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真的很生气，很伤心

我一直在想，人会不会变？要变的话，又是怎么变的？
从武汉到深圳，又从深圳到香港，我想，我肯定是变了。至于我如何变了？变得如何了？没有人告诉我，我也不知道。
前些时候，YYH跟我说，不能接受龙应台的观点。这是因为龙应台的“祖国观”引起的。龙应台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演讲中被一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问到，是否还承认“中国”为“祖国”？大陆人在海外遇到台湾人，总是很关心对方的统独立场，如果条件许可就会问他对“中国”是否认同。这位向龙应台发难的大陆人也不例外。许多台湾朋友对大陆人关心这个问题感到不耐烦，甚至香港朋友也对大陆人感到不可理解。但是我能理解，有大陆背景的基本都能理解。
龙应台说：“文化中国是我的祖国（motherland），但是目前这种政权所统治的中国绝对不是我的祖国。”龙应台的这个观念，多数大陆人，无论左中右大概都不能认同，在上海的YYH也不能认同。在长期的、标准划一的爱国主义教育下，“国家”是至高无上的，没有国哪有家，即使“国家”再坏，你也不能怀疑、抛弃或背叛你的“国家”。这是大多数中国大陆人的爱国观。
中国的传统文化先集体再个人，而西方恰好相反，显然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取向。但是我现在越来多地靠近了后者，认为没有独立人格的公民，也就无所谓国家。而想想若干年前，我曾经强烈地主张，即使母亲再坏，但她始终是你的母亲。
我能理解YYH在国家观念上的价值取向，我也能理解我自己。没有太多的争论。这时我发现，我真的是变了。
这种变化如何发生的？值得我去认真思考研究一番。想起一个大学同学来。成为我思考的引子。这位同学在校时是党员，而且是学生干部，尽管是党员，但是他还是能和我们这些普通同学打成一片，不像其他干部，一副党员派头。毕业后他去了国内排行第一的机关报，但是一直觉得他没什么变化，大家在一起还能聊很多。这两年他做了办公室主任，想必也是处级以上干部了吧，但是却发现与他话不投机半句多。他说，我们对某省一把手的报道捕风捉影，拼凑了一些事实，来说明这位高官在中央作了检查，说我们的报道上纲上线，怀有敌意和偏见。对于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他有一套说辞，但是他很忌惮，不和我多争论。但是他太太则不然，对社会黑暗现象义愤填膺，态度鲜明。我在想，这是不是因为屁股决定脑袋？或者在心理深处，有要为自己说话的潜意识？我想，这已经不是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
然而，更让我惊诧的还是在今天。今天，我那个很少上MSN的兄弟，突然从MSN冒出来说，想对我们刊物提点意见。我想这是好事，就叫他“有屁就放”。
他说：只是觉得有些罗嗦，故意夸大其词 。
我想，他也看出问题来了，不愧是我弟，我们杂志的确有些文章有水分，至于“夸大其词”，我希望他举出具体例子。他说，例如最近一期关于于丹的文章，说实话，文字比较隽永，观点也较独特，可仔细读来，发现对当前国内社会文化生活有偏激之说，什么“废墟一片” ，什么“精神饥渴” ，什么“国人回归传统” ，这些对吗？！
我一听这话，感觉有点不对劲，怎么就像党委书记在讲话呢？平心而论，报道中充斥了太多的主观感情判断，是不妥的，对于我们刊物的这种风格，我一直是有保留的。
我弟说，你们那边的叙述方式或许和我们不一样，或许杂志和报纸的表达方式本来就应该不一样。对于我们刊物这种风格我不想和他争论，强烈建议他给我们老总发信，直接谈自己的看法。
但是他对当前社会状态的看法，很让我吃惊。因为，与大陆的朋友交流，无论左中右，基本上对于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价值真空、信仰缺失等社会状况，是深表忧虑的。（从新闻报道的处理看，或许这一类的价值判断不应由记者写出来，而应由被报道和被采访的对象自己讲出来。）可以这么说，只要是稍有判断力的知识分子，对这个判断不反对的话，也会表示某种理解。但是我弟对我们杂志的这番教训，就让我心里直嘀咕，他看问题不会那么失准吧。不管怎么样，他也是受过研究生教育的知识分子，现在也是记者一个啊。
他说，“尽管如此，我想无论是什么样的媒体，如果不抱有敌意，就应该尽量客观的描述事实和理性表达观点。”
我说，“于丹这样的文化新闻也不存在什么敌意的问题。只是你不能接受这种价值判断罢了。我想，也许你一直从好的方面去看中国社会，而我们一直从坏的方面去看，结果不但在表现层面上有差异，而且对我们的价值判断也产生影响。”我尽量从价值观的不同来理解出现的分歧。
他说：“我想说的是，——你或许觉得很好笑——但这是我们很多记者的共同声音：尽管国内有很多待提高的地方，但是国内的人民还是比较幸福的。如果你们那边的媒体不能客观的表达这些基本事实，那就不好了。”“美联社以前做的就是这样，现在还不是乖乖投降”。
我说，“我就奇怪，即使我们报道的是负面新闻，那也是有敌意？也是不客观？我觉得，你现在真的不同了。”
他说：“ ^_^，哼，不是的，我是从内心发觉这个社会真的在点滴进步。”
我说：“进步是一方面，但是不能因此否定阴暗面 。”对于所谓“点滴进步”，我都不想去驳他了。
他说：“我一直在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看待武汉这个城市的变化，的确在点滴进步，不容否认。” “哎呀，阴暗面慢慢就会有阳光照耀的。”
我说：“我们从不否认中国社会在进步 。”
到这里，我感觉他变了。多年前，一个刚从大学新闻系毕业、寻求新闻理想的少年，现在哪里呢？我不想和他再多谈这方面的问题，我认为，价值观念的差异导致看问题的不同，是难去调和的。但是，这难免我心中的郁闷。
谁知，这竟然只是其一。
他接着说，““永州两万人警民冲突一人死”——就这行字，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 ”“国内真的不平静！？其实呢？国内还算安稳的。”
“永州两万人警民冲突一人死”是前两天发生的新闻，我会把最近发生的新闻嵌到我的MSN名字中，这样朋友们就可以知道最近有什么大事，也可以知道我最近在关注什么。因此，朋友就说，看我的MSN名字，就知道有什么新闻了。KANE更说，把我用过的MSN名字收集起来，就可以作为社会记录来看。但是我没有想到，他竟然拿这个说事。
我说，你的意思是说，“这里面有价值判断？”
他说：“无不包含作者的偏见 。”
我说：“这只是你个人的感觉。”
他说：“不是，我现在开始习惯咀嚼文外之意——潜台词在哪里？”
对于他这种心态，我很生气，回复：“我只说了一个客观事实，然而你因为它是负面新闻，就说有偏见，其实你自己这种判断，何尝不是偏见？”
他说：“我一直缺少这方面的观察，我想今后要加强领会文外之意。”
我真的没想到，因为我的观念和立场不同，尽管我说的是事实，都是有“偏见”甚至“敌意”。如果是其他人这么说，我也倒罢了，但是我弟这么说出来，我实在不能理解。我想起我那个大学同学，我反问自己，难道是因为身处境外，就耳濡目染，产生了“偏见”，因为身在境外媒体，就是“敌意”？不管怎样，和我熟识的朋友，都不会对我发出这样的质疑，尽管有时会认为我偏激一点。
我还是想平和一点，我说：“不管价值取向如何，我觉得，对于事实，都不能否认。” “其次，你是学新闻的，知道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所以，这种问题，你也不必以什么敌意不敌意，偏见不偏见来判断——我还以为你是中宣部长呢？不管价值取向如何，我觉得，对于事实，都不能否认——但是，你的表述完全概括了事实吗？”
他说：“以前，我一直对这个社会以及管理这个社会的政府有所偏见，在我们采访各个不同层面的政府之后，发现他们的工作真的很难做到十全十美，有时候也是迫不得已。——在这种社会生态里面，换其它的人或者其它的政党来，不一定做得就比现在好。”
我真的很生气，就说，我现在对他有两个判断：“一个是你的屁股可以决定脑袋了；二是你的新闻白学了。” 他学新闻7年，难道不知道媒体要找最吸引眼球的来报道，难道也叫我们这些人都去歌功颂德？难道也叫境外媒体去报道和谐社会建设成就？
两年前，他都还在和我讨论党国怎么来的，批判这个社会的特权。但是现在，他真的变了。我不想和他争论这些问题。我想让他说一些中国社会的新现象。春节期间，他回老家，我没有回，我就打电话给他，叫他关注一下我们那里的新农村建设咋样了？出现哪些新事物？
我说：“我倒是很关注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也叫你多传递一些过来；不知你有何观察（报告）给我看看。”
他接着上面的继续说了一句：“家家都有难念的经，不要动辄上纲上线，要认真理性地分析党国的实际，真的不容易。”
我说：“算了，这个问题没法和你理论。”
他说：“变化嘛，我看这样：城市里，就说公汽——以前很挤，现在也比较挤，但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司机开车牛啊，现在司机也牛，但还是文明多了；以前市民坐车不售票啊，现在用假硬币也不行了；以前从不管座位的等级，现在有老弱病残的专位；以前司机开车不管坐车的人啊，现在拐弯都有提醒…… 乡里嘛，基础差，那就从基础说起——路通了，水通了，有线电视通了，读书免费了，看病参保了，乡镇有了超市，村里有了公汽……这些事情总结起来，比起以前来说，是很大的进步了。我看共产党还行。” “所以如果他们邀请我入党，我不会象以前一口回绝，还是会考虑的。”
我说：“对于这些东西当然值得肯定。其实，就以你现在的价值取向，可以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如果作文章那也是大叙事——当然作文章不用我教你。”我的意思希望他能从更深处来分析研究这种社会变化的背后动因。 我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变化？改革近三十年来，为什么在这几年农村的基础建设才突然活跃起来？”
他说：“有钱好办事。没钱难办事。钱需要慢慢积累。”
这种观念不是他一个人所独有，不少人都和他一样。我不想驳这种观点，而是想和他探讨得深入一些：“就拿调关到青山的路来说，那是75年毛泽东时代修的，但是一直石子破路，直到去年（2006年）才开始全面翻新。”
他说：“一个道理：穷的时候那管睡席梦思，只有富了才会买床啊。”“国家有钱了，自然会照顾民生。”“虎毒不食子嘛。”
我实在不能克制自己：“再穷不能穷教育，前几年，谁管了中国的义务教育？！我看你现在真的是屁股安稳了！”
他说：“一个愤青的光辉形象 。”
我非常伤心。我也终于认识到，赖以谋生的那个位置，可以让脑袋变成屁股。我们经常说一些官员是屁股决定脑袋，是说他在那个位置上，就要做那样的事情，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他自己的一些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也许还不会随那个位置而扭曲。对于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从来不寄予厚望，这个混沌的时代，他们可以委曲求全，可以失去战斗力和批判力，但是不能失去基本的价值判断。这是知识分子的底线。因此，对于我弟的这种转变，我不能接受。失去了批判性的，我很生气，但还能理解，然而失去了价值判断力，却让我很伤心。
我敲出几个字：“亏你还是农村出来的！”
随即关闭了MSN。(2007年3月15日)