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原谅的还是张艺谋
现在有评论说，看了陈凯歌的《无极》，终于可以原谅张艺谋了。但我说，不能原谅的恰是张艺谋！如果说《无极》只是干瘪无味的“馒头渣”，而《英雄》则是一个实足的“毒馒头”。
众人会说，就这么一部烂电影，你还谈及蛊惑人心，未免太抬举了吧。不是抬举。有事实为证。《英雄》主角之一、香港演员梁朝伟在《英雄》公映前后接受南华传媒旗下的英文杂志《B International》采访时说，通过《英雄》，他认为北京当年采取的举动是正确的，维护稳定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此言一出，香港舆论一片哗然，抨击他支持暴力镇压。在香港这样一个崇尚自由法治、高度西方化的地方，都有人对《英雄》有如此感想，何况生长在红旗底下的大陆人呢？
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毒馒头”，试图通过轰轰烈烈的商业运作、打扮得花枝招展来引诱观众。不过据说，真正自己掏腰包去看的人不多，很多人都是因为单位包场去看。中小学生、企事业单位公职人员大多数被要求包场去看《英雄》。本人也是“公款消费”的受害者之一，好在本人早已“剧毒”缠身，这个“毒馒头”还不能奈我何。
《英雄》宣称在全国的票房超过2亿元，不过我相信其中大部分票房都是来自公款消费或学校包场。按城市包场票价20元计算，那么观影人数达到1000万，估计其中绝大多数是涉世未深的中小学生。可怜多少幼小的心灵，就如此被荼毒。
所以，要讲无耻，张艺谋比陈凯歌更无耻。陈凯歌之“无耻”，是不自知之耻，还可以原谅。张艺谋之“无耻”，是无义无节之耻，根本就不可以原谅。（2006.2.20）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假左派
马克思主义是由十九世纪的德国思想家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创建，他们吸收了当时最先进国家中的三种主要思潮——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同法国所有革命学说相联系的法国社会主义，构建了这一套对人类历史影响深远的思想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容涉及到诸多领域，后来苏联和中国的追随者将其概括为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但其实质内容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了《共产党宣言》，阐述了他们的共产主义理论与人类解放之间的联系，成为共产党人革命和奋斗的最高纲领和最终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的国情以“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出政权”进行暴力革命，执政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于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此外，在前苏联和中国五十年代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剥夺了资本家、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但马克思早就指出，在生产力没有发展到可以消灭私有制的时候，不能消灭私有制，即使消灭了也会卷土重来；前苏联和中国都对新闻进行严格管制甚至审查，而马克思十分重视出版自由在政治民主权利中的地位，他在主编《莱茵报》时期曾对新闻审查制度有过多次激烈的批判，与普鲁士当局长期进行坚苦卓绝的斗争。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南辕北辙。
随着改革开放的思想深入人心及社会经济的迅猛变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现实日益脱节，中国民众以及共产党干部的马克思主义观念逐渐淡薄。同时在一党专政之下，中国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急遽拉大，弱势群体利益得不到保护，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这时新左派在中国应运而生。中国左派在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局限性，使他们在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不得已向西方寻求理论资源。然而，自由主义在当前西方掌握了话语权，中国左派只能把目光锁定在非主流的学院派知识体系如法兰克福学派、分析马克思主义以及批判法学之类上。其中，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视为重要的理论资源。
法兰克福学派以发达富裕的资本主义为批判对象来搭建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其理论从“本能结构”开始，沿“审美之维”扩展。2001年来华访问的哈贝马斯谈了他对中国新左派的看法：“读了他们的东西，我感觉到他们的观点有为极权、专制服务，为文化革命辩护的倾向。”“我看他们常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总觉得用得不对劲……欧洲和美国都有直接为文化革命辩护的理论，他们可以直接拿来应用，不必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因此有人认为，中国新左派在世界左派阵营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怪胎。
中国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也严重落后于西方。西方的马克思经济学家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比如美国经济学家谢尔曼、原藉日本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森岛通夫（Morishima）以及罗埃默（Roemer）等。罗埃默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剥削、公正和收入再分配理论加以修正，得到了主流西方经济学的承认并为世界银行2006年报告采用。
2004年中共中央启动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之后，新左派自以为时机来临，利用社会大众对改革不公的不满以及郎咸平对国企产权改革的批判，发起对新自由主义的凌厉批判。2005年7月15日刘国光发表了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讲话，被新左派视为“七一五讲话”而大举开展研讨会。这篇讲话不但体现不出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水平，而其中文革式的语气更让人对新左派大感失望。显然，新左派仍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专政理论来阐释，而不是发展学术本身，因此或可称为“官僚左派”。（亚洲周刊2005年11月）
中国伪自由派的源流
自由主义在西方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典的自由主义强调个人价值和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米塞斯之后的自由主义则加入了社会保障方面的内容，认为“自由主义一贯注重全社会的福利，从未为某一特殊阶层谋取利益”。因此，自由主义不仅表现为经济自由，而且表现为政治民主以及人权和个人自由的保障，但资本主义并不一定有民主政治的内容。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五四之前就已传入中国，在三四十年代，胡适等人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四九年后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但却在台湾获得发展，台湾民主运动领航人殷海光成为中国新一代自由主义思想家。随着经济的放开，八十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重新崛起，代表人物有李慎之等。1997年，哈耶克的著作在中国大量公开发行，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股“哈耶克热”。
九十年代末期，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就中国面临的问题和转轨路径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一直持续到现在。其间，官方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未介入，但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普遍受到打压，如茅于轼、刘军宁等。不过，由于中国经济改革的需要，九十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开始成为中国的显学，一些从事自由经济理论的西方经济学家也频频在公共场合露面，主导了中国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的话语权，被视为“主流经济学家”。
西方经济理论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作出了贡献，但在实践过程中以厉以宁、张维迎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有意无意地忽视公正，片面强调“效率优先”，宣称“改革要利用腐败”，抛弃了自由主义中关于公平、公正的核心价值，成为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为此不但受到左派的猛烈攻击，又因对政治制度改革的暧昧态度而受到广泛质疑和批评。“主流经济学家”从渐进改革出发，认为面向市场的经济发展会为制度变迁准备社会经济基础，使现行制度能够“自然”地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宪政方向演化。有人因此批评渐进派“只重效率而无视道义、只见技术而无视制度和人的基本价值”，是为现行体制辩护的狭隘发展观，是与西方自由主义背道而驰的“伪自由派”。（亚洲周刊2005年11月）
中国公共品匮乏的危机
最近北京思想界和学术界对公共品（public good）的讨论突然热络起来，而且从一般的公共行政管理层面上升到发展路线层面。去年十一月《中国青年报》发表杨鹏的署名文章称，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此论提出后反响热烈，经济学家高尚全、以“皇甫平系列评论”闻名的周瑞京等人也随之呼应，让人隐约感觉到这似乎是执政当局决定发展路线的理论基础。
所谓公共品，就是现实中社会公众可以共享的产品、服务或资源，从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到国防、治安、法律制度、公共政策、超大型基础设施、基础科研等，都属于公共品。纵观当今中国，除了国防和交通设施、城市基础设施之外，其他公共品几乎都普遍严重短缺，甚至连医疗卫生、义务教育这些最基本的公共品都不能保证。零三年中国教育投入占ＧＤＰ的比重仅为百分之三点四，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百分之五点五，甚至低于许多非洲穷国。中国九成农民要自费看病，全国有两千多个县还没有建成初级医疗保障体系；城市医疗条件虽好，但普遍存在看病难、费用高而且医德医风差等问题；在世界卫生组织一百九十一个成员国中，中国在卫生费用负担公平性方面排在倒数第四位。另外，占中国人口七成的农民还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城市养老金缺口达到八万亿之巨，司法不公导致上访人数成倍增长，贫富分化、分配不公导致社会治安恶化，公共政策的制定流于形式……由此可见，公共品匮乏严重其实还不在于社会对其需求的增加，而在于公共品的提供者——政府严重缺位。换言之，不是老百姓变刁了，而是政府变差了。
向全社会提供公共品是政府天经地义的责任，这无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中国都是没有疑义的。中国的教科书宣称西方国家政府惯于向人民开“空头支票”，而声称自己是“人民当家作主”，从马克思的“公仆”说到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邓小平的“领导就是服务”、胡锦涛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但在当今中国人民既当不了家也作不了主，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都成问题！这难道不是对“人民共和国”的反讽么？
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从一九七八年的3588亿元增长到二零零五年的182321亿人民币，增长近五十倍，经济增长之快举世少见，但公共品的严重匮乏导致社会矛盾越积越深，越积越多，而且在政治高压氛围中日益激化。如收入差距与贫富悬殊导致阶层分化对立、治安形势严峻，司法不公、分配不均破坏社会的和谐与公正，群体事件越来越严重，社会危机也越来越深。
公共品的匮乏同时也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为潜在的经济危机埋下种子。由于公共品缺失，市场由此产生替代效应，从而增加了整个社会成本，降低生产效率，如广州等地就出现了市场化的镖局。更重要的是，由于社会保障的缺失，人们形成储蓄偏好，而不愿意消费，因此近几年来内需一直难以启动，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仰仗外来投资和出口，这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当然，对于执政当局来说，公共品缺失的最大危机莫过于政治危机，也就是政府（执政党）信誉和权威随着公共品的缺失而逐渐丧失。当老百姓自己组织或花钱聘请镖局来维护治安的时候，公安部门也就不被老百姓当回事；当陕西小伙刘亮拿着中奖彩票不能兑现宝马车的时候，人们发现彩票管理部门和公证机关也不过是利益集团的工具；当人们不再到法院告状的时候，法院就不再是公平和正义的象征……这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想象，而是中国现实的局部图景。
不论执政当局的合法性来源如何，一旦失去公信力也就失去权威，也就不可能和老百姓达成“社会契约”，老百姓就可能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也就是近期各种群体性事件中政府与民众为何越来越难以达成妥协的症结所在——这对于中国执政当局来说是一幅可怕的图景，因为威胁到中国共产党深入基层的社会基础。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公共品匮乏的危机已经深入到当今中国各个层面，对于全社会来说，所谓稳定和增长都是建立在脆弱的沙滩上，对于执政当局来说，这场危机正在掏空中共的执政基础。（2006-2-9，亚洲周刊2月19日）
马寅初：光明日报不光明
12月30日网易历史频道登出 了一篇题为《马寅初：光明日报不光明》的文章，让读者心领神会，拍案叫好。可惜的是，由于某种压力，网易把这篇文章题目改成了《光明日报十批马寅初 多生几亿人该谁负责》。《光明日报》十批马寅初 多生几亿人该谁负责？2005-12-30 13:21:15
《光明日报》：从“突然袭击”到“恢复名誉”
1958年7月，为了迎合“人多是好事”的观点，康生公开点名批判马寅初，向《新人口论》发难。当他看到马寅初的反驳文章后，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1959年10月24日，他召集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开会，布置批判马寅初，并指示说：“批判他的文章不一定多，分量要重，可以和他过去的理论联系起来批判。”还指示有关部门批判完了将马寅初调出北京大学。
接到康生指示后，《光明日报》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1月，共发表了10篇批判文章，《新建设》发表了4篇批判文章，批判马寅初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1960年1月，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了《重申我的请求》。文中说：“《光明日报》和《新建设》所发表的批判我的文章很多。不过，过去两百多位先生所发表的意见都大同小异，新鲜的东西太少，不够我学习。11月30日《光明日报》一篇文章说过去批判我的人已经把我驳得体无完肤了，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何必再驳呢？但在我看来，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宽体胖’了。”康生看到这篇文章的小样后，说：“这是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了，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新建设》在发表马寅初的文章时据此加了按语，说：“他的这篇文章和其他许多文章，资产阶级谬论很多，必须进行讨论和批判。”之后，马寅初的申辩权被剥夺。1960年1月3日，马寅初被迫提出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的口头辞呈，翌日，递交了书面辞职报告，不久，国务院批准了他的辞职。很快他又被罢免了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从此，中国人口盲目增加，多生了几亿人。人们常说：“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十年动乱发生时，周恩来指示对马寅初进行特殊保护，使他在身体上没有受到伤害。可是，他的大量珍贵的文稿连同书画等文物，都被当时是学生的马老的孙辈作为“四旧”烧毁了。
1979年，面对中国人口的沉重压力，人们想到了早在20年前提出“新人口论”的马寅初，《光明日报》率先为马寅初恢复名誉。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一文。正文前面加了大段的《编者按》，对《光明日报》当年错误批判马寅初先生一事作了深刻检查。马寅初对此感慨地说：“当年我曾说过《光明日报》不光明，《光明日报》发动那场突然袭击不光明磊落，今天《光明日报》带头呼吁为我和《新人口论》平反，把颠倒过去的理论再扳正过来，我还是很感激你们的。希望你们向广大读者转达我的谢意。”1982年5月10日，马老肺炎复发，病逝于北京医院北楼病房，享年101岁。 （http://news.163.com/05/1230/13/267M61IP00011247.html）
中校自选自评2005年十大新闻
董建华下台与曾荫权就任香港特首、中国神六上天、ZZY辞世与纪念胡耀邦、中国环境事故频发、维权运动愈演愈烈……中国事情太多了，不过最终评选还是脱离不了中国视角的。
香港政改流产，凸显信任鸿沟
香港在紧张又刺激、欣喜与无奈之中度过了2005年的最后一个月。2005年12月，香港既要举办世界贸易组织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又要在立法会表决政改方案。作为一个成熟发达的国际化大都市，香港经受了各国反WTO示威者的考验，而且世贸《香港宣言》也在最后一刻达成，这些都让特区政府倍感鼓舞。不过，香港特区政府提交的关于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改议案，却被立法会否决，导致香港政制“原地踏步”，零七、零八年选举只能在目前框架下进行。香港舆论认为，这是一个没有赢家的结果，让香港的民主前景更加不明朗，只能让香港各界倍感无奈。
政改方案被否决的当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发表讲话说，“过去数月我希望立法会议员可以送一份圣诞礼物给香港的民主发展，好可惜，我的愿望落空了”。他说，遗憾的是香港平白错失了一个向民主大步迈进的机会，失望的是今日立法会的表决，令市民对早日落实更民主、更开放的选举的期望落空。
经过18个月的咨询和不断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2005年10月19日发表了《2007年行政长官及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建议方案》（通称“政改方案”），并于21日将这一议案提交香港立法会。这份政改报告书建议扩大2007年选出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委员人数由800人增加至1600人，全数五百多位区议员，都可以成为选举委员会的委员，当中包括部分由政府委任的区议员。至于2008年的立法会议席，则由60席增加至70席，分区直选议席和区议会功能界别，各加5席。
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公布方案时表示，半数新增选举委员会委员及所有新增的立法会议席，基本上由300多万选民经地区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拥有广阔的选民基础，大大提高两个产生办法的民主成分。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规定，2007年以后各任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如需修改，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二规定，2007年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法案、议案的表决程序，如需对本附件的规定进行修改，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目前，香港民主派在立法会六十个议席中占有25席，因此能否在民主派中获得至少六票，对政改方案的通过至关重要。
方案公布后，在立法会投票表决上扮演关键角色的民主派陷入两难。他们肯定政改方案有一定进步性，但若接受方案又担心民主的大旗被政府扛去，陷入被动。而政改方案给民主派明显口实的是保留委任区议员在选委会。港英政府在管治最后阶段的九十年代取消了区议会的官方委任议席，但特区政府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又再委任议员。民主派认为，委任议员不民主，不能代表民意，一直要求政府立即取消区议会委任制。而这次政府政改方案中虽让区议员进入选举委员会，但仍保留委任制，民主派认为这是夹带“私货”，有种票之嫌，自然不能接受。因此刚开始，多数人批评委任区议员不应被纳入选举委员会之内，应该全面取消委任制度。
尽管政府在区议员委任上有变通余地，但不久形势却发生变化，讨论开始转向普选时间表。随着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高调介入政改讨论，壹集团主席黎智英又半价让市民在他旗下的报章刊登争取普选的广告，泛民主派一下子找到着力点，开始策划“12.4”大游行，试图重演2003年“七一”游行，借市民的力量、以民意来推动有普选时间表的政改。
12月4日，香港约十万人走上街头，要求普选。此前，香港报章两次登出一个78岁市民要求普选的广告。10月28日，他在香港的五份报章刊登广告争取普选，内容以“告诉我，我会看见普选的一天吗？一位从1984等到2005年，现年78岁的香港人”引起市民很大的回响。11月8日，这位老人再以“我已尽了一己力量，比我年轻的香港人，普选的希望在你们身上”内容刊登广告，对市民情绪起到很大催化作用。“12．4”游行中，前特区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以市民身份加入游行，为外界倍受瞩目。陈方安生半路杀出来，一方面壮大了民主派声势，另一方面也给少数民主派议员带来压力，因此有香港媒体认为陈方安生“骑劫游行”。
“12．4”大游行之后，特区政府也开始动员各种力量，加强支持政改的公关战和心理战，也希望通过民意给民主派议员施压。这时，原本静观事态的民建联、自由党、人大政协以及《大公报》、《文汇报》等机构开始行动起来，在报纸上登广告、发起签名运动等有组织的行动，与民主派短兵相接，形成对垒之势。投票表决前，由“关注政改大联盟”发起的支持政改的街头及网上签名，共有七十七万五千多名市民签了名。
就这样，一场政改与反政改的公关战、心理战、明战、暗战就此打响，而泛民主派显然已夺先声。本来双方在香港政治发展目标上本无二致，根据基本法的规定，香港最终要实现普选，但是双方在普选时间表和路线图上分歧日渐加大。一方坚持循序渐进，逐步迈向普选，但时间表问题上绝口不提；另一方本来希望一蹴而就达致普选，但也知道不现实，最后连2012年普选也不怎么提，只要求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但双方没有互信基础，沟通又少，最后在媒体面前挑开后各趋强硬，因此政改方案的前景也越来越黯淡。
尽管明知通过政改方案已经新添很多变数，但对于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来说，仍希望借助半年来积累起来的威望和民意支持来通过方案，不到最后一刻也不轻言放弃，试图力挽狂澜。因为政改方案能否通过，不但是对他和香港民主派关系的一个检验，也是对他未来管治威信的一个考验。香港学者宋立功认为，政改方案是他在短暂两年任期内最重要的政治计划，而这个计划一开始就过不了，对日后很多施政方面的工作会有很大的阻碍。
早在十一月初，曾荫权便在报章上通过《香港家书》，呼吁民主派不要用强硬对抗的态度争取普选。他以自己与中央的交往经验指出，最有效的沟通方法，是理性及讲道理的方式，“用强硬威逼的手段，往往只会适得其反。”他希望民主派议员对香港的民主发展，不要“帮倒忙”。
在游行前的11月30日，曾荫权在电视上发表了五分钟的讲话，呼吁立法会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否则“普选的一天只会更远，不会更近”。他说，香港发展民主政制已经走到十字路口，若果立法会通过政改方案，香港的政制就可以朝向普选行前一大步；若果立法会否决政改方案，07、08年的政制将停滞不前。“若是这样，我们怎能期望2012年的政改方案可以更易取得社会共识、取得立法会三分之二的支持呢？”
尽管曾荫权言辞恳切，但在反对政改方案者看来特首讲话不但不能起到降温的作用，反而会驱使更多市民星期日上街争取普选。这表明，双方在政改方案上相去甚远，舞步明显不合拍，在沟通上难以达成共识，只能各说各话了。
最后港府对政改方案微调，提出逐步减少委任区议员议席，换取政改方案获得通过，但若方案在民主派反对下遭否决，此建议则不会执行。同时，加大对泛民主派少数议员的公关。在选举前几日，民主派五六名议员不断受到政府官员游说，心理压力极大。选举前一天12月20日晚，曾荫权临阵“发功”，夜会部分泛民主派议员，作最后的努力。而民主派核心成员也针锋相对，商量对策。当晚，民主党主席李永达与45条关注组汤家骅和前线刘慧卿交换意见后，决定翌日实施“速战速决”策略。结果，最后立法会在21日以三十四票赞成、二十四票反对、一票弃权，先后否决了零七年的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和零八年的立法会选举办法。
这个结果尽管不出人意料，但的确让人感到无奈。世贸香港会议在149个成员的争执下，在最后一刻都能达成“尽管不满意但能接受”的妥协方案，而香港政改却继续原地踏步，不能不让人感到可惜。政改方案变通空间小，而政府预期太高、应变策略少，民主派也缺少灵活变通，是这个方案流产的主因，这反映出香港政治还很不成熟，无论是政府还是各政治团体都还需要历练。
更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政改方案被否决后各方不是总结教训，反而是相互指责、推卸责任。民主派似乎为这次拉倒政改方案沾沾自喜，认为责任在政府，殊不知政治的艺术在于灵活变通、求同存异、相互妥协；而支持政改者则把责任归咎于民主派，似乎政府一点责任都没有。更有媒体指责泛民主派“践踏民意”，是“阻碍香港政制民主化发展的绊脚石和罪人”。香港民主派与特区政府、中央政府原本就缺乏互信和沟通，因此这种指责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加深分歧，更难以寻求共识。支持方和反对方都以民意自居，而且确实都有相当民意的支持，而这种互不买帐的相互指责只能加深双方的不信任和强化民意的对立，让香港社会面临分裂和分化的趋势，这不但是香港民主政治发展的最大挑战，也是香港社会的最大忧虑。
台湾县市长选举与历史的进程
12月3日，是我的自由纪念日。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纪念日也中了狗屎运，赢了一个小赌盘。虽然只是一餐饭而已，不过也添了点喜气。
12月2日我们编辑部开赌，赌台湾县市长选举中是国民党过半还是民进党过半。与上次国民党主席选举赌王金平胜选一样，这次再赌绿营过半。尽管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蓝营获胜的，但是目前对蓝营又没有什么信心，所以搞出这么一个赌局，无论蓝营是胜还是败，他们都可以宽慰一下自己。因此，我把这种赌法称为自慰式（自我宽慰）下注法。至于鄙人嘛，有那么点赌性，但不那么强，也不担心谁胜谁败，蓝营就蓝营，于是很轻松赢了一餐饭。
小赢一把，或许有运气的因素。不过，我是一个大历史观者，我相信历史总会前进，相信相信中国的历史不会一直这么栽，马英九就是这么一个历史人物。因此，我毫不掩饰自己对马英九的看好。爱屋及乌，我也看好这次县市长选举。于是乎，对于这次蓝营大胜，有关评论认为马英九的泛蓝共主确立，台湾民主日渐成熟，两岸关系或可发展，马英九赢得零八年总统希望大增……我想这些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这次选举为马英九的历史进程奠定上重要的一步。当然，最关键的一步还在零八年。
零八年的台湾总统选举，我继续看好马英九。我相信，这不仅是台湾的需要，也是中国历史进程的需要。
对于北京来说，泛蓝的大胜、马英九的得利，似乎是两岸走向和解的好势头，但对中南海来说，这的确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小马哥的权威和地位越巩固，以后中南海的谈判对手就越难对付。昨天与一个香港朋友聊天，我就说，马英九在国民党内威望就树立起来，对北京并不是太好的事情。
可以预见，马英九这两年将会瞄准零八选举全力以赴，两岸关系也会因此有所发展，不过，马英九如果要，还得从根本上提高自己的身价和谈判筹码，那就是把台湾的经济搞上去！还有两三年的时间，小马哥还是可大有作为的。
立此存照：关于上海变天
24日下午，关于上海变天的消息在网上到处流传。这消息都传了两年了，现在突然露出风声，大家好奇怪。于是。电话、网络齐出动，各方求证，竟然都说有这事！难道是胡总玩突然袭击？傍晚时分，有人找到最贴身消息，结果是否认。到第二天，香港几家报纸都没发消息，看来这事还说不准。但是，这条消息究竟是哪里放出来的，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网上流传的唯一一个版本：
11月23日下午，贺国强，刘延东，赵乐际抵达上海，后天召开党政大会，刘延东任书记，赵乐际任 副书记，提名代市长。下午14时左右，贺国强，刘延东，赵乐际乘机抵达上海。16时，上海市级干部见会议面会在市委小 室召开，韩正主持会议。贺国强强调，这次上海的人事变动是中央长时间酝酿的，并得到了老同志 们的认可的，希望同志们能认清形势，积极配合延东，乐际同志的工作。陈良宇，韩正先后发言拥 护中央的决定。刘延东同志指出上海的班子要保持稳定，现有的市级干部一个不动，也不会从外调 干部进上海。后天，上海将召开局级以上党政干部大会宣布这项任命。据悉，陈良宇同志的工作， 中央将另行安排，韩正将调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正部长级）备注：刘延东（女，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赵乐际（青海省委书记）。
关于纪念胡耀邦的媒体报道
11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纪念胡耀邦九十诞辰。尽管中央对这次纪念活动非常低调，但是规格并不低，三个政治局常委出席，而且曾庆红讲话中对胡耀邦评价很高，可见这次纪念之隆重虽不得其名，但已得其实。用心良苦啊！
对于这次纪念活动，境内媒体是早有准备。虽然有某部门打招呼在前，而且限定于用新华网的通稿，但进取的媒体总是用特殊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专业立场和新闻水准。其中，南方系三家报纸对这条新闻的处理，就显示了南方报系新闻人的鲜明风格。
南方都市报在头版头条用通栏大标题刊出《中央纪念胡耀邦90诞辰》，然后下面紧跟着一张占据版面四分之一的大幅纪念图片，显得开阔大气，非常引人注目。大标题加大照片，是南都处理重大新闻的一贯作法。这次南都虽然没有评论其其他报道配合，但如此处理在境内媒体中也是少见的。
作为姊妹报的《新京报》在处理上就让人失望，只有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没有配发大照片。当天头版图片为一个拍卖新闻。也许身在北京，《新京报》身不由己吧。
《南方日报》则拿捏比较准，还是在头版头条位置，虽然没有大照片，但是有不少文字内容，既突出了新闻的重要性，又不太招摇，有大报风格。看来，做党报的新闻也不是那么容易，而要做得有水平，就更加是一个考验了。
最让人嗤之以鼻的是《人民日报》，仅仅在头版左下角发出该新闻，没有图片。头版其他内容几乎都是胡锦涛参加APEC会议的内容。
旗下的人民网与之是一路货色，首页大标题也是胡锦涛参加APEC的新闻，图片则是伊拉克爆炸（虽然死伤惨重，但就伊拉克问题来说爆炸接二连三，也算不上重要新闻了）。关于纪念胡耀邦的内容只在大标题下出现一行小字，看来与人民日报一样，做了要闻处理。
当天新华网的处理则值得关注，该网站不但在首页位置醒目位置以通栏大标题刊出，而且其发展论坛还允许网民畅快发言纪念胡耀邦。纪念胡耀邦新闻的帖子被放在论坛顶端，一直到到现在（20日晚11点）。
更有意味的是，在纪念胡耀邦新闻的跟贴中，全部都是积极正面的回复。以前发展论坛还有几个左左很活跃，时而不时攻击一下胡耀邦，而当天的论坛上都看不到。为了求证一下新华网的态度，我试着回复了一条比较“左”的言论：胡耀邦思想不但是对毛泽东的背叛，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异化。不出意料，该回复未能被显示，被发展论坛的版主“黑”了。看来，新华社与人民日报不同，在对待胡耀邦问题上非常积极。
其他网站的处理基本跟着新华网走，遗憾的是没有出现更多纪念和研究胡耀邦的文章，网友原创性文章上网也受到限制。但我相信，既然对胡耀邦的窗户已经打开，那么打开门也应为时不远。（1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