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做俯卧撑？还是跳水？

（已發《中国经济的危机与转机》）

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劳动合同法》实施、出口退税下调，以及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需求下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国际国内多重因素的考验，因此形势之严峻要甚于十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时期。长期考察中国民营企业的学者吴晓波说，在三十年的历次宏观动荡中，浙江民营企业是最顽强的一股力量，在每一轮重大的景气打击下，它们都没有出现过溃不成军的惊恐景象，每一次调控来临时，它们总能够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保护自己，找到存活下来的那条缝隙，但此次出现的倒闭潮和无所适从的沮丧景象是前所未见的。有人用"哀鸿遍野"来形容沿海出口企业困境可能有点夸张，但是在全球经济衰退寒冬袭来之际，中国尾数众多的中小企业的确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当美国次贷危机刚开始发酵的时候，中国的经济研究者和决策者还在乐观地认为，中国经济基本面尚好，受美国影响不大，可以保持又好又快发展，但是上半年经济数据大出意料，让决策者不敢掉以轻心。鉴于美国次贷危机仍在发展之中，短期之内还看不到见底的迹象，经济衰退不可避免，而国内通胀仍可能维持在一个高水平，可以预见全国的经济形势并不乐观。目前国内对中国如何应对严峻的经济形势意见纷纭，不少观点甚至截然相反，不过对中国经济深层思考后大家都认同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经济长期依靠低成本的数量扩张已经走到尽头，积累的各种矛盾在2008年终于全面爆发。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说，2008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形势越困难，转型与转变就越迫切，改革也会越有压力和动力。因此，如果应对得当，中国也可以在经济的寒冬中寻找到春天的生机，实际上这波经济寒潮中蕴藏的五大转机就是未来中国的希望。
（一）低成本扩张模式转向可持续发展模式。第一大转机就是推动中国从低成本扩张模式，转向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契机。长期以来，中国为促进经济增长，压低石油、电力等能源价格，奉行低利息为企业提供低廉的资金成本，再加上大量充裕的劳动力，为世界提供源源不断的各种低端商品，成为世界历史绝无仅有的"世界工场"。中国经济以低能源价格、低资金成本、低劳动报酬不但引发全球资源供需矛盾，成为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因素之一，也使中国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能耗过多，生态环境恶化，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增多，这种状况显然不可能长期持续，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地步。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际上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国内通胀的成因。对于国内通胀高企，各方提出了结构性通胀、成本推动说、输入通胀论等成因，其中由美元贬值引发的"国际输入性传导"最为盛行，但是不少学者认为这只是表象。招商证券7月初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的通胀问题主要是需求拉动而非成本推动或者输入性传导，也就是说货币供应导致的总需求扩张力度决定了通胀水平的高低。……目前推动价格上涨的需求增量大部分还是来源于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因此，中国的通胀问题根源在于国内总需求扩张的情况。"中国市场的庞大需求拉动了全球原材料价格，也刺激了全球新一波的投机炒作热潮。
（二）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经济平衡。第二大转机就是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中国经济的区域平衡发展。广东等沿海地区一直希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而内地省市则希望承接沿海转移过来的低端产业，但是成效一直不显着，但在这波经济寒潮的冲击下，产业的转移有望加快，促进中国沿海与内地协调发展。
（三）出口主导转向内外需并重。第三大转机就是改变出口主导思维，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并重，由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转向以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模式。在经济寒潮袭击下，受灾的主要是出口企业，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放缓也主要因为出口增幅急剧下降，显示我国的外贸依存度相当高，因此对全球经济风险缺乏抵抗力。转向内需拉动型提出了多年，成效不彰，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国内经济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进行系统地变革，才能培养有效需求，刺激内需。例如，国内物流成本相对与海运来说相当高，过路过桥费以及行政审批、公关费用等，都制约这国内流通市场的发育，亟需改革。
实际上，以上三大转变或转型在中国都已提出多年，经济率先起飞的广东省也是率先提出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希望将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工厂转移出去，但是成效一直不显着，拖到这两年就正好碰上各种不利因素集中爆发，人民币升值、次贷危机、新劳动法实施、劳动力、原材料价格上升等等，众多企业来不及转移就倒闭了。中国经济转型为什幺如此困难？究其原因，观念性障碍和制度性障碍是两个最根本的原因。
（四）国有经济主导向私有经济主导转型。经济学家陈志武最近在《财经》杂志撰文指出："只要中国经济还以资产国有、土地国有为主体，投资而不是居民消费就将继续主导中国经济，转型也就难以实现。"他特别强调，国有资产和土地产权必须私有，否则，消费难以增长，投资和出口仍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尽管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非常发达，但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中，如金融、电信、交通运输，到医疗卫生、文化娱乐和教育等，对民营企业仍有很高的进入障碍。虽然在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提出，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并重，但是非公经济在投融资各方面还是受到启示，尤其在进行大的经济调控时非公经济更是容易受到冲击。私有经济的发展受限制，也从根本上抑制内需增长，因为大多数人只能单一获取劳动报酬，而难以获得投资收益，居民消费自然难以增长。由此可见，所有制改革是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但是所有制壁垒这一观念性障碍在中国一直难以突破，经济转型也就无从谈起，不过如果在现有经济增长方式山穷水尽的形势下，所有制障碍很有可能获得突破，从而成为中国私有经济发展的历史性契机。
（五）政治体制改革有望加快。中国经济转型困难的另一大原因无疑在于体制上的重重阻碍。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只提经济体制改革，不提政治体制改革，结果民主虚无、法治不彰、政府职能缺失、舆论监督缺乏，各级政府GDP至上的思想盛行，结果经济体制改革难以深入。因此，行政体制改革、民主法治建设、放宽新闻自由等基础性制度建设，是经济转型的又一个必要条件。与所有制障碍一样，制度性障碍也会在目前的高压锅环境下崩开，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契机，也为中国经济带来转机。
所有制改革和基础制度建设的滞后，显然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所在，也是在经济寒潮中五大转机能否真正出现的前提。但是这两大改革是中国改革中最难啃的骨头，没有强大的压力和动力是难以前进的，因此，如果经济的冬天如果要到来，就让它来得更寒冷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