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扼喉之痛

中国大陆规模最大的芯片(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在一月三十日表示，已经就专利及商业机密诉讼与全球半导体代工整体排名第一的台积电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将向后者支付一点七五亿美元。中芯国际与台积电的和解，宣告了两岸华商密切关注的这起诉讼终于体面结束，不过此案引发的对中国企业知识产权状况的关注却更进一步。

二零零零年四月在上海成立的中芯国际成长迅速，目前在上海、北京和天津共拥有十座芯片厂，到去年底芯片月产量达到十一万片，成为世界第三大芯片制造商。零四年三月中芯国际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香港证券交易所先后上市。然而在其上市前夕，台积电向美国加州联邦地方法院提交诉讼状，起诉中芯国际侵犯专利权及窃取商业秘密，并申请对中芯实施禁制令处分及赔偿财务损失，起诉对象包括中芯国际的上海及美国子公司。

业界对这场对决的焦点集中在中芯国际总裁张汝京与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身上。由于张汝京早年亲手创立的世大公司曾被台积电吞并，而台积电与中芯国际在全球半导体代工排名中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三，因此业界一开始就对两人的「芯竞争」给予密切关注，而竞争升级到司法诉讼则是人们当初未曾想到的，可见竞争之激烈。作为后起之秀的中芯国际本来在竞争中处于弱势，但是在张汝京的经营下不但迅猛蚕食全球芯片市场，而且还在人才竞争方面占了上风。张汝京以大约为台积电两倍的待遇，从台积电召回原世大公司的为多旧部，加强了中芯国际的研发队伍。台积电声称，中芯国际雇用了超过一百名台积电前员工，并让其中一些人提供台积电的商业机密。

业界有人认为，台积电已经相当忌惮中芯国际的成长速度，中芯国际的低成本运作已经让台积电不得不使用非常手段，才能确保其市场地位。但现在中芯国际对台积电和解并作出巨额赔偿，表明中芯国际已默认有关侵权事实。尤其值得玩味的是张汝京就此发表的声明，他说：「我们很高兴地宣布，昨晚已经与台积电就专利和商业机密诉讼达成了调解协议。」张汝京的「高兴」表明，这个调解结果对中芯国际还是不错的，如果不和解，中芯国际可能会在诉讼中赔得更多，败得更惨。因此，对张汝京来说，这次和解实际上是旧仇未解，又添新恨。

中芯国际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失败，一方面凸显了中国企业在R&D(研究与开发)方面与国际一流企业存在巨大差距，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国际大企业利用知识产权对新崛起的中国企业的打压。去年初美国思科公司起诉华为，以及今年初英特尔公司起诉深圳东进公司都体现了这一点。在国际市场上，一流的厂商卖规则，二流的厂商卖技术，三流的厂商卖为品，四流的厂商卖力气。目前中国大多数企业都在卖力气，少数企业终于可以卖为品了，但却遭到国际厂商的迎头痛击,而且是打在中国企业的「七寸」知识产权上。

近来中国企业与国际大企业之间的知识产权斗争不断涌现，反映出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企业已经触及到跨国企业的商业利益，而且中国企业的低成本优势让它们惧怕不已。美国《商业周刊》惊呼：「低工资和高科技，一旦把这两点结合在一起，美国的大麻烦就来了！」从去年开始，「中国高科技威胁论」开始在《华尔街日报》、《财富》、《商业周刊》等美国主流媒体中流行。

不可否认，无论是初级加工业，还是高新技术产业，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几乎都体现为低成本优势，对于初级加工为品而言是低工资。对于高新技术技术企业而言，则另有政府为扶持高新技术产业而提供的低税收、低地价优势等。据张汝京自己测算，由于政府优惠地皮、人才价格相对低廉等因素，就经营成本来说，上海的成本将比台湾高科技产业基地新竹低百分之五到十左右。

然而，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中国企业成也低成本，败也低成本。生为要素的低成本使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迅速抢到部分市场，但是这种优势只是暂时的，并不构成企业真正的竞争力。企业竞争力来自于源源不断的技术创新动力、管理创新能力以及不断提升的人才素质。然而，由于人力低成本优势可以迅速获得，而技术优势、管理优势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成功，因而造成中国企业对人力成本的极度依赖，而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动力不足，在人力资源上的投入更是微不足道。另一方面，低成本竞争在市场上表现为低层次的价格竞争，结果导致市场价格体系崩溃，技术创新的生态环境也被破坏，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的企业也就难以生存。纵览中国企业二十五年的发展史，没有几家中国企业是依靠技术发展壮大的，包括现在一些所谓的高新技术企业，如联想集团，也是在市场机会面前放弃技术而成长起来的。中国目前已经沦为低级加工的「世界工厂」已是不争的事实。没有研发能力，没有创新动力，也就不可能在关键技术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而这恰恰成为中国企业的致命弱点，因此也就被国际厂商掐着「七寸」打。

当然,中国知识产权的落后还有体制等因素造成，但中国企业竞争之无序的确是一重要原因，而且连台湾来的张汝京都未能免俗。张汝京可以让中国芯片产业迅速与国际标准接轨，但却不能让知识产权发展与国际接轨，反而爆出丑闻，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耻辱，也是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的重大挫折，使中外IT业界对中国企业知识产权的发展又一次陷入失望之中。中国要走向国际市场，亟需改善知识产权发展的生态环境，否则难解扼喉之痛苦。（2005年2月，亚洲周刊）

中国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危机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与律师、记者为营救被非法关押的维权律师郭飞雄及村民，前往番禺太石村调查取证，没想到被当地黑社会分子袭击追杀！权且不说太石村村民根据宪法罢官行动受挫，现在番禺当局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侵犯人权，践踏法律，让全球华人对中国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深感忧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番禺地方政府的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由来已久。从1993年到2003年的十年中，霍英东投资四百多亿元人民币投资开发番禺和南沙，却受尽了南沙开发区第一任党委书记、番禺区委书记梁柏楠的敲诈勒索、盘剥刁难。以霍英东地位之尊、投资之大都要向“地头蛇”低头，何况普通老百姓呢？霍英东位居政协副主席，怎么也算国家领导人，在世界华商中也颇有影响和地位，为什么会对番禺当局忍气吞声达十年之久？其实，这不在于“地头蛇”多么凶悍，而在于番禺当地“毒蛇成窝”；如果只有番禺这一窝“蛇”也好端，关键在于番禺上层还有“蛇窝”罩着！所以尽管梁柏楠在2004年因受贿罪被判刑12年，但番禺的局面一点也没有改变。所以，当太石村的村民试图通过合法程序罢官时，番禺当局自然感到对当地的控制权可能被颠覆，利益可能会因此丧失，因此不惜采取黑社会手段对村民威逼恐吓，对大学教授、律师和记者大打出手。

在北京中央一再强调要构建“和谐社会”之时，地方政府在利益集团把持和操纵下，反而激化底层矛盾，加剧社会的不稳定，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悲剧，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悲剧。因为老百姓最终会把帐记在中国共产党的头上，而不是某个或某些共产党员头上。在公平问题上，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因此，不管北京中央是如何的鞭长莫及，不管有多少利益格局需要平衡协调，对于这种黑社会化的地方政府决不能姑息纵容，否则执政党不但在老百姓中的威信扫地，而且在地方当局眼中的权威也将丧失殆尽。试想一想，既然广东地方政府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那么陕西当局也可以“合理”镇压陕北油田的投资者；既然河南当局可以宽限入股煤矿的官员，那么内蒙古官员不从煤矿退股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情……

由此可见，中国地方政府不但长期来藐视和践踏法律，而现在对党中央权威的挑战也开始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结合成权势集团，打着党的旗帜和稳定的口号，在地方上藏污纳垢，为非作歹，不但不遵守法律，反而丧失道德的底线，这在番禺当局的表现就是黑社会化。

北京若姑息权势集团为所欲为，就是放任他们胁持中国共产党，骑在共产党头上把玩共产党，最后毁灭中国共产党。因此北京当局必须落实最基本的法律制度，尽快整顿地方政府，以树立中央威信，恢复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伦理，重建党的基本政治理念。（2005年9月28日于香港，刊于10月9日《亚洲周刊》）

李敖不怕死

李敖在复旦的演讲依旧是谈笑风生，可却有了一点点的感伤。没有了北大演讲的犀利泼辣，也少了豪情壮语，在复旦演讲的他是掩饰不住的感伤，在香港听讲的我是反求诸己的伤感。

他说，“我今天讲这些话，大家可能是最后听到了，因为我已经垂垂老去。我要讲的话，我这三场讲演结束在今天，和大家搞不好就是做最后的告别……”可笑的复旦学生，竟然以为李敖“怕死”，还自以为是引用余光中的话来佐证。李敖不怕死，他的回答很明确，他知道迟早会骑着灰色马而去。

李敖不怕死，怕的是垂垂老死。李敖好强辩斗狠，一直不服老，但这次终于承认自己老了，七十高龄，又做了一个大手术，李敖不服老不行，不过本色未改。“数风流人物，还看李敖”，这不是他吹牛，而是他敢于吹这个牛，也无人应战。毛主席说要“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心比天高的李敖生前赚尽名利，岂容自己“死的窝囊”，于是乎他还要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李敖不怕死，怕的是不能在中原故土老死。行前他说要在海南岛“终老”，北京故地重游故意炫耀的“京片子”，老友重逢的真情流露，以及在复旦的“告别演说”，都掩饰不住他对中原故土的眷念之意。但他却要强撑着说“不是怀乡，没有乡愁；不是近乡，没有情怯”，可见李敖个性之强！逞强好胜的他不惜在北大地摸了老虎屁股，不但把老虎摸醒了，还把老虎摸怒了，当然他也就无法像杨振宁那样，享受在故园终老的国宝待遇，即便是海南的天涯海角他都不可能获得“流放”的资格。因此说到这“最后的演讲”，李敖是掩饰不住的感伤。全盘西化的李敖，竟然骨子里还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烙印？

李敖不怕死，怕的是死后衣钵断续。他说，雷震“的影响力只在一个人身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是我，只影响了我一个人。各位，我希望能影响你们一个人也很好……”。中国人讲究香火承续，思想者希望衣钵相传，心比天高的李敖更想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然而，今日的中国黄钟废弃，瓦釜雷鸣，礼崩乐坏，人心不古，而且更亲身体验了中国大陆的说易行难，再强悍的李敖也无可奈何。老弱方晓驹过隙，病残更忧志未酬，李敖怎么办？也只能祈求衣钵相传，有那么一两个人受他影响，做了国家领导人，也就不枉他大陆这一趟。想必是李敖对大陆有了切身体验，方有这策略之语。

“垂垂老矣！”这话别人说出来没什么，但从要强斗狠的李敖口中说出来就有点凄凉，让我们突然发现英雄原已垂暮。

李敖不怕死，怕李敖死的应是我们。

（2005年9月26日于香港）

杨小凯，他为中国寻找福音

——写在杨小凯教授离世之际

　　这是个令人哀伤的七月。在中国经济发展阴晴不定、中国社会前景晦暗不明之际，一个孤独而伟大的思想者永远离开了我们，同时带走了关于中国未来命运的“福音书”。

　　他就是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当今中国最富传奇色彩的经济学家，也是开创“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一代宗师。

开拓创新成就一代宗师
　　杨小凯开创的“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是对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批判性发展。由于数学工具的限制，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放弃了对经济制度和分工结构的演变推理，专注于既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使经济学发展产生了断裂。20世纪50年代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发展起来后，为杨小凯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局限创造了条件，使他能够运用超边际分析直击新古典经济学的软肋。由于超边际分析的解释能力和应用范围远远优于边际分析，使杨小凯改造传统经济学的“野心”迅速膨胀，意欲用超边际分析对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城市化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几乎当代所有重要主题作出全新解释！因此，杨小凯的理论又被称为“超边际经济学”（Inframarginal Economics）。有人认为，杨小凯的创新一旦成功，日后的经济学说史要用“石破天惊”来形容，他会成为经济学发展上划时代的英雄。
　　新兴古典经济学堪称对西方经济学的突破性贡献，杨小凯因此被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詹姆斯·布坎南赞誉为“当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也被认为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裔经济学家之一。
　　作为当今中国第一个走向世界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怎么强调他的重要性都不过分，遗憾的是大陆媒体对他的离世漠然视之，鲜有报道，而少数报道的财经媒体只是突出他的经济学成就时，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众多真知灼见，包括36年前他写的《中国向何处去》。

十年囹圄造就一代奇才
　　1968年，年仅20岁的杨小凯以一篇《中国向何处去》引起政治高层的关注，闹得康生也要追查这篇文章的后台，为此他被判反革命罪而入狱十年。现在回头看《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虽然充满了文革式的口号和革命激情，但其中仍然闪烁着一个弱冠少年的睿智和改造中国的抱负。然而，还等不到他改造中国，他就被投进监狱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结果，这十年不但是杨小凯人生命运转折的重要十年，也是他思想观念转变的关键十年。
　　对于如此重要的一个思想变迁过程，如果仅仅看作一部个人传奇，那就难以真正理解杨小凯一生的事业与成就。无论是经济学领域的创新，还是为中国社会进步所作的努力，以及最后的皈依宗教，我们发现，杨小凯的这三大思想理念都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都是以中国作为一个宏观语境。因此，无论治经济学说史者，还是治中国思想史者，都有必要通过这段历史来把握一个思想家不同寻常的思想变迁和心路旅程，我们也有必要追根溯源，以此来把握他为当今中国所设计的“路线图”。
　　可惜的是，杨小凯后来很少谈及自己的文革遭遇，不过他在《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一书中写了众多的“牛鬼蛇神”。通过他笔下的那些精灵，我们不但可以了解到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的悲惨境地，也从他们身上看到一个造反小将的思想转变过程：
　　他结识了当时中国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其中对他影响至深者为原《湖南日报》社主编、大右派刘凤翔)，借以认识了文革，认识了共产主义，认识了现代中国政治历史和中国社会状况；
　　十年囹圄使他有机会反复研读《资本论》，同时向“牛鬼蛇神”学习英语、数学等，结果使他萌发了对古典经济学进行改造的念头，是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之滥觞；
　　因此，十年囹圄没有把他改造成共产主义的建设者，反而使他从一个激进的“造反小将”转变为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坚定拥趸者，而且最后还皈依天主，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当然，这些都是他出狱多年后的事情了。

改造中国为其一生理想
　　从1978年出狱到辞世，杨小凯放弃了《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众多主张和理念，开始反对文革，反对一切革命，但他唯一没改变的是彻底改造中国。如果说《中国向何处去》在当年震动高层是因为其盲目的革命狂热，那么现在杨小凯震动中国高层却是以其闪烁智慧之光的创新思想和冷静成熟的理论体系。
　　杨小凯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不仅仅是经济本身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也就是宪政改革没有跟上。他以靠大西洋贸易发达的西班牙和英国为例，说明西班牙没有成功地产生工业革命，一直很落后，就是因为它没有宪政改革，宪政和政治的游戏规则没有上轨道。对于中共十六大允许资本家入党，杨小凯认为实际上就是将官商勾结制度化，它的前景不是美国英国式的好资本主义，而是西班牙式的坏资本主义。在他看来这是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是中国的主要问题。因此，中国不实行宪政改革，只学技术而不学习“好资本主义”的制度，中国的经济只能是后发劣势。
　　何谓后发劣势呢？杨小凯认为，后发国家可以模仿先进国家，少走弯路，但是你可以模仿制度、模仿它的工业化模式，你也可以模仿技术。日本当年走的就是模仿制度，政党自由、专利制度，它都模仿。中国就是模仿技术、模仿工业化模式，不模仿制度，短期内发展实效很好，然而最后就会像苏联一样，技术模仿的潜力耗尽后，制度的弊病就会暴露，这就是后发劣势。
　　杨小凯的“后发劣势”等理论在国内激起强烈反响，在2002年还引发了他与经济学家林毅夫的一场激辨。林毅夫对现行制度进行辩护，肯定其成就，主张进行渐进式的政治改革。二者观点虽谈不上针锋相对，但相去甚远。这场激辨是当代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中国发展方向的一次重要学术论争，而且是两大经济学高手角力，因而一度引起高层关注。
　　现在杨小凯的辞世让人们有机会重温这段公案。人们发现，“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原来始终横亘在中国人面前，从魏源、严复到顾准、李慎之，从康有为、孙中山到毛泽东、邓小平，无数中国人一直都在这个问题上彳亍前行。杨小凯则试图以他的经济理论体系为中国社会进程勾勒出一幅“路线图”，然而他所作的努力才刚刚开始便中断了，正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从这个意义来讲，他的离世显得格外的突兀而且沉重。

皈依基督探索“精确路线”
　　如果仅仅以宪政制度来改造中国，这不但使其他人怀疑能否成功，而且连杨小凯自己也认为是不彻底的。他需要为改造中国设计更为精确的“路线图”。为此，他在“路线图”上继续探索，最终他发现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新教是宪政制度的可靠保证，并相信这种宗教信仰可以达致精确的“路线”。
　　首先，杨小凯从一种理性的角度证明，基督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支持哈耶克所说的“不断扩张的社会秩序和公正”。杨小凯通过Shileifer等人的研究说明，凡是新教文明占优势的国家，它的宪政秩序、经济表现都很好。比如说北美的美国、加拿大、澳洲、荷兰、英国是新教占优势的地方，它们的经济表现就非常好，它们的秩序就不断扩张。基督教新教为什么要比其他文明成功得多？杨小凯认为基督教信仰具有“第三者功能”，使社会实现了“爱”与“秩序”，这是文明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前提。
　　宪政理念渊源于神义的自然法，来源于宗教上的正义，杨小凯溯流而上追至西方文化的源头，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杨小凯自身也皈依了基督教，这能不能看作是他通过自身的体验在进行实践呢？然而，杨小凯的“精确路线”却难以让国人认同。首先国人对中华文明仍报有较强的自信心，而对西方文明始终持有戒备心理。另一方面，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西方宪政也未能实现人类的“终极关怀”。在宗教渊源上，宪政制度鼓励人的私欲，放纵追求外在自由的要义也获得了正当性解释，而在基督教世俗化（基督教新教产生）之后，人生的职责从事奉彼岸的上帝转化为此岸劳作的追名逐利，最后的结果便是人们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对于这些问题，杨小凯还来不及作进一步解释便匆匆西去，带走了他倾其毕生心血为中国谋求的“福音书”，使我们无法窥其真谛。
　　尽管如此，杨小凯的这个尝试对于中国文明进程仍具有重要意义。其一是杨小凯求证了信仰对现代文明的终极作用，解决“中国向何处去”首先要从改造中国人的信仰着手。当今中国最大的危机就是信仰危机，而中国所有危机的根源都几乎可以追溯到信仰危机上来。这点已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学人认同。其二是杨小凯把基督教文明引入到解决中国政改问题的大视野中，这为我们开拓思路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

前景不明难慰一片赤心
　　如果就杨小凯改造中国的主张认为他是一个政治家或政治激进人物，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对此，我认同张五常教授的评价，他对政治不染指，是个“纯真的学者，对学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其研究不可能不与政治沾边，其中的关系正如凯恩斯所说：“政客大抵都是经济学家的思想的奴隶。我的性格不允许我做奴隶，所以我爱上了经济学。”
　　现在，杨小凯开创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已经薪火相传，光耀门庭指日可待，而在改造中国“路线图”上踽踽独行的他倒下后，谁会沿着他的道路继续开拓？谁又会做他的思想的奴隶呢？这也许是他最大的遗憾。
　　在杨小凯魂归天国之际，仅作此联慰藉那颗热烈而执着的赤字之心：
　　　　中国向何处去？曦微不现，难慰赤子。
　　　　新兴破古典出：光彩初呈，是为宗师。
（2004年7月11日于深圳）

李敖毕竟不是金庸

李敖这次去北京好好爽了一把。不过，他爽的是上半身，不是下半身。他老早就说，现在搞不动女人了，就搞政治。现在他就在中国政治中心爽了一把，在中国最高学府过了瘾。当然，还不能说他过足了瘾，在清华演讲时，就不停问凤凰卫视的刘老板，这样讲是不是安全？

凤凰卫视安全吗？自李敖北大演讲之后，凤凰卫视自然是最尴尬的了。本来他们策划这个“神州文化之旅”蛮好的，一则在国际媒体竖起弘扬中华文明之旗，二则对内发挥反独促统之功效。偏偏李敖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让他讲文化，他偏贯彻我党“三讲”精神，大讲政治，当然，你也可以说他讲的自由主义，也是文化；你要他反“台独”，他偏说最怕讲台湾的事。这可让凤凰大跌眼镜。凤凰以前的节目，那些访谈对象无论左中右，都还是很配合凤凰的，凤凰的节目也做得点到为止。李敖以前在凤凰的节目中也很配合，尽管有点指桑骂槐的意思，但分寸还是拿捏准了。可这次凤凰确实没有想到。

显然凤凰不了解李敖，李敖不是一般的文化人，是一个喜欢耍聪明的文化人，何况这次北京之行关系到他的学术地位和最终的历史名节呢。李敖是个聪明人，自认才高八斗，小小台湾自是不放在眼里，在泱泱中华扬名立万方、泽被万世方是功成名就。试想，当今中华无论海内还是海外，可有这样一个人？既没有，那就该我李敖说话了。既然这也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必然，我李敖在这时候就得挺身而出。当然，也得用“聪明”的招，不能铤而走险，要“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刘老板啊，你不要埋怨我李敖“出卖”了朋友，“糊弄”了凤凰。其实呢，你们也只是一时的委屈而已，同我李敖一起享受千秋功名，岂不更好？

李敖在北大要享受千秋功名，可怜北大、清华要背上千秋骂名。李敖演讲中，北大领导在台上如坐针毡，直冒冷汗，以至于演讲结束时不知道做总结（也许就不知道如何做），更不敢谢谢主讲人李敖，就一句“谢谢大家”草草收场。更难堪的是被台下学生点名质疑，北大要把“有反动言论的老师清出课堂”。可怜北大，就只看到这么一个学生有骨气和勇气！而号称“大清帝国”的清华一心想在李敖面前展示人文清华的底蕴，老早就开始征集提问的问题，并请校史馆馆长等一班老学究给入选听演讲的学生培训，从仓颉造字开始讲起……以应对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谁知李敖北大演讲他们方知连毛都摸不着，结果匆忙上场却不举，贻笑大方。

面对这种场面，北大、清华抬不起头，我们宣传部门的表现是非常的好：淡化处理、避重就轻不就得了，毕竟是见过大场面的。不就是看错一个人嘛，小意思啦！本来，凤凰把李敖请过来，我们是希望他能反独促统，加强统一战线，现在嘛，只要他不“独”就行了。港台知名人士众多，我们不是曾经把许多著名的港台人士团结到统一战线上来嘛。想当年，金庸在明报把我党骂得何其厉害，可在回归前和我们合作的不是很好嘛。1981年邓小平会见金庸后，金庸的表现不是越来越好了嘛。邓小平说看过金庸的小说，金庸则说邓小平是他最佩服的人。这两年国内不断有人诋毁金庸，但我们是不允许媒体报道这些的。至于李敖嘛，他毕竟与金庸不同，就享受不了这样的待遇了。

从金庸来看，以李敖来反独促统也许是妙棋，但李敖毕竟不是金庸，李敖就是李敖。金庸虽然号称“大侠”，但离一代宗师的境界始终差了那么一点，就在于有那么一点名利之心割舍不了。李敖也不是没有名利之心，而且胃口还不小，不过他能在人生的重要时刻保持本色，而且表现得很聪明，这的确难得了。

当然，李敖这番表现也有诸多“骂李敖者”的功劳。李敖行前，众多网友和“有行”知识分子他们骂李敖“无行”、“无品”、“小丑”、“流氓”，结果李敖演讲一出来，他们都哑了口。的确，李敖行前准备演讲选题时颇费功夫，从“中国人”、“中国文”到“中国人文”，他还真是想秀出自己一肚子历史文化，谁知网上对他骂声一片，有人更直斥他不敢骂共产党。请将不如激将。想不到李敖年过七旬，还真激动了，激发出千古抱负来了。所以我说，李敖在大陆这么风光还要感谢这些网友和“有行”知识分子。可李敖得了便宜还卖乖，说网络语言是“厕所文化”，但他毕竟没有小瞧这个“厕所”。

看来，我们无论左中右都看错了李敖，或者说，都不了解李敖。不了解李敖，也就难以了解台湾。李敖不是金庸，台湾也不是香港。从李敖来看，我们的统战，不仅是对台湾人民的统战，更重要的是大陆自己先要“统战”。（2005年9月25日于香港）

“泛珠三角”引领中国

　　6月1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在香港会展中心开讲，从而启动了国内最大规模的区域经济合作。中央五大部委（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交通部、铁道部、国家旅游局）负责人与九省二区的行政首脑齐聚香江，共同探讨区域合作，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使这次盛会倍受瞩目。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主政广东之后的三大手笔之一（其余两项分别为“建设文化大省”和“发展民营经济”），也是张德江为推动广东经济更上层楼而力主的新思路。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广东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困难，经济腹地薄弱，与长三角地区相比缺乏后劲……在这种形势下，广东当局把视野从“大珠三角”扩展到“泛珠三角”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由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得“天时”（正好在CEPA推出不久）、“地利”（以珠江水系为纽带，以地缘为便利），更重要的是有“人和”——周边各省皆有联粤望港之意，而港澳也拟借实施CEPA加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因此，自去年8月“泛珠三角”概念被提出之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从最初的九省扩展到现在的“9+2”，由当初广东省的“一厢情愿”发展到后来“十方”的积极响应，最后甚至得到中央政府的首肯和大力支持，从而为其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过，就合作性质等方面来看，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也存在不少令人疑惑的问题：区内争当龙头，一国两制下的整合，地区差异，各取所需……这些问题或大或小，但却为社会各方普遍关注，也是泛珠三角合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尽管围绕泛珠三角的问题不少，但笔者对其发展趋势还是积极看好，其意义和影响不容低估，至少对中国区域发展格局将产生微妙的作用。80年代以来中国提出以“东中西”三个经济带逐步推进的发展战略，然而进入90年代后，资源向沿海进一步集中，中西部已没有多大差别，“东中西”结构变成东西差别，而现在泛珠三角合作的推出标志着中国区域发展由梯度发展模式进入“泛板块”模式。“泛珠三角”在未来有望成为中国－东盟合作的示范，从而发展成为“泛东南亚”区域合作的核心，其他如泛东北亚、泛中亚等区域等有出现之可能。
　　然而，随着区域合作在国内展开，现行行政区划的弊端逐步显露。中国现行行政区划主要遵循历史沿革来确定，历史上各朝统治者尽量保持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以利农业经济的发展，然而随着中国工业经济的迅速崛起，现行行政区划却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现在泛珠三角区域确定的尴尬就说明现行区划弊端不少，结果只有实行多重标准。现在国家民政部正在制定行政区划调整方案，不过中央对区划调整慎之又慎，因此何时能够开始实施还是未知数。不过，区域合作的不断展开将有力地推动这一进程。

　　一、穗港两地 谁是龙头
　　自从提出“大珠三角”的概念以来，珠三角的龙头之争就未曾停止过。现在提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龙头问题自然也无法回避：那边厢，广州市提出广佛都市圈应做泛珠三角龙头，这边厢张德江到了香港，却不无小心地“强调香港在泛珠经济圈的龙头地位，消除部分港人「香港地位受影响」的疑虑”。
　　回顾近年来珠三角龙头之争，不难窥见其中城市实力和竞争力的变迁。2000年以前，香港自认是中国经济的龙头，区区珠三角自然不放在眼里：珠海早在97之前就积极提出兴建跨海大桥，并设立建桥指挥部，但香港这边爱理不理；深圳在1991年提出西部通道项目（深圳湾大桥），1997经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正式批准立项建设，但是香港方面却说要到2004、2005年才能搞，全然不顾深圳已经做了好几年的准备工作；深圳方面一直加强口岸与基础交通建设，为香港回归作准备，但香港方面“视野狭窄”，政府办公室的地图和所有的基建规划，都只有到香港边界为止……
　　然而，经过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及负资产的打击后，香港人不但“大香港主义”荡然无存，自信心也一落再落。最早挑战香港人信心的是新加坡，但那时香港还可以仗着强大的祖国内地而信心十足；但2000年以来，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口号甚嚣尘上，却让香港人慌乱不堪——只要中央官员到港，香港媒体都要揪出这个问题来问；2002年广州大力开发南沙港，打造城际交通网络，大有重掌珠三角龙头之势……从新加坡比到上海，又从上海比到广州，香港人越比越不自信，结果让董特首每次发表演讲时都要频频对市民进行信心喊话。
　　严峻的现实终于让香港清醒过来——如果香港再不融入到珠三角去，最终将会被边缘化，因此与内地合作已经刻不容缓。粤港、深港合作骤然提速。但这时香港在珠三角领袖群伦的地位早已受到广州的挑战。近年来由于重化工业的复苏，广州经济重新崛起，对周边地区辐射力、影响力日益加深，广州也因此梦想恢复华南经济中心的地位。“泛珠三角”最初提出（2003年8月）就是在九省（区）计委主任联谊会上，不久以后得到港澳的积极响应，从而也就出现所谓“龙头”问题。
　　事实上大家都明白，“龙头”最终要靠自身实力和经济形势来决定，笔者认为，在泛珠三角合作之初，广州因为地利和制度原因将会发挥主导作用，客观上这个阶段也需要内陆的广州来整合内地九省的市场和资源，但不久之后港澳与内地在制度上获得突破之后，香港在泛珠三角的核心作用将会迅速体现出来，这不但是泛珠三角内合作深入的需要，也是泛珠三角外延扩大的必经之路，即泛珠三角通过香港这个世界级平台走向国际化，成为整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先行者。

　　二、“一国两制”下如何整合？
　　上文提到香港在泛珠三角要真正发挥核心作用是要克服“两制”下的一些障碍，事实上这也是港澳地区与内地九省整合成败的关键所在。
　　6月1日，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在论坛上指出，泛珠三角区域内有中国东、中、西部3个不同的区域经济特征，又有“一国两制”的特点；既有香港著名的物流中心和金融、信息中心，又有澳门与欧盟和葡语国家的密切经贸关系，也有广东的制造业基地，亦有8省区辽阔的腹地和丰富的资源及人才优势。其他人的发言内容也差不多，只谈优势和前景，不谈障碍和困难。
　　事实上，泛珠三角合作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在“一国两制”下，港澳地区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内地九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两种制度虽然可以共存，但是如何才能够既成功地实现合作，又能保持“一国两制”下港澳地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泛珠三角内，不仅有“两制”，还有两个市场，两个关税区，有人民币、港币和澳元三种货币，其中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今年初CEPA的实施，解决了港澳地区与内地在生产要素流动上的一些障碍，但这对于以形成共同大市场为目标的泛珠三角来说，CEPA还远远不够。要突破这些困难，一方面需要内地在政策层面继续开放，另一方面也需要各地在政府层面加强协调合作，这些问题对合作各方的智慧将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除此之外，泛珠三角合作还有一个更大的障碍，那就是心理上的障碍。出于维护“两制”与“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原则，内地官方与民间一些有利于港澳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合作的建议也只能通过迂回的管道，采取由港澳方面提出的方式才能纳入双方的议事日程，否则就有干预港澳特区政府事务的嫌疑。例如，深圳官方面对港深一体化一直反映谨慎，显然是考虑到香港实施一国两制，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让香港自己表态。事实上，香港方面也一直有这种担心。2000年以前，香港对与内地合作不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担心两地经济整合会损害香港的高度自治，也有人担心内地经济拖累香港，希望建立“中港防火墙”以保香港在将来“独善其身”……诸如此类猜忌担忧一直存在，已经成为大珠三角整合的精神包袱和无形障碍，泛珠三角自然也是如此。因此，目前泛泛而谈“泛珠三角”对港澳而言无甚益处，泛珠三角合作迫切需要一个解放思想的过程。

　　三、“泛珠”合作更容易？
　　“大珠三角”整合喊了十几年，到目前仍是问题多多，成效甚微，现在又提“泛珠三角”合作，难道“泛珠三角”的合作要比“大珠三角”的整合更容易？
　　在大珠三角区域内，除了上面提到的“两制”下的问题不说，单是珠三角地区内的无序竞争就让人头疼。珠三角方圆200多公里之内已集中了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5家大型国际机场，另外还有湛江、梅县、佛山、汕头等中小型军民两用机场；港口方面，珠三角已经拥有香港、深圳两个优良的天然深水港，但广州为了恢复自己在华南的中心和龙头地位，却还要开发另一个深水港——南沙港；产业布局方面，各城市产业雷同，协作度低，顺德、珠海、中山、惠州、深圳都在搞家电制造业，不但浪费资源，而且降低了区域经济竞争力……广东省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认识到这个问题，在全国率先提出“珠三角经济区”的概念，多次进行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发展规划，但一直没有什么成效，珠三角城市之间各自为战的局面没有什么变化。
　　一般认为，广东地方政府的“弱势”（相对于民间的“强势”）是导致珠三角无序竞争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地方之间的利益之争是最直接的原因。那么，从“大珠三角”扩展到“泛珠三角”，地方利益之争只可能增加而不可能减少。从这个意义来说，泛珠三角合作不会比珠三角整合更轻松，而是更难。遗憾的是论坛各方几乎没有谈及合作的困难与障碍。6月3日在广州签署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只提出了合作的原则、要求及机制等，而没有具体的细节问题，显然，泛珠三角的区域合作任重而道远。

　　四、为何没有湖北重庆？
　　目前泛珠三角参与区域的确定是最让人困惑的。内地省区中，与珠三角经济关系不是很紧密的云南、贵州加入了，而与广东经济密切的湖北却不见加入；四川加入了，而川渝一家的重庆却被排斥在外。
　　对此，广东有关人士的解释是，参与各方是按照珠三角流域所涉及的范围来确定，湖北明显属于长江流域，故部被考虑，而四川则因川粤经济关系密切而加入被考虑。再说，云南、贵州都加入了，作为西南大省的四川没有理由不加入。显然，上述说法难以自圆其说。从珠三角流域上考虑，福建、四川、海南是不沾边的，从经济密切度来说，湖北、重庆比云南、四川更有理由加入。有学者认为，泛珠三角的概念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是包括粤港澳在内的核心层，第二层则由广西、湖南、江西、福建及海南构成紧密层，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北以及台湾为半紧密层，东盟十国则为松散层。目前泛珠三角的合作更宜从紧密层起步，再逐步向外扩展。然而，广东方面在确定内陆省区时却没有遵循这个思路，而是采用多重标准，急着把云、贵、川三省拉进来。
　　从“泛珠三角”现在的这个布局中，我们不难窥见广东方面的良苦用心：广西、湖南、江西、福建及海南与广东山水相连，自然应作为紧密层首先被纳入，而云贵川自然资源丰富，尤其是当地蕴藏的丰富能源不能不让能源紧缺的广东动心。因此，《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在“合作领域”中第一项就提出能源合作要求。湖北、重庆虽然经济关系密切，但分别为华中枢纽和西南重镇，都有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因此合作上未必那么顺畅，何况目前还没有把半紧密层地区纳入合作区域的必要。
　　不过，据说重庆方面对没有加入泛珠三角有点失望，而内地九省区也感到把重庆排斥在外有点不便。2003年11月28日，“泛珠三角” 九省区与重庆市签订《泛珠三角经济圈九省区暨重庆市道路运输一体化合作与发展2003年议定书》，显示重庆与四川的确要一体考虑。

　　五、向上海叫板？
　　长江流域一直被视为上海的经济腹地，而地处长江流域的四川、湖南、江西三省积极响应泛珠三角合作，这对上海不能不产生震动。尤其是原本属于华东大区的江西对泛珠三角合作非常积极，甚至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9+2。
　　除重庆可能加入之外，中上游的湖北也可能被迅速吸入泛珠三角。在1980年代以前，湖北贸易主要通过长江运输来实现，因而与华东联系紧密，但80年代以后，湖北借助京广铁路的便利与大中南地区的历史渊源，南下动力高涨，与粤港的经贸关系迅速升温，很快就超越了与华东之间的关系。此外，在未来十年内，京珠高速与武广高铁（武汉到广州的高速铁路）的将相继建成开通，而沿江铁路和沿江高速公路的建设则要晚几年，在这种情况下，湖北与珠三角的关系将更加紧密，势将搭乘泛珠三角的船出海了。
　　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曾指出，长三角与珠三角谁能带动武汉-重庆-成都为代表的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谁就会成为中国的龙头。现在看来，珠三角已在四川布下一棋，已然占了先手，而成天嚷嚷着成为中国经济龙头、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却忽视了长江经济带的整合和发展，是不是眼高手低？

资料链接：
“泛珠三角”地区数据一览
　?人口总数（万人）?地区财政收入（万元）?2002年GDP（亿元）?GDP增长率?
广东?7859?12016126?11770?10.8?
福建?3466?2728867?4682?10.5?
江西?4222?1405457?2450?10.5?
广西?4822?1867320?2455?10.3?
海南?803?462385?604?9.2?
湖南?6629 2311459?4341?9.5?
四川?8673 2918746?4875?10.6?
云南?4333 2067594?2232?8.1?
贵州?3837 1082800?1185?9.1?
香港?679?17750000（万港元）?13237（亿港元）?2.3?
澳门?44?11110000（万澳门元）?598亿（亿澳门元）?9.5?
注：以上大部分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2003）》提供?

世界级经济圈
　　现代世界经济主要由若干个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圈形成的世界级经济圈（或区域），带动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以荷兰阿姆斯特丹为龙头的“泛 Randstad地区”经济圈、以美国纽约为龙头的“泛新泽西地区”经济圈等，都是以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为核心的世界级经济圈。目前中国还没有称得上以世界最重要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圈为核心的世界级经济圈（区域），随着21世纪世界经济中心将可能向中国转移，中国将营造一个或几个以世界级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圈为核心的世界级经济圈。

未来中国的都市圈
　　从战略角度来看，中国未来将可能形成三个世界级经济圈：“泛珠三角”“经济圈、“泛长三角”经济区、“泛环渤海湾”经济圈。其中，“大珠三角”实力最强。从国际化程度、自由贸易度、经济综合实力和对亚洲与世界的辐射力及聚集力等综合来看，“泛珠三角”经济圈最具备率先构建世界级经济圈的可能和条件。落实CEPA的第六次粤港联席会议达成共识，率先将“大珠三角”构建成世界最重要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圈之一。

“泛珠三角”的目标：
　　“泛珠三角”经济圈未来发展的总体定位是：中国和未来亚洲最重要经济圈、未来亚洲经济联盟的先行区和核心区、未来世界级经济圈。其功能定位是：未来世界级制造业基地、未来世界级的生态经济圈（生态农业圈、生态旅游圈、生态环保圈）、未来世界级自由贸易圈和物流圈、未来中西文化融合圈和人类新文明创新圈。

我的2003年

当雅典娜走下神坛

当雅典申办第26届奥运会主办权失败时，失落的不仅仅是希腊人，还有诸多奥运理想主义者。百年奥运，未能如愿返临希腊，在帕提农神庙下接受雅典娜的洗礼，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奥运就已经不再是人的祭礼，神的圣宴，而是逐步演变成人类的饕餮大餐。

　　现代奥运会的创设者与组织者虽然不再像古代那样，把奥运会当作宗教祭祀性赛会来顶礼膜拜，但他们吸收和发展了古代奥运会传统思想，把公平竞争、奋勇拼搏、和谐发展的古代奥林匹克精神吸收进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从这个精神来说，现代奥运同样是神圣不可亵渎的，尽管它不再具有宗教的仪式。
　　然而，在信仰缺失的现代社会，所谓的奥运精神始终只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理想。1980年奥运会与1984年奥运会相互抵制，美国与前苏联之间的冷战，不仅让奥运会而且让全世界都笼罩在敌意与仇恨之中。1981年韩国宁愿冒着亏损的风险申办1988年奥运会，只不过是独子武夫粉饰太平的需要。1993年北京申办奥运失败，是为了惩戒中国的需要，2001年北京终获2008年奥运主办权，却是鞭策中国的需要……奥运似乎成了一种工具，既可以是雅典娜手中的橄榄枝，也可以是波塞东手中的权杖。
　　在世俗的利益与现实的冲突的面前，雅典娜走下神坛，奥运走向世俗化也就不可避免。因此，而奥运会因财政问题难以为继之时，尤伯罗思干脆让奥运会彻底走向人间，以商业化运作来挽救日渐式微的奥运会，奥运经济的活力从此被释放出来。
　　在洛杉矶奥运会之前，奥运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已经为人注意。6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复苏，1964年，日本政府在东京举办了第18届奥运会。奥运会给日本刚开始复苏的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国民生产总值由承办奥运会前的年增长10.1%猛增到26.1%，1961-197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11.4%。这一现象被日本人称之为“东京奥运景气”。经济学家把东京奥运会看做是日本经济腾飞的发动机。此后，1988年韩国汉城举办了第24届奥运会，上世纪八十年代韩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12%，人均GDP从1985年的2300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6300美元，1995年飞跃到10000美元。1992年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了第25届奥运会，大大缩短了同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差距，1986年西班牙刚加入欧盟时，人均GDP仅为7000美元，现在已经达到19000美元。
　　奥运会对所在城市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力量，这的确是现代奥运创始者未曾想到的。奥运的这一作用自然也体现了奥运精神的部分内涵，但沾上铜臭味的奥运也因此遭到越来越多的非议。在洛杉矶奥运会的火炬接力中，参加者每跑1英里需3000美元的作法，引起了体育界人士的不满，认为它严重地违背了奥林匹克原则。而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商业色彩更浓厚，使人们对百年奥运的期待落空。
　　此外，在社会分工日益专业、市场日益细分的今天，许多运动项目因为观赏性差，娱乐性低而需要特别保护，而奥运就是保护这些“濒危”运动项目的大杂烩。而真正有市场、有群众基础的运动赛事却不是奥运会，而是世界杯足球赛，是美国的NBA，是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是高尔夫球赛，是F1赛事……当今最红的运动明星也很少出自奥运会，而是出自上述这些赛事，我们耳熟能详的就有贝克汉姆，乔丹，阿加西，泰格－伍兹，舒马赫，等等。
　　当奥运重返发源地雅典之时，奥运理想主义者（可时尚称之为奥运原教旨主义者）不得不思考，除了提升国家利益和民族形象，奥运还能带来什么？
　　当奥运圣火在奥林匹亚山上点燃时，山上的诸神或许也在思考，当女神雅典娜走下神坛，难道只能成为神女？

雅典

　　不管沧海桑田如何变幻，奥运的荣光永远属于希腊，奥运的圣地永远属于雅典。
　　雅典是雅典娜女神的领地。上帝将橄榄枝作为赐予雅典娜的礼物。当雅典娜与海神波塞东就雅典城的所有权发生争执时，雅典娜使第一棵油橄榄从土地中发芽，从而得到了雅典城。因此，自古以来，希腊人对于橄榄树有着特殊的感情。每当橄榄和葡萄丰收时节，人们就要聚集在名叫奥林匹亚的地方，一起庆祝来之不易的丰收。他们表演各种节目，如歌舞、音乐、戏剧等等，以原始宗教的虔诚来感谢神的恩赐。同时，还要举行各种体育比赛，有赛跑、角力、战车、掷铁饼等。参加比赛的人们都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只准许男子参加，女子不准入场。为了防止日光曝晒，使肌肉美观发亮和富有弹性，他们便在身上涂上橄榄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古代希腊的赤身运动的传说，由此而逐步演变成了每四年举行一届的古代奥运会。不过，古代奥运会直到公元前900年才有正式的历史记载，但据说在之前的400年即已有奥运活动，而有关于古代奥运的正确日期记载，始于公元前776年，四年竞技一次。
　　关于古代奥运会起源的传说还有多种，但现在都不否认古代奥运会是希腊人献给万神之首宙斯的祭祀赛会，是宗教节日的一部分。而现代奥运会并不是古代奥运会的延续和翻版，顾拜旦在设计现代奥运会时就说：“必须让奥运会现代化，而不要进行笨拙、简单的模仿和复原。”经过顾拜旦等人的努力，现代奥运会成为一个世俗的、非宗教的体育庆典，它是真正的国际性体育竞赛，是全世界运动员欢聚一堂的盛大体育节。

洛杉矶

　　20年前，许海峰在洛杉矶普拉多射击场击发的最后一枪让世界认识了中国，同时也让中国人认识了奥运会。
　　中国人首先认识到奥运会是民族振兴的盛会。1984年是洛杉矶第二次举办夏季奥运会。1932年，来自东北的刘长春拒绝为日本控制的伪“满洲国”效力，而代表中国出征洛杉矶奥运会。依靠张学良将军的个人资助，刘长春孑然一身，远渡重洋。尽管在百米预赛中就遭到淘汰，但作为中国人，刘长春发出了“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的呐喊。1984年，新中国第一次正式组团参加奥运会，运动员达到225人，参加了16个大项的比赛，最后以15枚金牌总数名列奖牌榜第四位。
　　奥运是英雄的盛会。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我们认识了23岁的美国黑人运动员刘易斯，埃德温·摩西等。而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自然是“跳马王子”李宁。李宁在自由体操、鞍马、吊环中一人独得3枚金牌。此外，还得了两枚银牌和1枚铜牌，是本届获奖牌最多的运动员，被誉为“力量之塔”和“使人倾倒的小巨人”。
　　中国人也初步认识到奥运是政治斗争的盛会。尽管奥运创始人顾拜旦力图使奥运会超脱于国际政治之外，成为人类和解的理想家园，但是现代政治的桎梏使这只能是乌托邦。在这届奥运会上，我们没有看到象征和平的橄榄枝，而是东西方的彼此仇恨的战争，虽然只是冷战。1980年，为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和西方国家抵制莫斯科奥运。1984年，苏联、民主德国等16个国家以各种理由宣布不参加在美国举办的这届奥运会，以报美国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一箭之仇。到九年后的1993年，中国也终于体验了一回奥运政治的残酷。
　　更重要的是，在这届奥运会上，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奥运经济的巨大魅力。由于奥运会规模越来越大，奥运会的花费也迅速攀升，如1972年“慕尼黑花了10亿美元”，1976年“蒙特利尔花了20多亿美元”，以致使蒙特利尔市民20年后还要替当年的奥运会交税，而1980年“莫斯科竟花了90多亿美元”。由于届届亏损，办奥运会成为了鸡肋、叫好不叫座。所有举办过的城市都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几乎到了无城市愿意申办的地步。由于投入巨大、政府无力承办，洛杉矶奥运会成为自1896年奥运会创办以来“首次也是自今唯一一次由民间承办的运动会”（既无政府补贴，又不能增加纳税人负担，加之美国法律还“禁止发行彩票”，一切资金就都得自行筹措）。但就是这届奥运会改变了奥运因财政问题即将式微的命运。这一切应归功于一个叫彼得·尤伯罗思的企业家。尤伯罗思担任筹委会主席不久则公开宣称，政府不掏一分钱的洛杉矶奥运会将是有史以来财政上最成功的一次。他预计只需要投资五亿美元，最多不会超过百分之十，而且还会盈利1500万美元。这使得不少举办过奥运会的人士听得目瞪口呆。结果本届奥运会原计划耗资5亿美元左右，后来不仅没有出现亏空，而且盈利为2.5亿美元！
　　尤伯罗思不仅为民间承办奥运会开创了先例，他的成功还使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从中得到了鼓舞和启迪，对以后奥运会能在更多国家举行，将产生积极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办奥运会不但不赔，而且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奥运经济学。

资料：
　　尤伯罗思任洛杉矶奥运会筹备委员会主席后，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经费来源。尤伯罗思查阅了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所有奥运会举办情况的材料，他从浩瀚的材料中看到了“灾难”的产生，但他也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另一个不赔钱的“窗户”——充分利用现有的设施，不再大搞新建筑，各个项目直接由赞助者提供最优秀的设施。这是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一直奉行的信条。于是，尤伯罗思领导筹备委员会白手起家，广开财源，采取了如下主要措施：与企业集团订立资助协议；出售电视广播权和比赛门票；压缩各项开支，充分利用现有设施，尽量不修建体育场馆；不新盖奥林匹克村，租借加州两座大学宿舍供运动员、官员住宿；招募志愿人员为大会义务工作等。尤伯罗思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使组委会的工作井井有条，一切如愿以偿。尤伯罗思为发展奥林匹克运动所作的尝试仍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不失为成功之举，因而获得了国际奥委会颁发的奥林匹克金质勋章。

汉城
　　1988年汉城奥运会召开之时，中国还沉浸在84年奥运会的辉煌与喜悦之中。然而，随着比赛的进行，天真的中国人才发现，原来五环旗下竟然掩盖着如此多的罪恶与丑陋，在失败、失意与失落中，中国人也第一次在奥运会上体验到竞技体育的残酷。
　　从申办到举办，汉城奥运会的关键词自始至终是“丑闻”：
　　关键词之一：美色
　　80年代初，由于韩国政局动荡，韩国人对自己最终能否取得主办权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尤其是当１９８１年５月韩国军队在光州向手无寸铁的民主示威者开枪后，国际社会对汉城申办奥运会普遍持抵制态度。决定第二十四届奥运会主办地点的第八十四届奥林匹克全会1981年9月27日至10月3日在德国的巴登举行。当时汉城的唯一竞争对手是日本的名古屋，本来很有竞争力。但最后一天国际奥委会总会场的气氛完全倾向韩国，投票结果汉城以52：27票战胜古屋，获得了第二十四届奥运会的主办权。据说，国际奥委会在巴登投票决定到底由谁来主办１９８８年奥运会时，韩国的申办代表团是由５名空姐和３名“韩国小姐”打头阵的。当时韩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金云龙回忆说：“这些女孩子们浑身充满了活力，非常迷人”。
　　关键词之二：兴奋剂
　　加拿大短跑名将B.约翰逊在100米赛中以9"79的成绩震惊田坛，但不久被查出服用兴奋剂，终被取消纪录，追回金牌，成为本届奥运会最为轰动的丑闻，也是奥运会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此外，在举重比赛中也有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约翰逊事件”使奥林匹克运动和世界体育界把兴奋剂问题提高到严重损害体育道德和违反奥林匹克精神的高度来对待。
　　关键词之三：黑哨与黑裁
　　在这届奥运会上，韩国人凭借主场优势，想方设法为自己摘取金牌，甚至不惜牺牲公平与正义。在轻中量级拳击比赛中，美国选手琼斯明显占据优势，但裁判却将胜利判给了韩国选手朴熙洪。经过赛后研究显示，琼斯击中对手的次数为86次，远远多于对手击中他的32次。这一事件一度在国际体育界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了当年汉城奥运的一大知名丑闻。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印尼羽毛球选手和中国跳水小将熊倪的身上。当熊倪跳完最后一个动作时，几乎所有观众都以为冠军必是熊倪，但裁判却将金牌拱手送给洛加尼斯。
　　关键词之四：偷窃
　　获得4×100米和4×200米自由泳金牌的美国选手特洛伊·戴比 (Troy Dalbey) 及另一位获4×200米自由泳金牌成员的吉森 (Doug Gjertsen)在酒店准备顺手牵羊带走一座价值800美元的大理石狮子小雕像时被人赃俱获，成为本届奥运会不大不小的丑闻。
　　尽管这届奥运会为丑闻所笼罩，但是韩国因此获益匪浅。首先是改善了韩国的国际形象，1988年奥运会也因此成为韩国走向“现代民主社会”的标志；其次是汉城奥运会组委会通过企业赞助，出卖电视权（约4亿美元）等途径，使这届奥运会最后不仅未出现亏空，且盈利3亿美元，开创了官办奥运会盈利纪录；最后一点是韩国以奥运会为契机，超越了农耕文化的水平，实现了经济起飞，从而跨入到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巴塞罗那
　　如果说巴塞罗那是因为萨马兰奇的原因而获得奥运主办权的话，那这对巴塞罗那是极不公平的。
　　巴塞罗那是仅次于马德里的西班牙的第2大城市。最先由古罗马人所创建，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西班牙著名的历史名城。相传2000多年前的一天，来自古罗马的一支船队抵达今天的巴塞隆纳沿岸，其中乘坐第九艘船的人上岸定居。巴塞隆纳一名即由古罗马语第九艘船 (Barca Novena) 衍生而来。衍生出的巴塞隆纳 (Barcelona) 一词，另据说是由酒吧 (BAR)、天空 (CEL) 和波浪(ONA)组成的。原因大概是酒吧几乎遍及巴塞隆纳的大街小巷，有的豪华，有的简陋，每到夜晚，里面都坐满了饮酒狂欢的人。塞万提斯曾在世界名著《唐吉柯德》中不吝笔墨对她大加赞美，称其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和西班牙的骄傲。
　　巴塞罗那曾申办1924年、1936年1940年3届奥运会，但均未能获得成功，直到1986年10月，巴塞罗那击败了巴黎、阿姆斯特丹、布里斯班、贝尔格莱德和伯明翰等城市，赢得了第25届奥运会的主办权。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实现了奥运会的大团圆（国际奥委会的成员全部参加了本届奥运会），被认为是奥运史上的成功典范。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成功，不仅在于奥运会本身，更重要的是通过筹办和举办奥运会，给城市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得到了发展，提高了城市吸引力和知名度，城市功能进一步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并带来了长期的积极影响。巴塞罗那奥运会把奥运规划融入城市改造规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体现了深厚的文化特点。

亚特兰大
　　1996年第26届奥运会是现代奥运会的百年诞辰，具有非凡的意义。因此，不少城市踊跃地提出主办奥运的申请。其中有希腊的雅典、南斯拉夫的贝尔格勒、加拿大的多伦多、英国的曼彻斯特、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和美国的亚特兰大6个城市。希腊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发源地，在举办首届现代奥运会的雅典庆祝它的百岁华诞，是非常有意义的选择。世界舆论普遍看好雅典，而希腊人也认为这届奥运会主办权非雅典莫属。然而，可口可乐最终击败了雅典娜，亚特兰大成为第26届奥运会的主办地。伤心的希腊人发誓：雅典再也不会主动申办奥运会。
　　也许是受前两届奥运会商业运作成功的激励，也许是这届奥运会一开始就被商业利益所驱动，这届奥运会由于过度商业化运作，打破了奥运的百年情结，留下更多的是教训。商业广告铺天盖地，特许经营商品泛滥，大幅提高服务收费，严重影响城市形象，交通、通信设施投入不足，影响比赛正常进行，冲淡了奥运主题。人们不禁要问：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奥运会还有多少理想主义的色彩？

悉尼

　　这是以“绿色”打造的千禧奥运，这是被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誉为最成功的奥运会，这也是让国人口服心服的奥运会。
　　在争办2000年奥运会时，悉尼是所有竞争者中唯一提出要举办对环保破坏最少的“绿色奥运会”的城市。而当时的北京却因环境问题备受批评，结果以两票之差败给悉尼。
　　在“绿色奥运”的指导思想之下，悉尼兴建选手村及奥运比赛场馆的原则为：房屋的设计以太阳能为主要考虑；依照热量选择建材；使用天然通风与隔间；使用再制与可再生的建材；使用能量充分利用的装置；使用高能量的照明系统，并配以天然光线；使用建筑管理与控制系统，尽量减低能量需求；尽可能大量使用再生能源；以机械通风设备划分区域，可关闭不使用空间的空调。选手村全部都使用太阳能供电，废水回收再利用，作为园艺、洗车、厕所用水。选手村内行驶车辆无论大小，全部使用天然气或电力做动力。此外，悉尼市政府还根据专家的建议，花费1亿3千7百万元澳币，将原本遭受严重工业废弃物污染的Homebush Bay这个地方，清理160公顷土地遭受污染的土壤、废弃物和高污染物质，重新填土改造成为绿意盎然的奥林匹克公园，堪称化腐朽为神奇。
　　悉尼举办奥运会，不但极大的推动了城市建设，改善了生态环境，而且促进了交通、旅游、房地产等相关行业的发展，给澳大利亚带来丰厚的经济受益。据澳大利亚安达信公司和塔斯马尼亚大学估算，从1994年至2004年的10年里，贸易结算获益可能超过18.5亿美元。此外，自1993年国际奥委会将这届奥运会主办权交给悉尼后，奥运会已经为悉尼创造了大约1万个新的全日工作岗位，在奥运会举行期间，还有大量的临时性就业机会。

北京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将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
　　对2008年奥运会，北京将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1800亿元左右，如果按凯恩斯3倍积效乘数计，就是5400亿，如果将它拉动的产业积效计算在内，那就是近万亿。美国学者认为它会使中国经济增长0.3%。初步估算，到2008年，奥运经济将创造200万个就业机会，并给中国的建筑企业、房地产业、金融业与中介、服务业、体育运动设备等带来发展的机遇。
　　挑战来自城市建设对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2004年5月，瞭望周刊发表《2008奥运前：“拆”出一个新北京？》的署名文章，对北京在2008年呈现的面貌表示担忧。由于奥运会规模越来越大，奥运场馆建筑设施也越来越向大型化和现代化的方向上急剧发展，这不仅给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带来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和不良的生态环境后果，也影响到奥林匹克运动自身的发展。因此，如何像悉尼那样落实“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奥运理念是北京的一大挑战。

跨越深圳河

深圳河是一条自然河。在新界与深圳之间，深圳河从深圳梧桐山牛尾岭汩汩而出，由东北向西南流入深圳湾，全长37公里，其中有布吉河、平源河及梧桐河三条支流。数千年来这条河一直在梧桐山下缓缓流淌，直到甲午海战彻底摧毁古老帝国的信心与梦想。

　　深圳河是一条历史河。1898年6月9日，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强租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东起大鹏湾，西至深圳湾，面积达946．6平方公里的大片地区（即香港新界地区），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至此，香港本岛加上深圳河以南整个九龙半岛及附近约200多个岛屿、约1071平方公里的地区，全部被英国侵占。深圳河从此成为见证一个国家兴衰荣辱的历史之河。
　　深圳河是一条命运河。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大陆的封闭政策，香港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唯一窗口和桥梁，大量物资和人员往来于深圳河上，深圳河得以见证香港的繁荣兴盛。1979年后，深圳倚靠香港与内地的跳板优势“一夜”崛起，光芒不让东方之珠。至此，深圳河不仅是联结两个城市的历史脐带，而且成为这对双子城的命运纽带。
　　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深圳河畔的香港与深圳双双陷入迷茫。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香港，而同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落难的、同是亚洲小龙的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却在五年之后开始经济复苏，而香港经济一直处于低迷之中。与香港一起徘徊的是深圳彷徨。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定位不明、长三角崛起等因素，深圳发展遭遇瓶颈，人们开始反思深圳何去何从，掀起了一波关于深圳“重新定位”的大讨论，这波讨论一直持续到现在。
　　香港何处去？深圳何处去？这两个问题不可或分，因为历史的脐带不仅把这两个城市紧紧绑在一起，而且把两个城市的未来命运系于深圳河一线。但在2001年前，香港对深港合作与珠三角整合不暇多顾，所谓“神女有情，楚王无意”。然而严峻的现实终于让香港清醒过来，如果再不融入到珠三角去，最终将会被珠三角边缘化，"楚王"最后会变成"楚霸王"！因此2001年以来香港终于把目光投向深圳河对岸，加快了与内地合作的步伐，而CEPA的签署则为香港与内地的合作提供了制度基础，为深港两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空间。
　　然而，CEPA仅为两地合作提供了一个制度性框架，在“一国两制”下深港两地需要一个空间来落实CEPA。毫无疑问，这个空间最好的选择应是深圳河沿河的深港边境地区。对于香港和深圳来说，两地的过去是在历史的因缘际会之中脱颖而出，同样，两地的未来必须在一个历史空间内获得突破性发展，也只有在一个社会转型、制度变迁的历史大背景之下，深港两地才有可能获得全新的发展机会，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纵观中国，这样的空间只有深圳河，只有深港边境地区。因为深圳河不仅是两个城市的分界，两种制度的分隔，而且是两种文明，两种生活方式的分野。跨越深圳河，毫无疑问是历史性的。
　　然而，当前深港两地工商界、学界以及政界等仅就深圳河套地区展开讨论，内容也仅就工商贸易泛泛而谈，这未免让历史感到遗憾。历史既然赋予我们这样一个空间，我们就有责任抓住这个机遇。因此，跨越深圳河，不仅是深港合作的必经之途，而且是亿万国人的历史使命。（呙中校2004.8.9）

谁来成就“新深圳”

2003年06月24日的人民网刊登了中国经济快讯特别报道《深圳，你不会被抛弃》。这本期刊大家较难看到，不过内容网上都有。此文章原题为《谁来成就“新深圳”》，大部分内容亦见于我书。但无论市书还是期刊，公开发表时都有些删改调整。应虎友要求，我将对原文内容进行适当恢复，原照片也一并配发。呙中校2003.6.25

2003年第24期《中国经济快讯》周刊封面（摄影 呙中校）

　　6月，是深圳难得的雨季。尽管间歇性的暴雨让人有点烦，但却冲走了SARS带来恐惧和紧张，整个城市沐浴在清新和爽快之中，而市长于幼军在带领全市人民取得抗击SARS的胜利之后，已经马不停蹄赶往桔子洲头开始“指点江山”。　　2003年6月10日，湖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任命为于幼军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五十而知天命”的于幼军在长沙履新时说，他将把广东和深圳的成功经验带到湖南。回想他任深圳市长的三年，于先生可能感慨良多。然而，最让他欣慰的肯定是带领全市人民在过去的几个月中经受住了SARS的严峻考验；而最让他遗憾的也许是未能如期启动深圳的行政体制改革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重大试点。今年初，于幼军对外界宣布，深圳行政体制改革方案将在6月份公布实施。当时舆论认为这一改革关系到深圳未来发展命脉，对深圳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突如其来的SARS却打乱了深圳的计划；而且，本月深圳市长的走马换将，也使该计划不得不推迟实施。但深圳自２００１年以来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尤其是去年底逐渐浮出水面的“行政三分制”、近期的“独立竞选”、不久前深圳市政府状告国泰公司等一系列新闻事件，使深圳的角色逐渐地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来。

有限政府 框架初现

　　未能启动特区历史性的变革，未能引导深圳进入激扬文字的新航程，于先生的遗憾是难免的，兴许还有点伤感，就像船长离开即将启航的轮船一样。不过，于先生在离开之时也许还会感到自豪，因为深圳的行政体制改革试点是在他的任期内开始酝酿并启动的。

　　５月８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宗“官告民”的民事案件。深圳市长于幼军作为原告深圳市政府的法定代表人，起诉深圳市国泰联合广场投资有限公司，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交付联合广场Ａ座３３Ａ整层１８２８．１１平方米的房产，光大银行深圳市分行承担连带责任及本案诉讼费用。

　　有关专家指出，深圳市政府不以行政手段解决问题而公开诉诸法律，不但体现了深圳市政府官员依法治民的法治意识，而且向深圳市政府限制自我权力、塑造“有限政府”的目标自觉地跨出了一步。

　　所谓“有限政府”，就是根据本国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妥当选择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将更多的权力交给社会，并通过制度来规范这些公共权力，在政府作用与市场、企业以及社会作用的关系上找到一个合理的界限。一般而言，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是一对双胞胎，市场经济的扩展，必须与对政府的权力、职能和规模的限制同时进行。因此，有限政府的实质性内容就是市场的政府，即以市场为基础的政府。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对政府限制的要求也就越高。

　　实际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深圳市近年来一直向“有限政府”的目标迈进。１９９７年初，深圳就率先在全国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经过一年多的试点，将审批事项由１０９１项减少到６２８项，减幅达４２．４４％。２００１年初，市政府又开始了第二轮审批制度改革，将审批事项由６２８项减少到３５１项，减幅达３８％，政府部门平均办事时间缩短了４０％。２００２年４月，市政府成立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领导小组，提出了“力争使深圳成为全国收费负担最规范、透明、合理的城市”的目标。

　　今年初，深圳市政府又对市区两级政府权力分配进行了改革。调整市、区两级政府管理权限，表明深圳市政府尽可能地把公共服务交给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建立“多管理”（宏观管理）“少服务”的一级政府，以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

　　深圳市构建“有限政府”的另一个重大举措体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上。为彻底解决国有资产管理问题，深圳市近两年加大加快了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决定突破以前内部改革模式，进而寻求外部推动力量来实现国有企业的新生，同时实现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退出，真正转变政府职能。

　　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１日，深圳市政府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我市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实施意见》及１１个配套文件，在国有经济的“进”与“退”方面、在国有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方面、在完善对国有资本营运监管体系方面、在构建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方面、在构建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等６个方面有了重大突破。

　　２００１年３月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推进产权主体多元化进程，“国有控股企业要通过国有资产变现和产权转让等形式适当降低国有产权比重，引进其他经济成分的股东”，“建立健全国有资本退出机制”。其标志性的两大举措便是在２００２年实施的国企公开对外招标和授权经营。

　　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８日，时任深圳市长于幼军在五洲宾馆郑重向国内外宣布：深圳能源集团、水务集团、燃气集团、公交集团、食品总公司等５家市属国企的部分股权，通过国际招标的形式公开转让，引入战略投资者，推进国有企业的产权主体多元化。各企业准备转让给外资持股的比例分别为：能源集团２５％，水务集团４５％，燃气集团２４％，公交集团４５％，食品总公司７０％（两家外资股东，各４０％和３０％）。

　　传统的国企改革思路往往是首先卸掉“包袱”，解决困难大户，而深圳这次国际招标的“标的”几乎是清一色的绩优企业、优质资产，属于典型的“靓女先嫁”。连“靓女”都嫁了，“丑女”还有什么资格抱着不放呢？深圳此举，表明了深圳市推动国企彻底改革的决心。

　　由于国企对外招标是深圳结合引进外资与国企改革而进行的一次全新探索，对推进深圳国企产权主体多元化、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是深圳国企改革突破最显著的标志和特征。

　　授权经营是深圳全方位、多管齐下深化国企改革的又一着棋，是完善国有资本营运管理体系的重要尝试。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深圳市国资委正式发布了《关于市属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同时，制定了《深圳市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办法》和具体的授权经营方案，对机场集团、盐田港集团、深业集团、国际信托公司、地铁公司等５家企业实行授权经营。深圳市国资委授予５家企业的权力包括重大决策权、人事管理权、资产收益权、资产处置权。

　　深圳希望通过建立授权经营责任制度，理顺国有资本营运与管理体系，为国有企业配备好的领导班子，减少管理层次，实现资本运营和生产经营的有机结合，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责任制度，提高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使授权企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强，逐步培育成为国有经济的主导力量。目前，５家企业的授权经营方案已经深圳市国资委批准，深业集团、深圳国投两家公司正式签定了授权经营责任书。

　　今年以来，深圳市继续以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及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为重点，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快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步伐。同时，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深圳决定，今后将不再设立国有企业。

　　2002年以来深发展即将被外资收购的消息传来，但至今未有定论。不过，出让深发展股权已经成为深圳市政府战略退出国有企业的既定举措。

　　政府逐步退出国有企业，不再插手民间的经济事务，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真正内涵，即政府与经济分离。

　　过去２０年，深圳市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在在“有限政府”的建立中他们又走在了全国的最前头。

行政三分 命脉所系

　　２００３年１月，由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持编纂的《２００１－２００２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把深圳作为中国最有发展潜力的城市，而上海、北京以及广州分列其后。编篡该《报告》的专家解释，深圳即将实施的“行政三分制”将对深圳的发展起到里程碑式的意义，因此专家们一致看好深圳的城市发展潜力，在数据运算的基础上，把深圳的发展潜力放在了全国首位。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教授指出，“行政三分制”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深圳未来发展命脉。

　　“行政三分制”改革缘于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入世”之后，政府体制已经成为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障碍。目前，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尽管中国的经济部门动力十足，但是中国庞大而落后的行政体系却已力不从心，难以推动中国这艘巨轮驶向世界贸易组织的大海。因此，中国必须加快行政体制改革，使之与国际接轨，达到世界贸易组织所规定的要求。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被中央授命探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全国大面积改革探索经验。如果推行成功，深圳的试点经验将向全国展开。同时被中央编办确定为行政体制改革试点的地区还有广东的顺德、福建的晋江、浙江的上虞和青岛的阳城４个市（区）。试点的主要内容是：从行政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入手，创新行政管理体制，调整政府职能定位，实行决策与执行相对分离，完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改进公共服务和加强依法行政。

　　２００２年６月，中央编办召开编办主任会，会上公开讨论了有关行政体制改革试点的问题，从此行政体制改革试点开始进入公众视野。

　　在５个试点城市中，深圳是唯一试点的副省级城市。与其他县级或地级试点城市比起来，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分量更重，因此也受到中编办和社会各界的更多关注，是试点的重中之重。

　　２００２年初，负责深圳改革试点方案的课题组先后考察了香港、英国、新加坡等地。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政府的运作，特别是决策、执行、监督如何分离进行研究后，课题组以香港的文官制度为模式为深圳起草了改革方案。该方案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几易其稿，甚至几度推倒重来，但大的方向和框架没有什么变化。

　　深圳市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与方向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以建设现代化行政组织和运行机制为载体，努力推进依法规范行政、高效优质行政、民主透明行政和清正廉洁行政，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世贸组织规则要求、体现现代公共管理特点的行政体制。按照这个思路和方向，深圳市将建立一个决策、执行、监督三种职能相互分离又相互协调的全新政府架构。

　　行政系统内部三种职能的相对分离，涉及的是“事权”而不是“法权”，因此有关专家将之归纳为“行政三分”。

　　在“行政三分制”下，整个政府按照大行业、大系统分成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职能块”，其核心在于“决策权在决策局，执行权、审批权在执行局”。以经济发展、城市发展、社会发展三大体系为基础，未来的深圳市政府将设立最少三个决策局，（每个决策局将设两类咨询机构，一类专门提供决策咨询，一类专门制约局长权力），其成员以政府外围专家为主，下设不同的执行局；与此相配套，建立三至五个公共行政管理系统，而监督部门可能直属市长，主要包括行政监察和会计检查（审计）机构，法制局从依法监督的角度对政府各部门进行监督；与这一体系配套的还有一些为政府运作提供服务的“公共平台”，主要有人力资源平台、公共财政平台、法制平台和信息平台。通过这种制度设计，决策部门只有决策权而没有执行权，保证重大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而执行部门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同时将加大监督职能，以行政效能监察为核心，对政府部门行政权力的行使进行全程的监督。

　　这种制度安排实现了政府决策、执行、监督三方面的相对分离，三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协调。

　　尽管我们目前只能见到改革的大致框架，但是不难发现，这次改革对深圳政府部门而言是一次全新的革命。这项改革将可以市场化的公共服务工作推向市场，政府不再包揽和直接经营；将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杜绝公共权力利益化、政府资产部门化、部门收入个人化的现象，进一步规范公务员队伍的待遇和收入分配；将使政府从“权威行政”转向“服务行政”，从“人治行政”转向“法治行政”，从“部门性”转向“公共性”，从“全能性”转为“有限型”的“现代公共性政府”。

　　专家预言，如果深圳的行政体制按这个模式转型成功，那么无疑深圳市将是最能与国际接轨的政府，因此对深圳的未来发展意义重大。

阻力凸显，方案难定

　　然而，这次改革的阻力之大却是人们没有想到的。从“行政三分制”改革前后政府框架对比图来看，深圳这次行政体制改革大刀阔斧地撤并了不少部门，权力和利益重新分配，对于积弊已久的深圳行政体制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大手术。改革的阻力就来自于被撤并部门，尤其是被改革方案冲击比较大的部门、或者对他们的地位和利益冲击比较大的部门。比如，有些局将被取消，局长们面临整体“洗牌”的问题，因此，局长们对改革方案的反弹情绪非常激烈，据说在2002年上半年的一次会上还拍了桌子。这次会议由市主要领导亲自召集的合议，参加者是所有的局长、区委书记和区长。

　　对此，深圳市政府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而且也留了一手，出资聘请了另一班专家又起草了一个方案。该方案为兼顾各方利益，保留了原来所有机构，但将决策权剥离变成执行局，另行组织决策委员会。对于新方案，有人认为“是个彻底妥协的产物，用新瓶装旧酒，凭空还增加一层机构”。由于改革方案一改再改，结果导致实施时间从去年3月延到6月，然后推到9月，直至推到今年6月。然而，今年上半年因为非典型肺炎的影响，最终方案仍有待深圳市委和中编办确定，实施时间被迫再度延后。

　　毫无疑问，“行政三分制”改革已经触及到以政府部门为首的既得利益者的权利问题。最近几年，深圳发生的大大小小风波都与这个问题有关：暂住证收费风波，外来工子女借读问题，以及深圳的14位省人大代表提议取消外来工按国家政策可以享有的养老待遇问题，等等。今年5月，受非典影响的深圳的士司机集体停驶也是这一问题的典型反映。

　　那么，有关部门从中可以获取的利益到底有多大呢？据2003年2月15日《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报道，“从去年4月份开始，我市对行政事业单位面向企业的各种行政收费进行了全面清理，共取消、减少收费项目112项，直接为企业和社会减轻负担15.73亿元。清理后，全市继续保留的收费项目仅有192项（含中央、省财政项目43项），远低于国家和省规定的409项。”就这条报道不难看出，深圳面向企业的各项收费主要是深圳市制定收取的，中央、省财政项目只有43项。取消、减少收费项目112项，就可以为企业和社会减轻负担15.73亿元！显然，这还只是有理有据的“明白”收费，而那些隐性收费则无法计算了。

　　这种由权力寻租获取的利益是如此之大，使得谁也不愿意放弃自己手中的利益，甚至可以不遵守国家制订的各种规定。例如，上面的全面清理包括财综【2002】25号文件规定取消的城市增容费、房屋租赁管理费等，但是特区外有的区继续收取城市增容费，而房屋租赁管理费则因从市到区、镇、街道一条线的租赁办存在而难以取消；国家有关部委取消对外来人员的7种收费，并规定暂住证工本费收费标准每证最高不得超过5元，但深圳出台办理暂住证的新办法，则要每证收取工本费20元，暂住人口管理费每人每月25元，全年320元，比以前还增加了20元；驾驶证必须在深圳获得，你才可以做“特区司机”，律师证必须在深圳考取，你才能做“特区律师”，在深圳还有许多这种“特殊”的政策……既然可以把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置之不理，那么“行政三分制”改革遇到强大阻力也就不足为怪了。

　　同时，政府部门办事拖拉，效率低下，工作人员态度恶劣，引起企事业单位和市民强烈不满。根据《深圳，你被谁抛弃》在网上三千多条留言所作的统计，深圳网友反响强烈和特别关注的问题，政府部门问题居于首位，出现比例为39.82％，遥遥领先于其他问题（其次是文化问题，出现比例为21.38％，治安问题为13.44％）。

　　显然，深圳的这次改革已经触及到深圳的深层问题，如果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这次改革也会像深圳前几次机构改革那样，总是治标不治本。1981年以来，深圳总共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适应了特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80年代的几次改革，大力简政放权，确立了政企分开的原则，同时强化宏观管理，建立了大系统、大行业的管理体系，真正做到了政府解放企业，企业解放生产力；行政体制能简就简，1990年以前的深圳特区只有市委和市政府，没有人大、政协，已经真正做到“小政府大社会”。

　　但是90年代以来深圳政府部门惰性日增，效率渐低。1993年深圳市完全收回蛇口工业区的自治管理权，深圳改革的标志性人物袁庚彻底从蛇口工业区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标志着蛇口工业区的历史使命正式终结，而此时深圳的“改革”也开始呈现明显的“内地化”趋势，深圳经济也由市场推动型变为政府主导型。与其他城市的发展进行对比，不难发现，90年代内地城市为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都在试图打破旧体制的束缚，而当时的深圳却是逐渐向旧体制靠拢。90年代深圳逐步向旧体制回归，是目前深圳逐渐还原为一个纯粹城市的前奏。尤其是在关键领域，深圳的改革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尽管经过几次机构改革，但政府部门作风和效率没有根本改变：政府组织层级过多，“条块分割”、行政事权划分不清、职能交叉和重叠；政府部门不能与民谋利，而是与民争利，“有利益的事情争着管，无利益的事情没人管”；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下，“三乱”现象突出，一些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甚至互相推诿，服务态度极差；一些人甚至“吃、卡、拿、要”，搞权钱交易；政府过多地参与社会经济具体事务的日常管理，决策能力差……

　　为洗涤官场上懒散和僵化的作风，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2001年上半年深圳宣布推行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提速”运动，各相关的政府机构都对社会发布了其精简办事程序的作法和承诺。然而事实情况是职能部门之间业务交叉严重，协调和配合反而更困难，据企事业单位和市民反映，政府机关的官僚作风也没有根本改变，可见“政府提速”无法真正落实。例如，今年2月深圳报章热烈报道了深圳引进人才的最新优惠政策（对以前政策的补充）：对出国留学人员和国内来深高级人才未成年子女入幼儿园、中小学就读免缴借读费，并可报考重点中学的高中部——看了这条政策，人们才知道此前这些人员还不能享受这些最基本的“市民待遇”。为什么刚开始制订人才政策时没有考虑到这点呢？显然，最初推出的引进人才政策要么是应时之作，要么是政策制订者没有考虑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协调。

　　出于失望和无奈，一些深圳企业和人才选择了“用脚投票”。2002年2月，国内某著名汽车公司将总部从深圳迁往广州花都。2002年9月，在深圳发展起来的两家企业将主要生产基地迁往苏南，临走之前曾致信深圳市政府，一方面表示，由于在深圳创业并发展壮大，公司对深圳深怀感激，至今眷念不已，另一方面则表达了公司对有关政府部门的不满和无奈，移师北上实非初衷……据说此信在深圳市高层引起极大震动，因此深圳市领导更加坚定了推行“行政三分制”改革的决心，以重塑政府形象，重立政府威信，切实改善投资环境，增强城市竞争力。

　　因此，深圳这次改革的背景与内容与以往的改革有着根本的不同，其意义与影响也不可等闲视之。从中国加入WTO的需要来看，需要深圳在过渡期内大胆探索；从深港融合的趋势来看，需要深圳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尽快与国际接轨，与香港接轨；从深圳市改善政府形象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要求来看，这次改革则更为迫切。

　　深圳市政府的一位官员表示：“任何改革都会有成本，有阻力。阻力越大，表明这次改革的意义越深远。”深圳这次改革不但将决定其未来的发展前途，同时也将对内地与香港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市民社会 希望所在

　　据南方某媒体６月４日报道，深圳南山区人大常委会对深圳麻岭选民联名罢免人大代表陈慧斌的专门调查组已成立，半个月内将向选民通报调查结果。有关负责人表示，“一切都将按照《选举法》规定的有关程序来办，如果罢免成功，下一步还要补选代表。”就在笔者截稿时，传来的调查结果认为，选民的罢免理由与人大代表法定职责无关，陈是称职的人大代表，不予罢免。

　　５月２５日，南山区麻岭社区居委会选区黄珂、李峥等３３名选民，将一份《关于坚决要求罢免陈慧斌南山区人大代表资格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南山区人大常委会的函》送到了南山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要求罢免新当选人大代表陈慧斌，理由是“陈慧斌漠不关心群众疾苦，工作严重渎职”……

　　今年深圳区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可谓风起云涌。５月１５日，在深圳福田区人大代表选举中，深圳高级技工学校校长王亮在其选区以１３０８票高票击败正式候选人，这在全国还是首例。而就在此前几天，还有４位选民以类似身份直接参选区人大代表，一时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热点话题。

　　对于王亮以独立候选人当选，各界舆论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在制度设计上，“我国的选举有了相当大的进步”，“王亮透过合法程序走上政治舞台，典型意义和示范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除王亮以“非正式候选人”身份当选区人大代表外，还有独立候选人肖幼美、吴海宁公开张贴《竞选海报》参选，以及外来女工陈彩琼以“非选民”身份当选龙岗区人大代表，等等。

　　深圳的选举风云变幻，专家们称“全国罕见”，而选民要求罢免新当选的人大代表，则更是“闻所未闻”。深圳人在选举中敢想敢做，再一次得时代风气之先，走在了改革大潮的前列。

　　然而，就城市发展而言，深圳飙起的这股“选举风云”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大多数深圳人用手投票而不是用脚投票，表明深圳自觉追求和实现自己民主权利的社会基础正日益生成，与“有限政府”相适应的“市民社会”日臻成熟。有关专家指出，深圳选举事件的风云变幻，不但昭示着一个重大转型时期的到来，而且让人看到一个前景光明的崭新深圳。

　　有限政府不一定是有效政府，需要完善的法治社会和成熟的市民社会来加强监督和制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市民社会在我国开始形成。市民社会，作为一种体制外的力量，以合法的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这将对体制内的力量形成制约和均衡，促进社会向前发展。而城市人口平均年龄不到２９岁的深圳，其市民不但年轻富有朝气，而且整体素质很高，富有责任感，维护自身权益、主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诉求非常强烈，这也使得深圳的市民社会特征较其他城市更为突出。因此，在深圳，“有限政府、市民社会”将会是实践“小政府、大社会”的一个具体模式。

　　行政体制改革，不能仅仅依靠政府部门的自我革命，还需要整个社会合力推动。深圳市民社会在这次选举中所体现的力量，不但昭示了这个城市民主政治的建设成就，而且将推动这个城市的各项改革。选举中来自选民的压力将促使人大代表更认真地履行代表职责，更好地服务社区人群；独立候选人的增加将使人大的监督只能进一步加强；市民维护自身权益，主动遏止政府部门滥用权力的积极性高……。

　　但事实上，深圳市民社会力量还非常有限，远未达到可以制衡政府的程度。因此，笔者采访到大多数专家普遍认为，为推动深圳的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深圳的民主政治建设，深圳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来巩固和壮大市民社会的力量。

　　1. 培育利益集团等社会中间层作为制衡政府行为的利益相关人。在深圳，普通市民尤其是外来工没有自己的代言人，其权益很难维护，出现人大代表提议剥夺外来工正当权益的事情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深圳有必要为普通群体创造必要的条件，而不能出现类似责令“打工者律师”周立太停业的事情。

　　2. 完善选举立法，在法律上保障候选人公平利用公共资源。与正式候选人相比，作为社区群体代言人的独立候选人力量很薄弱，经验也不够丰富。王亮如果不是他所在学校师生加以支持，他不可能以1308票的高票当选，其他独立候选人在张贴海报、发放宣传单过程中也受到很大阻力。因此，完善选举立法等必须尽快启动，同时要强化人大对政府干预行为的监督功能和政协的协商功能。

　　3. 加强舆论监督。一个社会越是透明和开放，越会有更多的信息进入公众领域，并成为监督政府、遏制腐败的健康力量。在这次选举风云中，深圳本地媒体的淡漠未免让深圳人失望。事实上，深圳媒体已经在深圳市民社会的发展中长期缺位，几乎不能发挥应有的舆论监督作用，而外地媒体的积极介入与网络媒体的发达，极大程度上扩展了公众的知情权，也完全满足了公众的信息需求。然而，如果深圳媒体还不能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那么不但对深圳改善形象不利，而且也不能彰显深圳市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２００多年前，美国政治家汉密尔顿对其国民说：“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现在，深圳人试图告诉世人，他们不再是依靠“机遇和强力”来获取发展的动力，而是积极“用手投票”，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的市民社会基础来推动政府组织的构建。

深圳找着了北？

　　由于深圳这次行政体制改革不但是政府部门的重大革命，而且还是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政治文明”的有益尝试，将对深圳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影响，因此有人认为这是深圳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前奏。

　　编纂《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的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牛文元指出，深圳曾经充当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现在又将充当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田，深圳“行政三分制”改革对中国整个政治文明的发展都是意义深远的。如果深圳能借这个机会由经济改革的特区转变为制度创新的特区，成为国家实行体制转变系列试验的特定地区，那对深圳来说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重大转变。

　　实际上，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深圳政策优惠优势日渐丧失，加上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崛起，深圳的角色定位日渐模糊。深圳在２００２年开始放弃国际性定位。２００３年１月初召开的深圳三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强调了深圳的区域定位，而放弃了以往常用的“国际性”、“全国性”和“大都市”等字眼。《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发表之后，更是引发了全国关于深圳发展前途的大讨论，使长久以来深圳人集体无意识的迷惘转变为有意识的自我批判与反省。

　　倡议最多的是，促进深圳香港进一步融合，建立“深港都市圈”。深圳与香港山水相依，两地经济发展水平渐趋接近，经济联系广泛且相互依赖性很强，货物、人员、资金流动频繁，从长远来看有融合成“港深都市圈”的要求和趋势。香港中文大学决策科学与企业经济系教授段樵指出，深港两地的官员都应顺势而行，接受这种新思维——深、港结合成大都市，是最省时间、资源和资金的做法；深圳不论在公路网络、铁道网络、港口还是物流发展，都应和香港接轨，为两地日后发展成大都市圈做准备。

　　目前香港的港口、贸易等服务业非常发达，但由于人才缺乏和成本高企等因素，香港发展高科技等实体产业比较困难，这也是香港近年来经济转型困难的主要原因。而一河之隔的深圳在高新技术产业、物流业、商贸业、金融、旅游等领域，同香港的互补性在日益增强。因此，深港若能融合，形成一个大都市圈，与初具规模的广佛（广州与佛山市区联合）都市圈和呼之欲出的“珠澳都市圈”相呼应，这将是一个非常宏伟而理想的蓝图。

　　深圳官员对此尽管只是称，深圳人不应骄傲，应借助香港的优势，消除竞争的思想，以达到互惠互利发展。但实际上，深圳还是一如既往地为深港融合做准备。最近，深圳市已初步决定在宝安和盐田、南山建设四个卫星城，以加强深港衔接，促进粤港经济合作。时任深圳市长于幼军在深圳城市规划委员会今年第一次会议上也表示，深圳城市规划要把与香港的资源、功能互补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并在口岸、交通、大型跨境基础设施、城市功能、环境保护等方面作出进一步妥善安排。

　　比“港深都市圈”更为实际的一个设想，是建立“港深自由贸易区”，即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议，深圳率先向香港开放服务贸易领域，消除服务贸易的种种限制，为市场提供配套服务，将自由贸易区的概念从传统的关税减让、产品贸易扩大到经济技术合作、行业开放、投资协议和服务贸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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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港之间实行自由贸易区的讨论始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初，当时的主流意见是“放开一线，管住二线”，放开一线就是要深圳和香港开放边界，实行货物、资金的自由流通，以港深自由贸易区的形式确定深圳未来发展。

　　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之际，深圳市政府所提出的深港衔接方案，也是按照自由贸易区和共同市场的概念进行设计的。然而，这些设想和规划太过于超前而不具备实施的条件，因此很快就被搁置下来。２００１年１１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首次提出深港自由贸易区概念。深圳市政府对深港自由贸易区的构想积极回应。２００１年底，深圳市市长于幼军表示：“深圳市会全力配合国家有关部门的调研，积极回应深港自由贸易区的构想。”

　　２００２年１月，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北京进行了成立类似自由贸易区的正式磋商。一时间，“自由贸易区”概念在海内外媒体竞相出现，广东方面称正在积极争取组建“粤港自由贸易区”，深圳方面表示要率先启动“港深自由贸易区”。

　　尽管中央政府并未采纳关于自由贸易区的提议，但还是提出了内地与香港要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的过渡性安排。实际上，这不仅可以满足香港与内地的经贸发展需要，而且在现阶段是可以实现的，同时也回避了违反ＷＴＯ规则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内地加入ＷＴＯ的过渡期内，“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为过渡期（２００５年）之后整个外经贸的管理架构和对外开放制定新的战略规划，为以后建立自由贸易区打下基础。

　　６月１６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港表示，“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将在６月３０日在香港正式签署。据《大公报》报道，中国政府首脑有望出席香港回归六周年庆典，并主持签署仪式。此间舆论认为，这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对特区的关心和支持，为香港和内地的融合向前推进了一步。

　　尽管自由贸易区何时建立还无法推测，但是可以预测的是，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下，深港合作将越来越紧密，深港融合、深港经济一体化到时也将水到渠成。

　　中央对深圳的未来定位还体现在对“二线关”的态度上。今年６月１日，二线关实施了一系列简化通关的新举措，但对于那些主张撤关的人来说这些举措并没有多大意义。今年初，深圳曾有人大代表提议扩关，但扩关仅仅是把特区立法权效力范围扩大，实际意义不大，而且扩关成本不菲。在这种情况下，撤关呼声持续不断。然而，撤关的权力不在深圳市，也不在广东省，而在中央。“二线关”迟迟不撤，中央显然有自己的考量，那就是为未来实现“放开一线，管住二线”预留条件，一旦自由贸易区启动或者其他类似合作展开，“二线关”可以就地启用，立即发挥作用，而“一线关”则可以逐步放开。

　　从长远看，深圳的上述各种角色并不冲突。在近几年度过“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时期后，深港两地可以组成“港深自由贸易区”，若干年后两地高度融合成“港深都市圈”或一个大都市。深圳处于“一国两制”的结合部，深圳的行政体制改革将有利于与香港接轨，成为“一国两制”下两地合作的一个重要基石，只是深圳的最终角色定位需要中央政府尽快确定，以便为深圳即将实施的行政体制改革指定方向。

用手投票，成就深圳

　　有人说，“对深圳来说，现在是最坏的时候，也是最好的时候。”在这个转型和变革时期，不少人对过去感到失落，对现状感到惶恐，对未来感到迷茫，还有一些人对深圳的未来失去信心，于是他们“用脚投票”，选择了离开；而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大多数人“用手投票”，来规划他们梦想中的家园，来追求他们美好的未来！在这场变革中，没有人能够守望，否则他们将被时代抛弃，被深圳抛弃；深圳人以前可以不断“闯禁地，踏雷区”，现在他们同样可以壮士断腕，浴火涅槃，迎来新生。从这层意义上说，深圳，将永远不会被抛弃！

　　背景资料：

深圳“有限政府”的建设历程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深圳市近年来一直向“有限政府”的目标迈进：

　　１９９７年初，深圳率先在全国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经过一年多的试点，将审批事项由１０９１项减少到６２８项，减幅达４２．４４％；

　　１９９９年１月，市政府就提出政府机构和行政行为必须努力实现九个法定化：政府机构组织、职能、编制法定化，行政程序法定化、行政审批法定化、行政收费法定化、行政处罚法定化、政府招标采购法定化、政府投资行为法定化、行政执法责任法定化、政府内部管理法定化；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深圳明确规定，政府部门颁发规范性文件事先应经政府法制部门进行法律、技术审查，审查通过并登载于政府公报的部门规范性文件，方为有效。据统计，２０００年政府及各部门共发文３５０多件，２００１年就锐减到８４件；

　　２００１年初，市政府又开始了第二轮审批制度改革，将审批事项由６２８项减少到３５１项，减幅达３８％，政府部门平均办事时间缩短了４０％；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日，全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全面启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使纳入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范围的城市管理、环境保护、水务、工商、公安交通和市政管理、畜禽屠宰、房屋租赁等８个方面的行政处罚权，推动深圳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２００２年４月，市政府成立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领导小组，提出：力争使深圳成为全国收费负担最规范、透明、合理的城市；

　　今年初，深圳市政府又对市区两级政府权力分配进行了改革，调整市、区两级政府管理权限，表明深圳市政府尽可能地把公共服务交给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建立“多管理”（宏观管理）“少服务”的一级政府，以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

深圳的五次机构改革

　　第一次机构改革是１９８１年底至１９８２年初，当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针对旧体制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实行简政放权，撤销专业经济管理机构，将一批专业经济管理局改为实体。通过改革，撤并了十几个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把它们改建为公司。如粮食局改为粮油公司，物资局改为物资总公司等。

　　第二次机构改革始于１９８４年初，主要是从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需要出发，围绕加强经济综合管理部门，建立健全决策咨询体系，在政府行政体系中建立了＂四委五办＂。

　　第三次机构改革于１９８６年底进行，重点是调整政府行政管理层次，减少中间环节，强化监督职能，完善咨询和决策体系。将政府的行政结构由原来三级管理改为二级管理（市政府为一级，部委办局均委一级），大力简化办事程序和办事手续，同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组建贸易发展局、引进外资办公室等，使经济综合管理水平和经济监督职能进一步加强。

　　第四次机构改革从１９８７年持续至１９８８年下半年，主要是完善特区的领导体制和行政架构，调整党政职能，理顺党政关系，调整经济管理和城市管理的职能，政府不再按产业分工设置机构，而是按综合管理要求组建大系统结构。

　　第五次机构改革从１９９１年开始到１９９４年止。深圳被列为国家和省机构改革的试点城市，在政府部门普遍开展“三定”（定职能、定内设机构、定编制），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微观干预，加强宏观调控，以转变职能，理顺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