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莲花山顶的邓小平自然也不愿看到他一手创建的特区就此沉沦。当年他为特区的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政策动力，为深圳特区的发展绘制了一条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从而开创了深圳历史上最激动人心、最富有激情的八十年代。在研究中国经济特区的煌煌巨著中，基于优惠政策的政策动力被广泛关注，并被认为是特区成功的基础，而精神动力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决策者给予深圳的精神动力，不是简单的鼓励慰勉，而是从意识形态上肯定深圳的改革，肯定深圳的发展。这种肯定在深圳历史上的几次大争论中得到表现。

作为共和国历史上的新生事物，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没有争议和讨论是不正常的。二十五年的深圳史实际上是特区发展的争论史、中国改革的讨论史。深圳历史上共有五次大的争论：一是1979－1983年“经济特区能否在社会主义国家设立”，主要讨论经济特区是否是新的“租界”，最后以1984年1月邓小平为深圳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作为定论；二是1985－1986年深圳经济特区定位之争，由香港大学陈文鸿博士的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引起，中央决定对深圳进行全面整顿，深圳也开始大规模的调整；三是1988年的“蛇口风波”，蛇口青年与北京来的青年教育专家在思想价值观念上产生激烈辩论，震荡全国，经久不息，甚至在海外也引起强烈反响；四是1989－1992年特区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最后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定性；五是1994年至今经济特区“特”与不“特”的大辩论，由胡鞍钢的报告引发“特区不特”，包括2001年贺军在《凤凰周刊》发表《入世后，经济特区向何处去》等。

1992年以前的争论基本上属于改革过程中意识形态上的激烈交锋。其中，“蛇口风波”属于特区姓“社”还是姓“资”争论在个体人生观和世界观上的具体反映。在这几次争论中，邓小平始终站在战略的高度肯定了改革方向和特区的意义，在意识形态上撇开了“左”的思潮的干扰，对深圳发展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体系中，意识形态的指导具有方向性的意义，成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依据。例如，1984年中共中央借邓小平对经济特区的肯定，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在四个特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了沿海十四个城市。因此，八十年代深圳特区所获得的政策动力，其背后是意识形态不断解放所给予的精神动力。纵观八十年代，深圳特区的创办由最高决策者发起，又由最高决策者不断给予动力，虽然民间也有迫切改革的要求和动力，但主导者还是最高层。

这种由上而下的改革路径为深圳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赢得了中国改革的话语权，也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样榜和输出地。深圳对改革话语权的掌握，主要是通过特区精神和特区价值来实现。特区精神就是敢闯敢创、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也就是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所说的“经济特区成功的最大经验是敢‘创’的精神”。具体实例，不胜枚举。这里仅提一件鲜为人知的事例，那就是当年深圳领导人曾拟发行特区货币，在特区内实现货币自由兑换，以此完全向香港对接。这在现在听来难以想象的事情，当时的领导人不仅想了，而且做了，把特区货币都印出来了，只可惜最后未付诸实行。这种特别能改革的气魄、特别能闯能创的意志只属于八十年代。特区精神是对内而言的，而对外而言的特区价值则在于为其他地区提供改革的有效方法和路径。当时全国各地纷纷来深圳“取经”学习，就充分体现了深圳这种特区价值。如果没有这种特区价值，如果深圳特区只能作为特殊的个案存在于中国，那么深圳特区的存在将无所意义，我们今天谁还会如此大张旗鼓纪念特区成立二十五周年呢？

1993年，是深圳发展史的一个分水岭。此前的1992年，特区精神和特区价值通过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得到确认，在意识形态上不可动摇，而且开始快速向内地扩散，在全中国掀起一波改革开放的热潮。在深圳向全国输出改革的观念、意识、方法和经验时，深圳从内地的输入也全面开始。这就是深圳的“内地化”。

深圳的“内地化”有外在的原因，那就是从上而下的改革动力很少有了，政策上的优势已经为全国各地的大开放逐渐抵消，而精神上的动力只有来自中央领导人若干题词慰勉，在意识形态的高度为深圳灌输的动力不再存在。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前进动力，深圳也就不可能再掌握改革的话语权，深圳的改革也就陷入经济高成长的片面改革，也就是小改小革或改而不革的小打小闹，有时甚至是越改越倒退。

1990年，深圳收编比特区还“特”的蛇口工业区，划入南山区，深圳改革的旗帜性人物袁庚黯然隐退。收编蛇口一方面反映出深圳把特区做大做强的愿望，另一方面反映出深圳又试图从传统体制中来寻求城市化发展道路。与90年代其他地区的发展进行对比，就不难发现，内地其他城市为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都在试图打破旧体制的束缚，而深圳却是逐渐向旧体制靠拢，尤其是在关键领域，深圳的改革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其外在表现就是特区“内地化”。八十年代的深圳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工作，初具“小政府、大社会”的形态，而九十年代深圳五套班子齐全。深圳获得了特区立法权，但现行特区立法行政性强，市场性不够，在具体规定里面都在显著位置明确“主管部门”及“主管部门的权限”，体现出强烈的行政代替司法、行政代替市场的色彩，从而使政府部门权力得到强化，开始由个人寻租向部门寻租发展，发展到现在也就是人们经常指责的既得利益集团。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面对深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深圳启动了好几次行政体制改革，但都是越改越冗繁。整个九十年代深圳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只要没有什么大的施政错误就可以获取不菲的经济成就，深圳的领导人也就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意愿和动力，何况没有上层的精神动力支持，所冒的风险实在太大。因此，宁守而不闯，小改而不革，遇到问题绕道走，成为九十年代以来深圳发展的现实图景。因此，80年代那种锐意革新、敢闯敢创的精神没有了，特区精神与特区价值找不到了，就80年代为深圳立下汗马功劳的改革功臣也被扫进历史的尘埃。90年代的深圳经济虽然仍保持高速增长，但是问题却越积越多，1998年的金融系统改革成为引发问题的触发点。

1998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大区行改革，省级分行体系被九大区分行、2个管理部（即通常所说的“9＋2”体制）和21个地方监管办取而代之。九大区分行分别是天津分行、沈阳分行、上海分行、南京分行、济南分行、武汉分行、广州分行、成都分行和西安分行，两个营业管理部分别在北京和重庆。出人意料的是，深圳分行变为广州分行下属的中心支行。深圳金融业业绩如此显赫，地位如此重要，但深圳人民银行地位与之形成的巨大落差，第一次让深圳人感到失落。遗憾的是，当时的深圳领导人对此并没有引起重视。他们没有意识到深圳在全国改革中的地位已经下降，没有想到如何挖掘特区精神和特区价值，让全国人民和最高层重新认识特区价值。

2000年，深圳金融业遭受致命的一击。那就是从2000年10月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A股新股发行（IPO）及上市被停止，从那时起大量资金开始掉头而去，源源北流上海。停发新股在深圳产生连锁效应，金融机构、金融人才开始逐步撤出，从而在2002年引发深圳是否被“抛弃”的大讨论。为此深圳当局匆忙推出了十六字的新的深圳精神“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以稳定“军心”，鼓舞“士气”，但仍然难以阻止失落和迷惘的情绪在深圳上下蔓延。

2003年7月底，一个由三个部门组成的国务院七人小组到达了深圳，进行了为期约10天的对于深圳发展的调研。此后中央调查组几次往返深圳调研。中央直接派人到深圳调研，这在深圳历史上是第二次，因此让深圳上下亢奋不已。

尽管深圳重新回到最高决策层的视野，但是对于深圳的发展定位始终没有给出说法。实际上，在决策层面看来，解决东西发展平衡、保障弱势群体等问题，远比深圳问题来得迫切，这就意味着深圳要获得自上而下的改革动力的机会很小。在这种情况下，2004年以来，深圳开始自谋其变，提出“效益深圳”来超越过去的“速度深圳”。然而，在大局未变的情况下，深圳自己能够发挥的空间实在有限，而且在全国都举着“科学发展观”旗帜、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时，“效益深圳”能否体现出新的特区精神和特区价值呢？

实际上，深圳未来的发展问题不是定位问题，而是发展的动力问题，或曰改革的动力问题。在八十年代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消失后，深圳始终未能解决改革的动力源问题。然而，在强大经济力的推动下，深圳澎湃的社会力日益成为深圳新的推动力，有望为深圳绘就一条自下而上的改革图景，即由为数众多的中产阶层推动，迈向一个文明、发达的新型公民社会。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调查与研究，深圳中产阶层约占常住人口的五分之一。以目前深圳600万常住人口计算，中产阶层达到120万，这些人主要是国家及社会管理者、企业经理、私营业主、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个体户等。这100多万中产人士有自己的财产和稳定的收入，他们为深圳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在这个城市享受自己创造的成果。作为中国先富地区的城市公民，他们还有着年龄轻、学历高等特点，这就使他们对于生活质素的要求高于其他城市。例如，几个深圳人在法国定做了一艘双体帆船，最近将船从法国开回了深圳。因此，一旦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起来捍卫自己应有的权利。2003年以来风起云涌的业主维权事件就表明深圳的中产阶层已经崛起。

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石，也是公民社会的核心和基础。近年来深圳中产人士已经从刚开始单纯的消费者维权、业主维权发展为主动积极地参与城市公共事务，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深圳市民李红光“广告参政”。今年5月24号李红光在《南方都市报》自费刊登了一个广告，希望联系参加26号深圳人大和政协两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因为她有12项加强市政建设的建议，希望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将其作为提案交两会讨论。李红光“广告参政”在全国引起反响，同时也促使深圳在市民参政议政的渠道上有所改进。然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李红光“广告参政”体现了深圳市民从开始维护“私利”向维护“公益”转变，这种由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转变，超越了自身和自身所代表的利益集体，其实这是深圳中产阶层维权发展的必然方向和结果。

然而，深圳当局并没有完全认识到中产阶层崛起的趋势和意义，也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崛起，在许多问题的处理上显得进退失据。在深圳的业主维权运动中，许多业主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来与政府谈判，但政府却不能同样依法回应。显然，政府部门还不知道依法行政，不知道转变自己的角色，真正为纳税人服务。而在他们处于被动境地之时，深圳有关部门却试图通过改变有关制度来强化自己“管理者”的地位。针对业主集体上访维权，深圳出台了《关于维护信访秩序的通告》，结果受到社会广泛批评，因为该通告主要为政府行为提供方便，对信访人行为大加约束，而在信访人所反映意见的处理上含含糊糊。深圳当局的进退失据一方面是因为以往宁守勿进的惯性思维，另一方面则在于中产阶层的崛起的确给他们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在中国，对于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大家都已经驾轻就熟，但对于由下而上的改革诉求则无以应对。

然而，深圳的中产阶层已经崛起，而且还在迅速壮大，他们在经济上的独立、自由，必然要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最近，中央提出要提高“社会自治”能力，而深圳高素质、高学历的中产阶层应成为社会自治探索的首要对象。

相比其他城市，深圳的中产阶层已经普遍具有三大意识：一是公共意识，如倡导环保，维护公共空间，其中涌现出许多代表人物，如公益志愿者崔从政，消费者维权代表杨剑昌，打击黑恶势力的“儒雅骑士”等；二是具有纳税人意识。因为他们是纳税人，他们渴望参与公共事务，如李红光经常就政府部门违规违法提出批评，在深圳，民告官的比例也是全国最高的；三是民主与法治意识，他们善于用法律维权，为此有不少人站出来独立竞选人大代表，从立法上来参与公共事务。深圳中产阶层的这三大意识已经体现出公民社会的主要特点。

因此，深圳中产阶层将是未来深圳改革和发展的全新动力，深圳也将是中国最有可能率先进入公民社会的一个城市。中产阶层和公民社会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深圳在公民社会道路上的探索无疑是开创性的，将体现全新的特区精神和特区价值，其意义和影响可以与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相媲美。深圳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壮大不但是深圳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同时也将在中国的政治文明进程中书写壮丽的一笔。（呙中校8月23日于香港，《凤凰周刊》9月5日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