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铃还须系铃人——关于民企“原罪”问题的思考
今年的全国人大将提出修改宪法的议案，建议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和"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如果这个议案能够通过，那么中国民营企业产权的合法性将在宪法上得到明确，从而拥有真正的财产独立，这样民企也才有发展壮大的基础。因此，尽管自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法制上给予了民企一定的地位，如1988年宪法修正案确定了我国民营经济的合法地位，1998年"两会"期间更是明确规定了民营经济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都不能与这次修宪的意义相提并论。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民企可以迎来发展的“春天”呢？我认为，民企生存环境要发生根本的变化还是很难。这是因为，尽管宪法层面可以明确民企的地位，但这还不足以使我国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出现大的改观，这主要体现以下几点：
?（1）市场准入的差别待遇。目前，我国很多领域的准入尚未向民营企业放开，民营企业的业务范围与国有企业不可同日而语，甚至还不如外资企业。我国民营经济目前所进入的产业范围非常狭窄，主要局限在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如纺织、服装、制造加工、餐饮等行业，而在基础设施、市政工程项目、基础产业、石油、天然气、矿产开采等上国家还对民营企业有一定的准入限制。
?另外，即使在民营企业终于获准进入的领域，也依然存在着政策上的差别，其中有很多是为保护现有部门利益而设置的。在审查准入的时候，民营企业往往在技术、人员以及资金方面受到苛刻的条件限制。在税制方面，也是如此。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享受着各种各样的优惠措施，而民营企业却被迫承受着沉重的负担。
?（2）在资金融通方面的限制严重。虽然自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改善对中小企业信贷服务的通知以来，我国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但迄今为止中小企业信贷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民营企业很难从金融机构获得必要的资金，特别是长期信贷资金，而占民营企业绝大部分的小企业也许根本就无法获得。民营企业的资金仍主要还是来源于自筹，贷款所占额度通常仅为10％左右，这同我国的国有企业相比有较大的差距。在上市融资方面，民营经济受到限制也很明显，致使民营企业的风险投资缺少退出的渠道。但并不是每个创业企业都能获得公开上市的机会，不管是主板市场还是二板市场，对公司上市都有一套较为严格的要求，虽然二板市场的上市标准较为宽松，但仍有许多硬性指标和多项公司必须尽到的义务；如要求定期披露信息，公布报表；对资产价值有具体的限制性要求，达不到要求就会被拒之门外。这样，寻求二板市场之外的途径如产权市场就成为风险资本退出的必然选择。由于我国产权交易市场很不发达，使得大量的创业投资或风险投资企业无法退出。
?（3）各种“潜规则”对民企发展构成限制。对政府部门而言，他们对国有企业有“责任”支持贺照顾，政府工作人员对外商直接投资十分热情，盛情款待，而对众多处于发展时期的民营企业则没有任何“责任”，态度也比较冷淡。例如，在引进人才、土地转让等方面，民企受到的限制都要甚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此外，除了各种行政机构设立各种名目收费，并层层加码外，民营企业还要应对各种潜在收费，孙大午在当地的遭遇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可见，如果不改革行政体制，不认真贯彻行政许可法，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仍然得不到改善。
?国内对私有财产法律地位不能明确，他们便会想到要把资产转移到国外；没有顺畅的融资渠道，他们被迫采取“集资”等方式融资；被限制的市场不能进入，他们便会借用“国有”或“集体”的招牌，结果形成产权不清，或者直接与政府官员勾结，以获得某种市场准入或资源。例如，原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通过权力批给一民营企业几千万元贷款，转手就要回几百万元回扣。短短几年间，丛福奎先后索要和收受6名私营企业主1700余万元赃款。事实证明，凡是发展较好的民营企业，没有一个不与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因此，民企的所谓“原罪”很多并非是天生的或自生的，而是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下被迫采取的无奈之举。解铃还须系铃人。要彻底解决民企的“原罪”问题，需要我们的制度环境发生根本转变，否则我国的民营企业还是会在一个扭曲的空间里发展。（呙中校，2004年3月《民营企业报》）
中国股市被推倒 ，何时重来？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但中国股市却是中国经济中最不和谐的音符。中国GDP以每年百分之八以上的速度增长，但股市却每况愈下，四年来股指下跌超过百分之五十。在中国股市跌破一千点之后，政府实施一系列救市措施托起疲弱不堪的股市。然而，中国股市是否就此止跌回升，是否已经推倒并且重来，股市监管当局和股民一样，似乎都没有底。
6月6日上午上海股票指数击穿千点，兑现了流传已久的股市要跌到一千点的预言。市场上哀鸿遍野，一片肃杀。而四年前，也即2001年6月13日，中国股市在全球科技网络热潮的带动下攀上2242点的高峰，但其后股市一直阴跌，直至今年6月6日创下八年来的新低998点。四年来在上市公司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股票总市值却大幅缩水九千亿元（约一千一百亿美元），如果再加上增发的新股，中国股市市值实际蒸发掉一万四千亿元。按照七千万开户数计算，平均每个账户损失金额达到两万元。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投资者亏损比例高达九成，平均亏损幅度达到五成三。但证券业界人士普遍认为，由于申购新股中签需要，庄家、机构投资者等拥有多个帐户，因此实际股民数要远少于开户数，平均每个投资者亏损要更大。
这些投资者不但有学富五车的博士、经济专家，还有公司老板、职员等，更多的则是下岗工人，由于再就业困难，他们把买断工龄的钱全部投入股市。华夏证券研究所的一位负责人说：“散户投资者实在是太可怜了，几乎我跑的每个营业部，都有自杀的股民，套牢亏损肯定是绝望的一个原因。很多都是上了年纪、被单位买断工龄的，没有退休金，仅有的收入全依赖股市，现在血本无归，剩下的钱根本无法养老，而且又看不到希望……’”
股市持续下跌已经危及社会稳定，在一些敏感的时刻和敏感的点位上监管层绷紧了弦。6月3日股指急遽下挫，击穿一千点关口已成趋势，但翌日便是“六四”忌日，管理层不敢懈怠，借助中国石化、宝钢股份等权重股力撑大势，使股指两度轻抚千点而不破。6月6日是周一，股市开盘不久便击穿千点，由于毫无悬念，市场上没有恐慌，却是一片肃杀气氛。当晚，中国证监会公布《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其后又允许基金公司将其固有资金投资于基金，向券商提供低息再贷款，以及暂停包括IPO和再融资在内的融资申请等，给市场休养生息的机会……这一系列措施给股市打了一剂强心针，导致股指在6月8日突然暴涨百分之八，重回一千点以上。
尽管中国证监会的救市举措得到了市场的积极回应，但学术界和证券界不少人士认为，政府直接入市只有短期效应，不能解决股市的根本问题。一直以来，中国证监会认为股权分置（即上市公司的股份分为社会公众持有的流通股和国有的非流通股）是中国股市症结的“根本问题”，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认为股权分置“久拖不决是对市场稳定最不利的因素”，因此早解决比晚解决好，因此在5月9日正式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推出4家试点企业。当天是五一长假过后开盘第一天，大盘以暴跌30点迎接这一消息。其后，本已积弱已久的大盘继续下行。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认为，“缺乏信托责任是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由于上市公司对股民缺乏信托责任，所以中国股市的问题层出不穷也就不足为奇了”。自一九九零年开办以来，中国股市发展迅速，号称“用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一百年的路”，但发展过程中忽视制度建设、忽视以信托责任为基础的法治建设，不但上市公司对投资者无信托责任，甚至连监管当局也尽到最后的信托责任，结果弊端丛生，丑闻不断：
为帮助国有企业托困，大量资产质量低劣、盈利能力低下的国企被包装上市；上市公司以各种名目无节制圈钱，成为大股东的提款机，却很少给投资者分红，使股市不堪重负；上市公司资产被大股东随意侵占甚至掏空，公司高管挥霍无度甚至卷款潜逃，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庄家与上市公司勾结，操纵市场，让中小投资者血本无归；银广夏、蓝田股份等上市公司造假被揭露，基金黑幕、庄家吕梁等操纵股市的丑闻层出不穷，但监管层束手无策，造假的继续造假，圈钱的越圈越狠……
所以，经济学家吴敬琏说“中国股市是无规矩的赌场”，可谓一针见血。一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基金经理对亚洲周刊说，“市场经济的三公（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在股票市场的最重要体现和要求就是产权明晰、治理结构完善、监管到位。但目前证监会的做法越来越远离这个宗旨，中国的股市越来越不值得投资”。由于不触及根本的制度问题，监管当局推出的改革措施不是因为利益集团互相掣肘而成为一场闹剧，就是逆市场而行拖累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的股市危机是制度危机的一个体现。
在大势低迷和整顿违规资金的双重压力下，2004年证券公司的潜亏高达2200亿元，南方、大鹏等证券公司相继被结业清算。股市危机不但威胁到社会稳定，而且也危及金融系统的安全。然而，中国决策当局却试图利用股市来解决中国面临的金融难题。4月中上海宝钢增发新股导致股指大跌，其实宝钢经济效益很好，并不缺钱，增发只是为了注资中国建设银行，配合建行改制上市。此外，中国财政赤字庞大，社会保险和退休基金方面亏空甚巨，为填补这个窟窿，只有想方设法把国有股从股市上套现回来，这就是当局为什么要把股权分置作为“根本问题”解决的迫切动机。换言之，在中国股民为国企脱困作出贡献之后，又要舍身填补国有银行、社会保障的大窟窿！
然而，经历一次次的愤怒和失望之后，中国股民已经不再是那个容易被骗的“傻根”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用脚投票”，不再玩股票。“远离毒品，远离股市”，成为当下股市的流行语。少数股民转战越南股市，斩获颇丰。越南股市以中国为样榜，但运作规范，监管严格，没有中国股市那种腐烂气息。上市公司没有良心，监管当局缺乏公心，股民们当然就没有信心。中国股市已然被推倒，一代投资人随之成为殉葬品，但重来的希望却还看不到。（2005年7月）
表：从数据看中国股市
上证指数 A股流通总市值 ?A股平均市盈率
2001年6月 2242（历史最高点） 约18800亿元人民币 72倍
2005年6月 998（八年来新低） ?约9800亿元人民币 ?17倍
简单香港
我第一次到香港时，这个城市如此简单。那是我第一次出境，而且是一个人，但是整个旅程非常顺利。香港满街的繁体字没有让我感到繁复，而是感到非常的熟悉和亲切——与香港电影上的景象一模一样啊，而香港电影早已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对香港怎会陌生？
到香港没多久，但一直不断有人问我：在香港感觉怎样？与深圳有什么区别？内地人问，香港人也问。我就告诉他或她，简单。就深圳和香港这对双子城而言，人们从生活上作的比较更多，而轻松和简单大体能概言之。在中国的城市比较中，香港是与上海并称双子城的，这是由香港的历史空间所形成的，而香港与深圳的关系则是因地理空间所决定，而且是近二十年的事情。
香港与深圳虽然很近，但文化相差甚大，语言迥然不同，人们总会担心内地人在香港难以适应。其实不然，其实很简单。现在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听得懂普通话或国语，尤其是那些做生意的店铺老板或商店营业员，都能说你能懂的普通话。在香港，我们公司的工作语言是国语，因为公司职员来自五湖四海，除了香港和内地，还有台湾、东南亚以及欧美等地。不过，我香港的同事一直对我进行广东话的“强化训练”，工作之外和我讲广东话，可是我语言天赋实在太差，听得懂就听，听不懂就哼哼哈哈。因此，我同事非常感慨：“难怪你这么顽固，没有学广东话的压力，原来是现在的香港真变了，以前是香港人‘逼’着内地人学广东话（以前在香港，不懂广东话就没人理你），现在是内地人‘逼’着香港人学普通话。”
实际上，香港的城市管理系统非常发达，指示系统（路标、路牌等）详尽清楚，地铁又用普通话报站，因此只要识得繁体字，出门不会迷路。很多简体字与其繁体形似，联系上下文，因此连猜带蒙繁体字一般不会搞错。商店里基本都是明码标价，包括路边的街市，水果、蔬菜都是一堆堆的论堆卖。而且，在香港买东西，你不会担心“假冒伪劣”，商家为了信誉和品牌不会去做一锤子买卖，同时政府也严厉打击商家的欺诈行为。你说，在生活上是不是很简单？当然，实在要开口侃价的话，你可以讲英语，如果讲得很流利很地道，还会被看高一眼，以为你是米国来的呢。
在香港人际关系也很简单，公司里各做各事，下班后各忙各的。深圳在这点上有点类似香港，不过近年来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带有内地的官场气氛和人情味道。香港对劳工的保护非常严格，公司会把受聘者的工资待遇算得清清楚楚，受聘者不须担心公司在这上面玩“花招”，当然也要承担即时报税的义务。同事之间出去聚餐也多是AA制，彼此不欠人情。在香港，这些规则或受法律强制，或是人们共同约定形成，你只要不违背这些规则，充分尊重他人和公共的权益，生活也就那么简单，你也就可以充分享受自由之港的自由。这是香港精神的真谛所在。
在香港生活简单，但不轻松，因为生活成本太高，压力很大。与深圳比起来，香港衣食行的费用大概是深圳的三到五倍，而住最贵，租房费用大概是深圳的五到六倍，而房价则达九到十倍。当然，你会说，香港的工资水平比深圳高啊。的确，从平均工资来讲，香港要比深圳高得多，但从收入与生活成本比来看，深圳人要比香港人幸福得多。我常跟深圳的朋友说，如果在深圳拥有每月超过10000元的收入（两口子），又可供房又可买车，日子会很滋润。
然而在香港，即使身为中产阶级的香港人也不敢奢望这种惬意的日子。在香港，有百分之四十的难以买方供楼，只能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屋（相当于内地的廉租屋）里。有了几百万积蓄的中产者可以自己买房，但按揭供房的压力不轻，而且居住起来非常窘迫，因为很多房子都是五六十平米一套的两居室，在内地看来是真正的“陋室”，而一百平米的房子是奢侈品了，号称“千尺豪宅”。
也许是因为房子太小的缘故，香港人一般不会请朋友到家里作客。而且，与内地流行的豪华装修相比，香港居家的装修陈设只能说是简单实用，充分利用了空间。蜗牛壳里做道场，能做出什么明堂呢？也正因为如此，香港人平常时间都不喜欢待在家里，出来逛街、活动便很经常，构成了香港作为购物中心的本土基础，同时这也造成了香港网络商务不够发达。比如，网上购物，网上租房等，较内地和台湾都非常落后。
尽管香港的生活成本很高，但是香港可以以其简单明确，使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更轻松地生活；深圳尽管生活压力小，但是这点轻松却不能使深圳人尽情享受生活：职场之复杂，交通之拥挤，办事之繁琐，治安之恶劣……浪费了人们不少的精力和时间，而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图个“简单”，都会选择用钱来摆平，但有时候，钱也不一定有作用。
因此，当有人问我：如果你有在深圳和香港生活的两个机会，你会选择哪里？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香港。
矿难，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当中国各地劳工维权事件不断涌现时，河南郑煤集团大平煤矿的爆炸声再次让我们看到中国矿工的悲惨境遇。大平矿难发生约１２小时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称今年前９个月共有４１５３人死于煤矿事故，而作为一家国有煤炭企业，大平煤矿的矿难为今年中国发生的最严重的安全生产事故。
在中国，涉及劳工权益的问题很少被公开报道或讨论，但是煤矿安全事故是一个例外。这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当局不仅要求安全事故及时上报，坚决查处瞒报，而且每年都有几次声势浩大的“安全生产大检查”，以及对不合格的煤矿“坚决取缔”和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等。因此，不能说领导不重视，也不能说安全检查不多，打击惩处不严厉，但为什么矿难事故还是层出不穷，防不胜防，而且每次几乎都是重大伤亡？截至25日晚，大平矿难遇难矿工人数已达86人，另有62人下落不明。在大平矿难发生的同一天，还发生两起事故，２０日早上６时许，河北省武安市德盛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２９名矿工被困井下生死未卜；２１：２０分，重庆市綦江县松藻三联煤业公司逢春煤矿发生瓦斯与煤层突出事故，造成６人死亡，７人失踪；
不久前，国家有关部门个别负责人曾表示：人均GDP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这个区间，是安全生产事故的高发期；我国目前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因为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安全生产事故大都经历了从上升、高发，然后逐步稳定、下降的周期；根据这种理论，中国的矿难事故防不胜防是情理中事，不必大惊小怪。
暂且撇开该言论的“冷酷麻木”不说，单是这种天灾不可防的“西方经验论”也是不能成立的。的确，西方国家是经历过一个事故高发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也必然要经历这个过程。作为后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安全生产上完全可以吸收西方国家的成熟经验，从而减少矿难的发生。
事实上，中国矿难绝大多数是责任事故，是安全措施不到位、违章作业引发的，因此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大平矿难看似天灾，其实也是人祸。据媒体披露，大平煤矿之前就存在安全隐患，安全监察部门曾多次督促其整改，消除隐患，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2000年7月14日，大平煤矿矿井被淹，历时3个月才恢复生产，损失约5000万元。2003年1月23日，大平煤矿矿井被淹，30多名矿工及时撤退，直接经济损失约5000万元。而大平煤矿所在的郑煤集团更是不断发生各种事故，隐患频现。2003年11月3日至9日，郑州煤矿安全监察办事处曾对郑煤集团开展安全执法监察，共监察了大平、告成、超化3个国有重点煤矿，查出问题100多个，下达现场处理决定书13份。2004年4月11日，郑煤超化矿发生透水事故，12名矿工被困井下109小时后生还。
瓦斯突出在防治瓦斯技术中是个世界性的难题，目前还不能做到完全防范。类似事故以前多发生在私有小型煤窑，尤其是非法煤窑中，但在各种防范设施都相对完善的国有大矿中发生这样的事故还非常少见。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发言人黄毅在总结大平矿难教训时指出，如果认真落实各项安全措施，煤矿的瓦斯爆炸事故应该会得到有效遏制。在去年5月15日安徽省芦岭煤矿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上，黄毅也说过类似的话。事后总结教训容易，但是为什么“人祸”如此频繁的确值得深究。
近来，由于矿难、火灾、沉船等安全事故层出不穷，中国已经把安全生产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充分体现了新一届政府关注民生的态度。今年１月７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这是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专门就安全生产工作作出决定；１月１７日，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第一次以国务院名义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这次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第一次评选表彰了全国安全监管、监察系统的劳动模范……然而此后不久接连发生四起严重事故（２月５日北京市密云县踩踏恶性伤亡事故，２月１５日吉林省吉林市与浙江省海宁市分别发生两起重大火灾，２月２３日黑龙江省鸡西市百兴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在频繁出现的安全事故面前，行政权威显得力不从心。在以人治为中心的行政权威逐渐失效的情况下，以法治为中心的制度权威却没有建立起来，这是当前中国安全事故频发的根本原因。
一方面，煤矿安全宏观监管体制上缺乏第三方独立监管。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提供的资料表明，世界各国的职业安全工作通常由劳工部负责。这种政府职能结构更有利于实现“第三方监督”。但是中国的安全生产监察与管理职能由国家经贸委下的国家安全生产管理监督局与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负责。因此，国家经贸委既代表政府，又代表雇主，有关专家指出，“国家安全生产监察部门实际上自己监督自己。”
另一方面，即使国家安全生产监察部门正常行使职能，但在微观管理上却遭受来自地方政府的强烈干扰。在山西，80%的县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煤炭开采和炼焦，吕梁、大同等地的一些县区乡，煤炭的收入占到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70%—75%。为发展地方经济，各产煤地政府对关闭小煤矿态度不积极，安全措施不落实。另外，腐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地政府领导与煤矿主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受贿拿红包已经很平常，更多的人是以各种名义在煤矿中占有股份。在当地政府的保护下，当地监管部门在工作中出现渎职，煤矿在安全措施上不作为也就不足为奇。在中国，无论是企业违规还是公务员渎职，其成本都非常低，这是监管失效又一体制上的原因。如果不是大型安全事故，死一个人只需要几万元就可以解决，而地方领导人受到处分后也不过易地做官。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些煤矿企业长期不重视安全防范，问题自然越积越多，对事故也越来越麻木，对矿工的生命自然也越来越漠视。据报道，大平煤矿目前有职工4000多人，分别来自河南、山东、安徽、四川等省的33个县，其中95%的人员为农民合同工。这些工人中很多人连在自己的工作场所中有哪些因素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健康和生命都不知道，他们没有受到过为保护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必须的技术培训和安全教育。
宏观管理混乱无序，微观管理有名无实。尽管来自高层的行政指示一条比一条严厉，但是在市场经济多元利益的冲击下，其权威已经被层层化解，到达矿井时已经变得稀松平常。因此，所谓的安全生产往往成了口头文章，矿工的生命也被虚化成一个个口号。
煤炭是中国的基础能源。目前中国消耗的能源中70％来自煤炭，到2050年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的比重仍然在50%左右。今年中国煤炭产量预计会超过1.9亿吨，但仍然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于中国来说，煤炭何其重，但在矿难面前，生命何其脆弱，在某些人面前，矿工又是何其轻贱！
去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王显政在山西“3?2”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处理中曾怒斥：“我们永远不要像这样的带血的煤！”但是，在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建立之前，中国还得使用“带血的煤”，中国的矿工也只能继续忍受生命之“轻”。（2004年）
和谐社会需要和谐网络
北京当局最近不但对互联网严加管制，而且对高校BBS进行全面整肃，招致高校大学生甚至海外留学生的普遍反对，海内外舆论表示不解。如果因战争、动乱等特殊情况加强舆论管制，那都是可以让人理解的，但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实在没有什么特殊事情值得如此兴师动众。结果不但搞得大陆互联网风声鹤唳，而且抗议声浪越来越大——继清华学生跪求人大代表关注高校BBS之后，清华校友最近又在网上发起联署签名，呼吁BBS对校外开放。
互联网越发达，资讯越畅通，当局对意识形态的担心也与日俱增——担心网络上良莠不齐的信息误导青少年，担心海外各种势力渗透高校，因此迫切感到需要加强对高校学生的思想教育，需要改造高校互联网生态，封堵之外，还投资数亿元扶持官方网站，试图占领网络主流舆论地位。教育部长周济在1月31日说：“要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形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牢牢把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动权。”显然，北京当局要把网络改造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地，而不是大学师生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工作平台。然而，现在面对面的政治教育都已经教条化和形式化，学生不但不信这一套，甚至产生逆反心理，网络政治教育岂不贻笑大方？
实际上，当今的大学生与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八十年代大学生有着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宏伟理想和强烈冲动，而当今大学生则是理想失落的一代，更关心自己的生活和前途，激动者也不过在网上发发牢骚，宣泄一下。而现在教育部把他们活动的基本公共空间强力压缩甚至剥夺，把一群本来政治冷血的学生催生出政治热情，这岂不适得其反？本来有些学生在网上发泄一下也就完了，而现在他们要么上境外网站开辟新的BBS，要么在网下的现实生活中发泄，这对北京当局来说岂不是更难管理，风险更大？从目前高校学生不断发起的强烈抗议来看，封堵网络不但达不到当局的预期目的，反而有可能重演八十年代后期学生和当局的紧张局面。显然，对高校BBS动刀非但不能阉割中国大学生的思想，反而有可能演变成一出自宫闹剧。
我们注意到，中央高层对互联网的初衷似乎不是这样的。前不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就提到去新华网看帖子，了解民情，而零三年非典期间胡锦涛也上网了解疫情。对此，普通民众对领导人的这种开明务实作风普遍欢迎，两会期间纷纷在网上发表建设性意见，在反对日本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上更表现出理性态度。这些都说明，互联网不是洪水猛兽，相反是促进社会和谐和进步的先进科技力量，也是中共官员掌握真正舆情不可或缺的管道。因此，教育部整肃高校BBS不但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也不符合北京当局提出的“三个代表”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教育部此举如果不是行政管理能力落后的原因，就有借思想政治教育搞政绩工程的嫌疑。这种政绩工程比基建类的面子工程危害更大，不但损害青年一代的利益，也让整个社会平添了不和谐的声音。
清华校友在“致尊敬的胡锦涛学长及国家教育部负责同志”的公开信中指出，封堵BBS“伤害了众多学子和用户，是让亲者痛、仇者快的决定”。的确，此举非但难以达到目的，相反却给予境外“限制言论自由”的事实证据。封堵网络，限制言论自由，何来思想自由？没有思想自由，又何来科研创新和学术进步？
青年是一个社会最敏感也最有创新动力的群体，是国家和民族未来希望之所在，而北京当局不惜下重手阉割高校BBS，这实际上是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思想阉割，堪称现代版的“焚书坑儒”。对网络的封堵，不但封堵了十三亿人的知情权，也封堵了全球华人渴望中国复兴的梦想，更封堵了与台湾同胞沟通的心理通道。没有沟通就没有和谐。不转变对待网络的僵化思想，不改变处理BBS的简单粗暴方式，那不仅仅是不和谐的杂音，更会强化不和谐的声音。（亚洲周刊2005年4月刊）
上海楼市丧钟为谁敲响
2005年春节刚过，因为过节暂缓的购房置业热情在上海迅速升温，新房市场上又出现了排队现象。位于杨浦区的珠江香樟南园三期虽然均价高达每平方米一万一千六百元，但开盘前三天就吸引了上百人排队，开盘当天94套房源几乎一日售完。自去年九月“排队买房”现象“回潮”至今，许多楼盘都是未开先热，一经推出就被抢购一空。无论市中心还是次中心区域，甚至是在更加偏远的郊区，排队现象都有出现。
上海房价的飙升与居高不下，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市民的承受能力。2004年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一万七千元，如按官方公布的均价测算，上海一套80平方米的住房价格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十倍（即房价收入比，国际上衡量房价水平的主要指标），而按万元均价测算的话，房价收入比则高达四十七倍！这个数字不但大大高出四至六倍的国际惯例，也远高于国外房价较高的发达地区，连人均土地资源极度匮乏的日本，这个比例也不过是11.07。“上海可以有许多高房价的理由，但是房价如此奇高却是非常离谱的。”有市民在网上如此评价。
上海30（据官方数据测算），香港14（1997年最高时期），北京16，深圳15
德国11.41，英国10.3，意大利8.61，法国7.68，美国6.43，日本11.07
然而，因为要结婚生子的原因，上海的一些年轻市民实在不能再等下去，开始提出一个让专业人士认为是异想天开的计划。2004年11月底，在上海从事营销策划的28岁的朱剑在网上提出关于个人集资建房的计划，并创建网上论坛招募同道中人；不约而同地，27岁的IT从业人员应荣军12月中旬在网上也建立了类似的论坛；再后来，为买房奔波数月的郭宇新偶然看到了他们的创意，十分赞同。尽管不少人认为这只不过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但这三名年轻人仍执着地实践着这个梦想，成为在上海号召个人集资建房的“三剑客”。他们在网上提出计划后，论坛上注册人数超过800人，并且不断有新的面孔出现。其中，有400多人表达了参与集资建房的意向。更重要的是，有着建筑、管理、法律、财务经验的人不断加入进来，使核心成员之外的建设规划组、融资财务组、法律政策组都有了固定的组员，从而使集资建房计划显得更专业而且有效率，也建房计划更为明晰：第一步成立10人核心成员组，组建“上海家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的前期工作；第二步募集500名参与者，每人出资约15万元，成立房产公司，引入第三方监管，并向银行融资；第三步进入市场程序购地、建设。这些年轻人虽然都在上海工作和生活，但此前从未谋面，互不相识，但是上海的高房价却他们走到了一起，同圆一个家园之梦。
“召集500名左右的真实参与者，共同筹集一笔资金，选择合适的地块，建造适合大家购买力的房子，价格会比市价便宜约40％，让参与者共同受益。”在他们看来，由于集资建房是非营利性的，因此可以省掉大笔费用，包括开发商利润、广告费、机构维持费用以及项目贷款利息等，购房成本可以降低。他对亚洲周刊说：“与其背负20年到30年的房贷负担，半辈子光阴为房所累，不如给自己一个机会搏一把。”为此，他和郭宇新辞职，专事“家圆”计划的推进、实施。
然而，专业人士却认为个人集资建房想得太简单，至少有三关难以闯过：市场化拿地几无可能，资金来源单一化和相对透明度，将导致其在土地竞买中处报价劣势；公司化运作难点多，如何缴税、集资人如何行使权利都是问题；最关键也最困难的是难以获得银行融资。银行有关人士表示，对于个人集资建房，无论是建设中的开发贷款，还是个人住房贷款，银行都可能不敢放贷。资深地产人士半求对亚洲周刊说，“个人合作建房实际上是一种思维上的倒退，因为随着市场体系的成熟，社会分工会越来越精细，越来越专业。”
尽管如此，北京、深圳、南京、成都等地不断有人在网上发起集资建房行动，结果都得到热烈响应。朱剑等人的“家圆”计划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这种逆市场而动的“离谱”行为，与其说是不满高得离谱的房价，不如说是新兴的年轻中产阶层对畸形市场机制的不满，他们被迫“用脚投票”，做出看似逆市场的选择，实际上想矫正畸形的市场机制。
最近，内地颇负盛名的《财经》杂志刊发《上海飙地内幕》的封面专题，认为上海房地产市场存在过多的政府意志影响、政府公司介入，也是房地产业高热难退的深层次原因，“特别是有形之手在土地市场翻飞，渗透到二级市场的各个环节，实际上直接影响了供需曲线的走势，成为刺激房价不正常攀升的重要原因之一”。《财经》杂志如此公开地批评上海地方政府操纵房地产市场，让人再次感到中央要求控制上海房地产市场的明确信号。因为，《财经》杂志在内地被认为有央行和中国证监会的背景。与此同时，一直看空上海楼市的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发表文章认为，目前上海楼市与10年前的曼谷“房地产泡沫”破灭前的情况很类似，上海很可能步曼谷后尘。而在刚结束召开的两会上，高房价又成为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热门话题。从市民对房价的不满，专家学者对泡沫破灭的担忧，到中央对房地产市场的不断警告，上海楼市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自零三年下半年以来，中央不断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尤其是零四年宏观调控中更是对上海房地产市场提出警告，但上海官方一直认为坚持上海楼市“健康发展论”，有与中央宏观调控唱反调的意味。直到今年2月4日，上海官方媒体《新民周刊》还推出一期为上海房地产市场护航的专题，力指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发展属“新文化地产实验”。
房地产市场对上海经济发展举足轻重，2004年房地产直接拉动上海GDP增长约为17％，而通过建筑材料、房屋中介和家具电器等其他因素的间接贡献达到3％至7％，换言之，上海近两年经济增长中，可能有1／4直接或间接地与房地产有关。因此，上海地方政府近年来通过“有形之手”大力支持房地产开发，而内地其他城市则以上海为榜样，纷纷效尤。地方政府操作楼市的主要手段为大搞旧城改造和城市拆迁、实行土地招标拍卖推动地价和房价、控制或取消经济适用房和单位集资建房、操纵媒体来引导市场，有时甚至操纵房地产统计数据，误导消费者。由于世博会展馆建设需要，目前上海市区拆迁面积继续扩大，因此有开发商就直言不讳说不怕房子没人买，因为在政府大面积拆迁下逼出来的需求一直在上升。
地方政府操纵房地产市场的动力何在？从表面看是为了政绩，因为房地产价格上涨不仅可以提高当地GDP的数据，且可以使政府得到更多的土地出让金，进行更多的城市建设，因而有利于地方领导升迁。但熟悉内地房地产的都知道，地方政府还有为自己小集团利益考虑的动机。在已查处的一些官员腐败的大案要案中，与房地产无关的几乎没有，这显然不是巧合。
房地产已连续多年位居内地十大暴利行业首位。马克思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在暴利的驱动下，加上权力的深度介入和法治的缺失，内地房地产市场不但是暴利横溢，而且是暴力横行。在深圳，开发商威胁、殴打维权业主时有所闻，因此有人说“黑夜有多黑，楼市就有多黑”。在上海，更出现了拆迁公司派人活活烧死两名业主的人间惨剧，而且这家拆迁公司还是官办的！“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这段名言，在当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再一次得到验证。
对于这种高利润行业，银行也乐于放贷。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上海土地储备贷款的增速同比高达335．3％，而截至2004年6月末，同比增速高达179．5％。个人住房贷款也在猛增，04年上海住房按揭贷款占银行新增贷款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四分之三，目前比重还在增长。然而其中真实的需求到底有多少呢？在2004年上半年，曾在媒体上热传，当时上海投资性购房的比例约为百分之十六（国际上通行的警戒线是百分之二十），但上海市房地局最近通过物业管理公司对浦东两年内新建成的商品房进行了一次摸查，得出的结果是，在已经购买了这些商品房的房主中，一次没来的将近50%。
上海的银行虽然一直在分享房地产业迅速扩张的美味，但如此猛增的贷款却让它们感到恐惧。2005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向总行提交的一份报告，更指近年上海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增长迅猛，房地产业对银行资金过分依赖，一旦泡沫破灭，房地产业风险将迅速转为银行信贷风险。春节过后，四大国有银行在沪分行、交通银行以及其他部分股份制银行房贷部负责人就上海房贷风险举行了一次专门的讨论，各银行基本达成了共识，认为目前上海个人房贷存在较大风险，各银行将从贷款成数、期限和住房总价等多方面限制房贷。
面对来自银行的风险警示，上海地方当局在年初终于默认了“泡沫论”，悄悄地改变了几个政策。然而，对自己一手煽起来的楼市热火，上海市政府还是难以下手，一方面在于政府介入市场既深且广，难以自拔，另一方面在于房地产还是上海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金融业也不能熄灭房这台发动机，否则将会导致通货紧缩。因此，陷入两难困境的上海市政府仍然心存侥幸，一直不敢采取较大干预措施。一些政策放出风来但却不正式公布，希望借此达到“心理成效”，能不出就不出。
尽管上海市政府仍然犹疑不定，但上海楼市却日益白热化。首先是人民币利率处于二十年来的最低点，一年期存款利率只有2.25%，而目前通货膨胀超过百分之三，因此实际利率为负数，但这种负利率不会维持较长时间，人民币加息是长期趋势，这将显著影响住房消费。其次是美元汇率导致热钱流出。最近高力国际发布报告声称：“人民币能否抵挡得住升值压力，将对2005年上海豪宅市场产生巨大影响，投资热钱何时撤离会成为市场发展的转折点。同时，对利率连续上升的预期也会成为市场转变的重要因素。”尽管业内对于热钱在上海楼市存在的规模及影响有较大争议，但谢国忠认为，热钱撤退将是上海楼市下跌的导火索。不管怎样，在最近美元出现走强征兆之际，国内对上海楼市看空声高涨，显示“热钱撤退说”似乎正在产生心理作用。
然而，更严重的却是不断被揭露的房地产虚假交易。最近媒体披露，上海有六个楼盘被查封，因为开发商虚构买房人，反复签订并撤销合同，以虚假价格抬高房价。有些开发商甚至觉得这种虚假交易骗钱太慢，而且容易被识破，干脆串通房产中介及银行内鬼做起真实的虚假交易，直接套取银行住房贷款。最近内地网上流传一个《上海楼市惊天丑闻黑幕》的帖子，揭露了前两年媒体热炒的所谓“温州老板上海买房”的内幕，原来是开发商或房产中介找人假冒温州农民企业家、山西矿主到上海高价买房，假老板只是象征性付一两个月按揭后，开发商便从银行获得高出实际房价一至两倍的资金，而留给银行一堆烂帐。中国银行风险控制水平极低，像这种虚假按揭骗贷在其他城市也时有曝光，但以上海更为触目惊心。例如，去年国家审计署审计发现，工行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支行向“姚康达”一人就发放个人住房贷款7141万元，这些资金被用于购买128套住房！如果说在真实需求下推动的房价上涨是泡沫，那么这种真实的虚假交易无疑是毒瘤，不但蒙骗了消费者，而且还套住了银行，直接危害金融体系。为此，上海已有银行把个人住房贷款的审批权从支行收回到分行。
上海这种虚假按揭的“毒瘤”到底有多大规模？这个问题不但是判断上海楼市泡沫的需要，也是衡量银行金融风险的需要。据有关人士向亚洲周刊透露，中央已经下派一个调查组，与上海有关部门一起彻查房地产市场的违规行为。也许，上海楼市更惊人的内幕还在后面。
面对日益严峻的市场形势，上海市终于下决心控制房价，抑制投机。3月6日上海市政府发布《关于当前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四个方面的举措，包括规范住房贷款、完善信息发布机制等措施。这次出台的两项政策要点，一是调整中低收入家庭购房贷款贴息的房价标准，从每平方米不超过3500元调至4500元；二是对购入未满一年的商品住房出售征收5％营业税，以及营业税税额11％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河道整治费，总共5.55％。显然，这次出台的政策一方面针对目前短期投机炒作较多的商品房，施以财税杠杆，抑制投机购房，另一方面关怀普通百姓的居住需求，而是直指购入不满一年的商品住房，较多就集中在这部分商品房。二是方向准确，可见上海在政策调控仍然非常慎重，不希望市场发生剧烈波动。不管怎样，上海市终于从与民争利终于走到“利为民所谋”的正途上来了。
据调查，目前对上海楼市的看法呈现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开发商和普通居民普遍认为上海房价仍会上涨，另一方面是银行与研究机构则几乎一致看空。其中开发商的调查也许含有虚假成分，那么只有上海市民对当前楼市形势尚不明就里。实际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带有鲜明的“政策市”特征，上海楼市更是政府操盘的典型，而现在上海市政府开始收回“有形之手”，那么上海楼市已经不是有无泡沫和是否会下跌的问题了，而是会以何种方式着陆的问题。对此，多数人认为会软着陆，上海房价在未来一年内会向下调整，但不会崩盘。
而硬着陆的代表则是摩根士丹利的谢国忠，这位出生于上海的经济学家不但认为上海楼市会崩盘，而且认为还将拖累中国经济甚至全球经济。两年前谢国忠即提出上海楼市泡沫论，看空上海楼市，零四年七月更提出中国正处于房地产泡沫“大爆炸的边缘”，上海楼市将率先崩盘，此后他更进一步指出：“随着中国的通货膨胀和美联储加息的不断发展，离‘最后算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如果要给这次破裂加上一个期限的话，那么这个泡沫将在数月内破裂，不会超过一年。”谢国忠的观点无疑是最悲观的看法，因此一直让国人认为是危言耸听。现在上海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有价无量的头部特征，谢国忠关于上海楼市泡沫破灭的观点即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得到证实，而是否崩盘直至连累中国经济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来验证。
上海市政府利用有形之手创造了空前繁荣的上海楼市，但现在却不得不再用这只手敲响丧钟。上海楼市的丧钟为谁敲响？是上海的老百姓，还是搞钱权交易的贪官奸商，抑或是中国的金融体系？
2004年地雷遍布的宏观调控
中国在2004年上半年实施的宏观调控虽已初见成效，但是经济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因此，温内阁不愿宣布宏观调控就此结束，也无意再为宏调加温。近期将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真空期，各地建设项目在宏观调控的高压下终于迎来一个喘息机会。
温家宝总理在日前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加强宏观调控的各项措施已经逐步落实并取得成效。不过，会议指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偏大，投资结构不尽合理，煤电油运供求紧张的矛盾尚未有效缓解。国务院常务会议给出的信息是：不能盲目乐观，不能放松工作，不能半途而废。
虽然温总理对过去的宏观调控作了阶段性小结，但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通胀还是通缩？未来是加息还是不加息？宏观调控能否实现软着陆？这些问题从企业界到理论界，从地方政府到中央高层一直争论不休，使人感觉到宏观调控下的中国经济吊诡重重。
直到今年3月初，人们对去年底开始进行的新一轮宏观调控的印象，一直是温和的，感觉是为避免被迫急刹车以致造成大起大落而主动进行预警式的调控。然而，一季度统计数据出来之后，中央发现，在央行限制部分行业贷款、提高准备金率之后，各地各部门投资却有变本加厉之势。2004年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79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3%，其中城镇投资增长47.8%，在城镇投资项目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41.1%。
为此，中央在4月下旬接连出台四项政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四大过热行业的资本金比例、全面清理所有在建拟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和继续整顿土地市场，此外还动用行政手段来制止地方的盲目开发。
由于宏观调控力度陡然加大，很多人自然而然将本次宏观调控与1993-1994年宏观调控想提并论，并据此认为宏观经济将象10年前一样再次“硬着陆”。然而，与十一年前相比，这次宏观调控的背景更复杂，形势更诡异。
首先，目前国内的市场化程度要远高于1993-1994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结构，这使得本轮宏观调控要面对更为复杂的利益关系。
其次，就经济的国际化程度而言，1993-1994年的经济国际化程度远远小于加入世贸保护期都将结束的04年；1993-1994年人民币仍旧有贬值压力而2004年人民币有升值压力。
最后，经济过热的程度不一样。1993-1994年是投资消费双膨胀并导致通货膨胀，经济处于全面过热状态，而当前的经济过热仅局限于投资领域，消费需求则保持有限增长，通货膨胀尚比较温和。
面对投资过火而消费不热的诡异局面，国内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出现很大差异，关于中国经济是通缩还是通胀的争论一直到现在也未有定论。经济学家吴敬琏、樊纲等坚定地认为经济过热，并对通货膨胀表示忧虑。而厉以宁、刘国光、萧灼基、宋国青以及胡祖六等则认为，目前的中国经济仍在健康轨道中运转，而且中国经济怕冷不怕热，勿轻言经济过热。
更多人的观点是在二者之间，其中林毅夫与许小年的观点就更显特别。林毅夫赞成经济过热的判断，实质上强调的却是“投资，现在是需求，将来是供给，应该警惕潜在通缩”，即不是担忧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反转，而是担忧通货膨胀向通货紧缩的反转。许小年提出，由于消费增长缓慢，投资拉动的“过热”只是引发生产资料等中间产品紧缺和价格上升，而消费物价指数也没有明显上升的状况，对此他称之为“没有温度的高烧”。他还警告，高速的投资增长将使得通货紧缩时期产能过剩的问题更为严重，因此“需求上升没有导致价格的上升”，中国存在重新走入通缩的危险。
病症不明而要抓药去病，其难度可想而知。中央对经济形势初步判断为，目前中国经济通缩和通胀的原因都存在，因此既要抑制投资过热，又要防止用药过猛导致经济“硬着陆”，但要把握好调控时机。如今普遍的预期是中国经济在下半年可能会降温，央行担心的是，如果此时采取过大的紧缩措施，当政策效应在下半年发挥出来时，正赶上经济下行阶段，央行的政策不但没有熨平经济波动，反而可能增加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从央行的角度来看，目前采取温和的紧缩措施是谨慎的选择。因此，中央在本次宏观调控中一直设法回避直接提高基准利率的做法，而尽可能采取其他比较温和的措施来抑制投资和信贷，在手段上尽量灵活多样且市场化程度高，其目的主要是避免“一刀切”，在使投资增速有较大回落的情况下，而出口和消费基本不受影响。
如此操作，可谓用心良苦。但即使如此，地方上却并不领情，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在一些地方遭到某种程度的抵制。因此，胡锦涛、温家宝在5月份先后前往华东等地视察，就有督促地方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之意。在实体经济层面，为避免企业与中央出现博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在４月下旬发出善意警示：“中央银行现在的调控手段比较温和，应该看到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提出的善意措施，大家应该控制一下自己，这样经济才能平稳发展。”她惟恐大家还不明白，劝说之外甚至发出“要挟”：“如果激化矛盾，最后形成了中央政府不愿意看到的‘硬措施’的出台，对大家都不好。” 宏观调控的利剑遭遇到了体制上的顽石，目前似乎没有比这种行政手段和道德劝说更好的方法来解决矛盾了。经济手段加行政手段之外，最后还要来一个道德劝说与后果要挟，这不但说明了目前经济形势的复杂，而且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但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避免经济硬着陆。
中国能否实现软着陆？5月中旬在中国巡回演讲的美国世界级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表示，中国政府目前正在进行宏观调控是及时的，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实现过经济的软着陆，我希望中国政府是第一个”。许小年等经济学家也认为中国经济有硬着陆的可能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发表署名文章认为，较之1992年、以及1997年的经济波动，银行其不良贷款比率可能还会要来得高，银行至少会积累1000亿元的不良资产；进一步观察近期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可以发现，在新的经济环境之下，商业银行承担了经济大幅波动的成本，承担了宏观调控的成本。
实际上，目前宏观调控已经不是硬着陆软着陆那么简单。去年以来经济运行过程中暴露的种种问题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各种矛盾集中爆发时期，也就是到了为以前的发展支付成本的时期。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高储蓄、高投资、高消耗达成的高增长模式已经无法继续维持。克鲁格曼是靠预言“亚洲奇迹迟早破灭“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早在1994年，他通过对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调查发现，所谓“亚洲奇迹”，只不过是建立在高储蓄、高投资而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经济增长，而这样的增长是建立在消耗大量资源、资金、人力的基础之上的，必然不可能持续。
二是经济“三高”民生“三低”的局面不能持续。中国经济有“三高”“三低”。在经济快速增长方面有“三高”：一是固定投资增速高。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去年上升26.7%，达5万多亿元，是1996年以来投资增长速度最高的；去年进出口8000多亿美元，上升37%，是1990年以来最快的；工业增长达16%，三方面的大幅增长拉动了GDP达9.1%。但在民生方面，长期积累了三个偏低：人们就业偏低，失业率超过4%，加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1.5亿人口，总计失业率为7-8%；此外，人们的收入增长率比前年增长下降；第三个偏低是前面两大因素导致国民消费率偏低，内需长期不振，从而导致以前实施“以投资拉动内需”的积极财政扩张政策破产并留下不少后遗症。“三高”与“三低”的并存，正好反映了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几年中发展中所积存的问题，这种局面是不能久拖不决。
三是金融体系隐藏着致命危机。银行体系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心脏，同时也是中国经济最薄弱的环节，而现在宏观调控首先控制的就是银行，对此，经济学家徐滇庆认为，倘若由于处理经济过热失误，把毛病弄到银行去了，有可能引发全局性的危机。此外，面对着2006年对外开放银行业的冲击，中国必须提高金融领域的危机意识。可以说，如果中国经济遭遇危机的话，就一定是金融危机。
对于励精图治的温内阁来说，前面虽然谈不上“万丈深渊”，但却是“地雷”遍布。温家宝总理最近提出要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就已经表明调控的目标已经不是闯过“地雷阵”来实现所谓的“软着陆”，而是要以最小的代价来纠偏和排除隐患，确保中国经济走上安全的快车道。（呙中校2004.7.21亚洲周刊）
香港打造中国金融首都
曾荫权自动当选特首后在六月二十日与媒体会面，被问及香港未来经济出路时明确指出：“《基本法》订定香港作为金融中心，这就是香港的出路，我们一直坚持这个道理。”据有关消息透露，中央政府给曾荫权就任特首的第一个大礼很可能是香港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进一步开放。一旦落实，这不但是对曾荫权的支持，也是对香港金融地位的有力扶持，更是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期待，期待金融奇才曾荫权把香港打造成中国的金融首都，期待香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成为与纽约、伦敦、东京并列的四大国际金融中心。
如果是其他人作为特首如此定位香港，香港人未必认同。但曾荫权不同。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曾荫权出任香港特区首位财政司司长，随即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力挫以索罗斯为首的“投机大鳄”，他因此声名大振，不但被港人视为捍卫香港金融制度的汗马功臣，而且以扎实的金融功底和经济学素养得到国际金融界的认同和赞赏。
尽管曾荫权对于这个金融中心未曾多说，但从他多年的财政司长生涯和特区政府近期的一系列施政中，人们隐约感觉到曾荫权的“金融立港”方略已经了然于胸。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需要一个强大而有效的金融中心来支撑，中央政府自然对香港寄予厚望。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和建设，香港股市已经成为仅次于东京的亚洲第二大股票市场，黄金市场与伦敦、苏黎世、纽约相并列，外汇市场则在全球排名第六，香港拥有的国际银行机构数目属世界第三位，仅次于伦敦和纽约，因此香港无愧于亚洲区域国际金融中心这一殊誉。但是，在经济、金融实力上香港仍然无法与伦敦、纽约、东京相提并论，另外回归后香港在亚洲的金融地位受到新加坡和上海的挑战，金融地位一度有所削弱。1998年新加坡决定取消非居民利息所得预扣税，而香港因为不愿放弃15％的预扣税而让亚洲美元市场在新加坡迅速壮大。后来新加坡金融中心发展势头有超过香港之势，香港只在国际银团贷款方面较新加坡有明显优势，外汇交易额和衍生金融产品交易上新加坡已经超过香港。香港大学饶余庆教授在九七年评估，香港在世界各大国际金融中心的排名，大致在第六或第七位。
不过，由于仰赖于内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在这两年得到巩固。从2004年1月起，香港银行将获准经营包括存款、兑换、汇款和人民币卡在内的4项人民币业务。允许香港银行经营人民币基本业务，一方面，为每年数百亿元在香港流通的人民币建立了回流渠道，从而对规范这部分货币起到关键作用；另一方面，也在为香港金融业提供利润新来源的同时，给香港提升金融中心地位带来新契机，为在香港设立人民币离岸中心创造了条件。当时间及条件成熟，中央将优先考虑在香港开设人民币离岸中心。伦敦之所以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交易中心，就在于伦敦拥有全球最为活跃的美元离岸交易市场（每天约4620亿美元），伦敦的美元交易量较之美国本土还要高（美国为日均2360亿美元左右）。
今年3月，香港财政司推出五大举措，以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其中之一就是发展人民币业务。财政司长唐英年说，他希望进一步扩大香港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范围，并研究建立人民币的交易结算平台，以提高人民币交易的效率和安全性。其他四大措施分别是：完善金融规管制度、提升企业管治水平、努力发展债券市场和强化资产管理。
同时，中央政府正在积极研究将香港保险公司参股内地保险公司的比例，在现时的15%基础上进一步放宽，而且将一如既往，积极支持内地符合条件的企业到香港上市等。至2004年底，在香港挂牌的内地企业共有304家，占整体的28%；内地企业总市值为20205亿港元，占港股大市的30%；2004年内地企业股份总成交达16651亿港元，占大市成交的42%；其中头10大成交最畅旺股份当中内地企业10居其6；内地企业IPO总金额为754亿港元，占整体的79%；其中头10大IPO当中内地企业10居其8，且稳占前5位；港股历史上最大的10宗IPO均为内地企业……包括红筹、国企及民企在内的内地以及其它中资企业(统称内地企业)已成为香港股市的主力。
由于先天制度设计的缺陷以及信托责任的缺乏，内地股市长期低迷不振，因此大部分内地企业选择在港上市。由于香港股市监管严格，对上市公司资质要求很高，因此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均为内地的优质企业，内地股市因难以吸引优质企业将逐渐被“边缘化”。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内地还将批准“合资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香港股市毫无疑问将成为QDII投资境外的首选地点。届时不但内地企业大量在香港上市，而且内地投资者也会腰缠万贯下香江，那时候香港股市不但会成为中国真正的主板市场，而且规模还会与纽约、东京等量齐观。
为发展债券市场，香港与内地正在研究在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加上股票市场、外汇市场的内地因素，香港金融市场“内地化”特征将日益明显。对此，有人表示不可理解和难以接受，因为香港本身已经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难道现在要放弃“国际化”而“内地化”吗？实际上，在香港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香港金融市场“内地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也是香港金融业在21世纪初赖以巩固和加强的主要动力。没有“内地化”，香港这个金融中心就不可能从区域级跃升为世界级。
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必然随着中国走向世界而不断提升，这既是香港发展自身经济和巩固自身地位的历史机遇，也是香港作为中国唯一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使命。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脉和灵魂，谁掌握了金融谁就掌握了经济的制高点。现代的经济危机也因此越来越多的表现为金融危机。作为一个地区性大国和发展中的经济体来说，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际金融支点，翘动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大局，支撑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战略布局。作为中国的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这个价值和意义不可置疑。因此，香港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巩固自己的金融地位，更需要从中国金融首都的高度来考虑如何提升自己。
可惜的是后者往往被香港人所忽视。受制于实用主义哲学功利导向，香港人长于金融技巧和策略运用，而缺乏宏观的金融视野和战略思维，同时又有意或无意把自己与内地有所区隔，因而在中国大发展战略上缺少研究和思考。2002年5月香港一些传媒担心：“以现在中港融合的速度看，当香港经济成功转型之后，如果大陆出现重大政经震荡，难道香港可以置身事外，可以完全不受冲击吗？”因此提出了要建立“中港防火墙”之议。那时香港经济尚处于低迷之中，但港人独善其身之意仍显露无遗，现在香港经济好转，而很多港人的心态依然难有改观。倘若不改变这种功利心态和小香港思维方式，不培育大金融的战略意识和全球眼光，那么香港不可能培养高屋建瓴的金融战略人才，也不可能作为中国金融之都而晋级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也许，把金融中心作为香港出路的曾荫权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当年，他带领香港人民走出金融风暴的漩涡，现在他要带领他们走出自我欣赏的泥淖。
所以，历史赋予曾荫权的使命不仅仅是管治一个香港，而且要为一个大国的复兴提供关键的支点。这其实也是曾荫权的历史机遇——给你一个香港作为支点，你能翘动中国的变革吗？（2005年7月11日，亚洲周刊7月刊）
表： 香港与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市场交易状况对比
国别?股市总市值2004年?债券市值／GDP(2000年) ?外汇市场(日均)2004年
伦敦 28650亿美元 162.6％ 7530亿美元
纽约 ?162400亿美元 ?46.4％ 4610亿美元
东京 35570亿美元 ?39.9％ 1990亿美元
新加坡 ?2180亿美元 18.1％ ?1250亿美元
香港 ?8610亿美元 5.8％ 1020亿美元
注1：资料来源：JPMORGAN《WORLD FINANICAL MARKETS》；新加坡、香港金融管理局年报，世界各主要股票所网站；IMF 网站；2：按各国货币当年与美元汇率计算；
沪深股市边缘化，香港变身中国主板
十月十四日中国建设银行将在香港公开发行264.86亿股H股，询价区间为每股1.9至2.4港元。由于市场反应热烈，建行很可能以上限定价，融资额将达到636亿港元，折合约81.5亿美元，成为香港股市有史以来最大宗融资。市场预计，建行上市后的市值将高达5000亿港元，成为香港市场上仅次于汇丰控股、中移动的第三大市值的港股。
建行在香港招股上市不仅开创香港金融市场的新纪元，而且对中国金融市场影响深远，标志着香港股市正在取代日益边缘化的上海、深圳股市，成为中国股市的主板，从而实现香港股市的历史性蜕变。如果内地QDII（合资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参与香港股市能够尽快获得批准，那么香港股市就可成为中国真正的主板。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灵魂和命脉，事关国民经济安全以及社会稳定，而银行又是金融业运行的基础。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改制虽历时几年，但成效很低。为应对06年银行业全面向外资开放所带来的冲击，中国明显加快了银行业的改革，国有银行上市被认为是其中关键一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此发出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指令。在四大行上市之前，中国交通银行率先在香港上市探路。今年6月，交行在香港的成功上市让四大行非常鼓舞，建行的预计融资额度也从最开始的五十亿美元不断提升，直到定在七十亿美元左右。国内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步伐也因此加快，最近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金融控股公司、瑞银集团就先后与中国银行“联姻”。
如果建行上市后，中行、工行和农行也都选择香港上市的话，那么两年后香港股市市值将因此增加两万亿港元，也就是两千五百亿美元，如果再加上其他其他新股的发行，到时香港股市总市值有望超过西班牙、德国和加拿大的股市，成为世界五大股市之一，这无疑将大大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中国来说，香港股市的一半以上市值将由H股创造，而且几乎囊括了电信、金融、能源以及矿产这些关系中国国计民生行业的龙头企业，这表明香港股市担负了为中国主要企业融资的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建行在H股史上首次实现全流通，显示中国在国企股权结构上与国际接轨的决心，对香港股市也将产生深远影响。最近香港恒指服务公司发表声明说，H股变为全流通股份后，恒指成分股会否加入H股，需进一步研究。然而，由于H股在香港市场的权重及影响日增，恒指迟早要纳入H股，否则便不能真实反映香港股市的走势。H股进入恒指成分股后，中国经济的起伏变迁将在香港股市得到充分反映，香港股市也因此成为中国经济的晴雨表。
一直背离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沪深股市因先天不足、法治不彰、监管不善等原因，近年来股指大幅下跌。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丧失殆尽，纷纷“用脚投票”，不再玩股票。股民减少，市场低迷，导致新股难发、市场规模不断萎缩，五年来总市值萎缩约1/3，从2000年时的47456亿元人民币（约合五千八百六十亿美元）降至今年6月底时的30907亿元人民币。可见沪深股市资源配置功能日益弱化，边缘化在所难免，而同期内地公司大量在香港上市，带动包括红筹、国企及民企在内的内地企业总市值不断提升，零四年底达到20205亿港元，而几大国有银行上市后更有望增加万亿以上，届时香港股市将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主板。
沪深股市的日趋边缘化无意中让香港股市担负起中国主板的功能，显然这是内地市场机制的缺陷，使香港金融市场获得了一个绝好的发展机会。当然，大型国企选择来港上市另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这类庞大的资金需求，只有在香港这样的国际金融市场才能找到众多的国际投资者。不过，由于融资成本较高，香港并不适宜中小企业上市融资。因此，香港日后将成为中国大型企业融资的主要场所，上海则主要为中小型企业服务，同时也可以为没有国际融资需求的大型企业服务，深圳则可专心培育为小型科技企业服务的创业板。
面对境内企业纷纷选择境外上市，北京监管当局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限制企业境外上市，那么势必要在沪深股市排队上市，但这样一方面会耽误企业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目前的股市也难以承受，稍有不慎就可能让股指跌穿一千点，整个股市就有崩盘之虞。如果大量企业境外上市，不但会让中国资本市场丧失发展的机会，而且还会使中国资产的定价权掌握在境外中介机构和投资者手中，不利于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更重要的是上市公司创造的收益大部分因此流失海外，因为境外上市的中国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境内的优质企业，而境内居民则被严禁投资境外股市。也就是说，境外投资者可以从中国企业的高速成长中“分红”，而中国境内居民则不能分一杯“羹”。
这种财富外流现象是由中国严格的资本管制政策所造成，但客观上却是对中国境内居民合法权益的剥夺，同时也造成中国经济财富循环的不畅通。试想一想，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让境外居民享受超国民待遇，而让本国居民不能享受正常的国民待遇呢？当然，北京监管当局会认为，中国在目前阶段不能放开资本管制，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还非常不完善。实际上，在目前的政策下，适时放开QDII则不失为解决这一矛盾的妥善办法。长期以来，内地一直担心，QDII将打通香港股市和内地股市的投资通道，结果导致港股上升、A股下跌的不利局面，但事实上，沪深股市近年大幅下跌，港股与A股之间的差价已经不大，QDII机制有望在近年内获得突破。因此，北京决策者应该正视香港股市正在“主板化”的现实，把香港金融业的发展提高到未来经济竞争的战略高度，利用香港金融业来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金融话语权。
在推动内地开放QDII上，香港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但是说服力不够。在内地看来，香港的要求似乎是希望内地资金去托起香港股市，是内地“喝稀饭的”去扶持香港“吃鲍鱼的”。其实不然，开放QDII对内地居民其实也是一种福利。除此之外，香港在开放人民币业务等方面的策略也面临这样一种境地，因此需要尽快转变思考方式和推动策略，那么会更有说服力。
实际上，香港金融业正处于历史上又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如果香港的金融发展策略能够从一个更宏观更广阔的视野来思考，能够从完善中国金融系统制度、提升中国金融系统效率、促进中国社会转型方面来着眼，那么香港就能与中国经济的飞速成长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迅速成长为与纽约、伦敦、东京等相媲美的国际金融大都市。（2005年10月11日于香港，亚洲周刊10月刊）
武汉的抉择：伟大还是平凡？上篇：武汉发展的迷思
一、武汉被低估了吗？
武汉被低估了吗？我从来不这样认为。武汉人也不这样认为，看看武汉的报纸，关于武汉之大、实力之强的报道层出不穷。这不是武汉人坐井观天、自卖自夸，国内的专家学者也似乎从没有小看过武汉的实力：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大年认为，武汉是湖北的武汉，是中国的武汉，有条件也有必要建设成一个仅次于上海、北京的超大城市；经济学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刘福垣认为，规划建设武汉城市经济圈成为国家战略，有助于解决中部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就连著名科学家钱伟长都说，“我们要强化武汉市的城市功能使之成为国家继北京、天津、上海、重庆之后的第五个直辖市”（《企业导报》2004年1期号），国内还有谁敢小瞧武汉？
武汉被海外人士低估了吗？非也。海归派的代表、摩根斯坦利的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武汉“拥有成为下一个上海的基础设施和条件，并相信5年之内其经济就将起飞”。台湾《卓越世界》认为，武汉是中国最有发展潜力的城市。在美国《未来学家》杂志预言的“21世纪世界十大超级城市“中，武汉位列第二，排名比上海（第四）还要靠前！联合国2002年发表了现今世界各国城市发展指标及发展前景的统计报告，其中特别提及中国最具发展前途的25个城市；依次为：1上海；2北京；3广州；4天津；5深圳；6武汉；7杭州；8重庆；9沈阳；10青岛……武汉名列第六！还有什么能比联合国的研究报告更权威呢？
如果“低估”只是武汉人自己说说，也可以认为武汉人有危机感，有奋发图强的意识；如果只是对外来投资者说说，也可以认为是招商引资的需要；但如果是武汉的人大代表年复一年在全国人大上说到“武汉被低估”，这就让全国人民困惑不解了：难道武汉的实力还可以超过北京、上海，去追赶纽约、东京？武汉人会赶紧作出解释，“低估”不是这个意思。仔细看看武汉人大代表的报告，“低估论”还不是说给普通老百姓或投资者听的，是要在全国人大上说给中央决策者听的，是以“低估论”来向中央要政策的。
也难怪，从八十年代的沿海开放，到九十年代晚期的西北大开发，再到二十一世纪的振兴东北，几乎都不与中部的武汉沾边。在地理上，武汉亦南亦北，不东不西。中国南北的划分一般以长江为界（地理气候上以秦岭淮河为界），跨江而治的武汉自然不好分南北。东西部的划分是以京广线为界，武汉与湖北省一样，自是不东不西。近年国家提出开发大西部时，湖北发现又与自己不沾边，于是发牢骚说：当年东部开放没有我们，现在西部开发又没有我们，我们不东不西，不是个东西嘛。虽是个笑话，但却说出了武汉和湖北的尴尬和无奈。
当年，李太白在黄鹤楼上吹玉笛，是想要五月天里落梅花！现在武汉人一再提起“武汉被低估”，其实是向中央发牢骚：武汉被中央“低估”了，或者说中央重视不够，要给予武汉政策上的倾斜！
然而，在中部地区的发展问题上，需要重新审视的不是中央，而是地方自己。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发展很快，成就很大，但在发展的心态上无外乎三个字：靠，等，要。
八十年代的武汉“靠气候”。改革开放后，除了沿海部分城市享有特殊政策外，内地基本一样，不过借助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的东风，以及当时不断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武汉与其他城市一样，迎来了经济发展的第一波浪潮。这个时期，不但武钢、武锅这些重工业企业在国内举足轻重，一些轻工制造企业也有一定影响力。我记得小时候谁家里买了一台12寸莺歌电视机，那都是让人非常羡慕的。这个时期是中国的整个政治气候好了，所以我说这个时期的发展主要是“靠”。
九十年代的武汉“等氛围”。等什么“氛围”呢？就是等全国的氛围都差不多时才开始行动。经过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九十年代的武汉在心态上更加保守很谨慎，对于上面新出现的改革信号不敢轻举妄动，即使有其他地区率先行动起来都还要继续观望，而要等到全国普遍响应时才敢加入到大合唱之中。典型就是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时的第一站就是武昌，但享誉海内外的《东方风来满眼春》发自深圳，其后跟着行动起来的还是上海等地，武汉包括湖北省在内不知道慢了多少拍。从经济学上分析，这样做的风险自然很小，但收益也很低，错过了很多时机。武汉在九十年代落在后面也就不足为奇。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武汉干脆“要政策”。靠也靠不上什么了，再等就要落后了，武汉于是干脆抛出“低估”论，直接向中央要政策。这不但让全国人民无法理解，也让中央大感失望。同在中部地区的长沙、郑州等地先天条件不如武汉，基础也不怎么好，也没有享受什么特殊政策，但是近年来的发展势头却明显超过武汉。武汉自诩实力雄厚——地理位置得中独厚，在“一五”、“二五”期间又有多歌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教育科研机构云集，但武汉的发展为什么差强人意？
捧着金饭碗，还要讨饭吃。武汉自认实力强大，却向中央“发牢骚”，这到底是武汉以前的领导人没有能力？还是武汉老百姓没有努力？“低估论”不但暴露了武汉在过去发展的缺陷，也暴露了武汉这个城市的心态一直不够端正。武汉发展的问题不在于实力是否被低估，也不在于政策倾斜，而在于你自己是否努力。可惜的是，武汉一直未能认识这个问题。武汉人自己提出被低估
好在中央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对全国经济的战略布局也丝毫未受“低估论”影响。中央在“开发大西北”、“振兴东北”之后的又一个大举动是“十一五”规划。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最近透露说，“十一五”规划将重点关照长三角、京津冀、东北及成渝地区，而华南和中部地区被忽略。华南珠三角地区经济发达，又在搞“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因此唯独只有中部地区又一次被中央撂下了。尽管十一五规划还在制订之中，但武汉应该不能再指望中央了，而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是什么耽搁了武汉的青山绿水？是谁辜负了武汉的父老乡亲？是什么阻碍了武汉的求变求新？是谁把武汉带进迷惘困顿的泥淖？
三、是什么阻碍了武汉的发展？
武汉人深陷“低估论”的吊诡中不能自拔，表面上是发展心态的问题，但归根结底是观念上的问题。
一个地区的发展离不开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武汉在技术创新上不敢说走在全国前列，但至少也不落后，事实上九十年代以来武汉好几项科研成果都是墙内开花墙外红，从“丽珠得乐”到“螺旋藻”，都是在外地获得巨大的成功。这说明，武汉不缺少技术创新，缺少的是制度创新，而武汉在制度创新上停滞不前的原因在于观念滞后，或者说没有观念上的革新，也就是前述的谨慎保守，宁可观望守成，也不敢大胆开拓。
在观念上的保守不说，更可怕的是武汉最近几年又陷入观念上的误区。在发展观念上，“政策优势发展论”最近几年在武汉决策层逐渐占上风，在中央给予开发大西北、振兴东北的政策倾斜后，武汉的这个误区是越陷越深，以至于陷入“低估论”的吊诡而不自知。
事实上，沿海地区的发展的确有政策因素在里面，但政策只是催化剂，更重要的原因是沿海享有出海做外贸的便利。没有地利这个条件是很难想象优惠政策的结果会怎样。西北享受倾斜政策有好几年了，但成效却不理想，其原因还是在于位置不方便，而自然条件又太差。所以，政策不是万能的。从与周边地区的比较来看，没有政策优势一样可以获得很好的发展。例如长沙，工业基础不如武汉，但是本地名牌却比武汉多；文化教育不如武汉，但长沙的传媒可以叫响全国；科研实力不如武汉，但软件产业搞得有声有色。当然，武汉在全国叫得响的有武钢、“光谷”，但若考虑到是以前的老底子撑着，武汉人还是应感到惭愧。
武汉在观念上还要破除的一个误区就是地理位置“得中独厚”的优势。不可否认，在农耕时代和前工业时代，九省通衢的武汉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尽享陆地河港的优势，是故武汉创造了自明至民国的辉煌。但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海上贸易重新兴起，中国经济对外贸也日益倚重，海港地位日重，内陆河港只能是日渐萧条的命运。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加速进入信息化时代，而信息时代使每一个地区都成为网络上的一个结点，传统的地理优势将再打一个折扣。在过去十几年里，武汉都未能发挥“得中独厚”的优势，那武汉未来还能在这个上面沾多少光？对于这个问题，后面将进一步阐述。
地理优势论对武汉的思想界、学术界以至于决策层都产生了明显的误导，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武汉一直奉为圭臬的“两通起飞”理论。八十年代理论界从武汉的地理优势论出发提出“大交通、大流通”战略，并被武汉市采为发展大纲至今。令人遗憾的是，武汉市一味搞“大交通、大流通”，却把武汉的制造业忽略了，甚至说是抛弃了，除了武钢外，其他重工业如武锅、武柴、武重都衰落了，轻工业如莺歌电视机、长江音响、蓝波空调等也消失了。国有企业改革在九十年代发展困难是普遍现实，但是其他地区至少实现了某种转移，例如向周边地区的转移或者与外资合作，等等，但在武汉对国有企业的扶持拯救似乎从不得力，本来还有一点实力的最后都难以摆脱倒闭的命运。我曾经在武汉电视机厂旁边生活了好几年，就是看着这家企业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然而，到九十年代末，人们陡然发现，“大交通、大流通”在武汉没出现，却搞成了“小交通、小流通”。京珠、沪蓉高速公路的规划早已确定，但武汉人直到两年前才知道把这两条大动脉构成城市外环。各种批发市场充斥武汉三镇，汉正街也不复往日辉煌，武汉商业在全国地位也开始下降。
武汉制造业衰败，而“两通”又没有实现经济的起飞，武汉的经济发展自然缺少亮点。不管“两通起飞”本身就存在问题，还是武汉在执行上有偏差，武汉都应该总结其经验教训。遗憾的是，武汉对此一直缺乏认识和反思。武汉决策者一直缺乏自我批判的勇气和魄力，而试图从客观上找原因，这是不是一个误区呢？
思想观念决定大方向，因此，从观念到思维方法，从产业导向到人才战略，武汉都需要一次思想上的自我革新。武汉需要认真检讨发展滞后的观念原因，反思两通起飞的成败得失，破除九省通衢的地理幻象，走出政策优势论的误区，这样才有摆脱武汉发展滞后的迷思。（2005年10月3日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