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的智慧不仅仅闪耀在“民主”论述上，还体现「自由」论述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或根本命题，就是“所有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关键词：俞可平 民主 任仲夷 

来由于胡锦涛和温家宝等人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民主”，而中共十七大召开在即，体制内有识之士不断公开呼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希望严重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中共十七大的主要议题，以纾缓中国日益深化的社会矛盾，让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形势下和平稳定地崛起。
零六年十一月是中共元老、改革先锋任仲夷逝世一周年，《炎黄春秋》刊发了关山撰写的《任仲夷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一文，其后以“皇甫平”闻名的周瑞金和中山大学的阮思余分别就此写了《任仲夷“政改”思想值得重视》和《党内民主不能不提任仲夷》的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任仲夷指出，“‘三权分立’的本质和科学的成分就是权力制衡，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这与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近期《炎黄春秋》还刊发中共开国大将肖克的文章《党内民主缺失的教训》，提醒中共领导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研究和论述近年来在中共党内已经形成思潮和推动力，俞可平集党内国内民主论述之大成，又直截了当点出“民主是个好东西”，因此引发强烈反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实际上，俞可平更丰富更有价值的理论散见于其著述之中，其中关于“自由”的论述更是深入马克思人本思想的精髓，而这点在中共过去的宣传和教材中基本不提。依托二零零四年一月中共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和建设工程”，以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之位，俞可平重新梳理并还原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和“自由”的真实面目，不但为中共和谐社会理论充实了具体内容，也为中共重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方向和基础。
“五四”运动以来，民主一直是中国人浴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而号称承接“五四”衣钵的中国共产党也一直把“民主”的大旗扛在肩上。四十年代共产党以“民主”为口号与国民党争夺天下，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更以“民主”来重建党的理论和组织体系。可惜的是，九十年代“民主”被镶在官方报告和理论中当作花瓶，老百姓只能顶礼膜拜而无缘亲近。二十一世纪以来，民主再次被中共提上议事日程，不但基层民主范围逐步扩大，而且提出要以党内民主促进社会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零四年中央党校以周天勇为主的课题组完成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这个思路，而这个报告在两年后的零六年六月对外公开，一般认为是为了测试社会反应。二零零五年九月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刊发《没有民主性就没有先进性》一文，列举了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民主选举成就，强调“选民绝大部分都是文盲半文盲，选票都无法填写”，而九十年代中国官方缓推民主的藉口是人民素质不够。
联系到胡锦涛和温家宝近年来的讲话，就可以发现，推进民主已经不只是中共对外宣传的口号，也不只是中共理论界的纸上谈兵。零五年九月五日，胡锦涛在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上表示，中国“将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公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同一天，温家宝在参加中欧领导人峰会前的记者会上，也公开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包括举行直接选举。六日与英国首相布莱尔举行会谈，再度承诺中国将会成为民主国家，但是直选将是循序渐进。零六年四月胡锦涛访美时两次提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引人注目。在国内，零六年“五四”青年节，温家宝看望北京师范大学师生时说，没有民主和科学，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现代化，“我们今天讲民主，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两人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民主，足以显示二人在推动民主上达到了高度一致，当然也有在权力博弈中以扩大民主来化解某种威权的因素。
与之相应的是，中共智囊在民主的新论述上已经建构出较完整体系，为胡温提供了理论支持。俞可平的“民主陀螺说”就可以看作是中共推动民主进程的一个注脚。他说，“民主是一个陀螺：它只有像陀螺那样运转起来才有意义”，“陀螺不抽不转，民主政治如若没有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也不会自动运行”，“关键是要使民主的程序和机制运转起来，以便使那些在宪法和法律中规定的民主权利得以真正的实现”。他特别指出，“推进民主政治同样需要技巧，特别重要的是要顺应民心，借助时势，循序渐进，增量发展”。
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书中，俞可平的智慧不仅仅闪耀在“民主”论述上，还体现「自由」论述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或根本命题，就是“所有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样强调“以人为本”，因为“以人为本”，实质上就是充分尊重人的个性、尊严和权利，将人民的利益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题中之义。
相比于已成体系的民主新论述，俞可平从马克思人本主义出发的自由新论述还处于重构之初，理论体系还待充实，不过却在党内获得高度认可。零六年二月《学习时报》刊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中就把自由与民主并列，指出“实现人的个性解放，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最基本内涵”。如果这个自由新论述为中共官方确认，可以认为是中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突破性发展。（《亚洲周刊》2007.1.3刊发时有删减）

如果说二十世纪上半叶对世界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是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那么二十世纪下半叶则非弗里德曼莫属。随着自由市场经济在全球的勃兴和计划经济的全面衰落，弗里德曼的地位和影响在二十一世纪还将进一步提升。

   关键词：弗里德曼 货币主义 自由经济 

<<<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果说二十世纪上半叶对世界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是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那么二十世纪下半叶则非弗里德曼莫属。因此，当美国经济学泰斗、货币主义经济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港译“佛利民”，台译“傅利曼”)于2006年11月16日以94岁高龄去世时，西方学界一片追念之声，中国的经济学人和自由主义者也倍感所失。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官方这次对人们悼念这位自由主义大师没开杀禁，不但网上敞开讨论和纪念，报刊也大篇幅推出悼念文章，谨慎一点的只称他是“货币主义大师”，突出他的货币经济理论，而不少媒体都引用撒切尔夫人给他的“自由斗士”评价，广州《南方都市报》评论他“为捍卫人类自由而言说”。

随着自由市场经济在全球的勃兴和计划经济的全面衰落，弗里德曼的地位和影响在二十一世纪还将进一步提升。然而，这位犹太裔经济学家的理论在早年却备受冷落。五十年代以来他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于1956和1957年先后出版《货币量理论研究》和《消费函数理论》，其主张与当时奉为圭臬的凯恩斯主义格格不入，为此他饱受美国经济学界排挤，其著作甚至不能摆上杜克大学那些名校图书馆的书架上。
1962年，这位凯恩斯主义的“反革命”出版了《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主张实行浮动汇率和负税率的新经济理论。在该书的导论中他写道，“对自由的严重威胁在于权力的集中。对于维护我们的自由而言，政府是必要的……但将权力集中于政府手中，也是对自由的威胁”。这本书集中体现了弗里德曼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而且也奠定了他能与哈耶克、米塞斯等齐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地位。
1963年，弗里德曼与施瓦茨两人合作发表《美国货币史》，系统批判凯恩斯的观点，认为正是美国政府过于干预经济运行规律，才造成了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美国货币史》鸿篇巨制，精深入微，一般人难以阅读，弗里德曼在晚年又专门写了一本《货币的祸害》，深入浅出介绍货币的历史及货币政策。
1974－1975年的经济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或交替上升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陷于重重矛盾的境地，弗里德曼的理论终获学界承认，于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弗里德曼经济理论运用的第一大贡献在智利。1976年在瑞典国王给弗里德曼颁予诺贝尔奖时，现场观众突然举起写着“自由归于智利人民”的横幅进行抗议，大减“资本主义下台、弗里德曼下台”，原因是他为智利政变的军政府提供了政策建议。1973年智利的通货膨胀率超过百分之三百五十，皮诺切特军政府向弗里德曼求援。当时活跃在智利的一群被称作“芝加哥男孩”的新锐经济学家们，把弗里德曼当作他们的精神偶像，他们按照弗里德曼的建议，帮助皮诺切特政府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削减财政预算，紧缩货币。正是弗里德曼的经济思想，将智利经济从崩溃边缘挽救回来，直到现在，智利的经济表现在拉美国家中仍出类拔萃。
1979年，美联储通过制定货币供应目标和加息等一系列手段有效控制了美国的通胀，此后弗里德曼先后成为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首相撒切尔的经济顾问。名声大噪的弗里德曼接着开始周游全球，到不同的国家推广他的经济理论，其中中国便是他重要的一站。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弗里德曼有着改造世界的雄心，尤其对于中国这个转变中的大国兴趣浓厚。而作为一个货币理论研究者，他很早就关注中国的货币现象，从北宋的“交子”到民国的通货膨胀，无一遗漏。八十年代以来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重点关注，并预言中国将崛起，在与妻子罗斯合著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Two Lucky People：Memoirs of Milton and Rose Friedman）中，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的兴趣和重视，谈到中国的篇幅仅次于美国，然而其中文简体版的这部分却被大幅删减，因为他与赵紫阳谈话的那部分内容在中国仍是“禁区”，另一个原因则与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有关。他在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写道，“对自由的严重威胁在于权力的集中。对于维护我们的自由而言，政府是必要的……但将权力集中于政府手中，也是对自由的威胁”，认为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也得不到保障。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一波接一波，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理论在中国有限地传播着。
在改革进行二十多年之后，中国在2004年刮起一股反思改革的风潮中，弗里德曼被一些人批为“新自由主义”的“头面人物”和“宗师”。2005年4、5月间批判风潮甚嚣尘上之时，有人更翻出弗里德曼1988年9月致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信，指其经济思想是中国新自由主义的“黑纲领”。
1988年9月，弗里德曼在张五常等人的安排下访问中国，在各大城市访问演讲，考察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性巨变，其间被突然通知要与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见面。在见面前弗里德曼向赵紫阳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也就是前述的那封信），对中国经济改革提出“几点意见”：一是结束外汇管制；二是结束通货膨胀；三是尽可能快、而且全面地放开对个别价格和工资的控制；四是用分散化和私人控制来取代政府对经济和国营企业的集中控制。“六四”事件后这次会面被列为赵紫阳罪证之一。也因为此，不少人认为是弗里德曼对当时中国的改革产生影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香港学者陈文鸿根据自己与中国经济智囊的接触，认为弗里德曼对当时中国的影响微之又微（见页五十四专文）。
尽管当时中国的改革是在中国逐步从计划经济的牢笼中摆脱出来时，市场化是一个必然的方向，因此这个方向性选择与弗里德曼关系不大，而在具体操作上，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中国领导人对改革还是有通盘考虑，主张渐进改革，逐步推进，例如在价格改革方面主张“调放结合”的“价格双轨制”，价格放开之后再取消外汇管制，而弗里德曼则主张立即取消。这在赵紫阳与弗里德曼的会谈中得到验证。张五常后来回忆说，“米尔顿巴不得立刻取消外汇管制，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则认为只有在放松了国内价格管制之后才能取消外汇管制。”
赵紫阳会见弗里德曼，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上是向他问计，实际上是希望借助弗里德曼为当时的“价格闯关”提供支撑。当时中国经济刚经历86、87年的软着陆后再度过热，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价格双轨制”的弊端日益明显，主持经济政策的赵紫阳限于两难困境之中。然而这时邓小平自己决定要“价格闯关”，1988年6月在连续几次接见外宾时反复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决定“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显然，当时左右为难的赵紫阳也愿意搏一把，试图突破经济改革的大关，然而当政府宣布政策之后，社会上的通货膨胀预期进一步强化，造成了全国性恐慌和经济失控，“价格闯关”戛然而止，但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不满，成为酝酿八九民运的酵母。
不过，如果从市场经济的整体发展来看，弗里德曼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议其实也暗藏玄机，那就是价格改革要与所有制改革同步进行，而所有制改革的前提就是政治改革。当时中国的价格改革已是山穷水尽，政治改革须同步进行，已成为当时包括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官员的共识。“价格闯关”失败后赵紫阳代人受过，形象和地位严重受损，埋下了“六四悲剧”的种子，但更大的悲剧在于改革的总舵手邓小平忽视了这一点，从而让中国的历史进程在一九八九年翻船受挫。不过，六四之后邓小平显然意识到这点，重提“白猫黑猫论”，以突破意识形态对所有制改革的束缚，而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无疑与所有制的放宽有密切的关系。
对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西方经济学者难以理解，判断经常出错，弗里德曼也不例外。“六四”后弗里德曼在《旧金山记事报》撰文认为，中国会有高度的通货膨胀，经济将崩溃了。但后来中国经济一直很稳定。为此他承认自己错了，他对自己的学生、华裔著名经济学家邹至庄说，“我得到一个教训，以后我知道，我对中国情形不懂的时候不应该随便说话”。后来他干脆说，“谁能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他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样，成为广泛流传的名言。2006年，中国进行最后一轮的价格改革，资源价格开始渐进型“闯关”。自1984年迈开第一步来，中国的价格改革已经走过了二十二个年头，距离1988年的价格闯关也已经十八年。时间之长，足见中国经济改革之复杂。
1993年弗里德曼第三次访问中国，当时中国正在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主导下进行宏观经济调控。这显然不符合弗里德曼的经济主张，不过当时中国经济生机蓬勃，让他更看好中国的发展。更让他欣慰的是，那一年中国开始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首次向全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指标，而当时美联储宣布不再将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目标。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可能是弗里德曼的经济思想在中国的最直接运用。目前中国坚行此法已逾十年，而世界各国纷纷采用利率、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弗里德曼当含笑九泉。
在中国学界，弗里德曼的影响更为深远。中国国际金融学先驱陈彪如和货币金融学权威陈观烈早年都曾得到弗里德曼指导，深受影响。陈彪如是中国国际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他出版的《国际金融》是金融系学生必读教材。九十年代以来，尽管中国大学的教科书只提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但是人们在深入探究中发现其经济思想的灵魂，并在中国去追求自由市场之美。
弗里德曼一生中四次踏足中国的土地，最早一次是1980年，最后一次是1999年访问香港。在去世前一个月，还在报纸上撰文，对香港放弃“积极不干预”政策耿耿于怀。在他眼中，香港是自由市场经济最成功的典范，而在他心中，他何尝不希望中国依靠自由市场体制在大国中和平崛起呢？从中国刚向世界打开国门，到中国在世界上崭露头角，弗里德曼都怀着一颗赤诚而热烈的心来见证这个大国的历史性巨变，同时也希望自己的自由经济思想随着这个大国的崛起辐射到世界的每个角落。（2006.11.22）

招商银行从一家区域性小银行发展迅猛成长为全国性商业银行，却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被认为是中国最健康的银行。招行行长马蔚华上任伊始便同时遭遇两起挤兑事件，开始强化风险控制，同时大胆创新，加速发展网上银行和信用卡业务，成为银行业创新旗帜，证明中国人自己也可以办好银行，搞好金融。

   关键词：招商银行 马蔚华 创新 先发优势

<<<马蔚华侃侃而谈

期以来，国际金融界对中国银行业的印象和评价总是资产质量差、风险控制弱及管理不善，然而近年却因为一家银行而改变，那便是招商银行。二零零六年九月，招商银行在香港上市受到国际投资者的热烈追捧，而招行却是为数不多的没有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中资银行。在这波中资银行的境外上市热中，国际投资者不但发现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巨大发展空间，也发现了中国人自己也可以办好银行，搞好金融。

在亚洲周刊二零零六年「中国上市公司一百大」排行榜上，招商银行勇夺亚军，仅次于超级航母中国石化，而招行从一家区域性小银行发展成为全国性商业银行，不过短短十九年时间。更有意义的是，招行以创新的战略、优良的服务和品牌被中国《银行家》杂志评为中国最有竞争力的银行，也被业界认为是中国最健康的商业银行，堪称中国金融业发展史上的一部传奇，而成就这部传奇的灵魂人物便是任招商银行行长八年之久的马蔚华。

在招商银行总部大厦中，马蔚华接受亚洲周刊专访时为招行的成功全面解码。而在回答记者关于招行的成功秘笈之前，他却先谈到了招行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招商银行在九十年代中期快速发展，由于发展太快，沉淀了一些风险，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开始出现。」
一九九九年，马蔚华离开了央行海南分行行长一职，执掌招商银行，开始了从银行监管者向银行家的转变。
「没想到，一上任就收到两个见面礼，」马蔚华说，「一个是沈阳分行挤提事件，一个是停办离岸业务。」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九日是马蔚华在招行履新第一天，但落座不久就传来沈阳分行发生大规模挤提事件，每天三至五亿元人民币的存款被提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央行又宣布停止国内所有银行的离岸业务。一九八九年招商银行第一个在国内开设离岸业务，亚洲金融危机时招行的离岸业务是国内银行同业中最多的。停办离岸业务后招商银行同时面临巨大的美元挤兑压力。这些危机虽然最终都得到了较好的化解，但对马蔚华今后在招行的经营思想却起到了巨大的警示作用。
只有经历了大风浪的人，才能真正驾驭风浪。马蔚华说，「正是这两个教训，让我们充分认识了银行的风险所在，成了我们今后发展的宝贵经验。从管理层到员工，头脑就非常清醒了，能够在发展速度与风险控制之间平衡把握」。在成功化解两次危机之后，招商银行总结过去十年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将风险防范提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开始业务再造，对原来的业务流程、管理办法等作了大幅度的修改和调整。
在全行大力推行风险文化的同时，马蔚华进一步加大了创新力度，在中国银行业推出一系列创新型金融产品——从「一网通」到信用卡，从「金葵花理财」到点金公司金融服务，一些曾被其他银行视为高风险的领域（如网上银行），却成为招行不断扩大市场的有力武器。从招商银行公布的年报可看出，招行资产和利润的年增长速度超过百分之二十，但最令人惊奇的是，在一个金融企业如此迅猛的成长过程中，却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因此招行不但成为中国银行业创新的旗帜，也被认为是中国最健康最成功的银行。
「招行的成功，首先在于其治理结构，根据市场性确立的治理结构。招商银行的建立在一开始就是体制改革的尝试，是中国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作股东的新型商业银行，没有政府的背景。我们的大股东招商局虽然也是国有企业，但它是一家有着一百三十四年历史的香港中资企业，你在香港，当然要按香港的规则办事。」马蔚华说，由于招行的市场性，招行建立了符合现代商业银行运作需要的治理结构，而且这二十年来在不断完善。
「现在国内很多银行开始引进战略投资者，也就是为了改善治理结构，改变国有独资结构，来实现相互制衡。」为了应对在二零零六年底对外资全面开放金融业的承诺，中国的银行加快了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和上市的步伐，然而中国办得最好的招商银行，恰恰是没有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这成为国内反对引进战略投资者的理据之一。在国际路演时，几乎所有的境外投资者都向招行提出这个问题。马蔚华说，「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引进战略投资者不好，这完全是企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的问题，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
而外界解读招行的成功时，都为招行贴上「创新」的标签。对此，马蔚华有自己的看法：「创新的背后其实是战略。这二十年来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商业银行必须有一个清晰的、科学的发展战略来指导。招行如果和别的银行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招行不一定能赢。总结近二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我有一个体会，那就是要想成功，就必须比别人想得早一点，提前三到五年，看得准一点，做得快一点，好一点。当别人开始做的时候，你已经形成一个基础和优势，这就是先发优势。」
马蔚华上任后的第一个重大决策是投入巨资，大力发展网上银行。在金融发展史上，通讯的每一次革命都会给银行带来变革，马蔚华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从而敏锐觉察到信息革命带来的商机，也发现了招商银行赶超国有大银行的难得机遇。此前，招行按照「四统一」原则，迅速形成了全国统一布局的业务网络，一卡通推出后因而能迅速占领市场，这构成了招行发展零售业务的基础，而后来其他银行跟进时还是一个省一个系统，不统一。「在一卡通的基础上我们推出了一网通，这就减少了营业网点少的劣势。一网通、一卡通加上背后的服务，这就奠定了我们零售的基础，这就使招行作为一个中小型银行，能够在零售银行市场上快速发展。」
信用卡是招商银行先发战略成功的又一个典型案例。二零零二年十二月招行发行首张信用卡时，大家根据中国的文化习惯认为，中国人不会透支。「但是三年下来，招行信用卡透支利息的收入占到四成。未来五年，信用卡透支利息收入有望和手续费平分秋色。」说到这里，马蔚华对信用卡的发展充满信心。截至到今年六月底，招行信用卡发卡总量突破六百九十万张，占全国双币信用卡市场的百分之四十二。在这里，招行的先发优势战略展示得淋漓尽致，马蔚华归纳说：「这就是招行的成长性所在！」
招行不但有马蔚华这样的卓越银行家把舵，而且还有一批由职业经理人组成的专业团队，这是招行成功的另一个秘密。通过招行的企业文化融为一体，这些优秀人才，成为招商银行发展的强大动力。而这种文化，保证了招行发展的稳定性。马蔚华说，文化对人的作用是深刻的，「因为大环境的变化，一个企业的制度可能发生改变，管理层也可以流动，但是唯有文化形成以后是相对稳定的。一个企业最成功的是，形成一个健康向上的永恒的文化。」
从香港上市回来，马蔚华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海外投资者如此热烈追捧招行？「归纳起来，就是这三性：市场性、成长性和稳定性。人们常说，创新是招行发展的动力。解剖一下招行的创新，我们发现，市场性（非政府性）是招行创新的基因和动力；成长性，也就是我们选择一个好的战略，这是创新的方向和前途；为什么能持久地创新？那是因为文化，文化是创新的条件和保障。」 一番精辟的论述，马蔚华如庖丁解牛般，把招行的成功清晰地展示出来。由于招行的成功经营，二零零五年二月马蔚华被英国《银行家》杂志评选为全球「希望之星」，成为唯一入选的中国银行家。
机遇与挑战并存。「在高层会议上，我不断泼冷水，我们不能让自己被鲜花和掌声迷惑。」对于招行的发展，马蔚华始终保持这清醒的头脑。为应对挑战，招行将加快国际化发展步伐，继续推进管理国际化进程。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招商银行香港分行正式开业，成为中国内地第一家按国际标准进入香港市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标志着招商银行的国际化战略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而今年九月招行在香港的成功上市，为招行的国际化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平台。马蔚华说，香港上市的目的就是要使招行提升国际化视野，适应国际化竞争。国际化，这是招商银行正在书写的又一部传奇。

马蔚华小档案
　　生于一九五一年，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现为招商银行执行董事，行长兼首席执行官。一九八八年调至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历任办公厅副主任、计划资金司副司长； 一九九零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副主任，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二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副司长；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八年任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分局局长；一九九九年任招商银行行长至今。
（亚洲周刊2006年第44期，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