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上市引爆国资贱卖争议
随着中行在香港招股的火爆,这场关于银行是否贱卖、国有资产是否流失争论日趋白热化。
财经评论员水皮则连续发表文章认为,和市价相比,不论是交行还是建行,不论是IPO价还是此前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批发价,银行股都被“贱卖”了。其矛头直指中农建工四大银行的国有大股东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前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汇金公司是国务院为管理注入国有商业银行的外汇资金而成立的投资公司,是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第一大股东,持有工商银行一半股份。水皮指出:“谢平的责任不是引进国际投行,而是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原始股忽悠出一个最接近市场价的发行价,建行卖低了,就在中行、工行身上找补回来,否则就是失职。”但中行的这次股改及上市显然会让他失望。
对此,谢平反驳说,老外是赚了钱,但他们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如果他们不进来,上市的IP0价格不见得这么高。对于广发银行向花期银行卖了一个价钱,谢平认为是行情带动的,“有人认为广发这样的银行都能出这么高,你们建行才1.15元?但是这个话也可以这么说,正因为建行上市了,中行、工行也要马上上市,行情特别好,就把广发银行的价格带上来了”。
国有商业银行在改制过程中是否贱卖,的确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不少学者就认为,要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虽然很难,但实现实质正义必须要用程序的正义来加以保障,因此真正值得批评的是中行(包括此前的建行)在上市之前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方式。为此他们主张这种引进不应该局限于以境外资本为对象,而应该对境内外资本一视同仁;另外,应该采取公开报价、自由竞争的办法,因为只有在自由兑价的前提下才能产生真正公平的市场价格,而目前中行和建行所采用的那种“点对点”私下协商的办法却很难找到真正公平的市场价格,所谈定的交易价格也就难逃“贱卖”之嫌。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曹红辉指出:“在战略投资者的选择和定价上,则采取公开招标的形式,明确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标准、选择目标、操作方式、透明度等,并及时将其各个投资者的具体条件在委员会内予以公开,增加选择的透明度和竞争性。”
中国的银行改革是在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后加快步伐的,因为根据加入WTO的承诺,从2007年1月1号开始,外资银行可以完全享受国民待遇,跟中国的银行展开全面竞争。为此中国金融决策当局决定,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清理庞大的内部机构、引进战略投资者,时间之仓促可想而知。
曹红辉对亚洲周刊表示,由于改革中的体制性弊端,导致“几家银行在股份制改造、战略投资者的选择和发行上市等问题上急功近利,抢时间抢进度,缺乏对银行改革战略、操作模式的规划、实际效果的评估与反思,将上市成功与否作为绩效考核甚至政治任务,对启动改革的具体条件、工作进程的适当性也缺乏整体考虑,忽视整体的实际改革效果”。
中国的银行改革是在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后加快步伐的,因为根据加入WTO的承诺,从二零零七年一月一号开始,外资银行可以完全享受国民待遇,跟中国的银行展开全面竞争,中国银行体系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直到零四年初中国才决定银行股改的具体方式,即利用外汇储备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来进行股份制改造。从这时到零五年十月建行上市、零六年中行、工行上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清理庞大的内部机构、引进战略投资者,时间之仓促可想而知。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曹红辉对亚洲周刊表示,由于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比较弱,决策能力差,金融改革的决策权变相流失到一行三会(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及保监会),一行三会由执行者变成决策者,这种体制性弊端,导致「几家银行在股份制改造、战略投资者的选择和发行上市等问题上急功近利,抢时间抢进度,缺乏对银行改革战略、操作模式的规划、实际效果的评估与反思,将上市成功与否作为绩效考核甚至政治任务,对启动改革的具体条件、工作进程的适当性也缺乏整体考虑,忽视整体的实际改革效果。此外,还引发境外机构的逆向选择,在商业谈判中对战略投资者的选择、定价方式和水平、上市时机等内容进行倒逼,使得重大交易的谈判缺乏足够的竞争性,偏离市场均衡水平」。而且由于分业管理,各部委之间、一行三会之间互不买帐,协调难度很大。曹红辉认为,中国应在国务院之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集中市场意见和专家智慧,以民主集中原则来负责金融决策,而不是少数人关起门来作决策,这样才不至于出现“贱卖”、“国资流失”的争议。(2006.5.24,亚洲周刊)
80后,中国“下流”的一代?
“知道吗,要等水烧开了再把面条放进锅。”一个刚大学毕业的朋友曾告诉我要如此下面条。我当时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技巧”,因为这是我自小下面条就知道的事情啊。到后来又发生一件事时,我才恍然大悟。有一次他去超市买冰冻小笼包回来,把小笼包连着包装的塑料托盘一起放进电锅里煮,我发现时小笼包已经和电锅烧粘到一起了!我问他,从哪里学来这种做法,他说:包装袋上写着要“隔水蒸”啊。原来如此!我差点晕倒。晕转过来时我也就明白了,那天他教我下面,大概是他刚刚得知了下面的诀窍,来好心教我一把!
我这位朋友刚大学毕业,如果说涉世未深的话还可以理解,五谷不分的话也可以接受(城里的孩子毕竟没几个见过农田),但是像这种四体不勤却是我未曾想到的。尽管像他这样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新一代年轻人不少显示出让我们难以理解和接受的言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也就是我们越来越多谈到的80后现象。
谁也不曾想到,80后一代会如此突兀地步入社会,而我们的社会还不知如何应对。说其突兀,在于80后这一代的行为、思想与他们的前辈迥然有别。尤其令我深深不解的是,他们中最大的与78年、79年那一代只是相差一两年,但是差异却已经泾渭分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80后现象”,探讨“80后群体”、“80后生人”,但80后才刚刚在社会中奏响序曲。
我对80后现象的关注始于近两年,大概是此前一直还把他们当孩子、当学生看待,而直到这两年他们开始成批踏入社会,走向工作岗位,才发现这个群体的特别之处。尤其是我到香港以后,与不少来自内地的年轻大学生接触,他们基本上都是内地读中学然后来香港读大学的。在香港这个自由发达的社会,的确给予他们很大的发展空间,遗憾的是他们在内地已经养成的习惯都带到香港来,而香港是一个非常重视规则规范、文明礼貌的社会,自然他们的行为让周围的香港朋友对他们颇有微辞甚至不满,而这在他们看来,是香港人不接纳他们。80后生人表现出来的鲜明个性,一方面让我们感到羡慕,但更大程度上是让我们忧虑。
他们富于热情,敢于偿新,但总是浅尝辄止,遇到艰难困苦更不敢面对。有的大学女生尚未毕业就开始物色老公,更多的则干脆报考公务员,尽管工资不算高,但他们说有灰色收入。有的找不到满意工作就干脆休业在家,靠父母养着,或者随便找一个轻松的事情得过且过。
他们昂然自信,但是却过于自我,在工作中眼高手低,而当他们大学毕业面临市场竞争时却是不知所措。我的朋友就感叹,现在招进来的大学生,什么都不会做,却会挑三拣四,基本的工作技能没有,人际关系也搞不好。
他们敢于挑战权威和传统,更勇敢地表达自我,但是却不懂自尊自重。深圳一家有名的房地产公司对新招进来的毕业生进行培训,总经理亲自讲课,期待甚殷,在自由提问时间,一个毕业生问:郁总,我什么时候能坐一下你的保时捷?那位老总没想到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此后还有两个学生向他问了同样的问题。
他们追求自由,向往解放,但不过是身体和物欲的解放。
他们对物质和感官享受孜孜以求,但精神追求却越来越少。
他们资讯丰富,时尚科技、八卦娱乐无所不知,但知识却相当贫乏。
他们感情热烈,爱憎分明,但对社会认识简单,价值失准。
他们渴望有所成就,期待成功,但他们认为,成功等于人情(关系)+金钱+权力,甚至加上不择手段……
去年8月,广州的一位大学老师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大学生,除了自己你还关心谁》,后来在网上和媒体上引起强烈反响。这篇文章提到他十几个学生的种种问题:缺乏礼貌,主人睡地板自己睡床;自理能力差,卫生纸用完无人理,用完东西“身首异处”;待人接物,习惯老师为自己服务;缺少团队意识,我行我素不管他人;眼高手低,对待工作挑肥拣瘦……基本上显示了这一代年轻人的特点。从这篇文章的回复和反响来看,我的判断是,这些的确是80后的普遍特征,而不是个别现象,这也为我在生活中的观察所验证。而且我也发现,农村的孩子比城市的孩子要好一些,贫困子弟则比富家子弟要好得多。
最近,一本名为《下流社会》的书畅销日本。作者三浦展认为,年轻一代源源不断加入“下流社会”,其最大的特征并不仅仅是低收入,更在于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意愿、学习意愿、消费意愿等的全面下降,也可以说是“对全盘人生热情低下”。中国的80后也可能成为“下流”的一代,尽管他们现在还充满激情,富有追求,但是他们的经历和素质却难以满足社会的要求,难免撞得头破血流。80后自小在温室长大,很少经历艰难挫折,而当他们在社会上遇到挫折,心理承受能力差,他们中间会有多少人能够自强自立?有多少人会走向人生的极端?当然,我想,这些都可能只是少数,更多人可能既不愿面对困难险阻,也不愿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从而随波逐流,自暴自弃,自觉或不自觉地流入下流社会。
曾有人撰文分析, “80后群体”普遍患有“社会低能症”,在于他们大多为被称为“小皇帝”的独生子女,从小在衣食无忧的环境里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导致他们成年后缺乏合作意识和团队意识,人际关系应对力和心理承受力相对薄弱,对工作难以专一,内心和行为长期处在仍未“断奶”、离不开父母呵护的状态,等等。
如果继续深究80后现象产生的原因,我想,这与他们成长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九十年代以来正是他们获取知识、认识社会的时期,但这时已经是一个理想消亡、金钱挂帅的时代,一直持续到现在。同时,这也与他们父母亲的成长背景有关。他们父母这一辈出生于五六十年代,正好在文革中成长,文革结束没几年便结婚生子。被耽搁的一代,是不是也影响到下一代呢?而我们的80后这一代,没过几年,也要结婚生子,他们的下一代又会是怎样呢?
但愿我不是杞人忧天。
呙中校2006年5月19日于香港
珞珈风物之三绝
皇皇武大,熠熠珞珈。珞珈诸山,草木甚繁。樱枫梅桂者,人所共誉,不必赘言。其实世人好虚名而从之(尤以樱为甚),而忘其他矣。花草虫鸟不能名者,皆含灵蕴秀,散落于山间,点缀珞珈,观之,赏之,醉之,乐之:
春尽花落时,山间枇杷熟,尝与舍友结伴偷之,至枇杷树下正欲攀爬,忽闻人声,急躲之,回首只见两MM哂笑不已,一攀爬,一帮手,从容上树采摘枇杷,其状之生猛,令我等倾倒。
仲夏之日于樱园楼顶,望青枣而生津,誓言赶早采摘。俟枣熟之时,拐枣树已伤痕累累,心头别是一番滋味。
金秋白果自落,尝与舍友捡食。白果通心经,然微毒,未敢多食。银杏雄伟参天,秀丽清奇,萧瑟之中更见风景。
冬日瑞雪,珞狮皆白。不效古人踏雪赏梅,而以掷雪为战,或整蛊为乐,或假态作秀,绕校一圈,拍照无数……惜彼时胶卷未得,只博一笑耳。
漂泊万里,风尘碌碌,萦绕于怀者,惟一树一藤一草三绝而已。四载落英,十年嘉华,重回珞珈,物不是人亦非,三绝更难堪。或感生命之无常,时运之乖蹇,遂改旧文以记之。弦音阁上
被误解的中文简体字
联合国将于二零零八年不再使用繁体字?这个消息不但让使用繁体字的港台人士错愕不已,也让不少热爱繁体字的大陆人士频添伤感,网络上还掀起了一场简繁之争。不过,这其实是一条假新闻,北京《环球时报》从联合国采访中证实,联合国早就不使用繁体字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重新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联合国的中文官方文件已经自动从繁体字改为简体字,只有原有的历史文件仍维持为繁体字」。
港台地区一直使用繁体字不仅仅是因为习惯,还有着根深蒂固的情感,然而他们对简体字却有着深深的误解。最近,来自台湾的平路女士在《亚洲周刊》(今年第十六期)、台湾师范大学林安梧教授在《明报》(四月二十一日副刊)分别撰文为繁体字呼喊,平路认为「简体字跟原先造字的法则隔得太远,无法举一反三」,林教授认为简体字不符合汉字六书,呼吁中共领导人全面恢复繁体字……这实在是不了解简体字所造成的误解。
与之相呼应,中国大陆最近几年主张恢复繁体字的呼声不断高涨,一个重要理据就是简化字破坏了汉字的字型结构,丧失了繁体字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割裂了文化传统。他们举例说,「有水才有云」等等。但其所持各种理据似是而非,殊难成立。实际上,「云彩」之「云」就是来自其古体象形字(《说文解字》:雲,古文省雨),「云」只是后世演变产生。其实不少简体字比繁体字更古老更合理,除「云」之外,还有「电」、「尘」、「众」、「礼」等。可惜的是,大陆的文字好古派不但不知道简体字的真面目,更不懂中国文字的真正意涵,只知道人云亦云,其实是叶公好龙,好而不古,岂不悲哉?
从汉字的演变历程来看,简化和繁化一直都在同时进行。从远古到中古,汉字为了书写的对称美观,笔划增多,这时候繁化是主流。而近世则以简化为趋势,从太平天国到五四运动,从国民政府到中共建政,汉字的简化运动断续前进。太平天国简化字的八成以上为一九五六年简化方案所吸收,可见汉字简化并不是从一九五六年才骤然开始的。
北京一九五六年公布的第一次简化方案绝不是毫无规则的简化,更不是凭空臆造,而是根据汉字演变规律和「六书」原则以及民间俗字简化字的认受性严格进行的。据中华书局一九五六年《简化汉字字体说明》一书中说明,汉字的简化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古本字,也即古时通行的原本就是简化形式的汉字,如云,电、胡等;二,古同字,也即古时候和繁体并用的简体字,如个、尔、礼、累等;三,古通用字,也即古时候互相通借的同音字,如才、后、余、冲等;四,约定俗成字,也即习惯上通行最广的字,如医、声、宝、体等;五,草书楷化字,也即把原有的草书写整齐的字,如门、韦、东、乐等;六,新形声字,也即近年产生的半角半声字,如吨、忏、洁、栏等;七,同音代替字,也即现代通用的同音字,如借用儿、斗、只、里等;八,音同义近字,也即音同义近可以通用的字,如扑、隶、录、垒等;九,标音字,也即改变了原来形声系统的字,如毕、华、历、宪等;十,新拟简体字,也即最近新拟的少数简字,如灭、丛、疟、竞等。第十条新拟简体字一般被认为是造字,实际上也从偏旁取字,如「灭」字还符合六书之会意字原则,好记易懂。由此可见,汉字简化基本遵从「述而不作」原则,新造字少而又少。因此,与其说一九五六年方案是简化,不如说是对数千年来的汉字作一次系统的整理和规范。港台人士说简体字忽略「六书」之法,其实是不熟悉简化过程所致,导致误解很深。
简化字平均笔划为十点三画,而相应的繁体字平均笔划为十六画,比对应的简化字多五点七画,因此简化字不但提高书写速度,提高了阅读的清晰度,而且容易掌握学习。一九六四年中国大陆成人文盲率从四九年的八成下降到五成二点四,其中简体字的作用功不可没。有人认为,目前港台地区使用繁体字而教育程度反较大陆为高,以此质疑简体字的作用,其实这与汉字简繁相关性很小,而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义务教育普及程度更密切。
一九七七年公布了第二次简化方案,这次简化把雪作彐、信作伩、展作尸下加一横、圆作元、蛋作旦……「元旦」二字则不知所谓。相比一九五六年方案,这个方案生搬硬造,简化离谱,自然因公众的反对而废除。而一九五六年方案不但有其稳定性和普遍性,经过五十年的推广使用,也已证明其科学性和严谨性,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可。
简体字是否会造成现代人与古代典籍的断层呢?这是简繁之争的焦点问题之一。平路认为,「若简体字一体通行,人们跟古籍的联系也就断绝」,林安梧也认为「只学简体字,那阅读不了四书、《老子》、《庄子》、佛经,须得另学正体字,才能阅读」。这其实是从繁体字的视角来看简体字,实在是想当然。由于简体字与繁体字一脉相承,从繁体字去认识简体字很容易,从简体字去推识繁体字也不困难,我就是这样识得繁体字的。至于古籍,即使识得繁体字也不一定能读懂,而需要经过专门的文言文训练。同样,古籍也完全可用简体字来印,大陆学生学的古文都是简体字的,我买的古文书也基本上是简体字版,谁能说简体字割断了与古籍的联系?
港台人士对简体字的误解还来自文字使用的语感和习惯。平路说,饱饱胀胀、带着香味的「麵包」变成「面包」,视觉最受挫折。这其实是因为长期使用繁体字而对简体字没有语感所致,正如我看到「面包」时脑子会闪过面包的形象,肚子饿时甚至有下意识的吞咽动作,而对「面包」则难有反应。林安梧教授看惯了「胡適」,自然难以认同「胡适」,也是一个道理。
平路与林安梧还认为,现在进入计算机时代,简体繁体输入速度已然差不多,计算机打印速度又没分别,大陆现在已经到了恢复繁体字的时候了。其实这个理据很牵强。且不说简体字已在大陆已深入人心,难道有了计算机就不需要写字了吗?计算机的普及已经开始降低年轻一代的书写能力,如果因为有了计算机而恢复繁体字,加深年轻一代对计算机的依赖,岂不是要彻底截断我们的文化传统?再者,从计算机屏幕显示来看,简体远比繁体清晰易认,简体字在十五寸屏幕上的显示标准为五号,而五号繁体字在计算机上看就很累了,有时需要字间空格来减少眼睛疲劳。在计算机上,简体繁体,孰优孰劣,一看便知。
简体字的推广使用已经整整五十周年,尽管有极少数字的简化不是那么合理,但瑕不掩瑜,从科学性和稳定性来看,汉字的这次简化还是相当成功的。禅宗六祖慧能说,风动?幡动?是人心在动。如果能平心静气地以客观科学的态度来审视简体字,我们会发现简体字其实也在是中华文明的浩瀚大潮中顺流而动。
龙岗中心区,不是个东西?
这两天我们的深圳市长率团在香港访问,给香港金融业者送去一份厚礼,给港澳金融机构开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香港及境外金融机构到深圳设立后勤服务中心,将可获得二百万元人民币奖励,并可享有三成地价补贴或四成租金津贴……原来他在向香港的金融机构推销深圳的金融后勤基地。所谓金融后勤基地,“即将金融机构放在香港,将会计、审计、律师等中介机构和金融产品生产线,如制卡、数据库等放在深圳”。前店后厂,降低成本,这对香港银行是个不小的诱惑。我们的市长还向香港的大亨们保证,深圳不会同香港形成竞争,香港不会被边缘化……
据说,深圳已研究在宝安、龙岗两区建立香港金融业的后勤基地,而据消息人士透露,“香港金融后勤基地”已经确定落户龙岗,由深圳市人民银行投资建设,在深圳建立金融灾备中心、数据处理中心、结算中心、金融系统培训等。除此之外,地铁三号线动工、申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利好消息也不断光临“龙岗中心城”,似乎成为新时期深圳发展的热点所在。龙岗在今年也推出《深圳市龙岗区投资环境白皮书》,向外推介金融产业后勤基地等概念,媒体舆论也一哄而上,趁机造势,连特区扩版的传闻也出来了,这一下子可撩到了有关部门和企业的G点,撩得龙岗中心城片区的房地产不热都不行。我的123计划
昨天美女Karen请我在九龙塘的“又一城”看了电影《本能2》(Basic Instinct 2),这是我在香港看的第二部电影。自上月在铜锣湾看了《断背山》(Brokeback Mountain)之后,我就决定在要每个月看一部电影,而且大部分要在香港的各个电影院看,因为在香港看电影不但要便宜,更重要的是可以体验当地的电影文化。城市成长的秘密
有多少城市在我手里诞生我已记不清。我的城市不但有辉煌的城堡,美丽的花园,还有蜿蜒曲折的碧波小河。那些不仅仅是我梦想中的城市,而且是我亲手构筑出来的城市,只是这些城市是我在小河边,用洪水泛滥后的泥和沙捏造出来的。虽然这些城市的寿命不过短短几日,但这是我小时候玩泥巴最辉煌的成就。
市场和创新,难道就是城市成长的全部秘密?或者说是核心秘密?历史学家们、社会学家们以至经济学家们都在探索城市成长的秘密,他们在一大堆历史资料中发现,城市是产业之间分工和协作的产物,是市场需要降低交易费用的结果,是一种空间聚合物。从集市演变为城镇,再从小城市发展为大城市,以及现在为数不少的特大城市、都市圈,这不但是城市成长的一个路线和轨迹,同时也构成了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层级式城市体系。
在城市成长的路线图中,市场始终是城市成长的基础性力量,创新则似乎是城市突变(我们现在的说法是“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力量。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自然也改变了城市的面貌,成为现代城市的源头。蒸汽机以至其后的铁路、汽车、电报电话等,把人们的工作效率和生活效率一次次跨越式提升,时间大为节省,而城市作为这些现代工业品供应齐全的空间聚合物,自然也成了时间聚合物。
然而,创新虽然在城市突变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对于城市成长来说,却不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自然也谈不上核心因素了。我曾在华中的武汉呆过多年,这个城市的科技实力在国内也排在前列,大概除了北京、上海也就只有西安可以与它有得一比,但是武汉的城市竞争力、成长潜力却排在十名开外,远远落后于深圳、苏州等城市?武汉在八十、九十年代都曾出现过一批领先的技术和产品,如丽珠得乐、蓝波空调等,但丽珠得乐在深圳开花结果,而蓝波空调等则早就销声匿迹了。
武汉与深圳的差别在那里呢?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我们可以把武汉的失败归因于观念落后、思想保守以及没有特区的“优惠政策”等,但反映到一个层面上就是二者在制度安排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不但有市场组织的不发达、激励约束机制的欠缺,还有对人才的尊重不够、文化氛围的压抑等各种软因素。我们回头看工业革命,也是一个道理。十八世纪,中国的城市发达繁荣位居世界前列,但为什么没有出现工业革命,而相反出现在英国、德国和美国等地呢?对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们已多有讨论,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欧美当时已经出现各种民间或官方的科学团体,例如英国伯明翰的太阴学会是由与瓦特合伙制造蒸汽机的企业主发起,成员包括化学厂老板、铁器制造厂主、发明煤气照明的工程师默克多、化学家普利斯特列、印刷术改进者和医生等。伯明翰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太阴学会就在每月的圆月之夜聚会讨论本地区的工艺技术和科学问题,因而成为当时英国中部工业革命的参谋部。此外,欧美国家当时更新了专利制度,鼓励发明创造。旧的专利制度手续繁杂,申请技术专利要用许多钱,一般出身寒微的发明家负担不起。可想而知,没有制度上的保证,工业革命的推进又将是何种结果?制度之优劣,不但对于城市成长至关重要,对于其他社会组织也一样举足轻重,例如企业,仅有核心技术和市场,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多少优秀的发明家不就是因为组织管理的落后而折戟沉沙吗?
此外,发展到后工业化时代,技术创新对城市的成长,未必全是积极作用。现代大都市所带来的交通拥堵等毛病,使得城市效率降低,这是不是城市发展过头的迹象呢?城市的成长是不是也跟我们的身体一样,到了老态龙钟的阶段呢?这种老年病能否通过市场或创新来解决呢?有人寄希望于互联网的出现。互联网的快捷方便、即时互动的确极大地压缩了空间和时间,但是对于解决大都市病似乎无能为力。相反,我却悲观地认为,互联网不是城市的福音,因为城市是非常中心化的解构,而互联网恰恰是反中心和解构中心的!
难道,互联网是城市的终结者?
永失桂林
3月去了一趟桂林、阳朔,让我非常后悔,后悔不该去那里,后悔失去了我梦中的那个桂林,失去了美丽善良的刘三姐,失去了一个心中的世外桃源。
我攀登过峰峦雄伟的泰山,游览过红叶似火的香山,却从没看见过桂林这一带的山,桂林的山真奇啊,一座座拔地而起,各不相连,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罗列,形态万千;桂林的山真秀啊,像翠绿的屏障,像新生的竹笋,色彩明丽,到映水中;桂林的山真险啊,危峰兀立,怪石嶙峋,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栽倒下来。
我看见过波澜壮阔的大海,玩赏过水平如镜的西湖,却从没看见过漓江这样的水。漓江的水真静啊,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漓江的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漓江的水真绿啊,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瑕的翡翠。船桨激起的微波扩散出一道道水纹,才让你感觉到船在前进,岸在后移。(节选自小学课文《桂林山水》)
这篇要求背诵的课文,不知道了引发多少人无尽的想像,也不知道激发了多少人登山涉水的激情,而又有多少人在唱着“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有时间”的歌谣,憧憬着梦中的桂林。这个梦我也憧憬了多年,终于在零六年春天的某一天,我有了时间,也有了钱,但却没有了桂林。
去桂林前,先上网了解了一点情况,各种评论都有,但没能影响我的信心,我相信,凭我多次旅游的经历,一定能在桂林找到最美的风景。3月20日从火车站出来,广场有点破败和混乱,天灰蒙蒙地要下雨,但是又下不下来,但我想,我多待几天,总能逮着个好时机吧。
我是从深圳出发到桂林自助游,准备一天时间在桂林,两天在阳朔,还留一天去龙脊梯田。考虑到对桂林各地不熟和交通不便,于是决定报个散客团。桂林到处是导游,向你推介各个景点和旅游路线。桂林一日游只要10元,门票自理,就报名参加了一个,权且算交通费吧。
下午动身,导游带了两个景点,其余时间购物。第一个景点是穿山岩洞,门票45元,进去之后才知道没什么好看,比我在湖南郴州所见的岩洞要差。后来在回深圳的火车上遇到一个姓莫的桂林人,他告诉我,如果在桂林要看岩洞的话,七星岩与芦笛岩,去一个就可以了。这倒也罢了,更可气的是在进岩洞之前,有个女的拿着相机招呼游客,说她是公园工作人员,免费给游客照相,费用已经包含到门票中间,游览完后就可以拿照片了。岩洞口有一个湖,湖那边有座山,山上还有一座宝塔……你们知道,桂林的山水都很in很“型”,这里的风景也不错,大家于是纷纷让那个“工作人员”拍照,包括自己带了相机的。谁知最后他们给的竟然是一张不到一寸的小图片,而且还是普通纸张打印出来的,如果要拿大的(4寸),你就得掏10元钱。原来所谓“免费”只是商家的噱头!游客们自知上当,纷纷甩手走人,我偏和那老板争了几句,我对他们说:“你们这种骗人的伎俩也太下作了,如果你们一开始就说清楚,说不定我还会出10块钱呢……”
后来我就对导游说,像这种坑人的把戏,你应该提醒一下游客才对,因为我们自己带的有相机,都可以自己拍,结果很多人不但自己没有拍,而且还浪费了时间。导游连声说不清楚,以后会注意。其实这些导游的伎俩也差不多,他们会提醒你注意财物安全,不要把包背在后面(看来和深圳差不多),购土特产时要看品牌,要注意质量……慢慢地,你开始有点信任她,谁知带你去的地方就是一个个陷阱:
游完穿山公园,导游便把我们拉到一个地质博物馆,说是某外商(后来听说其实就是桂林人自己搞的)捐资兴建的,在桂林做珠宝生意,而且还开了一个免税珠宝店。进了博物馆,还真是“免费参观”,有专门人员讲解,里面有各种奇石,还有什么进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全球最大的翡翠船……最后就把你带到免税珠宝店,让游客进去挑选翡翠、宝石还有钻石等。大家都知道是购物了,于是给导游一个面子,也就选那种廉价的宝石买了一点,然后准备离开。谁知还是要循原路返回,让你“逛”个够。出门后我发现,尽管免税店就在大街边,但是临街的一边却没有开门,只有从博物馆那边进去……原来这是专门为游客开的!
出了博物馆,导游说现在天气不好,游漓江要晚一点去,中间的时间去尝尝桂林的土特产,甲天下广场正在搞展销,可以免费尝,没吃中饭的可以去填饱肚子。虽然大家也知道是去购物,但既然还有时间,也可去看看,可以不买嘛。那个展销会设在展览中心的一个场馆,不大,但是里面弯弯曲曲、来来回回就只有一条路,游客只有循着这条路才能出去。所谓的免费品尝,就是摆了很少的一点出来,让你用手去拿着吃!更要命的是,一路下来全是那些桂花糕、三花酒啊那几样商品,而且都是那几家厂商生产的!(后来我比较了一下价格,与外面超市比起来,平均要贵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对于这种“强制性逛购”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出门的时候,还有人告诉你,购满二十元即可抽奖。结果,每个人都中奖,那就是可以八折购买门口的翡翠宝石。我说,为了促进游客购物,你们用尽心机啊!上了车,同行的游客都说,游了这么多地方,桂林是最让人失望的……导游和司机说,中国的旅游点哪里都一样。我就说,云南、海南的旅游购物也很多,也没见过这样无耻的!
后来我听桂林的莫先生讲,导游带人来购物商店,不管游客有无购物,导游都会按人头拿到10块钱的费用,商家的压力很大。但是我认为,像桂林这样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旅游城市,在旅游开发和营销上却如此低级,管理如此混乱,这是桂林的耻辱。甲天下广场就在桂林市中心,这样的展销会可以说全年都存在,难道桂林市有关部门不知道么?不知道这样的购物影响桂林的形象么?
旅游购物的无耻也许不用多说,但是桂林旅游景点却是同样的让人感到无耻。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这使我反而能宽恕购物旅游的无耻了。购物之后上游船游览漓江的市内段,导游说可以从漓江上看象鼻山、孔雀开屏、叠翠山、笔架山等,只要45元的船票,而你游览上述景点的门票则要一百多块。大家上了船,开始下一点小雨,雾气也越来越重。结果只能隐隐约约看到象鼻山和孔雀开屏,而且还是船开到山附近了。而沿岸其他景点都是一片白茫茫,而导游还在给我们讲解山的形状……游客们纷纷嚷嚷起来,说天气这么差,为什么还要骗我们上船?船近象鼻山的时候,游客们开始照相,尽管雾气很大,但毕竟这是桂林的标志啊。船上的“免费拍照”也开始劝说游客,说他们设备专业,而且知道角度。大概是导游给他们交待了的原因,这些“免费拍照”事先声明:“拍得好就打印,10块钱一张,不好就不要。”有一对老年夫妇没有带相机,看着天气这么差也不想拍照,但是“免费拍照”的不厌其烦劝说老两口,说这么大年纪了,好不容易来一次,拍一个留一个纪念啊……一路上,老大爷似乎有点心动,几次看看老太太,但老太太始终无动于衷。
半天下来,我决定不再跟着这些导游再去游什么“两江三湖”、“漓江(桂林-阳朔-桂林)豪华轮船一日游”,因为天气实在不好,另外花这个钱实在冤枉。这两个地方票价都是两百多,如果和旅游公司讲价,可以讲到180。但是我知道,从阳朔坐竹筏到桂林一趟也就150,“两江三湖”徒步走走也就可以了,如果花上180元去游的确不值了。
我决定第二天先去龙胜看梯田。导游知道后连忙给我推荐龙脊梯田一日游,说是200多的,优惠到180。我说你们蒙谁啊,我自己坐车去车费也不到50元,门票也就50元,你们如果100元我就去了。导游说,最低120元,公司有规定。一番讨价后我决定还是跟他们一日游的团去,毕竟自己去那里要转几道车,而且也要100来块。第二天一起去的游客有8个,聊天中得知他们有的是180元,有的是150元,还有两个老外不知多少。我没把我的价格告诉他们,不是因为导游曾经跟我这样要求,而是不想打击这些游客的情绪。
去桂林看梯田是必要的,如果费用不是太贵的话。最好四、五月份或九、十月份金秋时节,梯田景观最好。我去的时候梯田里还没有放水,不过景观仍然可观。然而,梯田50元的门票显然过高。像这种未经过什么开发建设的景点,收个二三十元足够了,如果是修建了什么缆道索车而且有配套服务,50元也可接受。在桂林,各旅游景点一般都是四五十元,象鼻山是25元,旅游线路(如漓江游和两江四湖)则200多,全部游下来要一千多元,而且不会根据淡季旺季调整价格。有些景点其实是不值得花几十块的,而且很多景点都大同小异,没有必要全去。桂林人说,外地亲朋好友过来,都不敢带他们去这些景点,因为门票费用太高。如果是一两个人,还可以想办法解决,如果人多,就难了。如果要去桂林自助游,你得把桂林旅游景点事先了解清楚,如果是跟团,也要把要去的景点确定清楚。
3月22日从桂林坐车到阳朔,只要10元车费,在火车站广场坐车,15分钟一班车。不过班车在路上不停接客下客,即使坐满了人也还要拉几个站着的。从阳朔汽车站出来就是新西街,再走几步路就到了西街,很多导游、开家庭旅馆的跟着你,向你推销。由于是淡季,家庭旅馆很便宜,三四十块钱一晚。
西街虽然成了具有国际知名度的酒吧街,但在我看来与丽江比起来,缺少了点味道,而且也就那么几家而已。不过,在西街还是发现了一点有价值的工艺品,这也是我这次桂林游最大的收获。这些工艺品质地普通,如一些玻璃的鼻烟壶、水晶台饰,不过上面的绘画很精细,而且是反着画上去。画画的女孩白天在家里画,傍晚才出现在西街,边画边卖。她把《清明上河图》画在半个巴掌大的笔筒里面,可以从外面拿放大镜看。我认为着还有收藏价值,于是我买了近200块买了两个,准备送朋友。这个女孩叫“艺心”,下次去阳朔的话,我肯定会再买她的画。
第二天我花5块钱租了辆自行车自己去逛。我没有要自行车导游,虽然只要10块钱陪游,但是我想他们肯定有时间和地点限制(如果去乡间小路就要加倍收费,看来出发前还得和他们把路线讲清楚,但你却不知道哪里好玩与否),而且会带你去那些收门票的景点。
根据地图,我向大榕树、月亮山方向慢慢踩过去。沿路不少景点,收费10-20元不等。原来在阳朔,大小是各像样的地方,都被有关方面圈起来收门票。月亮山本来是自助游的一个去处,以前不收门票,大概是人去的多了,也被圈起来收15块钱的门票。我在门口问,进去有什么好玩的,他们说可以爬山啊,我说我绕到山后,不是一样地可以上山么?不语。我最终没有上山,因为就那个山,那个洞,实在没有什么好玩的,在外面拍个照也就行了。
24日本来打算逆流而上回桂林的,可是没有从阳朔到桂林的船,而且天气不好——不游也罢,还是坐车回去吧!回到桂林,离晚上上火车还有大半天的时间,于是决定自己根据地图走走两江四湖,感觉还真的不错,本来空空如也的相机也拍了不少图片,还看到一对新人在杉湖边上的凯旋门下拍婚纱照。凯旋门似的建筑是杉湖上的一座桥,但是我实在想不出修这么一座凯旋门桥的必要,临近就有两座桥。也难怪,这座桥的另一边就封闭了。
但是走到象鼻山公园的时候,再次让我深深地感到失望。象鼻山的周边地带包括漓江一部分,都被圈起来,包装成象鼻山公园,门票25元(据说几年前不收门票的)。各种导游在周围穿梭,有劝游客上游船躲门票的,还有划竹筏带游客进公园的,只要二十元哦。漓江边的大马路上本来是可以看到象鼻山的,游客就可以在这里和桂林的城市象征合影,但是公园管理方在路边修建了高大的竹子,挡住游客的视线。有一个入口处,由于种不了竹子,管理方干脆架起广告牌,把外面游客的视线彻底挡住。对此,我不无伤心,桂林,这难道就是你的城市象征么?难道就是以这种狭隘封闭来接待天下游客么?难道就是以这种唯利是图伤尽天下游客的心么?
火车的汽笛声响起,我知道我再来这个城市的可能性很小了,我也不会给我的朋友这样的推荐,尤其是那些还没有来过的朋友。我已经失去了一个桂林,不想让他们也失去心中的桂林。(4月7日于香港)
图片故事:深圳一日
85岁和25岁
4月2日,华强北,卖艺的老人85岁,背后的城市25岁:
在深圳能变出钱来吗?
老人表演废纸变钞票的魔术。他变出来一打一毛的钞票,如果是一百的呢?
不一样的童年
华强北,两个卖艺的小孩,路过的儿童睁大了眼睛,他在想什么?
在书城的厕所内壁里,留下了这样一首诗:
千里迢迢来深圳
远大理想竟成空
挣钱不够自己花
实在无脸回家中
落款是2006年4月1日
香港警察与小男孩的故事
3月6日一个小男孩成了香港媒体的“明星”。这个叫俊俊的小男孩虽然只有三岁,但是人小鬼大,在一次与祖母外出时,撇开祖母自己乱跑,跟着路人排队上了过海巴士,从九龙经海底隧道来到了铜锣湾。当他在铜锣湾新奇地“逛街”时,家里人正发疯地到处找他,最后不得已报警。警方遂通知各区巡逻人员协助寻找,最后在铜锣湾找到。
这事在香港很平常,但让我对香港警察的尽职尽责印象深刻。因为在我看来,警察只要把小孩找到就皆大欢喜,而且还会像学雷锋一样记上一笔。但香港警察不是这样,他们会把关于小孩子的异常情况了解彻底,如果发现小孩身上有伤的话,他们会调查是否有虐待儿童。依靠香港细致完备的法律制度,香港警察克尽职守,为市民创造了一个和谐的环境。
也是在3月6日,内地媒体披露的一大凶案却让人对内地警察拍案而起,那就是jia=mu=si=杀人碎尸案。此案中到底有多少小孩惨遭屠戮,至今仍不清楚,也许永远也不会让老百姓清楚,不过从媒体报道来看,已经超过二十人。从第一个小孩遇害,到最后脱逃的小孩报案,都清楚地显示,警察在对待老百姓生命时麻木不仁,玩忽职守,而且还向老百姓索取办案经费!
如果再听听警察的回应,简直让你气不打一处来:“在采访中,一名警官这样向记者表述该案件:自己的孩子出了事,你不应该盯着警方,你应该去问问孩子的父母,问问他们是怎样管教自己孩子的!”(《华商晨报》报道)同样是告诫家长,为什么香港警察让人感到如沐春风,而我们的人民警察让人感到冰凉彻骨?
我们不能忘记,三年前,河南平舆也因为警察的渎职有19个小孩死在一个杀人狂手上。我们不能忘记,三年前,同样是一个三岁的小孩倒在警察的冷血和麻木中。这个名叫李思怡的成都女孩因为单亲母亲被警察监管,而被活活饿死在家。当时她的母亲李桂芳——一个吸毒者——给警察下跪哀求,请他们通知家属,帮助照顾家中的小孩,但被警察粗暴拒绝,而派出所距离李桂芳二姐家不过一百米。
三年了,小思怡的小手敲开了天堂的大门,为什么敲不开身边那些人的心门?
三年了,母亲们的眼泪已经干涸,为什么孩子们的鲜血仍在我们的眼前流过?
三年了,多少稚嫩无辜的心灵在天堂呼号,为什么杀人的恶魔却继续在人间逍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