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点真话就这么惨？
他说，中小学乱收费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乱收费。不是学校在乱收费，都是地方政府逼着学校乱收费。教育收费应是政府投入的补充，但绝对不能代替政府对教育正常投入。
他说，目前许多地方以收费代替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是造成农村义务教育乱收费问题的症结。
他说，中国大学的学费太高，他和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 ……
八月以来，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不断对中国教育提出批评，包括高校学费偏高、农村义务教育应该全面免费、贫困生资助等等。但10月底，国务院下达文件，将即将达到退休年龄的张保庆免职。对此，在外地治病的保庆说：“我老心劳力这么多年，落下一身病，没想到是这样的结局。” 这是在中国讲真话的结局。
十几年来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的义务教育，流弊丛生，惨不忍睹。但是教育部官员还是这里谈谈琴，那边跳跳舞，再就是搞什么网络思想教育……唉，在一帮不务正业的官员领导下，中国的教育怎么搞得好？
然而，教育这问题不仅仅是误人子弟的问题，更是立国之本的问题，在教育问题上的错误不论大小，都是祸国殃民！现在，连一个讲真话的张保庆都不能容忍，我们还能指望这些老爷们会认真检讨自己，会真正进行教育改革么？
因为敢讲真话，我们记住了张保庆，但我们也要记住这些名字：LP，LLQ，CZL，ZJ。（2005年11月14日于香港）
中国有经济学家吗
丁学良的话太客气了，不但没有辱没中国的“经济学家”，相反是非常抬举的了。因为他说出了基本事实——谁叫你们知名的“经济学家”普遍都是这种德行？某也不才，与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打过交道，因此也来这里点评一二。
中国青年报的所谓调查似乎想说明什么，但使用的方法却是不适当的。郎咸平作为一个境外人士，作为一个体制外学者，怎么拿来与体制内的学者比呢？再者，郎咸平充其量是一个财务学者，怎么能称经济学家呢？在这点上，他与内地的知名“经济学家”并无二致。
我一直为郎咸平感到很可惜，他是一流的财务学者，只是世上没有“财务学家”的头衔，否则郎咸平不会那么辛苦跑出来抢这个“最具公信力的经济学家”的名号？不过，也许是近年“经济学家”在大陆太吃香，蛰居香江的郎大学者一看内地如此水平都可以堂而皇之称“经济学家”，他为什么不可以呢？
以中青报的标准，剔除郎咸平，那不就只有“吴市场”一个了？在赌场论上，吴是讲了真话的，但他也是利益代言人，他是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又是内地几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作为知识分子他不是“独立”的，公信力是大有疑问的。
当然，还有一个号称“中国第一”经济学家的人不可不提。他不懂数学，写的经济学教材还是与北大数学系教授合作的；不懂数学也不妨碍成为经济学家，如张五常等，可惜他只能贩卖西方的理论，稍有点创意的是提出道德市场经济！
哦，对了，北大还有一位不能不提。不提他当年勇渡海峡的愤青之举，就他现在而言还不算太坏，只要他少用屁股思考，多用良心说话，就还是“有为青年”。希望他多多努力，做北大校长也不是不可能的。也许北大的复兴、中国大学的希望就看他了呢。
由于事实比较明显，民间又对改革的不公平日益不满，加上去年以来的反“新自由主义”风潮逐步升温，我们知名的、平常聒噪不已的“经济学家”知道了闭嘴为妙，所以媒体说“经济学家”“失语”是事实，也是“经济学家”们不得已的苦衷。因此，后来跳出来发牢骚的李剑阁、张维迎等，说得好听点是不识时务（不知道反“新自由主义”升温），说得难听点是跳梁小丑，不足谈尔。
在不才看来，“道德论者”老奸巨猾，“市场论者”伪善若忠，郎大学者“沽名钓誉”，北大愤青“待价而沽”……呜呼，泱泱中华，岂有经济学家？（11月9日于香港）
谁在天上，谁又在地狱？
这几天，当全中国为一代“文学巨匠”去世“沉痛哀悼”时，有几个人关注到一个农民工的离去？20日得知WBY案结果，我突然感到莫名悲伤。想起还有一个与之类似的阿星（南周记者傅剑锋报道），不知他的情况又会如何？
WBY案终以当日判决、当日处决而结案，但作为一个历史性事件，远未结束。有人把此事件与当年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相比，也有人将之与当年新疆蒋爱珍故意杀人案相提并论。都有道理，因为从社会意义来看，WBY事件可比前者，从法律意义来看，则可比后者。
不过WBY案如此之快就结案，显然不是从法理上考虑，而是从社会意义层面考虑为多。当年蒋爱珍可以网开一面，因为是个案，而WBY案则不同了。因此，从上到下的政府部门，都希望尽快了结此事。这无疑是最稳妥的方式。但越是如此，越是反映问题非常严重。
我相信，各级政府会为尽力改善农民工待遇，会在下一个春节到来前支付工钱，这也许是一个WBY为他的几亿农民兄弟所争取的，尽管只有一点点。
17日巴金去世，赞誉哀悼之辞，汗牛充栋；19日WBY离去，普天之下，难置一辞！这是何等悬殊的两个世界，但是，究竟谁在天上，谁又在地狱？
（2005年10月22日于香港，聊记留存。）
无语：王/斌/余已于宣判后当日执行死刑
巴金的悲哀
巴金去世在10月17日晚7点6分，地点是上海华东医院。这是官方公布的消息。
当天凌晨四点三十三分，神舟六号顺利返回。这也是官方消息。
所以，有人说“科学巨星返回，文坛巨星陨落”，也有人说“六脉神箭下地，文曲星座上天”（傅剑峰）。
把这两者放在一起说好像是因为时间上的巧合，而事实上两星同落不是巧合，而是有意的安排了。
10月16号就已经在传巴金病危的消息，事实上15号他就已经没有生命特征了，只是赖以呼吸机维持而已，最后去世的时间还得由他人定夺。
终于，神舟六号顺利回航了，于是也就放心让他去了。这不知是谁的悲哀。
矿难，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当中国各地劳工维权事件不断涌现时，河南郑煤集团大平煤矿的爆炸声再次让我们看到中国矿工的悲惨境遇。大平矿难发生约１２小时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称今年前９个月共有４１５３人死于煤矿事故，而作为一家国有煤炭企业，大平煤矿的矿难为今年中国发生的最严重的安全生产事故。
在中国，涉及劳工权益的问题很少被公开报道或讨论，但是煤矿安全事故是一个例外。这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当局不仅要求安全事故及时上报，坚决查处瞒报，而且每年都有几次声势浩大的“安全生产大检查”，以及对不合格的煤矿“坚决取缔”和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等。因此，不能说领导不重视，也不能说安全检查不多，打击惩处不严厉，但为什么矿难事故还是层出不穷，防不胜防，而且每次几乎都是重大伤亡？截至25日晚，大平矿难遇难矿工人数已达86人，另有62人下落不明。在大平矿难发生的同一天，还发生两起事故，２０日早上６时许，河北省武安市德盛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２９名矿工被困井下生死未卜；２１：２０分，重庆市綦江县松藻三联煤业公司逢春煤矿发生瓦斯与煤层突出事故，造成６人死亡，７人失踪；
不久前，国家有关部门个别负责人曾表示：人均GDP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这个区间，是安全生产事故的高发期；我国目前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因为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安全生产事故大都经历了从上升、高发，然后逐步稳定、下降的周期；根据这种理论，中国的矿难事故防不胜防是情理中事，不必大惊小怪。
暂且撇开该言论的“冷酷麻木”不说，单是这种天灾不可防的“西方经验论”也是不能成立的。的确，西方国家是经历过一个事故高发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也必然要经历这个过程。作为后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安全生产上完全可以吸收西方国家的成熟经验，从而减少矿难的发生。
事实上，中国矿难绝大多数是责任事故，是安全措施不到位、违章作业引发的，因此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大平矿难看似天灾，其实也是人祸。据媒体披露，大平煤矿之前就存在安全隐患，安全监察部门曾多次督促其整改，消除隐患，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2000年7月14日，大平煤矿矿井被淹，历时3个月才恢复生产，损失约5000万元。2003年1月23日，大平煤矿矿井被淹，30多名矿工及时撤退，直接经济损失约5000万元。而大平煤矿所在的郑煤集团更是不断发生各种事故，隐患频现。2003年11月3日至9日，郑州煤矿安全监察办事处曾对郑煤集团开展安全执法监察，共监察了大平、告成、超化3个国有重点煤矿，查出问题100多个，下达现场处理决定书13份。2004年4月11日，郑煤超化矿发生透水事故，12名矿工被困井下109小时后生还。
瓦斯突出在防治瓦斯技术中是个世界性的难题，目前还不能做到完全防范。类似事故以前多发生在私有小型煤窑，尤其是非法煤窑中，但在各种防范设施都相对完善的国有大矿中发生这样的事故还非常少见。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发言人黄毅在总结大平矿难教训时指出，如果认真落实各项安全措施，煤矿的瓦斯爆炸事故应该会得到有效遏制。在去年5月15日安徽省芦岭煤矿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上，黄毅也说过类似的话。事后总结教训容易，但是为什么“人祸”如此频繁的确值得深究。
近来，由于矿难、火灾、沉船等安全事故层出不穷，中国已经把安全生产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充分体现了新一届政府关注民生的态度。今年１月７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这是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专门就安全生产工作作出决定；１月１７日，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第一次以国务院名义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这次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第一次评选表彰了全国安全监管、监察系统的劳动模范……然而此后不久接连发生四起严重事故（２月５日北京市密云县踩踏恶性伤亡事故，２月１５日吉林省吉林市与浙江省海宁市分别发生两起重大火灾，２月２３日黑龙江省鸡西市百兴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在频繁出现的安全事故面前，行政权威显得力不从心。在以人治为中心的行政权威逐渐失效的情况下，以法治为中心的制度权威却没有建立起来，这是当前中国安全事故频发的根本原因。
一方面，煤矿安全宏观监管体制上缺乏第三方独立监管。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提供的资料表明，世界各国的职业安全工作通常由劳工部负责。这种政府职能结构更有利于实现“第三方监督”。但是中国的安全生产监察与管理职能由国家经贸委下的国家安全生产管理监督局与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负责。因此，国家经贸委既代表政府，又代表雇主，有关专家指出，“国家安全生产监察部门实际上自己监督自己。”
另一方面，即使国家安全生产监察部门正常行使职能，但在微观管理上却遭受来自地方政府的强烈干扰。在山西，80%的县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煤炭开采和炼焦，吕梁、大同等地的一些县区乡，煤炭的收入占到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70%—75%。为发展地方经济，各产煤地政府对关闭小煤矿态度不积极，安全措施不落实。另外，腐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地政府领导与煤矿主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受贿拿红包已经很平常，更多的人是以各种名义在煤矿中占有股份。在当地政府的保护下，当地监管部门在工作中出现渎职，煤矿在安全措施上不作为也就不足为奇。在中国，无论是企业违规还是公务员渎职，其成本都非常低，这是监管失效又一体制上的原因。如果不是大型安全事故，死一个人只需要几万元就可以解决，而地方领导人受到处分后也不过易地做官。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些煤矿企业长期不重视安全防范，问题自然越积越多，对事故也越来越麻木，对矿工的生命自然也越来越漠视。据报道，大平煤矿目前有职工4000多人，分别来自河南、山东、安徽、四川等省的33个县，其中95%的人员为农民合同工。这些工人中很多人连在自己的工作场所中有哪些因素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健康和生命都不知道，他们没有受到过为保护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必须的技术培训和安全教育。
宏观管理混乱无序，微观管理有名无实。尽管来自高层的行政指示一条比一条严厉，但是在市场经济多元利益的冲击下，其权威已经被层层化解，到达矿井时已经变得稀松平常。因此，所谓的安全生产往往成了口头文章，矿工的生命也被虚化成一个个口号。
煤炭是中国的基础能源。目前中国消耗的能源中70％来自煤炭，到2050年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的比重仍然在50%左右。今年中国煤炭产量预计会超过1.9亿吨，但仍然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于中国来说，煤炭何其重，但在矿难面前，生命何其脆弱，在某些人面前，矿工又是何其轻贱！
去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王显政在山西“3?2”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处理中曾怒斥：“我们永远不要像这样的带血的煤！”但是，在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建立之前，中国还得使用“带血的煤”，中国的矿工也只能继续忍受生命之“轻”。（2004年）
中国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危机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与律师、记者为营救被非法关押的维权律师郭飞雄及村民，前往番禺太石村调查取证，没想到被当地黑社会分子袭击追杀！权且不说太石村村民根据宪法罢官行动受挫，现在番禺当局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侵犯人权，践踏法律，让全球华人对中国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深感忧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番禺地方政府的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由来已久。从1993年到2003年的十年中，霍英东投资四百多亿元人民币投资开发番禺和南沙，却受尽了南沙开发区第一任党委书记、番禺区委书记梁柏楠的敲诈勒索、盘剥刁难。以霍英东地位之尊、投资之大都要向“地头蛇”低头，何况普通老百姓呢？霍英东位居政协副主席，怎么也算国家领导人，在世界华商中也颇有影响和地位，为什么会对番禺当局忍气吞声达十年之久？其实，这不在于“地头蛇”多么凶悍，而在于番禺当地“毒蛇成窝”；如果只有番禺这一窝“蛇”也好端，关键在于番禺上层还有“蛇窝”罩着！所以尽管梁柏楠在2004年因受贿罪被判刑12年，但番禺的局面一点也没有改变。所以，当太石村的村民试图通过合法程序罢官时，番禺当局自然感到对当地的控制权可能被颠覆，利益可能会因此丧失，因此不惜采取黑社会手段对村民威逼恐吓，对大学教授、律师和记者大打出手。
在北京中央一再强调要构建“和谐社会”之时，地方政府在利益集团把持和操纵下，反而激化底层矛盾，加剧社会的不稳定，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悲剧，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悲剧。因为老百姓最终会把帐记在中国共产党的头上，而不是某个或某些共产党员头上。在公平问题上，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因此，不管北京中央是如何的鞭长莫及，不管有多少利益格局需要平衡协调，对于这种黑社会化的地方政府决不能姑息纵容，否则执政党不但在老百姓中的威信扫地，而且在地方当局眼中的权威也将丧失殆尽。试想一想，既然广东地方政府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那么陕西当局也可以“合理”镇压陕北油田的投资者；既然河南当局可以宽限入股煤矿的官员，那么内蒙古官员不从煤矿退股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情……
由此可见，中国地方政府不但长期来藐视和践踏法律，而现在对党中央权威的挑战也开始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结合成权势集团，打着党的旗帜和稳定的口号，在地方上藏污纳垢，为非作歹，不但不遵守法律，反而丧失道德的底线，这在番禺当局的表现就是黑社会化。
北京若姑息权势集团为所欲为，就是放任他们胁持中国共产党，骑在共产党头上把玩共产党，最后毁灭中国共产党。因此北京当局必须落实最基本的法律制度，尽快整顿地方政府，以树立中央威信，恢复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伦理，重建党的基本政治理念。（2005年9月28日于香港，刊于10月9日《亚洲周刊》）
李敖不怕死
李敖在复旦的演讲依旧是谈笑风生，可却有了一点点的感伤。没有了北大演讲的犀利泼辣，也少了豪情壮语，在复旦演讲的他是掩饰不住的感伤，在香港听讲的我是反求诸己的伤感。
他说，“我今天讲这些话，大家可能是最后听到了，因为我已经垂垂老去。我要讲的话，我这三场讲演结束在今天，和大家搞不好就是做最后的告别……”可笑的复旦学生，竟然以为李敖“怕死”，还自以为是引用余光中的话来佐证。李敖不怕死，他的回答很明确，他知道迟早会骑着灰色马而去。
李敖不怕死，怕的是垂垂老死。李敖好强辩斗狠，一直不服老，但这次终于承认自己老了，七十高龄，又做了一个大手术，李敖不服老不行，不过本色未改。“数风流人物，还看李敖”，这不是他吹牛，而是他敢于吹这个牛，也无人应战。毛主席说要“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心比天高的李敖生前赚尽名利，岂容自己“死的窝囊”，于是乎他还要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李敖不怕死，怕的是不能在中原故土老死。行前他说要在海南岛“终老”，北京故地重游故意炫耀的“京片子”，老友重逢的真情流露，以及在复旦的“告别演说”，都掩饰不住他对中原故土的眷念之意。但他却要强撑着说“不是怀乡，没有乡愁；不是近乡，没有情怯”，可见李敖个性之强！逞强好胜的他不惜在北大地摸了老虎屁股，不但把老虎摸醒了，还把老虎摸怒了，当然他也就无法像杨振宁那样，享受在故园终老的国宝待遇，即便是海南的天涯海角他都不可能获得“流放”的资格。因此说到这“最后的演讲”，李敖是掩饰不住的感伤。全盘西化的李敖，竟然骨子里还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烙印？
李敖不怕死，怕的是死后衣钵断续。他说，雷震“的影响力只在一个人身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是我，只影响了我一个人。各位，我希望能影响你们一个人也很好……”。中国人讲究香火承续，思想者希望衣钵相传，心比天高的李敖更想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然而，今日的中国黄钟废弃，瓦釜雷鸣，礼崩乐坏，人心不古，而且更亲身体验了中国大陆的说易行难，再强悍的李敖也无可奈何。老弱方晓驹过隙，病残更忧志未酬，李敖怎么办？也只能祈求衣钵相传，有那么一两个人受他影响，做了国家领导人，也就不枉他大陆这一趟。想必是李敖对大陆有了切身体验，方有这策略之语。
“垂垂老矣！”这话别人说出来没什么，但从要强斗狠的李敖口中说出来就有点凄凉，让我们突然发现英雄原已垂暮。
李敖不怕死，怕李敖死的应是我们。
（2005年9月26日于香港）
杨小凯，他为中国寻找福音
——写在杨小凯教授离世之际
这是个令人哀伤的七月。在中国经济发展阴晴不定、中国社会前景晦暗不明之际，一个孤独而伟大的思想者永远离开了我们，同时带走了关于中国未来命运的“福音书”。
他就是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当今中国最富传奇色彩的经济学家，也是开创“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一代宗师。
开拓创新成就一代宗师
杨小凯开创的“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是对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批判性发展。由于数学工具的限制，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放弃了对经济制度和分工结构的演变推理，专注于既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使经济学发展产生了断裂。20世纪50年代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发展起来后，为杨小凯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局限创造了条件，使他能够运用超边际分析直击新古典经济学的软肋。由于超边际分析的解释能力和应用范围远远优于边际分析，使杨小凯改造传统经济学的“野心”迅速膨胀，意欲用超边际分析对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城市化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几乎当代所有重要主题作出全新解释！因此，杨小凯的理论又被称为“超边际经济学”（Inframarginal Economics）。有人认为，杨小凯的创新一旦成功，日后的经济学说史要用“石破天惊”来形容，他会成为经济学发展上划时代的英雄。
新兴古典经济学堪称对西方经济学的突破性贡献，杨小凯因此被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詹姆斯·布坎南赞誉为“当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也被认为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裔经济学家之一。
作为当今中国第一个走向世界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怎么强调他的重要性都不过分，遗憾的是大陆媒体对他的离世漠然视之，鲜有报道，而少数报道的财经媒体只是突出他的经济学成就时，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众多真知灼见，包括36年前他写的《中国向何处去》。
十年囹圄造就一代奇才
1968年，年仅20岁的杨小凯以一篇《中国向何处去》引起政治高层的关注，闹得康生也要追查这篇文章的后台，为此他被判反革命罪而入狱十年。现在回头看《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虽然充满了文革式的口号和革命激情，但其中仍然闪烁着一个弱冠少年的睿智和改造中国的抱负。然而，还等不到他改造中国，他就被投进监狱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结果，这十年不但是杨小凯人生命运转折的重要十年，也是他思想观念转变的关键十年。
对于如此重要的一个思想变迁过程，如果仅仅看作一部个人传奇，那就难以真正理解杨小凯一生的事业与成就。无论是经济学领域的创新，还是为中国社会进步所作的努力，以及最后的皈依宗教，我们发现，杨小凯的这三大思想理念都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都是以中国作为一个宏观语境。因此，无论治经济学说史者，还是治中国思想史者，都有必要通过这段历史来把握一个思想家不同寻常的思想变迁和心路旅程，我们也有必要追根溯源，以此来把握他为当今中国所设计的“路线图”。
可惜的是，杨小凯后来很少谈及自己的文革遭遇，不过他在《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一书中写了众多的“牛鬼蛇神”。通过他笔下的那些精灵，我们不但可以了解到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的悲惨境地，也从他们身上看到一个造反小将的思想转变过程：
他结识了当时中国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其中对他影响至深者为原《湖南日报》社主编、大右派刘凤翔)，借以认识了文革，认识了共产主义，认识了现代中国政治历史和中国社会状况；
十年囹圄使他有机会反复研读《资本论》，同时向“牛鬼蛇神”学习英语、数学等，结果使他萌发了对古典经济学进行改造的念头，是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之滥觞；
因此，十年囹圄没有把他改造成共产主义的建设者，反而使他从一个激进的“造反小将”转变为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坚定拥趸者，而且最后还皈依天主，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当然，这些都是他出狱多年后的事情了。
改造中国为其一生理想
从1978年出狱到辞世，杨小凯放弃了《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众多主张和理念，开始反对文革，反对一切革命，但他唯一没改变的是彻底改造中国。如果说《中国向何处去》在当年震动高层是因为其盲目的革命狂热，那么现在杨小凯震动中国高层却是以其闪烁智慧之光的创新思想和冷静成熟的理论体系。
杨小凯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不仅仅是经济本身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也就是宪政改革没有跟上。他以靠大西洋贸易发达的西班牙和英国为例，说明西班牙没有成功地产生工业革命，一直很落后，就是因为它没有宪政改革，宪政和政治的游戏规则没有上轨道。对于中共十六大允许资本家入党，杨小凯认为实际上就是将官商勾结制度化，它的前景不是美国英国式的好资本主义，而是西班牙式的坏资本主义。在他看来这是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是中国的主要问题。因此，中国不实行宪政改革，只学技术而不学习“好资本主义”的制度，中国的经济只能是后发劣势。
何谓后发劣势呢？杨小凯认为，后发国家可以模仿先进国家，少走弯路，但是你可以模仿制度、模仿它的工业化模式，你也可以模仿技术。日本当年走的就是模仿制度，政党自由、专利制度，它都模仿。中国就是模仿技术、模仿工业化模式，不模仿制度，短期内发展实效很好，然而最后就会像苏联一样，技术模仿的潜力耗尽后，制度的弊病就会暴露，这就是后发劣势。
杨小凯的“后发劣势”等理论在国内激起强烈反响，在2002年还引发了他与经济学家林毅夫的一场激辨。林毅夫对现行制度进行辩护，肯定其成就，主张进行渐进式的政治改革。二者观点虽谈不上针锋相对，但相去甚远。这场激辨是当代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中国发展方向的一次重要学术论争，而且是两大经济学高手角力，因而一度引起高层关注。
现在杨小凯的辞世让人们有机会重温这段公案。人们发现，“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原来始终横亘在中国人面前，从魏源、严复到顾准、李慎之，从康有为、孙中山到毛泽东、邓小平，无数中国人一直都在这个问题上彳亍前行。杨小凯则试图以他的经济理论体系为中国社会进程勾勒出一幅“路线图”，然而他所作的努力才刚刚开始便中断了，正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从这个意义来讲，他的离世显得格外的突兀而且沉重。
皈依基督探索“精确路线”
如果仅仅以宪政制度来改造中国，这不但使其他人怀疑能否成功，而且连杨小凯自己也认为是不彻底的。他需要为改造中国设计更为精确的“路线图”。为此，他在“路线图”上继续探索，最终他发现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新教是宪政制度的可靠保证，并相信这种宗教信仰可以达致精确的“路线”。
首先，杨小凯从一种理性的角度证明，基督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支持哈耶克所说的“不断扩张的社会秩序和公正”。杨小凯通过Shileifer等人的研究说明，凡是新教文明占优势的国家，它的宪政秩序、经济表现都很好。比如说北美的美国、加拿大、澳洲、荷兰、英国是新教占优势的地方，它们的经济表现就非常好，它们的秩序就不断扩张。基督教新教为什么要比其他文明成功得多？杨小凯认为基督教信仰具有“第三者功能”，使社会实现了“爱”与“秩序”，这是文明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前提。
宪政理念渊源于神义的自然法，来源于宗教上的正义，杨小凯溯流而上追至西方文化的源头，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杨小凯自身也皈依了基督教，这能不能看作是他通过自身的体验在进行实践呢？然而，杨小凯的“精确路线”却难以让国人认同。首先国人对中华文明仍报有较强的自信心，而对西方文明始终持有戒备心理。另一方面，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西方宪政也未能实现人类的“终极关怀”。在宗教渊源上，宪政制度鼓励人的私欲，放纵追求外在自由的要义也获得了正当性解释，而在基督教世俗化（基督教新教产生）之后，人生的职责从事奉彼岸的上帝转化为此岸劳作的追名逐利，最后的结果便是人们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对于这些问题，杨小凯还来不及作进一步解释便匆匆西去，带走了他倾其毕生心血为中国谋求的“福音书”，使我们无法窥其真谛。
尽管如此，杨小凯的这个尝试对于中国文明进程仍具有重要意义。其一是杨小凯求证了信仰对现代文明的终极作用，解决“中国向何处去”首先要从改造中国人的信仰着手。当今中国最大的危机就是信仰危机，而中国所有危机的根源都几乎可以追溯到信仰危机上来。这点已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学人认同。其二是杨小凯把基督教文明引入到解决中国政改问题的大视野中，这为我们开拓思路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
前景不明难慰一片赤心
如果就杨小凯改造中国的主张认为他是一个政治家或政治激进人物，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对此，我认同张五常教授的评价，他对政治不染指，是个“纯真的学者，对学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其研究不可能不与政治沾边，其中的关系正如凯恩斯所说：“政客大抵都是经济学家的思想的奴隶。我的性格不允许我做奴隶，所以我爱上了经济学。”
现在，杨小凯开创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已经薪火相传，光耀门庭指日可待，而在改造中国“路线图”上踽踽独行的他倒下后，谁会沿着他的道路继续开拓？谁又会做他的思想的奴隶呢？这也许是他最大的遗憾。
在杨小凯魂归天国之际，仅作此联慰藉那颗热烈而执着的赤字之心：
中国向何处去？曦微不现，难慰赤子。
新兴破古典出：光彩初呈，是为宗师。
（2004年7月11日于深圳）
李敖毕竟不是金庸
李敖这次去北京好好爽了一把。不过，他爽的是上半身，不是下半身。他老早就说，现在搞不动女人了，就搞政治。现在他就在中国政治中心爽了一把，在中国最高学府过了瘾。当然，还不能说他过足了瘾，在清华演讲时，就不停问凤凰卫视的刘老板，这样讲是不是安全？
凤凰卫视安全吗？自李敖北大演讲之后，凤凰卫视自然是最尴尬的了。本来他们策划这个“神州文化之旅”蛮好的，一则在国际媒体竖起弘扬中华文明之旗，二则对内发挥反独促统之功效。偏偏李敖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让他讲文化，他偏贯彻我党“三讲”精神，大讲政治，当然，你也可以说他讲的自由主义，也是文化；你要他反“台独”，他偏说最怕讲台湾的事。这可让凤凰大跌眼镜。凤凰以前的节目，那些访谈对象无论左中右，都还是很配合凤凰的，凤凰的节目也做得点到为止。李敖以前在凤凰的节目中也很配合，尽管有点指桑骂槐的意思，但分寸还是拿捏准了。可这次凤凰确实没有想到。
显然凤凰不了解李敖，李敖不是一般的文化人，是一个喜欢耍聪明的文化人，何况这次北京之行关系到他的学术地位和最终的历史名节呢。李敖是个聪明人，自认才高八斗，小小台湾自是不放在眼里，在泱泱中华扬名立万方、泽被万世方是功成名就。试想，当今中华无论海内还是海外，可有这样一个人？既没有，那就该我李敖说话了。既然这也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必然，我李敖在这时候就得挺身而出。当然，也得用“聪明”的招，不能铤而走险，要“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刘老板啊，你不要埋怨我李敖“出卖”了朋友，“糊弄”了凤凰。其实呢，你们也只是一时的委屈而已，同我李敖一起享受千秋功名，岂不更好？
李敖在北大要享受千秋功名，可怜北大、清华要背上千秋骂名。李敖演讲中，北大领导在台上如坐针毡，直冒冷汗，以至于演讲结束时不知道做总结（也许就不知道如何做），更不敢谢谢主讲人李敖，就一句“谢谢大家”草草收场。更难堪的是被台下学生点名质疑，北大要把“有反动言论的老师清出课堂”。可怜北大，就只看到这么一个学生有骨气和勇气！而号称“大清帝国”的清华一心想在李敖面前展示人文清华的底蕴，老早就开始征集提问的问题，并请校史馆馆长等一班老学究给入选听演讲的学生培训，从仓颉造字开始讲起……以应对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谁知李敖北大演讲他们方知连毛都摸不着，结果匆忙上场却不举，贻笑大方。
面对这种场面，北大、清华抬不起头，我们宣传部门的表现是非常的好：淡化处理、避重就轻不就得了，毕竟是见过大场面的。不就是看错一个人嘛，小意思啦！本来，凤凰把李敖请过来，我们是希望他能反独促统，加强统一战线，现在嘛，只要他不“独”就行了。港台知名人士众多，我们不是曾经把许多著名的港台人士团结到统一战线上来嘛。想当年，金庸在明报把我党骂得何其厉害，可在回归前和我们合作的不是很好嘛。1981年邓小平会见金庸后，金庸的表现不是越来越好了嘛。邓小平说看过金庸的小说，金庸则说邓小平是他最佩服的人。这两年国内不断有人诋毁金庸，但我们是不允许媒体报道这些的。至于李敖嘛，他毕竟与金庸不同，就享受不了这样的待遇了。
从金庸来看，以李敖来反独促统也许是妙棋，但李敖毕竟不是金庸，李敖就是李敖。金庸虽然号称“大侠”，但离一代宗师的境界始终差了那么一点，就在于有那么一点名利之心割舍不了。李敖也不是没有名利之心，而且胃口还不小，不过他能在人生的重要时刻保持本色，而且表现得很聪明，这的确难得了。
当然，李敖这番表现也有诸多“骂李敖者”的功劳。李敖行前，众多网友和“有行”知识分子他们骂李敖“无行”、“无品”、“小丑”、“流氓”，结果李敖演讲一出来，他们都哑了口。的确，李敖行前准备演讲选题时颇费功夫，从“中国人”、“中国文”到“中国人文”，他还真是想秀出自己一肚子历史文化，谁知网上对他骂声一片，有人更直斥他不敢骂共产党。请将不如激将。想不到李敖年过七旬，还真激动了，激发出千古抱负来了。所以我说，李敖在大陆这么风光还要感谢这些网友和“有行”知识分子。可李敖得了便宜还卖乖，说网络语言是“厕所文化”，但他毕竟没有小瞧这个“厕所”。
看来，我们无论左中右都看错了李敖，或者说，都不了解李敖。不了解李敖，也就难以了解台湾。李敖不是金庸，台湾也不是香港。从李敖来看，我们的统战，不仅是对台湾人民的统战，更重要的是大陆自己先要“统战”。（2005年9月25日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