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三论，超越邓小平
对于未来的改革，我们必须告别"三论"：告别"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就是要改革在公正平等的价值导向下进行；告别"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就是要改革以科学民主的机制来进行；告别"不争论"，提倡思想大解放大讨论，就是要从言论自由的角度为改革提供思想理论的基石。
（此文已在南方都市报2008.2.29发表，不过最后一部分“告别猫论”在发表时被删去）
自汪洋书记提出解放思想后，我就在琢磨，如今这社会大家的思想都已经很开放，在赚钱的经济方式上、在性的开放程度上，我们比西方先行者还要开放得多呢。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这的确是一个费思量的问题。最近一两月来，在深圳也参加过几次解放思想的座谈会，发现社会舆论和民间气氛都调动起来了，但是各级政府部门好像历次运动一样，上下都是一片"解放思想，叫板XXX"之声，更有甚者把最新的一些项目或成果匆匆整理出来，说是"解放思想"的最新成果，徒增笑尔。
为此不禁想到十年前写过的一篇文章。97年针对四川长虹老总倪润峰非常推崇王熙凤的管理，我写了一篇题为《王熙凤：管家耶？败家耶？》的文章，批判王熙凤管理模式，而赞赏贾探春与薛宝钗在贾府进行的一场管理改革。现在提倡思想解放，不禁想到贾府的那场改革不仅是MBA的精彩案例，而且还有更深的东西可挖，与我们三十年的改革有不少相似对比之处。
一、从红楼梦谈思想解放与改革
当年贾府的那场改革出现在王熙凤抱病休养之际，王夫人差李纨、探春与宝钗等人共同打理贾府，其中李纨虽是名义上的老大，但是"厚道多恩无罚"，是下人眼中的老好人，因此真正决策作主的还是探春与宝钗。三人治理贾府的时间不长，在《红楼梦》中着墨也不多，也就一两章（第五十五、五十六章），但风格与王熙凤迥异，给人以务实、清新之感，不但为贾家开源节流，而且深得贾府下人之心。
如今重读《红楼梦》时，却意外发现，贾府的那场改革与我们三十年前的改革是那么的相似！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都是上层意识到危机所在，主动发动并实施的改革；改革伊始都有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只不过大观园里的思想解放规模小一点，是一场小讨论，而三十年前我们有一场大辩论；改革都是从承包制开始的，探春把园子里的维护管理下放给老妈妈，我们的改革是从农村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改革之前都是集权统治，贾府里王熙凤是大权独揽，指令行事，我们改革之前更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改革之后都形成一定程度的民主机制，大观园里是李纨、探春与宝钗，偶尔黛玉、平儿之类也可参与进来，三十年前我们的改革在邓小平的主导之下，就强调民主集中制；更让人惊奇的是，改革的关键最后都落在利益分配问题上，不同的是，贾府的改革一开始就注意到利益分配的平衡的问题，而我们的改革要到三十年之后反思改革时才关心到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才开始改变"只讲结果，不问过程"的改革之弊，才开始改变我们道德沦丧、法治不彰、生态失衡、环境破坏的恶果！
两场改革，尽管规模大小有云霄之别，而且一个是正在进行的宏大历史，一个只是文学家的艺术想象，但二者为何那么多的相似性？显然，这是因为古往今来的改革都还是有一套共同的规律可循的。在我们重提思想解放的今天，无论是重新品读《红楼梦》，还是反思改革三十年，都不可否认改革能否顺利进行、改革最终能否成功，与改革前和改革进行中的思想解放有密切关系，而思想能否真正解放，首先在于是否有真正的讨论、辩论或争论。
什么是真正的讨论和辩论？首先是改革相关方能否公平参与讨论，如果不公平，抬一方打一方，讨论自然难以进行，辩论中输的那一方对改革会口服心不服，改革自然会有强大阻力。其次是讨论能否公开，也就是要透明，确保老百姓都能获得关于改革的各种信息，这也是讨论公平进行的基础。第三是讨论要充分，充分就是讨论问题要充分，各个层面各个层次都要考虑到。最后一点是讨论是否有序，有序就是讨论问题要按规则进行，虽然各方观点相差悬殊，但是都要能保证能心平气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去参与。
改革前的讨论能否公平、公开、充分、有序，这是改革能否启动的第一步，也是事关改革成败的直接因素。贾府的这场小改革，虽然自上而下，虽然规模很小，但是事前李纨、探春与宝钗几人在大观园里还是有讨论–"合议"，也有征求老婆子老妈子的意见。三十年前我们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也是非常全面地展开。商鞅变法前舌战群儒，不但使他赢得秦孝公的信任，而且极大地确立了他的个人威望，大辩论的激烈进行，事实上也为他后来的变法提前开始了舆论动员。而北宋王安石在变法前也有一场激烈争论，可惜的是作为新党领袖的他与旧党魁首的司马光的辩论失控，新党与旧党从公共政策的辩论发展成为人身攻击以及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斗争，虽然王安石最终在宋神宗支持下实行变法，但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变法最终失败也在所难免。
话说回来，邓小平同志当年讲过"不争论"。这是邓小平在1990年针对当时左倾势力对改革的攻击而讲的，不争论的对象是指"姓社姓资"这类意识形态问题。然而，近十几年来的改革中，这三个字却被人断章取义，把不争论的范围无限扩大，只要是领导想上想干的，都不许争论–场馆建设是否必要？建设项目是否有真正效益？是否有环境问题？统统不争论，结果形成王熙凤式的一权独大，贪污滥权，为所欲为，这个表面上精明无比的大管家，其实正是贾府的大败家子。试看我们的党政系统、国有企业里面，王熙凤这类败家子有多少呢？因此，不论从思想解放来说，还是从今后的改革来说，我们都要告别"不争论"，而且要大胆争论，要公平、公开、充分、有序的争论、讨论和辩论！
二、超越精英主导和威权主义
贾府那场小改革的成效怎么样，《红楼梦》里没有更多交代，不过从当时实施的情况来看，园子有专人精心打理，而且还能开源节流，贾母、王夫人那边自然认可，婆子们有了点收入，工作积极性自然提高，其他人在宝钗"全大体"的精神指导下，也能从改革中获得"小惠"，改革创造了多赢局面，自然是皆大欢喜。当然，如果说到贾府最后还是衰败了，其原因主要是"宏观"的，也就是我们教科书谆谆教导的–在陈腐制度下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亡；"微观"上则是与王熙凤的治理不善直接相关。有人兴许会假设，如果王熙凤这次病殁身故，探春、宝钗继续管治贾府，其结果又会如何？这个问题对于当下的中国其实是有探讨意义的，我的看法是局部的改革或者说财政经济领域的改革应该可以勉强维系贾府，但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没有根本改变的话，贾府最终也难逃衰败没落的命运（实际上，我们传统的教科书对《红楼梦》的主旨也基本上是这样概括的）。
改革还是不改革，在很多情况下，这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比较贾府改革的前后，就知民心向背、历史潮流。王熙凤是何等精明强干之人，但只是后集权时代的末代管治者，日渐势微。表面上看，贾府的下人们都怕她，敬畏她，实际上呢，下人们也钻空子偷懒耍性，能混则混。尤其是在贾母去世之后，王熙凤权威顿失，人使唤不动，钱也调不动，甚至要苦苦哀求那些下人："大娘婶子们可怜我吧！我上头挨了好些说，为的是你们不齐截，叫人笑话。明儿你们豁出些辛苦来罢！"显然，王熙凤的权威来自于贾母这个"强权"，贾母一死她的靠山就倒了。这与我们三十年前的改革背景又有惊人相似：改革前的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不也是仗着有靠山而胡作非为吗？"四人帮"倒台后的"两个凡是"支持者，不也是循着文革后集权时代的余威而继续横行吗？
我们现在怀念邓小平，感谢邓小平，就是因为他敢于打破"两个凡是"的迷信，开启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国家带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在《红楼梦》里，大观园里的探春和宝钗似乎也有这点意思，不墨守"凤"规，开源节流改善贾府财政，众人合议增添了民主新气象。如果说王熙凤的管治是集权特色，那么探春和宝钗的改革思想就是一种开明威权主义。因为探春和宝钗的权力也是自上而下授予的，经过她们开明的管治，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自下而上的权威，这是与王熙凤截然不同的。
刚从集权制度下摆脱出来的发展中地区往往会经历一个威权主义的阶段。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如此，二战以后的东南亚一些国家如此，五十年代以来的台湾也是如此。威权主义以国家利益优先，为了保持了政治稳定不容许有挑战权威的势力存在，采取精英治国策略推动经济发展，大大加快了这些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有意思的是，这些威权主义者基本都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探春在贾府的改革思想也是以"利"为主导，她似乎更像二战以来东亚地区的威权主义者。
与这些地区相比，由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殊性，1979年以来中国的改革虽然也是精英主导式，但是带有很大不确定性，因此"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广为传播。"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带领人们去"摸"的那个人的判断力、魄力与胆量就至关重要。这也是改革初期形成精英主导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三十年之后，我们发现靠一两个精英来探路、摸路，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前进的需要。这是因为我们的改革进行到更深层次的时候，人们对改革的效率标准都提高了，改革中出现的利益格局也让人们对精英的公正性产生疑问，客观上改革进行到这一层，需要一个更民主的决策过程，得到一个更科学的发展路线图，少走弯路，提高效率；需要未雨绸缪，立足长远，搞好规划和计划。不能再想改革之初走一步看一步，走错了从头来，因为改革三十年后与改革之初的格局和规模大相径庭，走错一步可能就损失惨重。另外，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就不断强调立党立国的民主集中制，但九十年代以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落后，党委系统更加强化，导致民主集中制日渐削弱，从政府到企事业单位，都是党委一把手拍脑袋作决定，最后形成"党委说了算，政府算了说，人大说算了，政协算说了"，人大和政协的民主机制不能体现出来。
因此，回首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摸着石头过河"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作用，另一方面需要我们告别"摸论"，超越精英主导的威权主义模式，以科学民主的思想把改革引向深入。
三、大智慧的改革者
虽然同是改革者，宝钗和探春又不一样，前面说到，探春很像东亚地区的威权主义者，那幺宝钗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探春改革的模式，按照第五十六章的章回名目是"兴利除宿弊"，重点是"利"，凡事以"利"先行，以"利"为激励手段，而宝钗的改革思想也体现在该章名目中，是"小惠全大体"，"全大体"是宝钗改革中考虑的重点，也是她的思想理论基础。
对于探春的改革措施，宝钗是积极支持的，但也批评探春说："才办了两天时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虚浮了。你再出去见了那些利弊大事，越发把孔子也看虚了！"探春为自己辩护时引用《姬子》说："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既然改革目的是要"利"，那不可避免要脱离传统的孔孟之道。两人价值倾向明显有别。当李纨见她俩引经据典弄学问，批评她们不说正经事的时候，宝钗答道："学问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那小事越发作高一层了。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
读到宝钗这一句，我不仅对曹雪芹的创作才能赞赏不已，更对他老人家对改革的深刻见识叹为观止！前面探春与宝钗的争论，只是显示了不同的价值倾向，但是后面李纨与宝钗的对谈则显示出价值取向对于改革的重要性，因此宝钗的这个论述非常深刻，对改革成败非常关键。"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就是说如果没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只追求单纯经济利益的话，改革便要走向物欲横流的庸俗化！显然，宝钗这里的"学问"指的是孔孟的"义利观"，希望以此来指导探春的经济改革。
不仅如此，曹雪芹还在后面通过具体事例来体现。在探春提出承包责任制得到众老婆子的欢迎之后，宝钗马上想到这个改革方案的弊端："如今这园里几十个老妈妈们，若只给了这个，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为此她提出了修正方案，要求承包者年终时拿出若干钱来分给其他老婆子们，所谓利益均沾，成果共享。一点小惠就可全大体，妙哉宝钗！宝钗不是用迂腐的孔孟之道来约束改革，让探春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而是以孔孟之道的至高境界来完善改革，不但显示了宝钗对改革的深刻见解，更体现宝钗对传统观念的超越和创造性运用，是具有哲学深度的思想大解放，是大智慧下的真正改革。我们现在谈的思想解放和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不正是要达到这种境界吗？
传统红学一般都把宝钗看成典型的"封建卫道士"和孔孟学说的维护者，但实际上薛宝钗不是那种迂腐的教条主义者。假如宝钗以迂腐的孔孟教条来约束探春，给改革定框框，那自然就是一个典型的保守派，就像满清末年中国内忧外患时，慈禧太后逼不得已进行改革，但还是对李鸿章、张之洞的改革定下四个不变：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自己的最高皇权不能变。这个不能动，那个也不能变，满清王朝最后只有在自己的框框中走向覆灭，这个教训也是我们三十年改革需要深刻反思的。
四、重新讨论真理标准，告别"猫论"
任何改革，最终都会归结到利益分配问题上。利益分配能否处理好，尤其是大多数人的利益能否得到体现，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宝钗以小惠全大体，是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也是为经济改革的整体出发，显然比探春的片面经济改革高明许多。
如果说探春的改革以"利"为中心，那么宝钗的思想则是以"人"为出发点。从这点看，王熙凤、贾探春、薛宝钗三人的治理哲学似乎正好对应了现代中国的三个阶段：1979年以前是王熙凤式的集权主义，79年后到21世纪初则是贾探春的利益先行的威权主义，而最近几年我们提倡"以人为本""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和谐社会，不正与薛宝钗的改革思想冥冥相通？
的确，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后我们才回到薛宝钗提出的问题上，才开始真正关注到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才开始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住房难的民生问题，才开始关注环境污染、生态失衡问题……此外，在东亚其他地区，威权主义实行多年容易出现出现的贪污腐败严重、权贵或裙带资本主义问题，在中国的改革中也不例外。这就是我们的改革与贾府那场改革最大的不同所在。
贾府那场改革有孔孟的"义利观"这套学问作指导，我们三十年的改革则奉"猫论"为圭臬–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不容否认，邓小平当年引述的这句话也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说的，但是在我们实际的改革中，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中，"猫论"却被作为普遍法则广泛适用，各级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下，都以经济利益为首要目标，地方领导唯GDP论，普通老百姓唯利是图，甚至为求暴利而不择手段……"猫论"的流行与深入人心，使整个社会为此付出环境破坏、法治不彰、道德沦丧的沉重代价。然而，以"猫论"为主的探春那套庸俗的实用主义哲学和片面改革思想荼毒甚广，没有真正的思想解放来讨论来辩论，就难以肃清其流毒。
要肃清"猫论"及其流毒，还得从当年的思想大解放找源头。1978年的思想大解放，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开端，随着改革开放的一锤定音，这个真理标准也成为三十年改革的理论基石。但是三十年来，不断有人从各个方面对这个真理标准提出质疑，更有中学生在课堂上向政治老师提问，教科书上说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但是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目标还没有经过实践，怎么会是真理呢？
对于这个真理标准的质疑，我不想多作引述，只要在网上一搜索，就会有很多文章供参阅。我想指出的是，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真理标准的确立，导致"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种庸俗实用主义得到了理论上的支持，从而让中国前三十年的改革陷入探春式改革的误区之中。要告别"猫论"，要真正解放思想，就必须重新讨论真理标准。
五、超越邓小平
在汪洋书记提出思想大解放之后，社会舆论和气氛的确调动起来了，但是总感觉讨论不那么充分，不那么透彻，是不是众人都有慈禧太后定下的那种框框呢？如果这样，连自己的思想都没有解放，那如何去推动全社会的思想解放？如何推动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
对于未来的改革，我们必须告别"三论"：告别"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就是要改革在公正平等的价值导向下进行；告别"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就是要改革以科学民主的机制来进行；告别"不争论"，提倡思想大解放大讨论，就是要从言论自由的角度为改革提供思想理论的基石。
只有告别"三论"，从真理标准问题展开思想大解放，我们才能超越邓小平，站在他的肩膀上，去推动新一轮改革的成功。
2008年2月27日凌晨于香港
为此不禁想到十年前写过的一篇文章。97年针对四川长虹老总倪润峰非常推崇王熙凤的管理，我写了一篇题为《王熙凤：管家耶？败家耶？》的文章，批判王熙凤管理模式，而赞赏贾探春与薛宝钗在贾府进行的一场管理改革。现在提倡思想解放，不禁想到贾府的那场改革不仅是MBA的精彩案例，而且还有更深的东西可挖，与我们三十年的改革有不少相似对比之处。
一、从红楼梦谈思想解放与改革
当年贾府的那场改革出现在王熙凤抱病休养之际，王夫人差李纨、探春与宝钗等人共同打理贾府，其中李纨虽是名义上的老大，但是"厚道多恩无罚"，是下人眼中的老好人，因此真正决策作主的还是探春与宝钗。三人治理贾府的时间不长，在《红楼梦》中着墨也不多，也就一两章（第五十五、五十六章），但风格与王熙凤迥异，给人以务实、清新之感，不但为贾家开源节流，而且深得贾府下人之心。
如今重读《红楼梦》时，却意外发现，贾府的那场改革与我们三十年前的改革是那么的相似！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都是上层意识到危机所在，主动发动并实施的改革；改革伊始都有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只不过大观园里的思想解放规模小一点，是一场小讨论，而三十年前我们有一场大辩论；改革都是从承包制开始的，探春把园子里的维护管理下放给老妈妈，我们的改革是从农村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改革之前都是集权统治，贾府里王熙凤是大权独揽，指令行事，我们改革之前更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改革之后都形成一定程度的民主机制，大观园里是李纨、探春与宝钗，偶尔黛玉、平儿之类也可参与进来，三十年前我们的改革在邓小平的主导之下，就强调民主集中制；更让人惊奇的是，改革的关键最后都落在利益分配问题上，不同的是，贾府的改革一开始就注意到利益分配的平衡的问题，而我们的改革要到三十年之后反思改革时才关心到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才开始改变"只讲结果，不问过程"的改革之弊，才开始改变我们道德沦丧、法治不彰、生态失衡、环境破坏的恶果！
两场改革，尽管规模大小有云霄之别，而且一个是正在进行的宏大历史，一个只是文学家的艺术想象，但二者为何那么多的相似性？显然，这是因为古往今来的改革都还是有一套共同的规律可循的。在我们重提思想解放的今天，无论是重新品读《红楼梦》，还是反思改革三十年，都不可否认改革能否顺利进行、改革最终能否成功，与改革前和改革进行中的思想解放有密切关系，而思想能否真正解放，首先在于是否有真正的讨论、辩论或争论。
什么是真正的讨论和辩论？首先是改革相关方能否公平参与讨论，如果不公平，抬一方打一方，讨论自然难以进行，辩论中输的那一方对改革会口服心不服，改革自然会有强大阻力。其次是讨论能否公开，也就是要透明，确保老百姓都能获得关于改革的各种信息，这也是讨论公平进行的基础。第三是讨论要充分，充分就是讨论问题要充分，各个层面各个层次都要考虑到。最后一点是讨论是否有序，有序就是讨论问题要按规则进行，虽然各方观点相差悬殊，但是都要能保证能心平气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去参与。
改革前的讨论能否公平、公开、充分、有序，这是改革能否启动的第一步，也是事关改革成败的直接因素。贾府的这场小改革，虽然自上而下，虽然规模很小，但是事前李纨、探春与宝钗几人在大观园里还是有讨论–"合议"，也有征求老婆子老妈子的意见。三十年前我们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也是非常全面地展开。商鞅变法前舌战群儒，不但使他赢得秦孝公的信任，而且极大地确立了他的个人威望，大辩论的激烈进行，事实上也为他后来的变法提前开始了舆论动员。而北宋王安石在变法前也有一场激烈争论，可惜的是作为新党领袖的他与旧党魁首的司马光的辩论失控，新党与旧党从公共政策的辩论发展成为人身攻击以及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斗争，虽然王安石最终在宋神宗支持下实行变法，但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变法最终失败也在所难免。
话说回来，邓小平同志当年讲过"不争论"。这是邓小平在1990年针对当时左倾势力对改革的攻击而讲的，不争论的对象是指"姓社姓资"这类意识形态问题。然而，近十几年来的改革中，这三个字却被人断章取义，把不争论的范围无限扩大，只要是领导想上想干的，都不许争论–场馆建设是否必要？建设项目是否有真正效益？是否有环境问题？统统不争论，结果形成王熙凤式的一权独大，贪污滥权，为所欲为，这个表面上精明无比的大管家，其实正是贾府的大败家子。试看我们的党政系统、国有企业里面，王熙凤这类败家子有多少呢？因此，不论从思想解放来说，还是从今后的改革来说，我们都要告别"不争论"，而且要大胆争论，要公平、公开、充分、有序的争论、讨论和辩论！
二、超越精英主导和威权主义
贾府那场小改革的成效怎么样，《红楼梦》里没有更多交代，不过从当时实施的情况来看，园子有专人精心打理，而且还能开源节流，贾母、王夫人那边自然认可，婆子们有了点收入，工作积极性自然提高，其他人在宝钗"全大体"的精神指导下，也能从改革中获得"小惠"，改革创造了多赢局面，自然是皆大欢喜。当然，如果说到贾府最后还是衰败了，其原因主要是"宏观"的，也就是我们教科书谆谆教导的–在陈腐制度下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亡；"微观"上则是与王熙凤的治理不善直接相关。有人兴许会假设，如果王熙凤这次病殁身故，探春、宝钗继续管治贾府，其结果又会如何？这个问题对于当下的中国其实是有探讨意义的，我的看法是局部的改革或者说财政经济领域的改革应该可以勉强维系贾府，但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没有根本改变的话，贾府最终也难逃衰败没落的命运（实际上，我们传统的教科书对《红楼梦》的主旨也基本上是这样概括的）。
改革还是不改革，在很多情况下，这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比较贾府改革的前后，就知民心向背、历史潮流。王熙凤是何等精明强干之人，但只是后集权时代的末代管治者，日渐势微。表面上看，贾府的下人们都怕她，敬畏她，实际上呢，下人们也钻空子偷懒耍性，能混则混。尤其是在贾母去世之后，王熙凤权威顿失，人使唤不动，钱也调不动，甚至要苦苦哀求那些下人："大娘婶子们可怜我吧！我上头挨了好些说，为的是你们不齐截，叫人笑话。明儿你们豁出些辛苦来罢！"显然，王熙凤的权威来自于贾母这个"强权"，贾母一死她的靠山就倒了。这与我们三十年前的改革背景又有惊人相似：改革前的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不也是仗着有靠山而胡作非为吗？"四人帮"倒台后的"两个凡是"支持者，不也是循着文革后集权时代的余威而继续横行吗？
我们现在怀念邓小平，感谢邓小平，就是因为他敢于打破"两个凡是"的迷信，开启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国家带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在《红楼梦》里，大观园里的探春和宝钗似乎也有这点意思，不墨守"凤"规，开源节流改善贾府财政，众人合议增添了民主新气象。如果说王熙凤的管治是集权特色，那么探春和宝钗的改革思想就是一种开明威权主义。因为探春和宝钗的权力也是自上而下授予的，经过她们开明的管治，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自下而上的权威，这是与王熙凤截然不同的。
刚从集权制度下摆脱出来的发展中地区往往会经历一个威权主义的阶段。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如此，二战以后的东南亚一些国家如此，五十年代以来的台湾也是如此。威权主义以国家利益优先，为了保持了政治稳定不容许有挑战权威的势力存在，采取精英治国策略推动经济发展，大大加快了这些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有意思的是，这些威权主义者基本都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探春在贾府的改革思想也是以"利"为主导，她似乎更像二战以来东亚地区的威权主义者。
与这些地区相比，由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殊性，1979年以来中国的改革虽然也是精英主导式，但是带有很大不确定性，因此"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广为传播。"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带领人们去"摸"的那个人的判断力、魄力与胆量就至关重要。这也是改革初期形成精英主导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三十年之后，我们发现靠一两个精英来探路、摸路，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前进的需要。这是因为我们的改革进行到更深层次的时候，人们对改革的效率标准都提高了，改革中出现的利益格局也让人们对精英的公正性产生疑问，客观上改革进行到这一层，需要一个更民主的决策过程，得到一个更科学的发展路线图，少走弯路，提高效率；需要未雨绸缪，立足长远，搞好规划和计划。不能再想改革之初走一步看一步，走错了从头来，因为改革三十年后与改革之初的格局和规模大相径庭，走错一步可能就损失惨重。另外，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就不断强调立党立国的民主集中制，但九十年代以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落后，党委系统更加强化，导致民主集中制日渐削弱，从政府到企事业单位，都是党委一把手拍脑袋作决定，最后形成"党委说了算，政府算了说，人大说算了，政协算说了"，人大和政协的民主机制不能体现出来。
因此，回首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摸着石头过河"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作用，另一方面需要我们告别"摸论"，超越精英主导的威权主义模式，以科学民主的思想把改革引向深入。
三、大智慧的改革者
虽然同是改革者，宝钗和探春又不一样，前面说到，探春很像东亚地区的威权主义者，那幺宝钗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探春改革的模式，按照第五十六章的章回名目是"兴利除宿弊"，重点是"利"，凡事以"利"先行，以"利"为激励手段，而宝钗的改革思想也体现在该章名目中，是"小惠全大体"，"全大体"是宝钗改革中考虑的重点，也是她的思想理论基础。
对于探春的改革措施，宝钗是积极支持的，但也批评探春说："才办了两天时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虚浮了。你再出去见了那些利弊大事，越发把孔子也看虚了！"探春为自己辩护时引用《姬子》说："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既然改革目的是要"利"，那不可避免要脱离传统的孔孟之道。两人价值倾向明显有别。当李纨见她俩引经据典弄学问，批评她们不说正经事的时候，宝钗答道："学问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那小事越发作高一层了。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
读到宝钗这一句，我不仅对曹雪芹的创作才能赞赏不已，更对他老人家对改革的深刻见识叹为观止！前面探春与宝钗的争论，只是显示了不同的价值倾向，但是后面李纨与宝钗的对谈则显示出价值取向对于改革的重要性，因此宝钗的这个论述非常深刻，对改革成败非常关键。"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就是说如果没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只追求单纯经济利益的话，改革便要走向物欲横流的庸俗化！显然，宝钗这里的"学问"指的是孔孟的"义利观"，希望以此来指导探春的经济改革。
不仅如此，曹雪芹还在后面通过具体事例来体现。在探春提出承包责任制得到众老婆子的欢迎之后，宝钗马上想到这个改革方案的弊端："如今这园里几十个老妈妈们，若只给了这个，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为此她提出了修正方案，要求承包者年终时拿出若干钱来分给其他老婆子们，所谓利益均沾，成果共享。一点小惠就可全大体，妙哉宝钗！宝钗不是用迂腐的孔孟之道来约束改革，让探春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而是以孔孟之道的至高境界来完善改革，不但显示了宝钗对改革的深刻见解，更体现宝钗对传统观念的超越和创造性运用，是具有哲学深度的思想大解放，是大智慧下的真正改革。我们现在谈的思想解放和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不正是要达到这种境界吗？
传统红学一般都把宝钗看成典型的"封建卫道士"和孔孟学说的维护者，但实际上薛宝钗不是那种迂腐的教条主义者。假如宝钗以迂腐的孔孟教条来约束探春，给改革定框框，那自然就是一个典型的保守派，就像满清末年中国内忧外患时，慈禧太后逼不得已进行改革，但还是对李鸿章、张之洞的改革定下四个不变：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自己的最高皇权不能变。这个不能动，那个也不能变，满清王朝最后只有在自己的框框中走向覆灭，这个教训也是我们三十年改革需要深刻反思的。
四、重新讨论真理标准，告别"猫论"
任何改革，最终都会归结到利益分配问题上。利益分配能否处理好，尤其是大多数人的利益能否得到体现，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宝钗以小惠全大体，是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也是为经济改革的整体出发，显然比探春的片面经济改革高明许多。
如果说探春的改革以"利"为中心，那么宝钗的思想则是以"人"为出发点。从这点看，王熙凤、贾探春、薛宝钗三人的治理哲学似乎正好对应了现代中国的三个阶段：1979年以前是王熙凤式的集权主义，79年后到21世纪初则是贾探春的利益先行的威权主义，而最近几年我们提倡"以人为本""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和谐社会，不正与薛宝钗的改革思想冥冥相通？
的确，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后我们才回到薛宝钗提出的问题上，才开始真正关注到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才开始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住房难的民生问题，才开始关注环境污染、生态失衡问题……此外，在东亚其他地区，威权主义实行多年容易出现出现的贪污腐败严重、权贵或裙带资本主义问题，在中国的改革中也不例外。这就是我们的改革与贾府那场改革最大的不同所在。
贾府那场改革有孔孟的"义利观"这套学问作指导，我们三十年的改革则奉"猫论"为圭臬–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不容否认，邓小平当年引述的这句话也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说的，但是在我们实际的改革中，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中，"猫论"却被作为普遍法则广泛适用，各级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下，都以经济利益为首要目标，地方领导唯GDP论，普通老百姓唯利是图，甚至为求暴利而不择手段……"猫论"的流行与深入人心，使整个社会为此付出环境破坏、法治不彰、道德沦丧的沉重代价。然而，以"猫论"为主的探春那套庸俗的实用主义哲学和片面改革思想荼毒甚广，没有真正的思想解放来讨论来辩论，就难以肃清其流毒。
要肃清"猫论"及其流毒，还得从当年的思想大解放找源头。1978年的思想大解放，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开端，随着改革开放的一锤定音，这个真理标准也成为三十年改革的理论基石。但是三十年来，不断有人从各个方面对这个真理标准提出质疑，更有中学生在课堂上向政治老师提问，教科书上说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但是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目标还没有经过实践，怎么会是真理呢？
对于这个真理标准的质疑，我不想多作引述，只要在网上一搜索，就会有很多文章供参阅。我想指出的是，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真理标准的确立，导致"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种庸俗实用主义得到了理论上的支持，从而让中国前三十年的改革陷入探春式改革的误区之中。要告别"猫论"，要真正解放思想，就必须重新讨论真理标准。
五、超越邓小平
在汪洋书记提出思想大解放之后，社会舆论和气氛的确调动起来了，但是总感觉讨论不那么充分，不那么透彻，是不是众人都有慈禧太后定下的那种框框呢？如果这样，连自己的思想都没有解放，那如何去推动全社会的思想解放？如何推动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
对于未来的改革，我们必须告别"三论"：告别"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就是要改革在公正平等的价值导向下进行；告别"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就是要改革以科学民主的机制来进行；告别"不争论"，提倡思想大解放大讨论，就是要从言论自由的角度为改革提供思想理论的基石。
只有告别"三论"，从真理标准问题展开思想大解放，我们才能超越邓小平，站在他的肩膀上，去推动新一轮改革的成功。
2008年2月27日凌晨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