赌台湾县市长选举中是国民党过半还是民进党过半。与上次国民党主席选举赌王金平胜选一样,这次再赌绿营过半。尽管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蓝营获胜的,但是目前对蓝营又没有什么信心,所以搞出这么一个赌局,无论蓝营是胜还是败,他们都可以宽慰一下自己。因此,我把这种赌法称为自慰式(自我宽慰)下注法。至于鄙人嘛,有那么点赌性,但不那么强,也不担心谁胜谁败,蓝营就蓝营,于是很轻松赢了一餐饭。
小赢一把,或许有运气的因素。不过,我是一个大历史观者,我相信历史总会前进,相信相信中国的历史不会一直这么栽,马英九就是这么一个历史人物。因此,我毫不掩饰自己对马英九的看好。爱屋及乌,我也看好这次县市长选举。于是乎,对于这次蓝营大胜,有关评论认为马英九的泛蓝共主确立,台湾民主日渐成熟,两岸关系或可发展,马英九赢得零八年总统希望大增……我想这些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这次选举为马英九的历史进程奠定上重要的一步。当然,最关键的一步还在零八年。
零八年的台湾总统选举,我继续看好马英九。我相信,这不仅是台湾的需要,也是中国历史进程的需要。
对于北京来说,泛蓝的大胜、马英九的得利,似乎是两岸走向和解的好势头,但对中南海来说,这的确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小马哥的权威和地位越巩固,以后中南海的谈判对手就越难对付。昨天与一个香港朋友聊天,我就说,马英九在国民党内威望就树立起来,对北京并不是太好的事情。
可以预见,马英九这两年将会瞄准零八选举全力以赴,两岸关系也会因此有所发展,不过,马英九如果要,还得从根本上提高自己的身价和谈判筹码,那就是把台湾的经济搞上去!还有两三年的时间,小马哥还是可大有作为的。
关于香港经济的几个问题
来香港以后,发现以前对香港经济的认识很表面。香港的经济问题并不能以九七为界来认识,而是与香港的历史文化以及自由经济制度有密切关系的。这里先谈几个关于香港经济的常见问题:
1.九七之前,香港是有失业的,只不过失业率很低。八十年代大致为百分之一到二,九十年代上半期为百分之二到三。不过,九七之后,失业率是显著上升的,达到百分之三到四。二十一世纪以来则达到百分之八到九,尤以二零零三年三四月间为最高。这个时期是香港自杀率最高的时候。
2.大陆经济起飞不是因为来自香港工厂的北迁,也许与香港的资金有点关系。香港产业北移八十年代即已开始,无论大陆经济是否起飞,香港产业空洞化都是不可避免,不转移到大陆也会转移到别的地方,当然,大陆最好。香港的问题在于,产业转移之后的产业转型一直没有完成。
例如,香港的纺织业几乎全部北上,但生产技术水平一直原地踏步,但同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却在纺织业低级加工转移的同时,发展出了先进的纺织面料工业,现在韩国纺织面料的发达位居世界前列。反观香港,像这类的技术进步乏善可陈。究其原因,还是与香港的商业文化有关,那就是赚快钱,香港的富豪都不愿意投钱搞基础的研发,而热衷于搞房地产。香港一富可敌国的大老板,连街边的快餐业都要与人去竞争,但就是不愿意投资科技产业。
3.回归之前二十年香港的确花团锦簇,但经济是有问题,那就是贫富分化严重。香港的两极分化由来已久,七十年代初的吉尼系数就已经达到0.41,八十年代初为0.45,九十年代初为0.476,1996年是0.585,2001年则是0.525,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尽管两极分化严重,但香港三十年来没有出现严重社会危机,因为香港在社会再分配时尽量保持公正公平,例如香港低收入阶层可以申请公屋(政府提供的廉价出租屋)。目前,香港住公屋的达到香港人口的四成,这一方面说明香港社会的保障制度之好,也反映香港低收入阶层之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