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太的出现为深圳提供了一个从效率向公平转换的历史机会，但遗憾的是深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邓小平不但是深圳的造物主，还是深圳的救世主。然而，邓小平的离去使这一切发生改变。深圳失去的不仅仅是改革的精神象征，而且失去了改革的坚实拐杖。

   关键词：深圳?改革 邓小平 特区

小平塑像前簇拥着鲜花。四面八方的人们来到这里，因为这里曾经是改革的圣地，邓小平理论的实践地，中国新时期的延安。2007年2月这个地方显得更为特别，因为今年不但是邓小平逝世十周年，也是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发表十五周年。缅怀一个意气风发的改革时代，追思一代伟人的改革功绩，没有哪里比深圳莲花山顶的邓小平铜像广场更合适。
对于一千多万深圳人来说，这里更是圣地中的圣地，他们衷心感谢小平在南海边划的这个圈，为他们打开了人生的辉煌空间，更感谢邓小平屡屡在关键时刻为特区改革保驾护航，指点迷津。有人在邓小平铜像前匍匐在地，长跪不起，有人甚至痛哭流涕，更多的人肃立默思。邓小平去世的这十年来，深圳经济规模在全国城市中跃居第四，但深圳也失去了很多，大家发现，邓小平的背影在这里逐渐远去……

经济特区名存实亡

首先失去的是作为改革试验地的“特区”。今年的全国人大，将审议通过“两税合并”，以统一全国税制，使内外资企业在同一个标准上公平竞争。2003年，深圳作为经济特区的优势仅剩下最后一项，那就是百分之十五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两税统一后，这个优惠随之消失，“经济特区”对深圳来说名存实亡。“这个本意是要废除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但它顺带着也废除了所谓‘深圳经济特区’这些年来唯一的一项优惠政策：15%的所得税率。对国内别的地区的内资企业来说，从33%到拟议中的25%，实际上是在行减税之实，但对‘深圳经济特区’的内资企业来说，则实际上是增税10%，这样大幅的增税，将对深圳的经济稳定造成怎样的冲击？”著名媒体人士、深圳主义者金城如是说，“无论如何，于深圳而言，一个时代真的结束了。而且，大家也都相信这个现实了。”
然而，失去“特区”却是一些深圳人的不可承受之重，因为他们把“特区”看作是深圳的生命之源，看作这个城市的灵魂。深圳纪念改革开放的日子，不是1979年1月招商局在蛇口开天辟地的一声春雷，也不是1979年3月国务院将宝安县升格为深圳市，而是以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设立深圳经济特区为准。2005年8月，深圳隆重纪念了自己的二十五周年。2000年8月如是，1995年亦如是。
然而，“特区不特”早在1994年就被著名学者胡鞍钢旗帜鲜明的抛出来，而且在当时还引发了一场大争论。到了2000年，在中国加入WTO的大背景下，经济特区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维持局部利益的“特权”，与WTO倡导的公平竞争理念背道而驰。然而，理论界未能为当时的深圳走出特区时代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深圳的当政者也不愿抛下“经济特区”这块金字招牌。2000年以来，深圳不断在特区的荣光和现实的竞争中挣扎，无可避免地陷入“何去何从”的迷惘之中。

丧失改革转向的历史机遇

深圳陷入的困境是深圳不能准确把握邓小平改革内涵的结果。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指出要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在九十年代开始重点关注这个问题。在南方讲话中，邓小平重点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显然，改革的前期是效率优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后期就要强调公平，以缩小两极分化，迈向共同富裕。2003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和谐社会理念，强调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两大基石。从效率优先到强调公平，无疑是根据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作出的重大转变。
遗憾的是，深圳对于这个历史性转变没有把握。从地区发展的角度来看，特区的存在明显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尽管这几年深圳实际享受到的特区优惠政策屈指可数。从胡鞍钢提出“特区不特”，到WTO引发公平争议，到和谐社会的公平理念，特区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均已当然无存，但是深圳即使得不到特区之实，而还要强顶特区之名，这是深圳的无奈，也是深圳的遗憾！
而在特区内部，深圳也没能从效率的快车转到公平的天平上，让越来越多的人享受改革的成果。1995年深圳市劳动局企业员工收入分配课题组对深圳的114家国有企业调查，发现在相同的岗位上，外来工的月工资是800元左右，而有深圳户籍的员工工资则高达2500元左右。但此后的情况似乎更差了。九十年代后期，由于内地农村普遍不景气，出现李昌平所说“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状况，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沿海发达地区，珠三角工厂在这几年也就获得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样也就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包括深圳在内的珠三角地区经济每年以百分之十几的速度高速增长，而农民工收入却不增反降！
最近几年，珠三角地区治安形势不断恶化，表面原因是外来人口过多、警力不足所致，但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两极分化、贫富差距过大，对建设和谐社会构成严峻挑战。深圳、广州虽然禁摩、清理整顿，但是治标不治本。1990年底，邓小平说：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992年底，邓小平提到，“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十五年后我们重读这段讲话时，不能不钦佩邓小平的远见卓识。
尽管农民工这点可怜的工资已经低得不能在低，但还是经常被拖欠。来自深圳的统计数字显示，仅97年至99年三年间，由深圳劳动部门处理的企业拖欠的工资就近4.5亿。除此之外，外来工还要面对高额的子女入学借读费、暂住证收费、医疗收费等等不公平待遇，遇到工伤事故更是难以索赔。
2001年12月以“打工者律师”闻名的周立太被深圳市龙岗区司法局责令停业，但周立太认为自己是合法营业，一度提起行政诉讼，但最终还是被“请”出深圳。自1997年起，这位来自重庆的律师为深圳八百多名工伤事故受害者打赢官司，获得赔偿，最有名的是他在2001年8月为56名被非法搜身的女工提供法律帮助，轰动海内外。如果我们把周立太所作所为的背景切换在2004年，结果会是如何？那年中央不但提出了和谐社会，而且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强调要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为农民工说话。显然，周立太的出现为深圳提供了一个从效率向公平转换的历史机会，但遗憾的是深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促进公平分配，缩小两极分化，不但是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攻克的最后最艰难的堡垒，而且还可以为政治体制改革带来契机，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可惜，深圳拒绝了。
处理了周立太这样一个“小律师”，却让深圳失去一个重大改革的历史机遇，而且在现实中成为深圳今后几年劳资冲突不断的诱因，也就是一些媒体所指出的，让“深圳血汗工厂有恃无恐”。周立太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深圳数百万外来工的悲剧，更是当代深圳的悲剧。

改革动力消解殆尽

当然，从改革的大趋势看，周立太事件反映了深圳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取舍，而从改革的现实政治来看，则是深圳在改革的机会与风险之间的选择。任何改革都是有风险的，但是不同时期改革的风险与收益是不一样的。1979年4月，邓小平对要办特区的广东省说：“中央没有钱，给你们一些政策，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确，当时的改革者所拥有的除了政策，那只有坚定的改革决心。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深圳的改革者自然是无所畏惧。但是到九十年代后期，深圳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全国第四，利益关系盘根错节，改革的阻力很大，失败的风险也倍增。
2003年，深圳市向社会公布了酝酿已久的“行政三分”改革方案，即借鉴香港的文官架构，将整个政府按照大行业、大系统分成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职能块”，建立一个决策、执行、监督三种职能相互分离又相互协调的全新政府架构。有人据此认为，如果深圳的“行政三分制”改革一旦成功，即其中的制衡功能发挥作用，深圳将会成为中国大陆的城市中政府最清廉、行政效率最高的地方。因此，当时社会各界对深圳的这次改革关注度很高，期望值则更高。然而，该方案在政府内部遭到的阻力之大出乎意料，于是改革方案被迫一改再改，到最后就是不了了之。
对于掌握实权的部门和干部来说，改革就是要放权，就意味着寻租机会的减少，意味着利益的丧失。这是改革最现实的阻力。曾经参与深圳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专家李红光说，掌握实权的部门不愿意削减自己的权力。2003年7月深圳市公布第三轮行政审批改革结果，但发现深圳市行政审批项目实存497项，比第二次改革后政府公布保留的385项还要多。好一点的部门阳奉阴违，把行政审批的一些小项目合并成大项目，当作是缩减了审批程序。
因此，尽管深圳有着千百个改革的理由，但是深圳内部的改革动力已经被现实利益消解殆尽。改革动力消解，不但使深圳在关键领域的改革缓慢甚至停滞不前，而且让深圳在全国的改革话语权逐渐丧失。从改革之初的八十年代到九十中期，深圳充分发挥了试验地和排头兵的优势，在外贸、财政、金融、人才、市场等领域的改革独步先行，成功经验也逐步向全国推广，深圳也一度多年是全国取经学习的改革先锋。然而，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深圳的改革不但不能与上海、北京等地相比，而且在一些领域甚至落后于内地一些城市，深圳本地媒体的表现就被批评比内地的城市更保守更没有闯劲。
2002年10月，深圳市党政一把手率领庞大的代表团，浩浩荡荡开往上海江苏考察。学习精神固然可嘉，但是现实的确反映深圳改革不仅落后，而且在全国的影响力不断下降。当时的深圳，正陷入“被谁抛弃”的集体迷惘之中，然而即使这种集体情绪的爆发，对深圳改革也难以推动。
2005年10月，《南方都市报》公布了一项网上调查，结果显示87%的网民觉得“深圳政府改革创新勇气与魄力尚不够大”。笔者与深圳公务员多有接触，发现资历尚浅的年轻公务员普遍关注深圳改革，而且颇有激情，但是处级以上的干部基本上是谨小慎微，更让人惊异的是这些人对改革之类的话题几无兴趣。深圳市政府的一位高层就说，按照深圳目前的经济基础和实力，保持十年二十年的发展没问题。既然不怎么改革也可以保持经济的良好发展，又何必冒风险去改革呢？

寻找失去的改革拐杖

对于深圳的主政者来说，既然是特区，改革就不能回避，但如何妥当改革则是一个费思量的问题。与八十年代的改革不同，当时的改革者都扛着中央的尚方宝剑——那时候深圳的主要领导都是中央直接派下，授命直奔改革的使命而去，但在九十中期以后却都是从广东省下来。这种微妙的变化让深圳人感到有所失落，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九十年代以来深圳在中国改革的战略地位相对下降。这种地位下降，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主政者的风险考量。
即使是扛着尚方宝剑，八十年代的改革也不是一帆风顺。从改革伊始到九十年代初，无论好坏，无论成败，围绕深圳的改革就不断出现各种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深圳的主政者自然站在风口浪尖之上。不过在每次重大争议的关口，最终都有改革的最高权威来为深圳说话——1984年和1992年，邓小平曾两次肯定深圳的改革成就，尤其是在南方讲话中以三个“有利于”解决了姓社姓资的问题，关于深圳特区和改革的性质也就不再有争论，保证了深圳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进行。从这个意义来讲，邓小平不但是深圳的造物主，还是深圳的救世主。邓小平在深圳人心中的地位之高之神圣，就是这样确立的。
然而，邓小平的离去使这一切发生改变。深圳失去的不仅仅是改革的精神象征，而且失去了改革的坚实拐杖。一方面，不能意识到改革内涵上的转变，深圳在九十年代后期逐渐丧失改革方向，另一方面，因为改革失去仰仗，在各项改革上畏手畏脚，碰到问题绕道走，矛盾也就因此越积越多，后面的改革也就越来越困难。
近年来深圳一直希望成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而且在2005年第一个向国家发改委提交申请，但结果却是上海浦东新区最先获得批准，其后天津滨海新区成为第二家，而至今深圳也没看到希望。对此，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9月视察深圳时说得非常明确：“经济特区本来就具有改革‘试验田’的功能和使命，理所当然地承担着国家改革创新综合试点工作。”言外之意，作为特区，深圳在改革创新的空间上其实应该比综合改革试验区更有条件，也应更有作为。事实上，深圳二十多年的改革也就是国家综合改革试验的体现。难道是深圳人不能意识到这点？不是。深层次的原因不难理解，深圳对自己进行改革不自信，而是希望从中央获得各领域改革的明确授权，其目的一则为改革增加权威，二则化解改革失败的风险。
也许，来自中央的明确授权，虽然不是深圳可以仰仗的尚方宝剑，也可以聊充深圳的改革拐杖？

公民社会的历史机遇

温家宝总理在深圳的讲话多次提到“体制改革”，希望深圳在制度创新上作出新的贡献。当时《羊城晚报》报道指出，温家宝指示特区还要“特”下去，特区特别要大力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还要按中央的要求搞好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制度改革。
深圳市民也对深圳迈开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寄予厚望，期待深圳藉此开创新的特区时代。然而，由于当前中国不但缺少一个邓小平似的改革权威，而且中央政府的权威在地方的相对下降，没有可以信赖的拐杖，成为深圳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最大的顾虑。
实际上，在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制度改革领域，深圳不但有更大的作为空间，而且也有了相应的基础和条件，那就是深圳已经拥有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队伍。在深圳，年收入介于10万元人民币到60万元人民币的人群可称为中产阶层。据深圳房地产界估计，深圳富有的中产阶层人数至少200万。这个阶层不但富有，而且普遍年轻、有知识，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不但是深圳消费的主力军，而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共领域。
在近年激烈的社会转型中，深圳的中产阶层在公众面前的表现越来越突出。无论从纵向的历史对比，还是从横向的城市之间对比，深圳崛起的中产阶层明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新的公民意识，也即深圳人的纳税人意识和公共参与意识在国内城市中非常突出，如李红光为了向深圳两会提交建议，就曾自费在报纸上做广告。从业主维权、消费者维权到积极参与人大选举，深圳人关注对象从私领域逐步转向公领域，显示自己作为城市主人的存在。
（二）新的价值观念，以自我肯定为主导，既不同于传统的功成名就，也不单纯地以赚钱为目的，而是以内在的充实感和满足感来肯定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新的经济概念，深圳企业不简单追求企业规模上最大，也不单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也而是以创新为基础，确立自己在行业内的标杆地位和话语地位，如招商银行、万科地产虽然不是行业老大，都成为行业内的标杆企业。
（四）新的生活风尚，在新的价值观念下，深圳人的生活方式体现为内在充实，不但多姿多彩，而且也积极健康，如深圳自助游和自主探险的“驴友”保守估计有十万人，他们在网上自己组织，不但让个人充实，而且同时进行环保宣传、扶贫支教等活动。其他如车友、虎友等，在深圳也各自形成自己的大大小小生活圈子。
遗憾的是，深圳主流媒体一直宣扬深圳在技术上的自主创新，而对上述社会上的新观念、新事物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主流话语也有意无意忽略这些公民新意识、价值新观念、经济新概念以及生活新风尚。他们难以意识到，深圳中产阶层表现出来的这种新气象，不但形成“新深圳人”形象，也是迈入公民社会的可喜征兆。
公民社会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如NGO（非政府组织）等则是和谐社会的关键。然而，深圳当局不但不能正确认识“新深圳人”的崛起和NGO的发展，也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崛起和发展，近年来在业主维权、民间团体自治、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等问题上进退失据，结果让人大失所望。
深圳当局的进退失据一方面是因为以往宁守勿进的惯性思维，另一方面则在于“新深圳人”的崛起的确给他们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在中国，对于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大家都已经驾轻就熟，但对于由下而上的改革诉求则无以应对。
在强大经济力的推动下，深圳日益澎湃的社会力，是推动公民社会形成的中坚力量。如果能响应和驾驭这种自下而上的推动力，深圳就有可能为中国探索出一条建立公民社会的成功路径。在这个改革的历史机遇上，深圳不能再犹豫。事实上，拥有这么多热情高涨、年轻有知识的“新深圳人”，深圳的改革还在寻求什么拐杖呢？（《财经时报》2007年2月10日刊发，发表时有改动和删节，改动细节见http://gzx1975.spaces.live.com/blog/cns!97827FA32B786915!585.en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