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扼喉之痛

中国大陆规模最大的芯片(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在一月三十日表示，已经就专利及商业机密诉讼与全球半导体代工整体排名第一的台积电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将向后者支付一点七五亿美元。中芯国际与台积电的和解，宣告了两岸华商密切关注的这起诉讼终于体面结束，不过此案引发的对中国企业知识产权状况的关注却更进一步。

二零零零年四月在上海成立的中芯国际成长迅速，目前在上海、北京和天津共拥有十座芯片厂，到去年底芯片月产量达到十一万片，成为世界第三大芯片制造商。零四年三月中芯国际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香港证券交易所先后上市。然而在其上市前夕，台积电向美国加州联邦地方法院提交诉讼状，起诉中芯国际侵犯专利权及窃取商业秘密，并申请对中芯实施禁制令处分及赔偿财务损失，起诉对象包括中芯国际的上海及美国子公司。

业界对这场对决的焦点集中在中芯国际总裁张汝京与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身上。由于张汝京早年亲手创立的世大公司曾被台积电吞并，而台积电与中芯国际在全球半导体代工排名中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三，因此业界一开始就对两人的「芯竞争」给予密切关注，而竞争升级到司法诉讼则是人们当初未曾想到的，可见竞争之激烈。作为后起之秀的中芯国际本来在竞争中处于弱势，但是在张汝京的经营下不但迅猛蚕食全球芯片市场，而且还在人才竞争方面占了上风。张汝京以大约为台积电两倍的待遇，从台积电召回原世大公司的为多旧部，加强了中芯国际的研发队伍。台积电声称，中芯国际雇用了超过一百名台积电前员工，并让其中一些人提供台积电的商业机密。

业界有人认为，台积电已经相当忌惮中芯国际的成长速度，中芯国际的低成本运作已经让台积电不得不使用非常手段，才能确保其市场地位。但现在中芯国际对台积电和解并作出巨额赔偿，表明中芯国际已默认有关侵权事实。尤其值得玩味的是张汝京就此发表的声明，他说：「我们很高兴地宣布，昨晚已经与台积电就专利和商业机密诉讼达成了调解协议。」张汝京的「高兴」表明，这个调解结果对中芯国际还是不错的，如果不和解，中芯国际可能会在诉讼中赔得更多，败得更惨。因此，对张汝京来说，这次和解实际上是旧仇未解，又添新恨。

中芯国际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失败，一方面凸显了中国企业在R&D(研究与开发)方面与国际一流企业存在巨大差距，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国际大企业利用知识产权对新崛起的中国企业的打压。去年初美国思科公司起诉华为，以及今年初英特尔公司起诉深圳东进公司都体现了这一点。在国际市场上，一流的厂商卖规则，二流的厂商卖技术，三流的厂商卖为品，四流的厂商卖力气。目前中国大多数企业都在卖力气，少数企业终于可以卖为品了，但却遭到国际厂商的迎头痛击,而且是打在中国企业的「七寸」知识产权上。

近来中国企业与国际大企业之间的知识产权斗争不断涌现，反映出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企业已经触及到跨国企业的商业利益，而且中国企业的低成本优势让它们惧怕不已。美国《商业周刊》惊呼：「低工资和高科技，一旦把这两点结合在一起，美国的大麻烦就来了！」从去年开始，「中国高科技威胁论」开始在《华尔街日报》、《财富》、《商业周刊》等美国主流媒体中流行。

不可否认，无论是初级加工业，还是高新技术产业，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几乎都体现为低成本优势，对于初级加工为品而言是低工资。对于高新技术技术企业而言，则另有政府为扶持高新技术产业而提供的低税收、低地价优势等。据张汝京自己测算，由于政府优惠地皮、人才价格相对低廉等因素，就经营成本来说，上海的成本将比台湾高科技产业基地新竹低百分之五到十左右。

然而，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中国企业成也低成本，败也低成本。生为要素的低成本使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迅速抢到部分市场，但是这种优势只是暂时的，并不构成企业真正的竞争力。企业竞争力来自于源源不断的技术创新动力、管理创新能力以及不断提升的人才素质。然而，由于人力低成本优势可以迅速获得，而技术优势、管理优势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成功，因而造成中国企业对人力成本的极度依赖，而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动力不足，在人力资源上的投入更是微不足道。另一方面，低成本竞争在市场上表现为低层次的价格竞争，结果导致市场价格体系崩溃，技术创新的生态环境也被破坏，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的企业也就难以生存。纵览中国企业二十五年的发展史，没有几家中国企业是依靠技术发展壮大的，包括现在一些所谓的高新技术企业，如联想集团，也是在市场机会面前放弃技术而成长起来的。中国目前已经沦为低级加工的「世界工厂」已是不争的事实。没有研发能力，没有创新动力，也就不可能在关键技术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而这恰恰成为中国企业的致命弱点，因此也就被国际厂商掐着「七寸」打。

当然,中国知识产权的落后还有体制等因素造成，但中国企业竞争之无序的确是一重要原因，而且连台湾来的张汝京都未能免俗。张汝京可以让中国芯片产业迅速与国际标准接轨，但却不能让知识产权发展与国际接轨，反而爆出丑闻，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耻辱，也是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的重大挫折，使中外IT业界对中国企业知识产权的发展又一次陷入失望之中。中国要走向国际市场，亟需改善知识产权发展的生态环境，否则难解扼喉之痛苦。（2005年2月，亚洲周刊）

中国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危机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与律师、记者为营救被非法关押的维权律师郭飞雄及村民，前往番禺太石村调查取证，没想到被当地黑社会分子袭击追杀！权且不说太石村村民根据宪法罢官行动受挫，现在番禺当局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侵犯人权，践踏法律，让全球华人对中国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深感忧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番禺地方政府的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由来已久。从1993年到2003年的十年中，霍英东投资四百多亿元人民币投资开发番禺和南沙，却受尽了南沙开发区第一任党委书记、番禺区委书记梁柏楠的敲诈勒索、盘剥刁难。以霍英东地位之尊、投资之大都要向“地头蛇”低头，何况普通老百姓呢？霍英东位居政协副主席，怎么也算国家领导人，在世界华商中也颇有影响和地位，为什么会对番禺当局忍气吞声达十年之久？其实，这不在于“地头蛇”多么凶悍，而在于番禺当地“毒蛇成窝”；如果只有番禺这一窝“蛇”也好端，关键在于番禺上层还有“蛇窝”罩着！所以尽管梁柏楠在2004年因受贿罪被判刑12年，但番禺的局面一点也没有改变。所以，当太石村的村民试图通过合法程序罢官时，番禺当局自然感到对当地的控制权可能被颠覆，利益可能会因此丧失，因此不惜采取黑社会手段对村民威逼恐吓，对大学教授、律师和记者大打出手。

在北京中央一再强调要构建“和谐社会”之时，地方政府在利益集团把持和操纵下，反而激化底层矛盾，加剧社会的不稳定，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悲剧，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悲剧。因为老百姓最终会把帐记在中国共产党的头上，而不是某个或某些共产党员头上。在公平问题上，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因此，不管北京中央是如何的鞭长莫及，不管有多少利益格局需要平衡协调，对于这种黑社会化的地方政府决不能姑息纵容，否则执政党不但在老百姓中的威信扫地，而且在地方当局眼中的权威也将丧失殆尽。试想一想，既然广东地方政府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那么陕西当局也可以“合理”镇压陕北油田的投资者；既然河南当局可以宽限入股煤矿的官员，那么内蒙古官员不从煤矿退股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情……

由此可见，中国地方政府不但长期来藐视和践踏法律，而现在对党中央权威的挑战也开始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结合成权势集团，打着党的旗帜和稳定的口号，在地方上藏污纳垢，为非作歹，不但不遵守法律，反而丧失道德的底线，这在番禺当局的表现就是黑社会化。

北京若姑息权势集团为所欲为，就是放任他们胁持中国共产党，骑在共产党头上把玩共产党，最后毁灭中国共产党。因此北京当局必须落实最基本的法律制度，尽快整顿地方政府，以树立中央威信，恢复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伦理，重建党的基本政治理念。（2005年9月28日于香港，刊于10月9日《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