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可惨了
可惜了意大利，可惜了齐达内
刘再复谈他的“新六经”
应邱老总之邀，香港城市大学的前客座教授刘再复来到《亚洲周刊》的“亚洲学堂”，讲起他的“新六经”。刘教授刚从台湾待了一年回来，演讲的题目是“我最新的文化思路”。刘教授讲到后现代主义行将末路，我们要从古典主义中吸取营养。这个古典主义不是西方的，而是中国的。他特别提到李泽厚现在推崇孔子和儒家，他说他对孔子的认识介于李泽厚与XX之间。
刘教授在台湾待了一年，他说他没想到台湾的民主会搞成那样。所以，他的文化新思路就是，民主化过程需要有一种精神支撑，这种精神就是他说的新的古典主义。
他说，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中国国民性的问题不应归咎于儒家，而应在两部小说找原因，一是《三国演义》，二是《水浒传》。中国人不断造反，暴力冲突彼此起伏，这两部小说的起了很坏的作用（当然，他说，这两部小说的艺术成就还是不能抹杀的）。他后来主张“告别革命”，也与此有关。对此我问他的一个问题，如何看待韦伯提出的资本主义的精神与基督教新教伦理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中国新生代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信仰基督教？他说，他部排斥其他文化，而是应该兼容并蓄，吸收人类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尽管他作了如此回答，不过限于时间关系，我不能和他探讨儒家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国民性的形成与儒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不过是把中国的权谋和暴力文化集大成罢了。这两部小说成书在明朝，此时中国的国民性格都已经基本成型了。
为此，刘教授非常推崇《红楼梦》，甚至说他是中国人的《圣经》。是不是圣经，还需要中国人去检验，去选择。《红楼梦》就是他“新六经”之一。其他五经则是：《山海经》、《道德经》，《南华经》，《金刚经》，《坛经》（我好像看到过一篇关于他的报道，把《易经》也列入其一，谁是谁非，还要去问他了）。其中，道家两部，佛家两部，一部小说，一部神话，儒家一部都没有，也可以窥见他对儒家的观感了。
另外，互动问答中，他还提到，中国内地比香港更能体现平等，学生们更喜欢提尖锐的问题。对此，我也不是很赞成。我想，在内地的学术讨论上可能会如此（其实现在更多的是互相吹捧、拍马屁），但香港社会的平等是华人社会中罕有的，大概是法治社会的产物。我们编辑部一位香港的实习同学就说，香港学生国语不好，能听懂就差不多了，提问自然是很困难的了。我想，这大概就是六教授产生误解的原因吧。
香港“为中国喝彩”之夜
昨晚，终于走进了仰慕已久红墈体育馆，看了庆祝香港回归九周年的“为中国喝彩”演出。节目以歌唱为主，精彩的要数开始的少林功夫表演和中间的杂技表演。内地歌手有名的没几个，除了田震。我认为她是国内女歌手中最有实力的，足以代表内地歌坛了。香港歌手当然以刘德华为招牌，不过在台上看得不大真切，他走向歌迷的时候，与我也还有十米的距离。尽管是大佬，但他的确很有台风，没有架子，与其他歌星显然不一样。为了采访主办方，我们在后台过道上，倒是与古巨基、陈奕迅等迎面而过，陈奕迅很矮，个子估计和我差不多。等有时间，写个详尽的。
土地风暴卷起的权力博弈
上上周末（6月10日）在香港大学有个房地产研讨会，内地学者ZX作了发言，但是严禁记者采访和报道。同时还有一个美国华裔学者对内地经济与房地产形势的讲演，但显然不如ZX的发言精彩，因为他离开中国有年，不了解中国最新的发展形势。
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房地产景气还可持续几年；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畸形，责任在政府部门，调控、监管不力，没有搞好准公共产品的提供，反而从中大捞好处，发展商跟着受益；
现在中央不希望房地产市场下跌，更不希望崩溃，而是希望能够控制涨势；
目前，房地产市场有三个转变，从调控市场转向调控地方政府，进一步调控官员……
《梁湘传奇》在香港出版
各界关注多时的《梁湘传奇》已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在6月出版，香港个大书店均有售。七月香港书展期间（7月19日至24日，香港会展中心），明报出版社会在展台进行优惠售书活动，深圳的朋友可以借自由行一睹盛况。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
在此浪潮里，先后涌现了一批闯将，冲锋陷阵、披荆斩棘，走出了一条没有人走过的新路。
曾经在深圳、海南两个经济特区担任主要领导的梁湘同志，就是极其出色的一员。
（梁湘）率领干部和群众，在（深圳）这荒芜的小镇艰苦奋斗，惨淡经营，很快就以「深圳速度」和「一夜城」的神话著称中国，驰名于世界。
在成立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省时，梁湘又负重担，他续有新的开拓……
遗憾的是他未能毕其功，而在一场风波后，受到不公正的处理。
之后，他郁郁不欢，患重病在家。我曾经去寓所拜望他，听他倾诉，了解到他抱恨终生。
历史是人民写的。梁湘不幸去世，光泽未减。
人们来到深圳这座现代化、国际化的新型大城市，看到深圳的变化及有关怀念梁湘的文章，有的同志提出「重评梁湘」，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123”计划修订为“1234计划”
自我的123计划提出以来，前段时间已经达标，而且很轻松，因此自我感觉标准定得低了，不过毕竟是刚开始嘛，要循序渐进，到现在就可以提高一点要求了。这次进行调整，主要是针对今明两年的几个重大任务进行，调整为1234计划。
既然是写书，至少要15－16万字，打算从7月开始写，写到明年2月，那就是说平均每月要写两万字。这个任务可不轻。我如果没有压力，就不会有动力，所以我要把这个高标给自己立在这里，也算给自己压力。
至于1234计划，具体如下：
一个月内要看一部电影，仍然是在电影院内，这个不变；
一个月内要写两万字，这个必须严格进行；
一个月内要读三本书，当然是以15万字的薄书为标准；
一个月内要游四次泳，这是针对夏天定的计划，估计到十月份就要变更。
下半年有个重大计划，那就是出外旅游两次，当然旅游目的地不是周边地区，至少距离香港或深圳500公里，而且其中要有一次是在国外。希望出外旅游，不要对1234计划影响太大。（2006年6月15日于香港）
123计划五月份总结
Talking about “七”上“八”下的草纸时代
来自李成空间的评论。好像说我原文很悲观。 其实不然，我还是认为我们社会能够前进，只不过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罢了。
Quote
“七”上“八”下的草纸时代
――回呙师兄《80后，中国“下流”的一代》
居住在北京朝阳区的吴先生就职于中国人保寿险总公司某部门，最近他发现和他同住的小李空闲时间突然多了起来。一问之下，吴先生得到的答案是，由于部门发展与个人理想的冲突，小李辞去了工作，并且赋闲在家的前提是没有找到下家。“我希望干喜欢干的事业”，小李对吴先生说。
小李去年大学毕业，辞职以前同样在某家保险金融机构总公司任职，而吴先生在人保寿险工作之前曾在国内保险界著名的南开大学学习精算。而在此之前吴先生曾在青岛某家国企拿过四年一千多的月薪，在放弃老北洋的工科学位后才得以进入保险公司。
这是一件比较生动的70、80年代的对比的案例，呙师兄在文章中写道：“谁也不曾想到，80后一代会如此突兀地步入社会，而我们的社会还不知如何应对。说其突兀，在于80后这一代的行为、思想与他们的前辈迥然有别。尤其令我深深不解的是，他们中最大的与78年、79年那一代只是相差一两年，但是差异却已经泾渭分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80后现象”，探讨“80后群体”、“80后生人”，但80后才刚刚在社会中奏响序曲”。是的，年华一年一年过去，没有信仰在蜜糖中学习成长的单男单女80s已经开始进入社会了。
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代。他们经历了英雄主义最后消亡的八十年代，他们看的是如今电脑儿童不再看的葫芦兄弟、变形金刚这些最初的成功学教材，而在日本电视机中收看到的省市电视台质量低劣的节目不断告诉人们每条由政党规定的教条却在每条简陋的广告在不断提醒人们“限制”在逐渐越来越少。他们对幼年发生事件的回忆是概略的，对家庭成员面容视觉上的记忆也是模糊的。但是，他们确实倾向于能精确记住某些事情，某种意识。
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代。在小学时他们开始懂得少先队除了可以发红杠白底的牌子带在衣服左臂上可以荣耀以外，少了许多父辈经历过的三忠于四无限。他们被请求省下零花钱捐款给国家因为收到制裁、改革停滞不前而财政拨款缺乏的亚运会。他们发现父母的脸上开始凝重，偷听到的小声交谈说如果在这次中考中缺乏那么一点点分数，他们会被迫拿出几万块积蓄交给学校。他们发现所有的对他们而言利空的改革一项一项有条不紊地开始了。
再没有毕业分配的说法、取消福利分房购房货币化、医疗改制、父母由于学历被迫从工厂下岗美其名曰“分流”，据说大学学费已经开始再翻番了，由于家里开始准备学费被告知花钱要节省。真等到了上了大学，建国初奇怪的行政大区设置让80%的大学在经济领先自己家乡几个数量级的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发现每个月家里寄的钱不够花了，为什么有的小官的孩子总是穿的那么光鲜亮丽呢。
这是一个普通小城市80后的孩子受教育的前二十年。
“他们敢于挑战权威和传统，更勇敢地表达自我，但是却不懂自尊自重。他们追求自由，向往解放，但不过是身体和物欲的解放。他们对物质和感官享受孜孜以求，但精神追求却越来越少。他们资讯丰富，时尚科技、八卦娱乐无所不知，但知识却相当贫乏。他们感情热烈，爱憎分明，但对社会认识简单，价值失准。他们渴望有所成就，期待成功，但他们认为，成功等于人情（关系）＋金钱＋权力，甚至加上不择手段… ….”，师兄不无悲凉地写道。
而这些已经或者踏入社会的八十后，脑子里想的是：我只能靠自己，因为没有什么可以依靠；我希望享受生活，因为我不知道以后的状况；我想成功，因为我太多希望想成功的理由。所有的句子都以“我”开头。
资源是稀缺的，当真正头破血流，对生活有着悲壮的情绪之后，对物质的追求便成了最后的圣杯。社会并没有像宗教般高尚，当他们真正发现资源确实而且只能确实稀缺，他们的意识被舆论、社会所不接受，而事实又在说七十年代性格的老师朋友哥们忍辱负重才可以取得一点点成绩，八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又会怎么考量自己的前程呢？又会做出怎么样的行动呢？
有的人“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意愿、学习意愿、消费意愿全面下降”，有的则跟在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的七十年代尾巴后面小心翼翼，更多的则和我一样――文章开头的小李――渴望改变，对真挚的生活的渴望。
PS:写完这篇文章，流下一身冷汗。加之温度不低，冷热汗相混，非常讨厌。附上师兄的原文，请参考。
中行上市狂潮折射香港优势
尽管香港股市近来遭受一场不小的股灾，股指在五月二十二日大跌五百零八点，为「九一一」以来最大跌幅，不过香港的市场氛围并未因此转差，因为中国银行在香港招股受到热烈追捧，成为这个国际金融中心近期以来最令人瞩目的焦点。香港金融市场以其良好的法治环境和创新精神，不但得到投资者的广泛认可，也使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日益巩固。
由于包括机构在内的投资者对中行股票热烈追捧，除去策略投资者认购的中行股票后，留给公众投资者的股票已经所剩无几。不仅如此，有基金经理都担心无法认购到中行股票，因为基金也只能在公开招股后才能认购。市场人士预计，中行将像建行一样，行使超额配售权，把首发规模进一步增加百分之十五，达到一百十四亿美元，但即使这样，也不一定能满足市场的强劲需求。
当然，中行受投资者追捧也与其悠久的历史、广泛的海外影响力有关。中国银行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其前身是一九零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创立的「户部银行」，一九零八年改称「大清银行」。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准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同年二月五日在上海开业。一直到四九年，中国银行先后是当时的国家中央银行、国际汇兑银行和外贸专业银行。一九四九年后，经北京人民政府接管改组，中国银行将总管理处迁北京，成为专营外汇业务的银行。一九七九年四月，该行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一九九四年和一九九五年，中国银行先后成为香港、澳门的发钞银行。二零零一年，中国银行成功重组了香港中银集团，将十家成员银行合并成立当地注册的「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一年后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二零零三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试点银行，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零五年十零月宣布引进战略投资者，零六年六月一日在香港上市。
内地企业来港上市带动港股欣欣向荣，为香港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报，而香港市民也对内地企业追捧有加，新股上市均大幅上扬，其中湖南有色金属上市首日的涨幅更是高达百分之七十三！到现在香港股市高位运行，而且投资者对内地企业的热情不减，中国银行选择这个时机发行上市，自然是可以卖一个好价钱。事实上，由于近年来上海深圳股市自身的问题，内地企业纷纷来港上市，而且都获得不俗的发行成绩，香港也因此已成为中国最主要的集资市场。港交所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九成融资都来自内地企业IPO。二零零五年香港融资额最大的一零宗IPO有八家是内地企业。从一九九三年首只H股在港上市，至今年二月底，内地企业在港共筹得一千四百二十亿美元。香港财华社集团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余刚接受亚洲周刊专访时认为，内地企业来港上市除了可以融资外，一方面可以提升内地企业在海外的知名度及本身的企业管治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如果中国最优秀的企业都在香港上市，香港必将成为国际投资者投资中国企业和投资中国的首选。不言而喻，这对香港金融业是非常正面的。
截至二零零六年四月底，香港主板上H股和红筹股市值达到三万七千六百四十亿港元，占总市值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九，成交量超过一万亿港元，占总成交的百分之五十三。而在香港一一零零家上市企业中，内地企业数量超过三成。在这次中行上市之后，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以及国内最大的中国工商银行也将接踵在港上市，因此到今年年底，香港股市上H股和红筹股的市值比重将超过百分之五十，内地企业主导港股格局已是不争之事实。另外，港股从零三年四月的八千三百多点，一路飞奔至今年五月初的一万七千多点，两年之内上涨幅度超过百分之百，其中H股和红筹股功不可没。
由于内地股市自身的问题，IPO被暂停多年，这也是内地企业纷纷来港上市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现在内地即将重启IPO、中国银行也准备以最快的速度发行A股，这对香港股市、香港的金融地位有何影响呢？余刚认为，由于国内A股市场目前还未完全对国际投资者开放，而且人民币还不是自由兑换，因此内地重发新股在短期内不会对香港资本市场有任何影响。
「当然，内地重发新股肯定会引起（比如上海和香港之间的）竞争——在现代社会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也许这也是香港本身的一个机遇。」由于经常往返于北京、上海及深圳等地拓展业务，余刚对香港的竞争优势有独特的见解。他说：「如果香港能够一直实行严格的上市企业管治体系、独立透明的媒体监督机制、公正独立的司法体制，并能够不断得到加强和完善，国际投资者必然会对香港金融市场有信心。如果香港在上述各方面都比其他竞争对手更胜一筹，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就不可动摇。另一方面，如果能同时注重金融创新，香港就可以在竞争立于不败之地。」
法治与创新不但是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两个支点，也是代表香港的「中环价值」的支点。在国际投行界历经锻炼之后，余刚也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香港的独特优势之间找到创新的空间，在中环创办财华社，为全球华人提供首个跨市场的中文财经资讯，并在二零零五年成功上市，成为二零零五年最佳表现的IPO。
曾任职于香港高盛及纽约摩根证券的余刚有着丰富的投行经历。他认为，QDII（合资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的启动和今后内地居民可以全面投资香港和其他海外市场，也会把内地重发新股的影响变得无关痛痒。QDII的推出对主攻财经资讯的财华社显然是一个好消息，因为QDII的推出将刺激内地投资者对国际财经资讯的需求。
不过，余刚对此看得更宏观更长远，他认为市场热烈憧憬QDII，表明香港与内地的经济与投资将进一步得到融合，「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崛起需要几万亿美元的持续投资，如果香港可以一直是中国企业的首选融资平台，香港金融业及香港经济本身也可以找到持续发展的空间。」（2006年5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